嘉靖四十年(1561年1月16日─1562年2月3日) 1月20日，一艘從印度前往澳門的葡萄牙船“聖保祿(S. Paulo)”號在蘇門答臘島附近沉沒，船上遇險人員歷經周折先到巽他，後被送往馬六甲。3—4月，耶穌會士巴爾塔薩•加戈(Baltasar Gago)和路易•佩雷拉(Rui Pereira)神父在返回印度途中抵達澳門。1562年1月1日前往馬六甲，當時澳門居住的葡萄牙人已增至500～600人。1562年1月5日，阿爾瓦雷斯(Manuel Álvares)神父寫于科欽的信，轉自羅理路：《澳門尋根》，第32頁及47頁注191。佛朗哥(António Franco)：《道德的形象》卷1，第682頁，轉自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 2.

明朝萬曆年間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天主教亞洲教區巡視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於那不勒斯，出身名門望族。19歲時獲得帕度亞大學法學博士。1566年在羅馬入耶穌會，同年入聖安德修院，晉司鐸後任修院教習。1573年被任命為視察東印度及從果阿到日本之間各地耶穌會使團教務的巡視神父。多次巡歷亞洲各國，在印度、日本及中國海上航行往來32年，被尊為“東方宗徒”。1574年（明萬曆二年）3月21日，范禮安隨第27批耶穌會遠征隊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發，9月6日抵達印度果阿。1577年（明萬曆五年）9月離開果阿，經馬六甲於9月6日到達澳門。范在澳門居住兩年，他熱切希望在中國傳教，但遇到一些困難。據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記載，范在澳門學習時，有一日遙看窗外大陸，大聲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時得開！”（《中國通史》）他意識到澳門地位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此，在中國傳教必須學會漢語。他向耶穌會總會提出建議，希望在澳門建立一所高等學校，培訓東方傳教士，並致函印度教區主教魯伊玆（Vincent Ruiz），請他派人到中國學習漢語。應他的要求，其後不久，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濟（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瑪竇（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來澳，學習漢語，然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澳門培養教士的聖保祿學院規模逐漸擴充，萬曆年間耶穌會士最多時約有80人，為當時馳名遠東的最大修院。范禮安一度將日本活字印刷廠遷至澳門，印行宗教書籍。1579年7月，范離開澳門前往日本傳教，勸說有馬郡藩主及其家屬入教，並親自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門，年底赴果阿，後晉升為省主教，在果阿設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為東印度的巡視神父，1587年任亞洲地區巡視神父，1588年回澳。以後，又三次往返於澳門、日本之間。1606年1月20日在澳門逝世。著有《1580-1599年關於日本與中國通訊》、《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誠基督徒的公開信》等。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1月20日，范禮安神父因尿毒症在澳門去世，當時教中人擬其事業與聖方濟各等同，而埃武拉主教特托尼奧•布拉幹薩（Don Tetónio de Bragança）則稱他為“東方宗徒”。德禮賢（P. D'Elia）這樣評價他：范禮安不僅開創了中國傳教事業，他還支持、指導這一事業，克服了前進道路上的種種困難，把才能出眾的人士派給他們，並給予財政支持。而最重要的是，他作出英明指示，使利瑪竇得以進入明朝的京城，使他能給中國上層社會留下非凡的印象。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21頁。《利瑪竇全集》卷2，第368頁。

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1月20日，尼閣老•喬萬尼神父日本弟子大竹•曼西奧（たぃさくマソシォ）病逝澳門。大竹於1614年附其師一起避難澳門，在澳門從事繪畫工作，直至去世。葬於聖保祿教堂聖米迦勒壇附近。文德泉：《澳門的日本人》，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1月20日，前山寨的中國官員聽到一名叫努內斯•薩（António Nunes de Sá）的神父在灣仔船塢造船的消息，趕緊派三名官吏來到澳門。議事會接待了前山寨的官員和代表，同他們談判，並付給他們一些銀兩，讓他們不要干涉澳門居民造船。因為他們不僅在造1艘小平頭船，而且還正在建造1艘駁船，準備運輸原料到澳門。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110頁；此處沒有採用中譯本之譯法。

康熙四十年（1701年2月8日－1702年1月27日）6月2日，從果阿出發的“白雪聖母（Nossa Senhora das Neves）”號船抵達澳門。船上載有首任帝汶及索洛總督科埃略•格雷依羅及隨行的50名軍人，另外還有50桶火藥、20箱滑膛槍子彈以及200箱四到六磅的炮彈。帝汶總督格雷依羅到達澳門後，又招募了32名士兵，購買了200擔稻米，租賃了“聖佩德羅（S. Pedro）”號和“聖安東尼奧”號兩艘船前往帝汶。隨行的還有澳門上尉索薩•加奧（António de Sousa Gaio）。1702年1月20日帝汶總督的船隻離開澳門前往帝汶。Humberto Leitão, Vinte e Oito Anos de História de Timor, 1698—1725, p. 14.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20日，龐若翰神父乘坐果阿總督為其準備的1艘大船從果阿出發，前往里斯本。但同年3月22日，龐若翰神父不幸於中途病逝。臨終前，他讓另一位神父曼努埃爾．博特略（Manuel de Botelho）接替他擔任代理使節，以完成其不竟之事業。曼努埃爾．博特略神父於9月25日抵達里斯本，將交趾國王的信及禮物呈交葡萄牙國王。龐若翰，字安當，西班牙人，1660年生，1674年入初修院，1687年10月入華，後在交趾支那傳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4;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5頁。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1月20日及27日，在《巴西和印度來函》中，澳門總督馬玉向葡萄牙國王匯報對華煙草貿易情況︰澳門總督馬玉向國王匯報時稱，在澳門建立壟斷專賣是困難的，巴西煙草在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他分析，現在澳門市場每年僅消化200阿羅巴的巴西煙草，需求量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中國南方和馬尼拉出產的煙草已經在市場上出現，並且在與葡萄牙產品競爭。澳門面臨的困難還有，就是缺乏對中國商人的約束力和對城中煙草商鋪銷售的控制權。葡萄牙專賣只能在葡萄牙社區或其他外國人社區得到保證。清朝官員是華人的精英階層，鼻煙是他們青睞的煙草製品。而他們的煙草供應主要來源於華人。馬玉最後還說，要在這個帝國推廣這一商品，只有通過低價銷售這個辨法讓他接受這種商品，王室財政就能獲得巨大的利潤。但是，葡萄牙煙草委員會與果阿煙草督察並沒有同意馬玉通過低價銷售的方式擴大市場份額的主張。1阿羅巴約合15公斤。索薩：《澳門與葡屬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業——以煙草為例》，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25—526頁。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1月20日，《巴西和印度來函》稱：前澳督馬玉利用上年澳門煙草專賣收入換成超過35盎司的黃金轉回果阿，這些黃金以21669色勒芬的價格出售，後購得368擔胡椒，運回里斯本。《巴西和印度來函》第98札，果阿，20/i/1721，轉自索薩：《澳門與葡屬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業——以煙草為例》，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26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1月20日，國王若奧五世給澳門總督的信中下令，聖家辣修道院1%的稅收不可更改或拖欠，而聖家辣修道院也必須每五年接受一位少女入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3.

乾隆十六年（1751年1月27日－1752年2月14日）1月20日，葡萄牙若奧．聖尼古拉（João de S. Nicolau）神父被選為澳門奧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長。Manuel Teixeira, Macauc e a Sua Diocese, Vol.3, p.605.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1月20日，在浙江總督的諭令下，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翁斯洛（Onslow）”號離開定海駛往澳門。船抵澳門，公司決定將洪任輝與貝文（Thomas Bevan）留下，並在澳門等候其他從寧波返回的船隻。“卡納馮（Carnarvon）”號和“皇家公爵（Royal Duck）”號結伴出發。澳門議事會向“翁斯洛”號大班薩穆埃爾•布朗特（Samuel Blount）提出，要求保證不將任何船隻借出或自行駛往寧波，前山寨軍民府亦派人查問，是誰擔保讓洪任輝留居澳門。薩穆埃爾•布朗特擔心其在澳門的處境，遂下令“翁斯洛”號出發，離開澳門。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5卷，第477、480頁。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1月20日，外科醫生弗蘭西斯科•洛佩斯(Francisco Lopes)被任命為澳門議事會醫生，每年薪俸是150兩白銀。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23.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26日─1790年2月13日)1月20日，澳門議事會致葡印總督的信稱，議事會給準備進行東京王國航行的商船提供800澳門元的貸款。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17, pp. 69—70.

清道光四年（1824年1月31日─1825年2月17日）1月20日，“火神（Salamandra）”號巡洋艦離開澳門港返回果阿，該艦的指揮官是包也（Joaquim Mourão Garcez Palha）。他後來任澳門總督。啟航送別的場面十分盛大，望洋山炮台鳴炮致意，從稅館到南灣均有小艇作前導護送。根據議事會自由派人士的說法，該艦是威脅澳門、反對憲制、捍衛君主專制的中心。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2頁。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月20日，英國全權代表義律宣佈，依據他與大清欽差大臣琦善簽署的協議，香港島割讓給英國；清政府賠償英國600萬兩白銀；雙方貿易將於10日內恢復；兩國將以互助方式發展更直接的關係。7月19日，英國人再次進犯澳門港未遂。他們企圖要求得到與葡萄牙、西班牙等國船隻停泊澳門的同等權利。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賭。1871年底，在日漸激烈的反對聲中，香港會議禁止賭博。港英政府隨後發佈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賭館即時封閉，不准營業。1月30日又頒佈禁賭佈告條令，指出所謂賭博，其意還包括一切闈姓、花會及其他有彩之賭博，皆屬於禁止範圍。香港禁賭對澳門博彩業產生了一定影響，直接導致了有香港商人參與承充的第二屆闈姓破產。而且隨著粵港兩地的禁賭，更多的賭客向澳門轉移，導致澳門博彩業進入高峰期。《申報》評論此事：“彼澳門西官以為人棄我取，粵省香港既已禁止淨絕，則賭徒之生業頓無所賴，然平素恃為生涯，而一旦棄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門舊有賭館，有不絡繹趨赴者乎？合省港於澳門，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繳賭稅有百數十萬之多也。”花會，又稱打花會、索家賭等，是一種極具迷信色彩的賭博。大約出現於乾隆初年的福建興化，最早見諸史料記載的時間是乾隆二十五年（《台灣文獻叢刊》第199種《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搖會賭博》）。《清稗類鈔》第10冊賭博類《花會》，第4912頁稱：“花會為賭博之一種，不知何自始。極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農失其時，工商失其藝。廣東、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時多在荒僻人跡不到之處，而以廣東為最盛。道光間，浙江之黃岩盛行花會，書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納筒中，懸之梁間。人於三十四名中，自認一名，各注錢數，投入櫃中。如所認適合筒中之名，則主者如所注錢數，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則以次遞減，至百金數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數十錢而得數百金者。其後流入廣東，而其法異矣。”同治《番禺縣誌》卷6《輿地略》4載：“有曰‘花會’者，亦用古人名數十，令人猜之，其誘騙甚於白鴿票，但只能以誘婦人孺子。”魯言：《香港賭博史》，第25－28頁。《申報》1880年8月1日《論賭稅》。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屆闈姓商人梁六聲稱已經賣出闈姓票超過800000條，卻遭受許多損失和迫害，不能確定能繼續經營三年時間。1月20日，香港禁賭，闈姓和番攤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夥人，特別是華人文鹹（Veng-Ham），香港鴉片承充人，負責照料闈姓售賣，主要由其交納大部分的承充款——現已不再支持這項生意。面對此種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會宣佈梁六的合同作廢。5月26日，澳門公物會重新出投闈姓，同華商習應泰（Si-ieng-tae）簽訂合同草案，承充價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根據以上材料記載，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應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廣東新會人李升和李良兄弟於1857年在香港設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個領域。公司的漢文名是“和興金山莊”。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資地產起家，後又經營銀號生意。1868年，香港賭博合法化，李氏家族獲得承充權。同時，他們還是香港鴉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東華醫院的倡建首總理。李升於1900年過世。李良於1864年去世。參見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東華三院歷屆總理芳名》，載東華三院發展史編纂委員會編輯的《東華三院發展史》第五輯，香港東華三院庚子年董事會出版，1961年2月。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月20日，工務司奧古斯托．蘇比古（Augusto César Supico）工程少校被免去消防督察職務，任命工務司雷蒙多．金塔尼利亞（Raimundo José de Quintanilha）少校擔任該職。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4.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20日，九澳女麻風病人收容所建成並交付使用。該麻風院在選址問題上遇到重重阻力並幾經改變，先是在澳門（馬交石、關閘），後來又是氹仔或路環，最後終於在該日將圍欄及四周劃定的區域一併移交完畢。駐望德堂內的最後3名麻風病人也遷出該堂前往九澳。建於望德堂已有300餘年歷史的麻風院終於結束。5月1日，將舵尾島白沙欄之麻風病人全部搬往九澳。據程佐衡《勘地十說》，這次遷往九澳的僅為女麻風病人，時間是光緒十年（1884）。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7頁；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78頁。《澳門政府憲報》1885年6月13日第24號。《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42頁。

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1月20日，其祥公司大東主何連旺司事人郭貴志、李玉林稟稱，欲在荷蘭園內東邊設立織造匹綢廠，此廠即原悅和昌繅絲廠。該廠北向茶行，南向西洋墳之街，東向二龍喉街，西向（荷蘭園）街。其廠內用機床，係用水氣機轉動。5月31日，獲准。1月15日，入西洋籍人曹善業稟稱，現欲在白馬行街第3號屋設立織造匹綢廠，其廠內用機床100張至150張，該機床係用水氣機轉動。《澳門政府憲報》1890年1月23日第4號頁36，1890年6月12日第24號頁189。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901年1月20日）堂期集議，議谷都局紳於1901年1月15日著巡丁交來女士貳名，內壹名亞英年十二歲、亞連年十一歲，俱係被拐到上涌，著勇丁截回為此交鏡湖醫院發落，為何辦理，仰祈卓奪。

《知新報》第一百三十三期刊登《康南海託英公使交李鴻章代遞摺》、《論民主革命皆不宜於中國舍復辟無第二義》、《萬國公助中國維新人傳單》、《革道機警》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20日，澳門政府與遠東電力公司總經理、法國公民李革簽訂“澳門公共照明供電的專營合同”。據《華字日報》報導︰“聞澳門已再由法國購得電燈機一副，值銀三萬法郎。擬復在馬蛟石佈設電燈云。”後經1911年1月28日的批准，將此專營轉給澳門電力有限公司。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32頁；《華字日報》1909年3月17日《澳門再設電燈》。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0日，從莫桑比克抵達澳門的二等郵務員阿爾圖．告努士(Artur Correia Barata da Cruz)出任郵政局長。2月6日即公佈關於郵政局運作的報告，報告對澳門郵政局以往的運作情況及公務員不稱職的行為提出了嚴肅的批評。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â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Ⅱ, História Postal de Macau(1884-1999), p. 453.

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二十日，鏡湖醫院曹子祥等呈稱鏡湖醫院分局義莊，因年湮代遠，須重修要求近山取土石，以建築義莊之用，函請俯准在該山取石，得以批准。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月20日，下午3時，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招人承充，承充期為1年，即自1916年5月23日起至1917年5月22日止，以120200元為底。同時據上年12月14日規定，該承充人為開收該票在澳門、氹仔、路環設立若干鋪廠，任由承充人自定。最後承充人以年繳餉218400元投得。《澳門政府憲報》1916年第1號，第13─14頁；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103頁。

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月，澳門番攤開投，自7月1日起，以5年為期，其中出價最高者多係鴉片煙公司中人，每年繳餉1286660元即可承辦，其舊日賭商僅須出1218000元。此次番攤承充人不積極，以致競投流產。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08頁。

民國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0日，澳門政府建議發行面值為5仙、1毫及5毫的紙幣。是日第6327號法令公佈此規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138頁。

民國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3日，葡文報刊《自由報》(O Liberal)出版，至1924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199期。報紙初為獨立共和派週報，自1922年1月5日起改為雙週刊。報社設在議事亭前地17號，主編為馬丁斯．施利華，從1922年1月5日起，改由前參議員恩里克．瓦爾德斯(Henrique Valdez)擔任主編，康斯坦修．施利華(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擔任社長，巴波薩．皮雷斯(Barbosa Pires)擔任編輯部秘書。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3-104.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國民黨正式進行改組。其中決議要求海外黨部組織應設立香澳總支部。香港支部隨即成立，後多次派員來澳籌備，均告失敗。屈仁則：《中國國民黨澳門支部沿革史》，載《澳門今日之僑運》，第3頁。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20日，為響應籌募難童經費的號召，澳門歌姬界假清平戲院發起義演，共籌得1萬餘元。為此本日特意假商會二樓舉行頒獎典禮，由市政局局長布英沙主持頒獎。《市民日報》1945年1月21日。

曹善允，原籍香山縣上沖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前山鎮上沖村），生於澳門。香港律師，社會政治家、活動家，紳商。曹有之子。 父親曹有是澳門富商，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國國籍，1880年，曹有獲得葡皇欽賜維索薩莊園聖母無原罪勳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為首位被葡國冊封為騎士的華人；獲得清廷欽賜二品銜及賞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後，澳門生意由長子曹善業接手打理。曹善業與父親一樣，與澳葡政府和清廷關係不錯，官至四品，後因經營不善，官司不斷，大部分產業被政府沒收。曹家淡出澳門，後人陸續遷往香港發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學習國學。1886年，得到父親好友兼同鄉香港殷富韋寶珊的贊助，他遊歷英國。同年秋，他考入英格蘭切爾滕納姆學院，修讀法律；1890年畢業後，最初在倫敦一所律師樓實習。1896年夏，他以優異成績，獲得英格蘭及威爾士最高法院認可，成為執業律師。 1897年，他選擇返港發展，同年7月3日獲得香港最高法院認可為執業律師。他自己創辦“曹善允律師樓”，獨力經營律師業務，成為香港開埠早年少有的華人執業律師。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師的英國律師學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師樓遂易名為“曹善允學洵律師樓”（Messrs. Ts’o & Hodgson），成為當時香港一所著名律師樓。同時，他創辦“曹存善堂”等商號，同時擔任香港華商總會（香港中華總商會前身）名譽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啟爵士和區德銳意在九龍寨城對開的九龍灣，填海建造類似英式“花園城市”的高尚住宅區，兩人以自己的名字創立啟德營業有限公司，與何啟關係友好的善允應邀加入董事局。該公司董事局全由華人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壽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樞等紳商。 1910年，何啟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龍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啟德公司成立後，填海計劃遭遇重重困難。何啟因投資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區德等人接濟。1912年起，除代何啟繳交辦公室租金外，善允義務出資為他僱請一名文員。1914年，何啟病逝後，善允和區德等各自出資750港元，辦理殮葬何啟事宜和接濟何家人。之後，善允繼續主持填海計劃，並成功爭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計劃，分三期的啟德填海計劃於1916年正式展開，啟德公司完成前兩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卻無疾而終。 1929-1937年，善允擔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擔任潔淨局議員、團防局紳、香港大學校董、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成為香港大學、聖士提反書院、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金文泰中學和民生書院等學府的創辦人及籌款人之一，多次為聖保羅書院籌募經費。 1903年，善允出任雅麗氏紀念醫院財務董事，先後參與籌辦附設於雅麗氏紀念醫院的產科醫院和護士學校，並促成另一所產科醫院何妙齡醫院的創立。1922年，善允和雅麗氏紀念醫院的歐海倫醫生在西區創建贊育醫院，後來轉交政府管理，成為香港第一所公立產科醫院。因他在雅麗氏紀念醫院服務的成績，香港政府邀請他加入華人公立醫局委員會，為華人公共醫療服務的發展出謀獻策。[1][2] 1915年，港島西區爆發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張政府為該區華人接種牛痘，並親自到社區勸導市民種痘。數月之間，三十多萬華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罷工期間，他設法維持社會秩序，獲得港府肯定，屢獲殊榮。[3] 善允積極參與香港公共事務，深知華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認為出國留學，不但長途跋涉，學費高昂，容易與華人社會脫節，大力提倡在香港興辦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啟爵士和善允為首的八位華商，連署上書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學的學校，專門招收華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獲得由英國來港的聖公會班納牧師熱心協助。在善允等人呼籲下，香港華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為創校經費，最終促成聖士提反男校（今聖士提反書院）1903年在。聖士提反男校是當時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倫註冊的學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轄。 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撥地在赤柱興建新校舍，善允作為校董兼創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獲邀在新校動土儀式上致辭。之後，善允和何啟進一步提出構思興辦一所兼收男女學童的小學暨幼稚園，獲得各界響應。1904年，該校草創於卑利士道，1905年遷到堅道，並交由聖公會營辦，1906年正名為聖士提反女校（今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後又開設中學部。1918年，堅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壞，學校被迫暫遷往巴丙頓道，1922年遷往列堤頓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頓道新校舍主樓舉行奠基禮，適值訪港的皇儲威爾士太子愛德華主禮，並由善允和聖公會副主教班納致以謝辭。1926年，聖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會，善允當選為校董之一。 通過與好友何啟的關係，1914年善允被委任為聖保羅男校（今聖保羅書院）校董，同年校舍擴建，校方委任他為籌款委員會秘書。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獲邀出任籌款委員會委員。 1925年，善允和周壽臣、羅旭和、李右泉及馮平山等紳商倡建一所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西式中學，促成官立漢文學校於1926年成立。官立漢文學校是香港首間官立中文學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學。 1916年，善允在著手發展啟德濱時，有感於九龍城地區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學的機會，積極籌款興學。1920年，啟德公司創辦人區德病逝後，留下遺囑饋贈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龍辦學。不久，善允成功遊說太古洋行買辦莫幹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夠資金籌辦學校。在得到聖保羅男校校長史超域牧師協助下，1926年在啟德濱創校，初期租用伍朝樞的物業作為校址。為紀念區德（澤民）和莫幹生兩人對創校的貢獻，學校取名為民生書院；而善允被推舉終身出任校董會主席。1939年，民生書院復遷到九龍塘東寶庭道繼續辦學。[1][2] 1920年，香港政府設立教育委員會，為教育發展提供政策諮詢。善允被委為成員，一直連任20年。1951年，他以83歲高齡出任香港大學終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終年85歲。 曹善允的妻子陳桂卿於1947年12月11日，因熱心公益事業，獲港府委任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兒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兒曹慧姬、曹麗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熱衷體操和體育運動，入讀切爾滕納姆書院時，代表校方參與足球比賽；晚年時，他熱愛麻將、讀書，尤其喜歡中國文學。曹善允及兒子曹峻安從1920-1939年、1939-1957年擔任後備警隊榮譽總監。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載“讀秀＂網，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4].劉智鵬：《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載《am730》，2011年8月19日。

此校刊為紀念該校建校十五週年。德明學校初設於廣州，1949年遷澳續辦，原名為德名紀念中學，後改稱德明學校。

1970年代，廣星工程部首創流動服務站。廣告文案：廣星工程部首創流動服務站，專誠為顧客提供更快速修理服務，接駁天線請認明廣星。本工程部之工作人員均配帶工作咭倘有疑問，請電85545、5545查詢。

1984年4月30日，新的怡東酒店（即文華東方酒店）開幕，附設由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經營的賭場。2009年1月20日，信德集團及文華東方酒店集團，將各佔50%的酒店股權出售予澳門文化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酒店更名為金麗華酒店。

1985年1月20至23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德蘭修女（Madre Teresa de Calcutá）訪問中國，順訪澳門。

作為人類進行群體性文明活動的組織形式，社團在澳門的歷史源遠流長，從神緣組織（廟宇）到世俗性慈善組織，再從職業性社團到知識性社團，澳門社團形成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軌跡。

1950年1月20日，由澳門上架木藝工會、茶樓餅業工會、鞋業工會發起，聯合其他行業共12個工會，於澳門鏡湖醫院禮堂舉行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成立大會。工聯總會成立之後，隨即投入到保障工人權益、調處勞資糾紛、關心職工福利等事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