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年(1561年1月16日─1562年2月3日) 1月20日，一艘从印度前往澳门的葡萄牙船“圣保禄(S. Paulo)”号在苏门答腊岛附近沉没，船上遇险人员历经周折先到巽他，后被送往马六甲。3—4月，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加戈(Baltasar Gago)和路易•佩雷拉(Rui Pereira)神父在返回印度途中抵达澳门。1562年1月1日前往马六甲，当时澳门居住的葡萄牙人已增至500～600人。1562年1月5日，阿尔瓦雷斯(Manuel Álvares)神父写于科钦的信，转自罗理路：《澳门寻根》，第32页及47页注191。佛朗哥(António Franco)：《道德的形象》卷1，第682页，转自Domingos Maurício Gomes dos Santos, Macau, Primeira Universidade Ocidental do Extremo-Oriente, p. 2.

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亚洲教区巡视神父。字立山。意大利人。生于那不勒斯，出身名门望族。19岁时获得帕度亚大学法学博士。1566年在罗马入耶稣会，同年入圣安德修院，晋司铎后任修院教习。1573年被任命为视察东印度及从果阿到日本之间各地耶稣会使团教务的巡视神父。多次巡历亚洲各国，在印度、日本及中国海上航行往来32年，被尊为“东方宗徒”。1574年（明万历二年）3月21日，范礼安随第27批耶稣会远征队41人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9月6日抵达印度果阿。1577年（明万历五年）9月离开果阿，经马六甲于9月6日到达澳门。范在澳门居住两年，他热切希望在中国传教，但遇到一些困难。据另一位神父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6-1658）的文字记载，范在澳门学习时，有一日遥看窗外大陆，大声呼喊：“岩石！岩石！汝何时得开！”（《中国通史》）他意识到澳门地位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此，在中国传教必须学会汉语。他向耶稣会总会提出建议，希望在澳门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培训东方传教士，并致函印度教区主教鲁伊玆（Vincent Ruiz），请他派人到中国学习汉语。应他的要求，其后不久，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巴范济（François Passio，1551-1612）、利玛窦（Mateu Ricci，1552-1610）等遂奉命来澳，学习汉语，然后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澳门培养教士的圣保禄学院规模逐渐扩充，万历年间耶稣会士最多时约有80人，为当时驰名远东的最大修院。范礼安一度将日本活字印刷厂迁至澳门，印行宗教书籍。1579年7月，范离开澳门前往日本传教，劝说有马郡藩主及其家属入教，并亲自为之授洗。1582年3月回到澳门，年底赴果阿，后晋升为省主教，在果阿设主教府。1583年再次被任命为东印度的巡视神父，1587年任亚洲地区巡视神父，1588年回澳。以后，又三次往返于澳门、日本之间。1606年1月20日在澳门逝世。著有《1580-1599年关于日本与中国通讯》、《致日本及印度各族虔诚基督徒的公开信》等。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2月7日─1607年1月27日）1月20日，范礼安神父因尿毒症在澳门去世，当时教中人拟其事业与圣方济各等同，而埃武拉主教特托尼奥•布拉干萨（Don Tetónio de Bragança）则称他为“东方宗徒”。德礼贤（P. D'Elia）这样评价他：范礼安不仅开创了中国传教事业，他还支持、指导这一事业，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把才能出众的人士派给他们，并给予财政支持。而最重要的是，他作出英明指示，使利玛窦得以进入明朝的京城，使他能给中国上层社会留下非凡的印象。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21页。《利玛窦全集》卷2，第368页。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1月29日─1616年2月16日）1月20日，尼阁老•乔万尼神父日本弟子大竹•曼西奥（たぃさくマソシォ）病逝澳门。大竹于1614年附其师一起避难澳门，在澳门从事绘画工作，直至去世。葬于圣保禄教堂圣米迦勒坛附近。文德泉：《澳门的日本人》，载《文化杂志》第17期，1993年。

康熙七年（1668年2月12日－1669年1月31日）1月20日，前山寨的中国官员听到一名叫努内斯•萨（António Nunes de Sá）的神父在湾仔船坞造船的消息，赶紧派三名官吏来到澳门。议事会接待了前山寨的官员和代表，同他们谈判，并付给他们一些银两，让他们不要干涉澳门居民造船。因为他们不仅在造1艘小平头船，而且还正在建造1艘驳船，准备运输原料到澳门。 龙思泰：《早期澳门史》，第110页；此处没有采用中译本之译法。

康熙四十年（1701年2月8日－1702年1月27日）6月2日，从果阿出发的“白雪圣母（Nossa Senhora das Neves）”号船抵达澳门。船上载有首任帝汶及索洛总督科埃略•格雷依罗及随行的50名军人，另外还有50桶火药、20箱滑膛枪子弹以及200箱四到六磅的炮弹。帝汶总督格雷依罗到达澳门后，又招募了32名士兵，购买了200担稻米，租赁了“圣佩德罗（S. Pedro）”号和“圣安东尼奥”号两艘船前往帝汶。随行的还有澳门上尉索萨•加奥（António de Sousa Gaio）。1702年1月20日帝汶总督的船只离开澳门前往帝汶。Humberto Leitão, Vinte e Oito Anos de História de Timor, 1698—1725, p. 14.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2月4日－1716年1月23日）1月20日，庞若翰神父乘坐果阿总督为其准备的1艘大船从果阿出发，前往里斯本。但同年3月22日，庞若翰神父不幸于中途病逝。临终前，他让另一位神父曼努埃尔．博特略（Manuel de Botelho）接替他担任代理使节，以完成其不竟之事业。曼努埃尔．博特略神父于9月25日抵达里斯本，将交趾国王的信及礼物呈交葡萄牙国王。庞若翰，字安当，西班牙人，1660年生，1674年入初修院，1687年10月入华，后在交趾支那传教。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54; 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第35页。

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1月24日－1717年2月10日）1月20日及27日，在《巴西和印度来函》中，澳门总督马玉向葡萄牙国王汇报对华烟草贸易情况︰澳门总督马玉向国王汇报时称，在澳门建立垄断专卖是困难的，巴西烟草在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他分析，现在澳门市场每年仅消化200阿罗巴的巴西烟草，需求量如此之低的原因是，中国南方和马尼拉出产的烟草已经在市场上出现，并且在与葡萄牙产品竞争。澳门面临的困难还有，就是缺乏对中国商人的约束力和对城中烟草商铺销售的控制权。葡萄牙专卖只能在葡萄牙社区或其他外国人社区得到保证。清朝官员是华人的精英阶层，鼻烟是他们青睐的烟草制品。而他们的烟草供应主要来源于华人。马玉最后还说，要在这个帝国推广这一商品，只有通过低价销售这个辨法让他接受这种商品，王室财政就能获得巨大的利润。但是，葡萄牙烟草委员会与果阿烟草督察并没有同意马玉通过低价销售的方式扩大市场份额的主张。1阿罗巴约合15公斤。索萨：《澳门与葡属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25—526页。

康熙六十年（1721年1月28日－1722年2月15日）1月20日，《巴西和印度来函》称：前澳督马玉利用上年澳门烟草专卖收入换成超过35盎司的黄金转回果阿，这些黄金以21669色勒芬的价格出售，后购得368担胡椒，运回里斯本。《巴西和印度来函》第98札，果阿，20/i/1721，转自索萨：《澳门与葡属印度：殖民地治理、行政官及商业——以烟草为例》，载《澳门史新编》第2册，第526页。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1月20日，国王若奥五世给澳门总督的信中下令，圣家辣修道院1%的税收不可更改或拖欠，而圣家辣修道院也必须每五年接受一位少女入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43.

乾隆十六年（1751年1月27日－1752年2月14日）1月20日，葡萄牙若奥．圣尼古拉（João de S. Nicolau）神父被选为澳门奥斯定堂本堂神父及修道院院长。Manuel Teixeira, Macauc e a Sua Diocese, Vol.3, p.605.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2月8日－1759年1月28日）1月20日，在浙江总督的谕令下，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翁斯洛（Onslow）”号离开定海驶往澳门。船抵澳门，公司决定将洪任辉与贝文（Thomas Bevan）留下，并在澳门等候其他从宁波返回的船只。“卡纳冯（Carnarvon）”号和“皇家公爵（Royal Duck）”号结伴出发。澳门议事会向“翁斯洛”号大班萨穆埃尔•布朗特（Samuel Blount）提出，要求保证不将任何船只借出或自行驶往宁波，前山寨军民府亦派人查问，是谁担保让洪任辉留居澳门。萨穆埃尔•布朗特担心其在澳门的处境，遂下令“翁斯洛”号出发，离开澳门。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5卷，第477、480页。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1月20日，外科医生弗兰西斯科•洛佩斯(Francisco Lopes)被任命为澳门议事会医生，每年薪俸是150两白银。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23.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1月26日─1790年2月13日)1月20日，澳门议事会致葡印总督的信称，议事会给准备进行东京王国航行的商船提供800澳门元的贷款。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 17, pp. 69—70.

清道光四年（1824年1月31日─1825年2月17日）1月20日，“火神（Salamandra）”号巡洋舰离开澳门港返回果阿，该舰的指挥官是包也（Joaquim Mourão Garcez Palha）。他后来任澳门总督。启航送别的场面十分盛大，望洋山炮台鸣炮致意，从税馆到南湾均有小艇作前导护送。根据议事会自由派人士的说法，该舰是威胁澳门、反对宪制、捍卫君主专制的中心。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32页。

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1月20日，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宣布，依据他与大清钦差大臣琦善签署的协议，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清政府赔偿英国600万两白银；双方贸易将于10日内恢复；两国将以互助方式发展更直接的关系。7月19日，英国人再次进犯澳门港未遂。他们企图要求得到与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船只停泊澳门的同等权利。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1月20日，香港禁赌。1871年底，在日渐激烈的反对声中，香港会议禁止赌博。港英政府随后发布告示，自1月20日始，所有赌馆即时封闭，不准营业。1月30日又颁布禁赌布告条令，指出所谓赌博，其意还包括一切闱姓、花会及其他有彩之赌博，皆属于禁止范围。香港禁赌对澳门博彩业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导致了有香港商人参与承充的第二届闱姓破产。而且随着粤港两地的禁赌，更多的赌客向澳门转移，导致澳门博彩业进入高峰期。《申报》评论此事：“彼澳门西官以为人弃我取，粤省香港既已禁止净绝，则赌徒之生业顿无所赖，然平素恃为生涯，而一旦弃之，人情所不能堪。澳门旧有赌馆，有不络绎趋赴者乎？合省港于澳门，以三合一，有不更增其盛者乎？此所以每年承缴赌税有百数十万之多也。”花会，又称打花会、索家赌等，是一种极具迷信色彩的赌博。大约出现于乾隆初年的福建兴化，最早见诸史料记载的时间是乾隆二十五年（《台湾文献丛刊》第199种《福建省例．刑政例》上《禁摇会赌博》）。《清稗类钞》第10册赌博类《花会》，第4912页称：“花会为赌博之一种，不知何自始。极其流毒，能令士失其行，农失其时，工商失其艺。广东、福建、上海俱有之，博时多在荒僻人迹不到之处，而以广东为最盛。道光间，浙江之黄岩盛行花会，书三十四古人名，任取一名，纳筒中，悬之梁间。人于三十四名中，自认一名，各注钱数，投入柜中。如所认适合筒中之名，则主者如所注钱数，加三十倍酬之，其下则以次递减，至百金数十金不等，往往有以数十钱而得数百金者。其后流入广东，而其法异矣。”同治《番禺县志》卷6《舆地略》4载：“有曰‘花会’者，亦用古人名数十，令人猜之，其诱骗甚于白鸽票，但只能以诱妇人孺子。”鲁言：《香港赌博史》，第25－28页。《申报》1880年8月1日《论赌税》。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5月12日，承充第二届闱姓商人梁六声称已经卖出闱姓票超过800000条，却遭受许多损失和迫害，不能确定能继续经营三年时间。1月20日，香港禁赌，闱姓和番摊在香港被禁止。他的合伙人，特别是华人文咸（Veng-Ham），香港鸦片承充人，负责照料闱姓售卖，主要由其交纳大部分的承充款——现已不再支持这项生意。面对此种情形，1872年5月20日，公物会宣布梁六的合同作废。5月26日，澳门公物会重新出投闱姓，同华商习应泰（Si-ieng-tae）签订合同草案，承充价为三年22000元，自1872年9月27日起。AHU-ACL-SEMU-DGU-005, E-No. 1, No. 2,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根据以上材料记载，香港的Veng-Ham，在英文中应是Wo Hang Firm。Wo Hang Firm是广东新会人李升和李良兄弟于1857年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公司生意涉及多个领域。公司的汉文名是“和兴金山庄”。李升又名李璿，字玉衡。1854年，李氏兄弟在香港以投资地产起家，后又经营银号生意。1868年，香港赌博合法化，李氏家族获得承充权。同时，他们还是香港鸦片生意的承充人。1869－1872年，李升是香港东华医院的倡建首总理。李升于1900年过世。李良于1864年去世。参见Carl T. Smith, “The Emergence of a Chinese Elite in Hong Kong”, in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1, pp. 90-91, 1971, Hong Kong. 《东华三院历届总理芳名》，载东华三院发展史编纂委员会编辑的《东华三院发展史》第五辑，香港东华三院庚子年董事会出版，1961年2月。AHU-ACL-SEMU-DGU-005, F-No. 2, No. 3, No. 4, Cx. 0042（1873年），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

光绪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月20日，工务司奥古斯托．苏比古（Augusto César Supico）工程少校被免去消防督察职务，任命工务司雷蒙多．金塔尼利亚（Raimundo José de Quintanilha）少校担任该职。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214.

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20日，九澳女麻风病人收容所建成并交付使用。该麻风院在选址问题上遇到重重阻力并几经改变，先是在澳门（马交石、关闸），后来又是氹仔或路环，最后终于在该日将围栏及四周划定的区域一并移交完毕。驻望德堂内的最后3名麻风病人也迁出该堂前往九澳。建于望德堂已有300余年历史的麻风院终于结束。5月1日，将舵尾岛白沙栏之麻风病人全部搬往九澳。据程佐衡《勘地十说》，这次迁往九澳的仅为女麻风病人，时间是光绪十年（1884）。施白蒂：《澳门编年史：19世纪》，第237页；林家骏：《澳门第一座华人堂区》，载《澳门教区历史掌故文摘》，第78页。《澳门政府宪报》1885年6月13日第24号。《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3册《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说）》，第342页。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1月21日─1891年2月8日）1月20日，其祥公司大东主何连旺司事人郭贵志、李玉林禀称，欲在荷兰园内东边设立织造匹绸厂，此厂即原悦和昌缫丝厂。该厂北向茶行，南向西洋坟之街，东向二龙喉街，西向（荷兰园）街。其厂内用机床，系用水气机转动。5月31日，获准。1月15日，入西洋籍人曹善业禀称，现欲在白马行街第3号屋设立织造匹绸厂，其厂内用机床100张至150张，该机床系用水气机转动。《澳门政府宪报》1890年1月23日第4号页36，1890年6月12日第24号页189。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1901年1月20日）堂期集议，议谷都局绅于1901年1月15日著巡丁交来女士贰名，内壹名亚英年十二岁、亚连年十一岁，俱系被拐到上涌，著勇丁截回为此交镜湖医院发落，为何办理，仰祈卓夺。

《知新报》第一百三十三期刊登《康南海托英公使交李鸿章代递折》、《论民主革命皆不宜于中国舍复辟无第二义》、《万国公助中国维新人传单》、《革道机警》等文章。《知新报》于1897年2月22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创刊，由康有为筹划出版、梁启超兼理笔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资、康广仁则负责具体运作创办，该报于维新运动时期所创办，为维新派在华南地区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失败后，《知新报》仍继续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后，更将《知新报》与《清议报》定为会报。《知新报》原按上海《时务报》模式创办，初拟为《广时务报》。及后经梁启超斟酌后，才定名《知新报》，报头使用篆书。其办报宗旨，正如其创刊文章的「知新报缘起」指出：「不慧于目，不聪于耳，不敏于口，曰盲、聋、哑，是谓三病」而「报者，天下之枢铃，万民之喉舌也，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勇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知新报》是澳门第二份中文报纸，翻译不少西文报刊，录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国大事，同时远销海外旧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设社址于澳门南湾大井头四号，其后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迁馆告白：从大井头四号移寓至门牌十九号。初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册起，改为旬刊 （十日刊），篇幅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册开始，再改为半月刊，每期约60余页，册装。目前所收集的最后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册，是否仍有后续出版的刊册，有待进一步研究。本会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支持，合作将该馆珍藏的共134册《知新报》原件进行电子化，得以在此平台与公众分享。此外，本会为每期之目录加设链结功能，以便各方读者阅读。《知新报》主要撰述和译者如下：撰述：何树龄、韩文举、梁启超、徐勤、刘桢麟、王觉任、陈继俨、欧榘甲、康广仁、黎祖健、麦孟华、林旭、孔昭炎、康有为 英译：周灵生、卢其昌、陈焯如、甘若云葡译：宋次生德译：沙士日译：唐振超、山本正义、康同薇

宣统元年（1909年1月22日─1910年2月9日）1月20日，澳门政府与远东电力公司总经理、法国公民李革签订“澳门公共照明供电的专营合同”。据《华字日报》报导︰“闻澳门已再由法国购得电灯机一副，值银三万法郎。拟复在马蛟石布设电灯云。”后经1911年1月28日的批准，将此专营转给澳门电力有限公司。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1900—1949）》，第32页；《华字日报》1909年3月17日《澳门再设电灯》。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1912年12月31日)1月20日，从莫桑比克抵达澳门的二等邮务员阿尔图．告努士(Artur Correia Barata da Cruz)出任邮政局长。2月6日即公布关于邮政局运作的报告，报告对澳门邮政局以往的运作情况及公务员不称职的行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â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Ⅱ, História Postal de Macau(1884-1999), p. 453.

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二十日，镜湖医院曹子祥等呈称镜湖医院分局义庄，因年湮代远，须重修要求近山取土石，以建筑义庄之用，函请俯准在该山取石，得以批准。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月20日，下午3时，澳门政府在国课衙门大堂将澳门、氹仔、路环开收白鸽票、山票生意招人承充，承充期为1年，即自1916年5月23日起至1917年5月22日止，以120200元为底。同时据上年12月14日规定，该承充人为开收该票在澳门、氹仔、路环设立若干铺厂，任由承充人自定。最后承充人以年缴饷218400元投得。《澳门政府宪报》1916年第1号，第13─14页；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103页。

民国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月，澳门番摊开投，自7月1日起，以5年为期，其中出价最高者多系鸦片烟公司中人，每年缴饷1286660元即可承办，其旧日赌商仅须出1218000元。此次番摊承充人不积极，以致竞投流产。莫世祥等编译：《近代拱北海关报告汇编(1887─1946)》，第308页。

民国九年 (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1月20日，澳门政府建议发行面值为5仙、1毫及5毫的纸币。是日第6327号法令公布此规定。施白蒂：《澳门编年史：20世纪 (1900─1949)》，第138页。

民国八年(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5月3日，葡文报刊《自由报》(O Liberal)出版，至1924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199期。报纸初为独立共和派周报，自1922年1月5日起改为双周刊。报社设在议事亭前地17号，主编为马丁斯．施利华，从1922年1月5日起，改由前参议员恩里克．瓦尔德斯(Henrique Valdez)担任主编，康斯坦修．施利华(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担任社长，巴波萨．皮雷斯(Barbosa Pires)担任编辑部秘书。Manuel Teixeira, A Imprensa Periódica Portuguesa no Extremo Oriente, pp. 103-104.

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1日─1924年12月31日)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国国民党正式进行改组。其中决议要求海外党部组织应设立香澳总支部。香港支部随即成立，后多次派员来澳筹备，均告失败。屈仁则：《中国国民党澳门支部沿革史》，载《澳门今日之侨运》，第3页。

民国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1月20日，为响应筹募难童经费的号召，澳门歌姬界假清平戏院发起义演，共筹得1万余元。为此本日特意假商会二楼举行颁奖典礼，由市政局局长布英沙主持颁奖。《市民日报》1945年1月21日。

曹善允，原籍香山县上冲乡（今属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镇上冲村），生于澳门。香港律师，社会政治家、活动家，绅商。曹有之子。 父亲曹有是澳门富商，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密切。曹氏全家都是葡国国籍，1880年，曹有获得葡皇钦赐维索萨庄园圣母无原罪勋章（Orden de la Concepción de Villaviciosa），成为首位被葡国册封为骑士的华人；获得清廷钦赐二品衔及赏戴花翎。 1896年，曹有逝世后，澳门生意由长子曹善业接手打理。曹善业与父亲一样，与澳葡政府和清廷关系不错，官至四品，后因经营不善，官司不断，大部分产业被政府没收。曹家淡出澳门，后人陆续迁往香港发展。 1882年，善允被家人送往上海学习国学。1886年，得到父亲好友兼同乡香港殷富韦宝珊的赞助，他游历英国。同年秋，他考入英格兰切尔滕纳姆学院，修读法律；1890年毕业后，最初在伦敦一所律师楼实习。1896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获得英格兰及威尔士最高法院认可，成为执业律师。 1897年，他选择返港发展，同年7月3日获得香港最高法院认可为执业律师。他自己创办“曹善允律师楼”，独力经营律师业务，成为香港开埠早年少有的华人执业律师。1927年，他邀得任政府律师的英国律师学洵（P. M. Hodgson）加入，律师楼遂易名为“曹善允学洵律师楼”（Messrs. Ts’o & Hodgson），成为当时香港一所著名律师楼。同时，他创办“曹存善堂”等商号，同时担任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中华总商会前身）名誉值理。1912年，香港富商何启爵士和区德锐意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填海建造类似英式“花园城市”的高尚住宅区，两人以自己的名字创立启德营业有限公司，与何启关系友好的善允应邀加入董事局。该公司董事局全由华人组成，其他董事包括周寿臣、周少岐和伍廷芳之子伍朝枢等绅商。 1910年，何启的姐夫伍廷芳提出九龙填海造地建屋一事，但启德公司成立后，填海计划遭遇重重困难。何启因投资不善陷入困局，需要善允和区德等人接济。1912年起，除代何启缴交办公室租金外，善允义务出资为他雇请一名文员。1914年，何启病逝后，善允和区德等各自出资750港元，办理殓葬何启事宜和接济何家人。之后，善允继续主持填海计划，并成功争取港府在1915年批准填海计划，分三期的启德填海计划于1916年正式展开，启德公司完成前两期填海，但第三期填海却无疾而终。 1929-1937年，善允担任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并担任洁净局议员、团防局绅、香港大学校董、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副主席和港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成为香港大学、圣士提反书院、圣士提反女子中学、金文泰中学和民生书院等学府的创办人及筹款人之一，多次为圣保罗书院筹募经费。 1903年，善允出任雅丽氏纪念医院财务董事，先后参与筹办附设于雅丽氏纪念医院的产科医院和护士学校，并促成另一所产科医院何妙龄医院的创立。1922年，善允和雅丽氏纪念医院的欧海伦医生在西区创建赞育医院，后来转交政府管理，成为香港第一所公立产科医院。因他在雅丽氏纪念医院服务的成绩，香港政府邀请他加入华人公立医局委员会，为华人公共医疗服务的发展出谋献策。[1][2] 1915年，港岛西区爆发天花疫病。善允一力主张政府为该区华人接种牛痘，并亲自到社区劝导市民种痘。数月之间，三十多万华人接受注射，天花的疫情因而得到控制。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设法维持社会秩序，获得港府肯定，屡获殊荣。[3] 善允积极参与香港公共事务，深知华人接受西式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出国留学，不但长途跋涉，学费高昂，容易与华人社会脱节，大力提倡在香港兴办西式教育。1901年，以何启爵士和善允为首的八位华商，连署上书港督卜力爵士，倡建一所仿效英式公学的学校，专门招收华人子弟。建校事宜除得到港督支持外，更获得由英国来港的圣公会班纳牧师热心协助。在善允等人呼吁下，香港华民共捐出60000港元，作为创校经费，最终促成圣士提反男校（今圣士提反书院）1903年在。圣士提反男校是当时全港唯一一所直接向英伦注册的学校，不受香港教育司署管辖。 1928年，港督金文泰爵士批准拨地在赤柱兴建新校舍，善允作为校董兼创校人之一，同年4月27日获邀在新校动土仪式上致辞。之后，善允和何启进一步提出构思兴办一所兼收男女学童的小学暨幼稚园，获得各界响应。1904年，该校草创于卑利士道，1905年迁到坚道，并交由圣公会营办，1906年正名为圣士提反女校（今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后又开设中学部。1918年，坚道校舍受南澳大地震破坏，学校被迫暂迁往巴丙顿道，1922年迁往列堤顿道新校舍。1922年4月7日，列堤顿道新校舍主楼举行奠基礼，适值访港的皇储威尔士太子爱德华主礼，并由善允和圣公会副主教班纳致以谢辞。1926年，圣士提反女校成立校董会，善允当选为校董之一。 通过与好友何启的关系，1914年善允被委任为圣保罗男校（今圣保罗书院）校董，同年校舍扩建，校方委任他为筹款委员会秘书。1918年，校方因增建宿舍而向各界募捐，善允第二度获邀出任筹款委员会委员。 1925年，善允和周寿臣、罗旭和、李右泉及冯平山等绅商倡建一所以中文为教学语言的西式中学，促成官立汉文学校于1926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是香港首间官立中文学校，1951年改名金文泰中学。 1916年，善允在着手发展启德滨时，有感于九龙城地区的居民缺乏接受西学的机会，积极筹款兴学。1920年，启德公司创办人区德病逝后，留下遗嘱馈赠10000港元，以支持善允在九龙办学。不久，善允成功游说太古洋行买办莫干生捐出10000港元，使他有足够资金筹办学校。在得到圣保罗男校校长史超域牧师协助下，1926年在启德滨创校，初期租用伍朝枢的物业作为校址。为纪念区德（泽民）和莫干生两人对创校的贡献，学校取名为民生书院；而善允被推举终身出任校董会主席。1939年，民生书院复迁到九龙塘东宝庭道继续办学。[1][2] 1920年，香港政府设立教育委员会，为教育发展提供政策咨询。善允被委为成员，一直连任20年。1951年，他以83岁高龄出任香港大学终身校董。[4]1953年1月20日，善允在香港病逝，终年85岁。 曹善允的妻子陈桂卿于1947年12月11日，因热心公益事业，获港府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士。 曹善允夫妻生育四子三女。儿子曹智安、曹峻安、曹克安、曹明安，女儿曹慧姬、曹丽姬、曹妙姬。 曹善允早年热衷体操和体育运动，入读切尔滕纳姆书院时，代表校方参与足球比赛；晚年时，他热爱麻将、读书，尤其喜欢中国文学。曹善允及儿子曹峻安从1920-1939年、1939-1957年担任后备警队荣誉总监。曹善允是前皇家香港辅助警察队总监曹乃麟的叔公。[1][2] [1].《曹善允》，载“维基百科＂网，2012年12月19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5%96%84%E5%85%81。 [2].《曹善允》，载“读秀＂网，2012年12月19日，http://book.duxiu.com/EncyDetail.jsp?dxid=900008812442&d=C638F4BD2AC447BC70F557EBBE5AA202。 [3].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3)》，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4].刘智鹏：《曹善允——香港近代菁英的典型(2)》，载《am730》，2011年8月19日。

此校刊为纪念该校建校十五周年。德明学校初设于广州，1949年迁澳续办，原名为德名纪念中学，后改称德明学校。

1970年代，广星工程部首创流动服务站。广告文案：广星工程部首创流动服务站，专诚为顾客提供更快速修理服务，接驳天线请认明广星。本工程部之工作人员均配带工作咭倘有疑问，请电85545、5545查询。

1984年4月30日，新的怡东酒店（即文华东方酒店）开幕，附设由澳门旅游娱乐公司经营的赌场。2009年1月20日，信德集团及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将各占50%的酒店股权出售予澳门文化旅游娱乐股份有限公司，酒店更名为金丽华酒店。

1985年1月20至2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兰修女（Madre Teresa de Calcutá）访问中国，顺访澳门。

作为人类进行群体性文明活动的组织形式，社团在澳门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神缘组织（庙宇）到世俗性慈善组织，再从职业性社团到知识性社团，澳门社团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发展轨迹。

1950年1月20日，由澳门上架木艺工会、茶楼饼业工会、鞋业工会发起，联合其他行业共12个工会，于澳门镜湖医院礼堂举行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工联总会成立之后，随即投入到保障工人权益、调处劳资纠纷、关心职工福利等事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