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2月1日─1566年1月20日)1月19日，耶穌會第二任總會長萊內斯•維瓦逝世。7月2日，彿蘭西斯科•博爾雅(Francisco Borja)當選為第三任總會長。卡特萊特著，高橋敦子譯：《ィェズス會の歴史》，第9頁，轉自戚印平：《遠東耶穌會史研究》，第566頁。

萬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1月19日，由於遭到蘇門答臘亞齊人（Achens）的進攻，馬六甲總督若奧•席爾瓦（D. João da Silva）寫信向澳門葡人求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3頁。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1月19日，因為日本各島與澳門相距遙遠，梵蒂岡樞機會議決定將日本從澳門主教區剝離，成立獨立的主教區，並授予“基督教王弗蘭西斯”大友宗麟的都城府內以歐洲的城市權，將其城中建成的教堂升格為主教座堂。2月14日，教宗正式任命塞巴斯蒂昂•莫拉斯（Sebastião de Morais）神父為府內主教區的首任主教。ジヨアン•ロドリーゲス：《日本教會史》下《司教伝》，第615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797頁。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19日，登萊巡撫孫元化部將孔有德在登州發動叛亂，叛軍包圍登州，當時在登州的西洋人全部參加了登州保衛戰，葡將公沙•的西勞及12名軍士戰死。22日，登州陷落，71歲的陸若漢和剩下的14名葡萄牙軍士跳城逃脫，回到北京。崇禎帝對這批忠心報效明朝的葡萄牙人追贈和獎賞：公沙獲贈參將，副統領魯未略（Rui Melo）獲贈遊擊，銃師弗郎西斯科•亞蘭達（Francisco Aranda）獲贈守備，其他傔伴方斯各（Francisco）、額弘略（Coelho）、恭撒錄（Gonçalo）、安（東）尼（António）、安東尼奧•米格爾（António Miguel）、薩琮（Salazar）、安多（Aldo）、兀若望（TóJoão）、伯多祿（Pedro）各獲贈把總銜，並各賞其妻孥銀10兩。而對活著逃回的葡人每人給行糧10兩，命陸若漢帶回澳門。對陸若漢則稱：“倡道功多，更宜優厚，榮以華袤，量給路費南還。”關於登州兵變事參閱黃一農：《天主教徒孫元化與明末傳華的西洋火炮》，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冊，1996年；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辭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33頁。《崇禎長編》卷58，崇禎五年四月丙子。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2—3月，望廈村鼎建觀音堂。據故老相傳，望廈村中，在未有觀音堂前，村之西，有一觀音古廟，當時該廟狹小，廟為土著村民所建，每歲慶祝觀音誕時，因廟狹人擠，故土著乃藉勢霸據，只許村民拜祀，致使留澳的閩籍人士，雖欲參神，亦不得其門而入。閩人因是憤然，遂有醵資另建觀音堂之舉。據鄭芝龍作序《（崇禎）鄭氏族譜》，鄭氏家族之鄭訓、鄭迪、鄭珪死後，葬於“香山澳乞子廟下”，“河（疑為濠誤）鏡澳乞子廟下”和“廣澳乞子廟下”，疑此“乞子廟”當即觀音古廟。如是，則與故老相傳之事相合，在觀音堂創建之前，望廈村即有一座小觀音古廟。又據鄭氏家族鄉葬於“乞子廟”，亦可證觀音堂為閩人所建。望廈觀音堂鼎建鐘，轉自譚世寶：《金石銘刻的澳門史：明清澳門廟宇碑刻鐘銘集錄研究》，第112頁。王文達：《澳門掌故》，第59—60頁，譚世寶認為觀音堂並非閩籍人士所建，而是由南海人許望官所建。陳支平主編：《台灣文獻彙刊》第1輯第5冊《（崇禎）鄭氏族譜》，第545、557、603頁。

崇禎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1月5日，巴城荷督范．迪門任命明內．卡德高（Minne Willemsz Caertekoe）為總司令。9日，明內．卡德高通令全軍準備登陸。1月14日清晨，荷軍分為三大隊攻城。三軍齊下，合力並攻，葡軍死守，但大勢已去。未幾，聖多明我炮台（Forte de S. Domingo）陷落，上帝之母炮台（Forte da Madre Deus）陷落。最後，烏蘇剌炮台（Forte Ursula）陷落，馬六甲貧民醫院與王家醫院亦相繼為荷軍佔領。19日清晨，荷軍完成了對馬六甲的全部佔領。是役也，荷軍圍城達7月，損失極為慘重，將領病死者3人，軍士陣亡及患病而死者達1500人。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210—211頁。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1月19日，在寄自羅馬的一封信中，方濟各會修士若奧．尼古拉（D.João Francisco Nicolas）談及澳門聖奧斯定修道院的創建歷史和現狀。他寫道：自從修士們被趕走後，該院至今仍然荒廢。然而，作為葡萄牙駐聖座的特命使臣豐特斯侯爵薩．阿爾梅達（D.Rodrigo de Sá Almeida）允諾請若奧五世把修道院歸還奧斯定會會員。豐特斯侯爵在組織嘉樂（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赴中國使團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豐特斯侯爵原於1709年以葡王特使身份前往羅馬，請求羅馬教皇改變對中國的傳教政策，但其滯留羅馬六年時間，不僅無法說服教皇，反而被教皇說服，並對教皇派特使到中國重申禁約的做法表示支持。這使得葡萄牙國王在關於中國禮儀問題上的態度也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嘉樂自里斯本起程後，葡萄牙國務大臣曾致函葡印總督，告知教皇特使嘉樂已攜帶禁約前往澳門，囑咐他在宣傳與執行教皇禁約方面予以全力支援。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7頁；João de Deus Ramos,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ere Portugal e a China, pp.94—97.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1月19日，賈修利主教重組聖家辣修道院，把議事會為其提供嫁資修女人數增至40名。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Vol.3, p. 501.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1月19日，葡萄牙耶穌會士范若瑟（José de Almeida）神父在澳門逝世。范若瑟，1658年生於里斯本，1695年抵達澳門，1699年在澳門發三願，先後在海南、廣州等地傳教，1704年在澳門。1724年曾往暹羅傳教。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16—17頁。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1月19日，若瑟．席爾瓦（José da Silva）神父請求議事會下令在聖安東尼堂（花王堂）附近建造一座堡壘。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45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58.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1月19日，西班牙方濟各會何塞•恩卡納松(José de la Encarnación o de Madrid)神父離開澳門前往山東傳教。先是，因山東方濟各傳教區郭瑪蒂亞(Matias de Alcázar)神父年老病重，無法獨自支撐山東教區之傳教活動，他多次寫信給澳門方濟各中國傳教會會長桑伯納(Bernadus a Santis)請求增派傳教士。1765年底，正好何塞•恩卡納松神父從馬尼拉來到澳門，遂將該神父派往山東。Sinica Fraciscan XI, Vol. 2, p. 969.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1月19日，葡萄牙女王命令，每年從澳門文化補貼中撥出100兩作為澳門拉丁文語法教師桑托斯•利馬的津貼。澳門議事會上書女王表示拒絕支付這筆津貼。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3.

清嘉慶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1月19日，香山縣丞吳兆晉查到，當日有144名西班牙難夷入居澳門“呂宋大班行內”。並發文澳門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要求查明他們是否回國。《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確查入澳寄住呂宋行內之呂宋難民曾否回國事下理事官札》，第660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1月19日，香山縣丞吳兆晉報，第四號與第十九號澳門額船開往小呂宋貿易，並無帝汶船隻。《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縣丞吳兆晉為奉憲飭催開明額船回鹹砂存貯地點事下理事官諭》，第167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4日及5日，因所批准澳門豬欄及牛欄生意的承充期將滿，澳門議事公局預定本月19日11點鐘，在市政廳重新出投夜冷。“如有願承充此行買賣攬頭者，到亭聲出若干批銀，以出高價並遵規條者，准令承充。”此告示為澳門政府實施的專營承充制度，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在《澳門政府憲報》中出現。《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1月11日第8號。其規條為澳門公物會裁准，“除賣豬肉各價外，仍照本年舊式，每元銀不能賣至十斤之下，所有交易照每禮拜價錢申算”。見《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2月1日第11號。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1月19日，廣東巡撫郭嵩燾派人赴澳查明澳門各項事宜，並以驛傳迅速報告總理衙門：國朝建縣丞署於望廈村，道光二十九年夷酋為澳民所斃，遂毀縣丞署，旋又脅海關稅館不得征課，於是澳地全屬之。夷人舊時官廳皆為夷居，縣丞理事澳門勢亦難行。海關稅館乃國家經費，今澳門、香港兩處奸商市儈皆倚為逋逃藪，商稅偷漏過半。若援舊制修復海關稅館，既收洋貨抽分之利，且使澳地得分屬之中國，此為上策也。洋人侵佔中國地段，皆以重價購買，蓋造夷房之外，所有隙地又租給華人，而納其租價，每地一區，動數千萬金。澳門故所借地也，納中國地租，歲僅五百餘金，其私收澳民地租莫知其緣始。嘉慶四年以迫加澳民蕉園地租至於構訟，迄今澳城內外民房約四千餘戶，夷人按收其租價十分之一；其居澳之華商，月納公鈔亦略與所收租價等歲入一百二三十萬，名為借地而實享其厚利。數百年未與定議，中國終久有辭可據，或仿照近省沙面地方辦法，飭令補繳地價銀一百萬兩，免其租課，此為中策。查澳門地租正銀五百一十五兩，水費銀七十三兩二分。自道光二十九年香山縣丞移駐前山寨，應繳地租迄今並不完納，每年由香山縣墊完，虛應故事而已。當時大吏不能執辭以與之爭，而相為粉飾，曆十有七八年，夷人遂視以為固然。《明史》稱番人本求市易，初無不軌謀，中朝疑之過甚，又無力以制之，夷人始終構難之由，盡於此數語。又上之積為猜嫌，下之益據為私利，如添造房屋，禁約甚嚴，而縣丞之駐澳門者，因之以求規費。每造一屋，開窗戶若干，皆有例規，苛索百端，其反而加厲也，遂並地租不納。今各國定立條約，稍釋嫌疑，因其換約通和之始，仍令照舊繳納地租，稍留此一線之維繫，此猶為末策。至三巴門外居夷人收納地租，大約起自道光二十九年縣丞署被毀以後。從前地歸官轄，又各村居民多數百年籍貫，無納洋人地租之理。迨縣丞署被毀，以次毀及關閘，今關閘旁官廳洋人改建綠衣館，置兵戍守，一切顛倒失遂，視澳門全地均其所屬矣。其夷房仍均在澳城內南環逶西，南至下環等處，由三巴門外至關閘約三四里，別未蓋造夷房。洋人最重地利，蓄意甚遠，責以三巴門外之侵佔，反得據明人建關之意多證辨，若僅責以收納地稅，則澳城內之地稅，亦非其所應納，百姓劫於其勢，不敢違耳。修復澳門稅館，又其所必爭者。惟繳價完課，二者揆之，於理尚屬正辦，其能聽從與否，所不可知，而數百年借居澳門地方，完納地稅，記籍昭然。其毀拆縣丞署，並未奉旨準將澳門地方聽從佔據，准情度理，據此二說以正告之，稍申大義於天下，以使之失所據，似於事體尚允。是否有當，伏乞鈞裁。其澳門收稅情形，經委香山縣紳士何承霈赴澳查訪，具得其梗概為十二條：一、澳門四面環海，僅有蓮花莖一線沙徑通內地，計自東至西、至南、至北均約十里。中間石城一道，東南起加斯蘭逶北，而西至沙梨頭，謂之澳城。海關稅館在澳城西，前為馬頭，對面北山灣仔亙十餘里，上為青洲，民船皆泊其中。二、蓮花莖盡處為蓮花山，山北為蓮峰寺，有北山嶺村，山南逶東即望廈村，居民三百余家，何、趙、沈三姓為大族，皆自明以來世居澳中者也。再南為龍環村、龍田村，居民百數十家。澳西沙梨頭稍東為新橋街，居民數十家，疍戶為多。此皆澳城外之村民，夷人按戶抽收地稅。三、澳城內逶西為商賈群聚之地，西北皆民居，西南下環沿海以至南環為夷房，約五六百家，民房千六七百家，鋪戶千五六百家，商賈群聚，無藝遊民常至萬人。大約澳城外民房皆世業，納夷人地租而已。澳城內房鋪多奸商市儈出資租地，一區蓋造房屋，取厚息租價，常視內地數倍，歲以一月租價納夷人地稅，香山富民陳守善、徐瓜林均以此為罔利之資。四、澳中商賈完納夷人公鈔，視貿易之大小酌量抽稅，大約房租視店貨為輕重，公鈔又視房租為輕重。房租取之業戶，公鈔取之商民，多寡相等，下至擺列地攤小買賣亦有公鈔，每年合計抽收各項銀兩約共一百二十三萬，實較內地厘金為重。粵民倚附洋人，作奸犯科，不受官吏管束，甚或恃以播散謠言，挾制官長，覷澳門為藏身之固，甘納洋人公鈔，而不辭無識者，徒以為規避厘金，亦未之深考矣。五、澳中民居有地稅，商販有公鈔，其往來販運日用所需，若牛羊豬魚鹹魚之屬均有稅。其開設洋藥煙館亦係數戶包繳煙稅，每年約二三萬金。白鴿票賭局每年三四萬金，攤館每年十二萬金，妓館每妓一名月納稅銀半元。又有戲館一所，每年納房租一萬金，亦可謂巧於取利矣。六、澳中夷兵一百數十名，綠衣兵二三百名。綠衣兵專巡街道，若內地之差役，其口糧由各商戶津貼，若內地商戶之更練費。七、本年春間，夷人議行船稅，經客商求免，願加增綠衣口糧。迨口糧已增，而春夏間遽行開抽，按船之大小納稅給票，一月一換，無產不得入口，即路過灣泊船隻，一例抽收，大者三四十金，小者半元，各船戶散佈謠言，謂為苛刻，旋亦停止。八、海關稅館凡三：大馬頭稅館主抽稅，南環稅館主稽查夷民登岸及暸望番舶出入，娘媽角稅館主稽查閩粵寄港商漁船只。今諸稅館皆毀，其監督行台改為果欄街，綠衣衙門在焉。前明之議事亭為夷官管庫所居，華夷一切爭訟，取決於此。澳城內亦有縣丞署，蓋道光初望廈村官署傾圮，移駐澳門民房，今在堂前後街即其故址。九、道光二十九年澳門夷酋嗎亞理開造馬路，毀壞民墳，村民憤甚，有伺其出狙擊之者。嗎亞理受傷死，諸夷大嘩，遂毀縣丞署，兼毀及海關稅館，此為夷人抗繳稅銀之始。阿穆恩所稱不可提緣由，即謂此也。十、洋人毀壞官廨後，香山縣丞移駐前山寨，海關稅館亦移設長洲。長洲在虎門內，距黃浦十裡，為外洋赴省通路。虎門、黃浦皆有海關，驗票分卡與澳門之為新會、香山、順德各縣總匯者決不相蒙。當時長洲稅館分收小貨散稅，藉資粉飾而已。其後大關添設稅務司，長洲稅館遂亦停撤，惟香山縣城西之石岐設立稅館，抽收運販香山之小貨。十一、澳夷貧富因時變易。明時及國初海禁甚嚴，奸商倚附居奇，澳夷亦因之致富，迨海禁開而夷亦漸貧。其後洋藥販運中國，以澳門為屯聚之地，而夷又富，迨洋藥銷行漸廣，澳夷無所得利而又貧。近則擅地稅公鈔之利，奸商市儈附之以取，重日益加富，本國公用亦多取給澳門。其在澳久居之夷戶無執藝者，乞丐、娼妓亦皆有之，與內地人民無異。十二、澳城舊有門四：曰三巴門、曰花王廟門、曰沙梨頭門、曰小三巴門，今門二：曰大口井、曰三巴門。自明時屢毀屢修，其沙梨頭對角之青洲亦曾築城，天啟中為監司馮從龍所毀。澳城盡處為沿海石墈，其後亦加築女牆，今防維稍弛，澳夷惟意所適，女牆及各城門亦不復加修茸矣。《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2冊《廣東巡撫郭嵩燾為委員赴澳查明各項事宜並由驛附呈事致總理衙門函》，第753—757頁。

光緒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1月19日，塞爾卡爾男爵去世後，巴西駐澳門領事館被撤銷。3月6日，塞爾卡爾男爵保存的關於巴西駐澳門領事館的一些文件被寄往巴西駐上海總領事館。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4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45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月19日，澳門著名土生葡人啞宋生（João Correia Pais de Assumpção）在澳門大堂區逝世，享年71歲。啞宋生，1825年5月4日生於葡萄牙，1853年以“殷皇子（Infante D.Henrique）”號三桅船專員身份首次來澳。1854年再次來澳門並在澳門定居。長期擔任澳門、帝汶及梭羅地區王室金庫司庫，同時擔任仁慈堂監理、巴西駐澳門領事。1865年12月19日獲騎士勳章，1888年11月15日被授予基督騎士級和柬埔寨皇家級紳士。1890年葡萄牙王室授予其男爵爵銜。1891年被評為對澳門貢獻最大的40人之一。他還是澳門的房產主，擁有東方斜巷2、4、6、8號四幢房屋。啞宋生去世後，這些房屋於1897年賣給仁慈堂，後被拆毀，在原址上建一座大廈，取名為“蘇亞雷斯（Caetano Soares）大廈”，以紀念在聖拉法爾醫院從醫20多年的卡埃塔諾‧蘇亞雷斯（José Caetano Soares）醫生。啞宋生死後，家中“清貧殊甚，囊無餘錢”。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293; 《鏡海叢報》1895年2月6日《顯爵西歸》。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1月19日，大西洋海外匯理銀行根據與葡國政府1901年11月30日簽訂的合同，發行1元和5元兩種銀紙。此項銀紙在香港之本分行代理人索納‧羅沙里奧（Sona Rosário）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印度、新金山、中國匯理銀行，德華銀行互相行用。《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1月27日第4號；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433.

1906年（清光緒三十二年）1月19日，澳門大西洋銀行發行面值為1元及5元的紙幣。

宣統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19日，住日本華商朱德華來澳控告朱昌記、聯豐昌、聯豐昌棧司事人朱際清。據稱：從前朱裕堂與弟朱燕堂合開朱廣蘭、朱永安兩店，初在省城，現遷在香港。又在省城、新加坡、庇龍、江門、茶邊、東夏、代園、元潭及澳門分支開店。後設立公司分為7股，每股可賣銀13萬元，為朱氏後代朱卓軒、朱瓞生、朱德華、朱馮氏、朱樹清、朱際清、朱允貞七人承繼。現朱際清等將公司股份賣出，要求朱際清等還原告13萬元，扣除支過之2600元，即1274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09年1月30日第5號。

民國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9日，葡萄牙駐上海領事判處葡國公民若奧．馬查多(João Maria Machado)至澳門服刑，並將之流放於路環島。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142號卷宗，第S-D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64頁。

民國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19日，廣州軍政府外交部派交涉員林子峰前往前山，協同盧焱山辦理外交事宜。兩位一道會晤澳督，再次要求澳門政府停止浚海工程，否則中方將採取更嚴厲的措施。《澳門專檔》第4冊《譯葡總領事致伍次長公函》，第364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月19日，廣州《時報》(The Times)刊載陳炯明事變後孫中山再次返回廣州，重掌當地政治、軍事的消息，澳門政府再次面臨廣州革命政府的威脅，引起遠在歐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強烈關注。為此，葡萄牙外交部部長雷特．佩雷拉(Domingos Leite Pereira)立即發送電報給葡萄牙駐中國公使，要求評估孫中山重返廣州建立政府後，對澳門的安全會否帶來威脅。葡萄牙駐北京公使館搜集中國的英文報章來分析當時局勢，發現廣州的政治形勢剛剛穩定下來，所以暫時未有能力再次威脅葡萄牙在澳門的統治。澳督羅德禮也因此判斷，反對葡萄牙的活動已減弱，不過應從“五二九”事件中吸取教訓，尤其是加強葡萄牙外交活動，包括和香港政府應加強聯繫。同時，還要求葡萄牙派遣一艘戰艦到澳門海域駐防，以免受中國炮艦從內港威脅澳門。然而葡萄牙殖民部以尚未定巡洋艦“共和國”號啟航到澳門的時間表為由拒絕，卻建議澳督可以選擇一位適合的人選開始葡中談判，用以暫時和緩廣州和澳門的緊張關係。其時陳炯明勢力尚存，廣東政局不穩，加之澳門市面平靜如常，也沒有合適人選，澳督羅德禮認為不必要與廣州談判。但澳門處於葡萄牙和中國兩國的壓力之間，葡萄牙中央政府強調他們對北洋政府的重視，所以必然保持葡萄牙駐北京公使的領導性，絕對不會改為承認廣州政府。但是，在這種基調之下，澳督羅德禮仍然需要前往廣州表示友好，建立一種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以確保葡萄牙在澳門的利益。不過，這種行動無異於承認兩個中國政府的地位，於是葡萄牙需要向北京方面知會。故於本年3月14日，葡萄牙駐北京公使符禮德會晤北洋政府總理張紹曾，探討葡萄牙方面在澳門與孫中山接觸的可能性，並獲得北京政府的默許。最終在葡萄牙政府多次催促下，澳督羅德禮北上與孫中山進行一次秘密會談。中文檔案文獻對這次秘密會談並無記載，而葡萄牙文檔案反映孫中山要求葡萄牙提供貸款。由於涉及財政預算，加上澳門在“五二九”事件後經濟元氣大傷，澳門總督只是向葡萄牙殖民部提出“廣州新當局的要求”，並且提出他對這個建議持保留態度。 為防孫中山的革命政府不滿澳門拒絕提供借款，澳門方面也開始向鄰近的香港聯絡要求建立更密切的聯繫。羅德禮派遣戈美斯．科斯達(Gomes da Costa)將軍到香港討論澳門的處境，並取得與香港的合作。3月17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再次敦促澳門當局與廣州會談，可惜雙方就鴉片專營權問題未能達成共識，結果暫時終止與“中國當局”的談判。葡萄牙外交部部長雷特．佩雷拉表示由於談判未能取得成果，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會談，於是再次致電報給葡萄牙駐北京公使，強調澳門當局必須繼續進行葡中談判。三天之後，羅德禮回報海外部部長，終於達成廣州當局保證澳門安定的協議，並且保持良好關係。中葡之間友好的其中一項表現，就是華南地區的葡萄牙外交官人事維持不變，例如廣州的葡萄牙領事費力什．奧爾塔(Félix Horta)繼續在廣州任職。其後亦讓葡萄牙駐京公使繼續任職。不過，從1923年4月4日羅德禮致海外部部長電報可知，羅德禮北上的另一目的其實是探聽廣州軍事實力的情報。取得廣州保證澳門安全之後不到兩個星期，羅德禮通知海外部部長，香港總督訪問澳門，答應如果澳門再次受廣州的威脅，香港方面願意提供協助。澳門最終在外交上取得北京的默許、廣州孫中山方面的承諾和香港英國總督應許協助之下，達到政治上的穩定。當然，這種勢力平衡也有改變的可能性。羅德禮提出廣州領事館應該有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同時密切留意廣州的情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6.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7.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9.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2.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1.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3.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4─335.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6.

1941年1月19日澳門主教高若瑟臨石岐施行堅振典禮全體教友合影以留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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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9日，澳門獲得2005年第五十四屆太平洋亞洲旅遊協會（PATA）年會主辦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