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2月1日─1566年1月20日)1月19日，耶稣会第二任总会长莱内斯•维瓦逝世。7月2日，彿兰西斯科•博尔雅(Francisco Borja)当选为第三任总会长。卡特莱特著，高桥敦子译：《ィェズス会の歴史》，第9页，转自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第566页。

万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1月19日，由于遭到苏门答腊亚齐人（Achens）的进攻，马六甲总督若奥•席尔瓦（D. João da Silva）写信向澳门葡人求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23页。

万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1月19日，因为日本各岛与澳门相距遥远，梵蒂冈枢机会议决定将日本从澳门主教区剥离，成立独立的主教区，并授予“基督教王弗兰西斯”大友宗麟的都城府内以欧洲的城市权，将其城中建成的教堂升格为主教座堂。2月14日，教宗正式任命塞巴斯蒂昂•莫拉斯（Sebastião de Morais）神父为府内主教区的首任主教。ジヨアン•ロドリーゲス：《日本教会史》下《司教伝》，第615页。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797页。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月19日，登莱巡抚孙元化部将孔有德在登州发动叛乱，叛军包围登州，当时在登州的西洋人全部参加了登州保卫战，葡将公沙•的西劳及12名军士战死。22日，登州陷落，71岁的陆若汉和剩下的14名葡萄牙军士跳城逃脱，回到北京。崇祯帝对这批忠心报效明朝的葡萄牙人追赠和奖赏：公沙获赠参将，副统领鲁未略（Rui Melo）获赠游击，铳师弗郎西斯科•亚兰达（Francisco Aranda）获赠守备，其他傔伴方斯各（Francisco）、额弘略（Coelho）、恭撒录（Gonçalo）、安（东）尼（António）、安东尼奥•米格尔（António Miguel）、萨琮（Salazar）、安多（Aldo）、兀若望（TóJoão）、伯多禄（Pedro）各获赠把总衔，并各赏其妻孥银10两。而对活着逃回的葡人每人给行粮10两，命陆若汉带回澳门。对陆若汉则称：“倡道功多，更宜优厚，荣以华袤，量给路费南还。”关于登州兵变事参阅黄一农：《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的西洋火炮》，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第4分册，1996年；マィケルク一パ一著，松本たま訳：《通辞口ドリゲス》第17章，第333页。《崇祯长编》卷58，崇祯五年四月丙子。

崇祯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2—3月，望厦村鼎建观音堂。据故老相传，望厦村中，在未有观音堂前，村之西，有一观音古庙，当时该庙狭小，庙为土著村民所建，每岁庆祝观音诞时，因庙狭人挤，故土著乃藉势霸据，只许村民拜祀，致使留澳的闽籍人士，虽欲参神，亦不得其门而入。闽人因是愤然，遂有醵资另建观音堂之举。据郑芝龙作序《（崇祯）郑氏族谱》，郑氏家族之郑训、郑迪、郑珪死后，葬于“香山澳乞子庙下”，“河（疑为濠误）镜澳乞子庙下”和“广澳乞子庙下”，疑此“乞子庙”当即观音古庙。如是，则与故老相传之事相合，在观音堂创建之前，望厦村即有一座小观音古庙。又据郑氏家族乡葬于“乞子庙”，亦可证观音堂为闽人所建。望厦观音堂鼎建钟，转自谭世宝：《金石铭刻的澳门史：明清澳门庙宇碑刻钟铭集录研究》，第112页。王文达：《澳门掌故》，第59—60页，谭世宝认为观音堂并非闽籍人士所建，而是由南海人许望官所建。陈支平主编：《台湾文献汇刊》第1辑第5册《（崇祯）郑氏族谱》，第545、557、603页。

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1月5日，巴城荷督范．迪门任命明内．卡德高（Minne Willemsz Caertekoe）为总司令。9日，明内．卡德高通令全军准备登陆。1月14日清晨，荷军分为三大队攻城。三军齐下，合力并攻，葡军死守，但大势已去。未几，圣多明我炮台（Forte de S. Domingo）陷落，上帝之母炮台（Forte da Madre Deus）陷落。最后，乌苏剌炮台（Forte Ursula）陷落，马六甲贫民医院与王家医院亦相继为荷军占领。19日清晨，荷军完成了对马六甲的全部占领。是役也，荷军围城达7月，损失极为惨重，将领病死者3人，军士阵亡及患病而死者达1500人。张礼千：《马六甲史》第2章，第210—211页。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1月19日，在寄自罗马的一封信中，方济各会修士若奥．尼古拉（D.João Francisco Nicolas）谈及澳门圣奥斯定修道院的创建历史和现状。他写道：自从修士们被赶走后，该院至今仍然荒废。然而，作为葡萄牙驻圣座的特命使臣丰特斯侯爵萨．阿尔梅达（D.Rodrigo de Sá Almeida）允诺请若奥五世把修道院归还奥斯定会会员。丰特斯侯爵在组织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赴中国使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丰特斯侯爵原于1709年以葡王特使身份前往罗马，请求罗马教皇改变对中国的传教政策，但其滞留罗马六年时间，不仅无法说服教皇，反而被教皇说服，并对教皇派特使到中国重申禁约的做法表示支持。这使得葡萄牙国王在关于中国礼仪问题上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嘉乐自里斯本起程后，葡萄牙国务大臣曾致函葡印总督，告知教皇特使嘉乐已携带禁约前往澳门，嘱咐他在宣传与执行教皇禁约方面予以全力支援。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97页；João de Deus Ramos,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Diplomáticas entere Portugal e a China, pp.94—97.

雍正九年（1731年2月7日－1732年1月26日）1月19日，贾修利主教重组圣家辣修道院，把议事会为其提供嫁资修女人数增至40名。 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Vol.3, p. 501.

乾隆五年（1740年1月29日－1741年2月15日）1月19日，葡萄牙耶稣会士范若瑟（José de Almeida）神父在澳门逝世。范若瑟，1658年生于里斯本，1695年抵达澳门，1699年在澳门发三愿，先后在海南、广州等地传教，1704年在澳门。1724年曾往暹罗传教。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16—17页。

乾隆十七年（1752年2月15日－1753年2月2日）1月19日，若瑟．席尔瓦（José da Silva）神父请求议事会下令在圣安东尼堂（花王堂）附近建造一座堡垒。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6—18世纪》，第145页；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458.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2月9日─1767年1月29日)1月19日，西班牙方济各会何塞•恩卡纳松(José de la Encarnación o de Madrid)神父离开澳门前往山东传教。先是，因山东方济各传教区郭玛蒂亚(Matias de Alcázar)神父年老病重，无法独自支撑山东教区之传教活动，他多次写信给澳门方济各中国传教会会长桑伯纳(Bernadus a Santis)请求增派传教士。1765年底，正好何塞•恩卡纳松神父从马尼拉来到澳门，遂将该神父派往山东。Sinica Fraciscan XI, Vol. 2, p. 969.

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2月16日─1780年2月4日）1月19日，葡萄牙女王命令，每年从澳门文化补贴中拨出100两作为澳门拉丁文语法教师桑托斯•利马的津贴。澳门议事会上书女王表示拒绝支付这笔津贴。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3.

清嘉庆八年（1803年1月23日─1804年2月10日）1月19日，香山县丞吴兆晋查到，当日有144名西班牙难夷入居澳门“吕宋大班行内”。并发文澳门理事官若瑟•科英布拉，要求查明他们是否回国。《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下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确查入澳寄住吕宋行内之吕宋难民曾否回国事下理事官札》，第660页。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1月19日，香山县丞吴兆晋报，第四号与第十九号澳门额船开往小吕宋贸易，并无帝汶船只。《清代澳门中文档案汇编》上册《香山县丞吴兆晋为奉宪饬催开明额船回咸砂存贮地点事下理事官谕》，第167页。

咸丰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1月4日及5日，因所批准澳门猪栏及牛栏生意的承充期将满，澳门议事公局预定本月19日11点钟，在市政厅重新出投夜冷。“如有愿承充此行买卖揽头者，到亭声出若干批银，以出高价并遵规条者，准令承充。”此告示为澳门政府实施的专营承充制度，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在《澳门政府宪报》中出现。《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1月11日第8号。其规条为澳门公物会裁准，“除卖猪肉各价外，仍照本年旧式，每元银不能卖至十斤之下，所有交易照每礼拜价钱申算”。见《澳门政府宪报》1851年2月1日第11号。

同治四年（1865年1月27日─1866年2月14日）1月19日，广东巡抚郭嵩焘派人赴澳查明澳门各项事宜，并以驿传迅速报告总理衙门：国朝建县丞署于望厦村，道光二十九年夷酋为澳民所毙，遂毁县丞署，旋又胁海关税馆不得征课，于是澳地全属之。夷人旧时官厅皆为夷居，县丞理事澳门势亦难行。海关税馆乃国家经费，今澳门、香港两处奸商市侩皆倚为逋逃薮，商税偷漏过半。若援旧制修复海关税馆，既收洋货抽分之利，且使澳地得分属之中国，此为上策也。洋人侵占中国地段，皆以重价购买，盖造夷房之外，所有隙地又租给华人，而纳其租价，每地一区，动数千万金。澳门故所借地也，纳中国地租，岁仅五百余金，其私收澳民地租莫知其缘始。嘉庆四年以迫加澳民蕉园地租至于构讼，迄今澳城内外民房约四千余户，夷人按收其租价十分之一；其居澳之华商，月纳公钞亦略与所收租价等岁入一百二三十万，名为借地而实享其厚利。数百年未与定议，中国终久有辞可据，或仿照近省沙面地方办法，飭令补缴地价银一百万两，免其租课，此为中策。查澳门地租正银五百一十五两，水费银七十三两二分。自道光二十九年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应缴地租迄今并不完纳，每年由香山县垫完，虚应故事而已。当时大吏不能执辞以与之争，而相为粉饰，历十有七八年，夷人遂视以为固然。《明史》称番人本求市易，初无不轨谋，中朝疑之过甚，又无力以制之，夷人始终构难之由，尽于此数语。又上之积为猜嫌，下之益据为私利，如添造房屋，禁约甚严，而县丞之驻澳门者，因之以求规费。每造一屋，开窗户若干，皆有例规，苛索百端，其反而加厉也，遂并地租不纳。今各国定立条约，稍释嫌疑，因其换约通和之始，仍令照旧缴纳地租，稍留此一线之维系，此犹为末策。至三巴门外居夷人收纳地租，大约起自道光二十九年县丞署被毁以后。从前地归官辖，又各村居民多数百年籍贯，无纳洋人地租之理。迨县丞署被毁，以次毁及关闸，今关闸旁官厅洋人改建绿衣馆，置兵戍守，一切颠倒失遂，视澳门全地均其所属矣。其夷房仍均在澳城内南环逶西，南至下环等处，由三巴门外至关闸约三四里，别未盖造夷房。洋人最重地利，蓄意甚远，责以三巴门外之侵占，反得据明人建关之意多证辨，若仅责以收纳地税，则澳城内之地税，亦非其所应纳，百姓劫于其势，不敢违耳。修复澳门税馆，又其所必争者。惟缴价完课，二者揆之，于理尚属正办，其能听从与否，所不可知，而数百年借居澳门地方，完纳地税，记籍昭然。其毁拆县丞署，并未奉旨准将澳门地方听从占据，准情度理，据此二说以正告之，稍申大义于天下，以使之失所据，似于事体尚允。是否有当，伏乞钧裁。其澳门收税情形，经委香山县绅士何承霈赴澳查访，具得其梗概为十二条：一、澳门四面环海，仅有莲花茎一线沙径通内地，计自东至西、至南、至北均约十里。中间石城一道，东南起加斯兰逶北，而西至沙梨头，谓之澳城。海关税馆在澳城西，前为马头，对面北山湾仔亘十余里，上为青洲，民船皆泊其中。二、莲花茎尽处为莲花山，山北为莲峰寺，有北山岭村，山南逶东即望厦村，居民三百余家，何、赵、沈三姓为大族，皆自明以来世居澳中者也。再南为龙环村、龙田村，居民百数十家。澳西沙梨头稍东为新桥街，居民数十家，疍户为多。此皆澳城外之村民，夷人按户抽收地税。三、澳城内逶西为商贾群聚之地，西北皆民居，西南下环沿海以至南环为夷房，约五六百家，民房千六七百家，铺户千五六百家，商贾群聚，无艺游民常至万人。大约澳城外民房皆世业，纳夷人地租而已。澳城内房铺多奸商市侩出资租地，一区盖造房屋，取厚息租价，常视内地数倍，岁以一月租价纳夷人地税，香山富民陈守善、徐瓜林均以此为罔利之资。四、澳中商贾完纳夷人公钞，视贸易之大小酌量抽税，大约房租视店货为轻重，公钞又视房租为轻重。房租取之业户，公钞取之商民，多寡相等，下至摆列地摊小买卖亦有公钞，每年合计抽收各项银两约共一百二十三万，实较内地厘金为重。粤民倚附洋人，作奸犯科，不受官吏管束，甚或恃以播散谣言，挟制官长，觑澳门为藏身之固，甘纳洋人公钞，而不辞无识者，徒以为规避厘金，亦未之深考矣。五、澳中民居有地税，商贩有公钞，其往来贩运日用所需，若牛羊猪鱼咸鱼之属均有税。其开设洋药烟馆亦系数户包缴烟税，每年约二三万金。白鸽票赌局每年三四万金，摊馆每年十二万金，妓馆每妓一名月纳税银半元。又有戏馆一所，每年纳房租一万金，亦可谓巧于取利矣。六、澳中夷兵一百数十名，绿衣兵二三百名。绿衣兵专巡街道，若内地之差役，其口粮由各商户津贴，若内地商户之更练费。七、本年春间，夷人议行船税，经客商求免，愿加增绿衣口粮。迨口粮已增，而春夏间遽行开抽，按船之大小纳税给票，一月一换，无产不得入口，即路过湾泊船只，一例抽收，大者三四十金，小者半元，各船户散布谣言，谓为苛刻，旋亦停止。八、海关税馆凡三：大马头税馆主抽税，南环税馆主稽查夷民登岸及暸望番舶出入，娘妈角税馆主稽查闽粤寄港商渔船只。今诸税馆皆毁，其监督行台改为果栏街，绿衣衙门在焉。前明之议事亭为夷官管库所居，华夷一切争讼，取决于此。澳城内亦有县丞署，盖道光初望厦村官署倾圮，移驻澳门民房，今在堂前后街即其故址。九、道光二十九年澳门夷酋吗亚理开造马路，毁坏民坟，村民愤甚，有伺其出狙击之者。吗亚理受伤死，诸夷大哗，遂毁县丞署，兼毁及海关税馆，此为夷人抗缴税银之始。阿穆恩所称不可提缘由，即谓此也。十、洋人毁坏官廨后，香山县丞移驻前山寨，海关税馆亦移设长洲。长洲在虎门内，距黄浦十里，为外洋赴省通路。虎门、黄浦皆有海关，验票分卡与澳门之为新会、香山、顺德各县总汇者决不相蒙。当时长洲税馆分收小货散税，藉资粉饰而已。其后大关添设税务司，长洲税馆遂亦停撤，惟香山县城西之石岐设立税馆，抽收运贩香山之小货。十一、澳夷贫富因时变易。明时及国初海禁甚严，奸商倚附居奇，澳夷亦因之致富，迨海禁开而夷亦渐贫。其后洋药贩运中国，以澳门为屯聚之地，而夷又富，迨洋药销行渐广，澳夷无所得利而又贫。近则擅地税公钞之利，奸商市侩附之以取，重日益加富，本国公用亦多取给澳门。其在澳久居之夷户无执艺者，乞丐、娼妓亦皆有之，与内地人民无异。十二、澳城旧有门四：曰三巴门、曰花王庙门、曰沙梨头门、曰小三巴门，今门二：曰大口井、曰三巴门。自明时屡毁屡修，其沙梨头对角之青洲亦曾筑城，天启中为监司冯从龙所毁。澳城尽处为沿海石墈，其后亦加筑女墙，今防维稍弛，澳夷惟意所适，女墙及各城门亦不复加修茸矣。《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2册《广东巡抚郭嵩焘为委员赴澳查明各项事宜并由驿附呈事致总理衙门函》，第753—757页。

光绪十二年（1886年2月4日─1887年1月23日）1月19日，塞尔卡尔男爵去世后，巴西驻澳门领事馆被撤销。3月6日，塞尔卡尔男爵保存的关于巴西驻澳门领事馆的一些文件被寄往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4页。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45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1月19日，澳门著名土生葡人哑宋生（João Correia Pais de Assumpção）在澳门大堂区逝世，享年71岁。哑宋生，1825年5月4日生于葡萄牙，1853年以“殷皇子（Infante D.Henrique）”号三桅船专员身份首次来澳。1854年再次来澳门并在澳门定居。长期担任澳门、帝汶及梭罗地区王室金库司库，同时担任仁慈堂监理、巴西驻澳门领事。1865年12月19日获骑士勋章，1888年11月15日被授予基督骑士级和柬埔寨皇家级绅士。1890年葡萄牙王室授予其男爵爵衔。1891年被评为对澳门贡献最大的40人之一。他还是澳门的房产主，拥有东方斜巷2、4、6、8号四幢房屋。哑宋生去世后，这些房屋于1897年卖给仁慈堂，后被拆毁，在原址上建一座大厦，取名为“苏亚雷斯（Caetano Soares）大厦”，以纪念在圣拉法尔医院从医20多年的卡埃塔诺‧苏亚雷斯（José Caetano Soares）医生。哑宋生死后，家中“清贫殊甚，囊无余钱”。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1, p.293; 《镜海丛报》1895年2月6日《显爵西归》。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1月19日，大西洋海外汇理银行根据与葡国政府1901年11月30日签订的合同，发行1元和5元两种银纸。此项银纸在香港之本分行代理人索纳‧罗沙里奥（Sona Rosário）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印度、新金山、中国汇理银行，德华银行互相行用。《澳门政府宪报》1906年1月27日第4号；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433.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月19日，澳门大西洋银行发行面值为1元及5元的纸币。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19日，住日本华商朱德华来澳控告朱昌记、联丰昌、联丰昌栈司事人朱际清。据称：从前朱裕堂与弟朱燕堂合开朱广兰、朱永安两店，初在省城，现迁在香港。又在省城、新加坡、庇龙、江门、茶边、东夏、代园、元潭及澳门分支开店。后设立公司分为7股，每股可卖银13万元，为朱氏后代朱卓轩、朱瓞生、朱德华、朱冯氏、朱树清、朱际清、朱允贞七人承继。现朱际清等将公司股份卖出，要求朱际清等还原告13万元，扣除支过之2600元，即127400元。《澳门政府宪报》1909年1月30日第5号。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19日，葡萄牙驻上海领事判处葡国公民若奥．马查多(João Maria Machado)至澳门服刑，并将之流放于路环岛。澳门历史档案馆藏民政管理档，第142号卷宗，第S-D号文件，转引自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64页。

民国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19日，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派交涉员林子峰前往前山，协同卢焱山办理外交事宜。两位一道会晤澳督，再次要求澳门政府停止浚海工程，否则中方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澳门专档》第4册《译葡总领事致伍次长公函》，第364页。

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1月19日，广州《时报》(The Times)刊载陈炯明事变后孙中山再次返回广州，重掌当地政治、军事的消息，澳门政府再次面临广州革命政府的威胁，引起远在欧洲的葡萄牙政府的强烈关注。为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Domingos Leite Pereira)立即发送电报给葡萄牙驻中国公使，要求评估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政府后，对澳门的安全会否带来威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馆搜集中国的英文报章来分析当时局势，发现广州的政治形势刚刚稳定下来，所以暂时未有能力再次威胁葡萄牙在澳门的统治。澳督罗德礼也因此判断，反对葡萄牙的活动已减弱，不过应从“五二九”事件中吸取教训，尤其是加强葡萄牙外交活动，包括和香港政府应加强联系。同时，还要求葡萄牙派遣一艘战舰到澳门海域驻防，以免受中国炮舰从内港威胁澳门。然而葡萄牙殖民部以尚未定巡洋舰“共和国”号启航到澳门的时间表为由拒绝，却建议澳督可以选择一位适合的人选开始葡中谈判，用以暂时和缓广州和澳门的紧张关系。其时陈炯明势力尚存，广东政局不稳，加之澳门市面平静如常，也没有合适人选，澳督罗德礼认为不必要与广州谈判。但澳门处于葡萄牙和中国两国的压力之间，葡萄牙中央政府强调他们对北洋政府的重视，所以必然保持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的领导性，绝对不会改为承认广州政府。但是，在这种基调之下，澳督罗德礼仍然需要前往广州表示友好，建立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确保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不过，这种行动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政府的地位，于是葡萄牙需要向北京方面知会。故于本年3月14日，葡萄牙驻北京公使符礼德会晤北洋政府总理张绍曾，探讨葡萄牙方面在澳门与孙中山接触的可能性，并获得北京政府的默许。最终在葡萄牙政府多次催促下，澳督罗德礼北上与孙中山进行一次秘密会谈。中文档案文献对这次秘密会谈并无记载，而葡萄牙文档案反映孙中山要求葡萄牙提供贷款。由于涉及财政预算，加上澳门在“五二九”事件后经济元气大伤，澳门总督只是向葡萄牙殖民部提出“广州新当局的要求”，并且提出他对这个建议持保留态度。 为防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不满澳门拒绝提供借款，澳门方面也开始向邻近的香港联络要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罗德礼派遣戈美斯．科斯达(Gomes da Costa)将军到香港讨论澳门的处境，并取得与香港的合作。3月17日，外交部和殖民部再次敦促澳门当局与广州会谈，可惜双方就鸦片专营权问题未能达成共识，结果暂时终止与“中国当局”的谈判。葡萄牙外交部部长雷特．佩雷拉表示由于谈判未能取得成果，仍然需要继续进行会谈，于是再次致电报给葡萄牙驻北京公使，强调澳门当局必须继续进行葡中谈判。三天之后，罗德礼回报海外部部长，终于达成广州当局保证澳门安定的协议，并且保持良好关系。中葡之间友好的其中一项表现，就是华南地区的葡萄牙外交官人事维持不变，例如广州的葡萄牙领事费力什．奥尔塔(Félix Horta)继续在广州任职。其后亦让葡萄牙驻京公使继续任职。不过，从1923年4月4日罗德礼致海外部部长电报可知，罗德礼北上的另一目的其实是探听广州军事实力的情报。取得广州保证澳门安全之后不到两个星期，罗德礼通知海外部部长，香港总督访问澳门，答应如果澳门再次受广州的威胁，香港方面愿意提供协助。澳门最终在外交上取得北京的默许、广州孙中山方面的承诺和香港英国总督应许协助之下，达到政治上的稳定。当然，这种势力平衡也有改变的可能性。罗德礼提出广州领事馆应该有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同时密切留意广州的情报。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6.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7.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29.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2.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1. 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3.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4─335.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 eds.,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Documentos Relativos às Greves de Hong Kong e Cantão e a sua Influência em Macau,1922─1927, p. 336.

1941年1月19日澳门主教高若瑟临石岐施行坚振典礼全体教友合影以留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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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9日，澳门获得2005年第五十四届太平洋亚洲旅游协会（PATA）年会主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