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社勝，1929年在澳門出生，爸爸媽媽也是在澳門，我一直都是在澳門生活，我可以說是沒有鄉親，我的村子都被燒光了。我老家在新會，在火燒村子後，我爸爸20多歲就去了南洋學做木，學做木以後就回來澳門結婚。

我爸爸是在抗戰香港失陷的那一年去世的。那一年我12歲。是媽媽養大我們的。我有11個兄弟姐妹，我是老五。抗戰那時候有兩個大姐去了廣州灣，差不多就是做妓女了，那段時間很艱苦的。

那時候我們在澳門住在亞利鴉架街俾利喇巷，是租的磚瓦屋。抗戰那時候，稱不上是甚麼生活，我去市場撿兩條菜來維持生活，菜攤的老闆有時候會給我吃少少米飯，我就撿兩籃菜回去。

那時候經常看到餓死的屍體，可以載滿幾輛撿屍體的車，巷子內很黑暗，有時候會踩到那些餓死的人。在澳門街，雖然沒有戰爭，但是要捱世界、挨餓，有些人熬不過就回家鄉，在回家鄉途中死了，屍體就被丟在路邊，沒有人處理。

我的十個兄弟姐妹，有四個送人的，有一個大妹就送回家鄉。和平¹之後，我沒有跟進情況，送給了人，就是別人的，跟進也沒有用。另外有三個送給拖船的人，船隻經常被炸彈炸毀，若有炸彈炸船，可能就沒命了，抗戰時期日軍經常丟炸彈的。

那時候我12歲，沒有人要我，他們說我年紀大，把我養大了你走回去了怎麼辦。我就這樣留下來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還留在這裡。送人的幾個弟妹有三四歲吧，確實年齡記不清楚了。

小時候我沒有讀書，只在抗戰時期讀夜校，那時候的夜校生是要等日校生放學後，替日校生倒掉痰盂罐後才上課的，讀了幾年就沒繼續讀書了。

和平後是應該有夜書讀的，但那時候我要顧着學師，沒有時間，學師九年出來後，自己又要搵食，想讀夜書，但自己又不識字，所以考不到夜校。現在我只會認字，不會寫字。

我12歲就去了剪髮舖當學徒。和平之後，就去學木工。

和平之後第二年，在鏡湖馬路陳潮記當學徒，在那裡學師九年才出來社會工作。以前就算學師學了多少年，出來工作後還是要繼續奮勇前進，爭取表現，交出成績。

為什麼我會學師九年？是很少見的，講到工作效率，師弟龐四較快，我手門（操作）較慢，他比我小三歲，他學師只有四五年，就出外工作，只有我怕出來搵不到食，才學師這麼久，要穩陣一點。是師傅掟我出來，“你出去搵錢啦”，那個時候說真的，若自己手工不夠好，出來是搵不到食的。

我主要是做傢俬出身的，之後工程轉淡就做石屎、做模板，後來年紀大，40多歲不能做模板，體力不繼，就再轉回做傢俬、裝修。

我一直都在澳門生活，沒有過香港，那時候九王（鄧傑光）、何華全就叫我到香港領身份證，我說：“香港身份證我拿來有甚麼用！生長在邊處（哪裡）就在邊處搵食。”所以我沒有到香港拿證件。

我替很多地方做過的，我們這行業多做散工，哪裡用人就到哪裡打工。張祖奇（張祖奇裝飾工程有限公司）是做得最多的。

我30多歲結婚，有三個女兒。

出來做日工的時候，工資是五元一日，澳門生活最穩定、物價最穩定的時期就是九元一日那段時間。若以1966年“一二．三”時期為分界，“一二．三”初期為七元，那是1967年。

我們建造工人福利會就是在新花園那段時間開始爭取建立的，以維護工人權益，以前掘地，房屋倒塌壓死人，求其給你一副木板就算數，沒有金錢賠償。之後福利會成立，工人開工一天，建築商就要支付兩毛錢作保險費，爭取工人的福利。以前主要建平房，建築工業的危險性就不大，後來要建公屋，五六層的樓宇、大型的建築物，那時候出現較多的工傷事故，曾經最嚴重的工傷事故發生在萬勝戲院，現在已清拆了。

在興建的時候，大橫樑突然倒塌，壓死多位建築工人。通過這件事故，建築工人們意識到自己的工作沒有保障，生命沒有保障。之後我們向資方爭取，但不被接納，所以我們就開始鬥爭。停工都不行啊，當時他開咖啡室，我們一班工人就輪番到咖啡室坐着飲咖啡，阻礙他們做生意，但是我們沒有“搞搞震”搗亂。

這些應該是60年代的事情。在“一二．三”後，大約是1967、1968年的時候，成立的建築行業的福利會。這個福利會主要是應對工人因工受傷的處理問題，資方要給四毛錢工人，這四毛錢是以工資計算的，後來建築商不滿要交足四毛錢，提出工人亦要支付一半，所以後來就交兩毛錢，通過勞資雙方的洽談，多間公司或企業的處理方式不同，但從福利會的角度，一定是一個工人開工一天，就必須收四毛錢。

就這樣，福利會利用每個人每日四毛錢來幫助工人購買保險，再透過保險公司來承擔風險；另一方面，福利會撥出一定資源，作為賠償工人因輕傷的一些普通治療費，並將剩餘的資源作為該名工人的儲蓄，所以在20年之後工人就可以領到約1,500元。

最初的四毛錢必須交到福利會的，當你加入這個會，再經過數年之後，所儲蓄的金錢，有剩餘的資源，你就能全數拿回。所以這樣就起到一個工傷保險和儲蓄的作用。

福利會已經很久不用支付四毛錢了，現在主要負責保險，當工人需要買保險可以到福利會購買，而且收費便宜。

這個福利會只有上架木藝工會前期的會員才能加入。我們會員可以到福利會聊天、喝茶。後期的會員都不能加入這個福利會了，因為這些過去剩下來的資源，已不足以與現在的會員共享，所以這些福利只供前期的會員享受。這些是歷史的資源了。

我是1954年6月7日參加上架木藝工會的（指着會員證），排在第461號。這個會員號是永遠不變的。

現在的工聯也都是由木藝工會的人出來搞的，一班人不斷組織、組織而創立的。木藝工會在澳門已有很長的歷史，當時“西洋鬼”²停辦全澳所有工會，不批准人們組織工會，唯獨剩下木藝工會直到現在。那時“西洋鬼”不給組織工會啊，我們的工會就一定沒有問題。

這當中是有一件特別的事件，當時發生了葡兵在街上強姦婦女（的事件），就是“五．二九”事件，在1922年。當時我國弱勢，即使在廣東省有人有干預這事件，但是因為能力弱，當時的統治者就不管這事件，所以就把全澳許多工會、社團取消，這就是“捷成事件”³。

上架行永壽堂是一個會館，當工人沒有工開，就會到會館集合找工作，這會館是一個堂口，工人集中地、工人候工室。若一班工人們賺到錢，或是一些資本家撥出部分錢購買一些舊房屋，就是這樣得以維持會館。這會館“永壽堂”是木藝工會的前身，以前兩個會館都是在同一個地方聚集，後來才把木藝工會分出來。

長生就是仙遊。上面這個說明寫的很清楚，當工人為永壽堂（做了）多少年會員，就有多少錢，那時是幾兩錢。說明說得很清楚，五年多少錢，七年多少錢。我爸爸去世的那一年，是抗戰時期，死的人比較多，永壽堂就沒有錢，工人不能一次拿到全數，就要分攤，分期到永壽堂拿撫恤金，每個月逐步地拿錢。1954年我入工會的同時亦成為永壽堂的會員，那時候入工會就一定要入永壽堂，現在已經不能入永壽堂，因為現在工會的經濟不好，有人去世就要給撫恤金，其收入和支出不平衡，所以就取消了。

入永壽堂要一次全數交會費。那時底銀大約十元五毛，底銀就是基金。

我的紅色會員證代表我是第1,933個會員。我們老一輩的就會明白是甚麼意思，現在的名詞跟以前的名詞不一樣。

每年的師傅誕一定要參加。年輕的時候，我在工會是很活躍的，在1958、1959年的時候，整個工會打乒乓球啊什麼的，都很活躍。我喜歡攝影，這裡有很多當時我參與活動的相片，全都是我拍的，保存了很多相片。

工會的活動按季節而定，若天氣清涼，適合打乒乓球，便會舉辦乒乓球活動。我年輕時就多晚上活動，現在因為環境不好，早關門。

以前澳門街很太平的，現在不行了，因為現在人種混雜，各國家的人都有。以前來來去去都是同一班人，所以澳門街以前很太平的，即使你睡在屋外亦不會有人進屋偷竊，現在澳門的社會混亂了。

我們的會址重修的時候我沒有參加，但有向外推動，找外面人來幫忙，如果有空就來幫忙，因為那時候我們都要工作，所以就不能幫工會工作。

那時候，澳門的生活環境很困難，我們生活很艱苦，不像現在的人。現在這些人，沒有錢、房屋就可以找政府援助，那時候我們是沒有這樣子的，如果你要在這社會生存，你就要靠自己爭取，你不爭取就沒有飯吃，現在時代不同了。

我在2001、2002年回歸後，大約74歲退休。我沒有退休金。我們是日薪，沒有退休金，甚麼也沒有的，連社會保障基金我們也沒有的，我們的年代是沒有的，要到後期才有社會保障基金。其實回歸前都有保障金，但我們的行業有一個特點，我們是散工的形式。散工沒有的，即是我們是日薪，所以沒有。

就算是月薪，以前政府沒有監管，一樣是沒有的。現在特區政府規定一定要有，不管你是日薪還是月薪都一定要有，以前就算你是月薪，都不一定會幫你辦理保障金。因為要老闆們幫忙供款，即使你是月薪，老闆不願意替你供款，你都是沒有的。原則上你可以申告，但是一般僱員只為食兩餐，都不會申告，所以就遲遲不能入（社保）網，當過了這段時期，你就不能享受這個福利。

現在澳門有勞工法保障市民，但以前是沒有勞工法保障的，總之就自己私下協商。

現在的生活是靠自己一點點積蓄，但是不多。

現在我們都有保障基金，交出8,100元，一個月就可拿回1,000元，這個都是後期加上去的。因為最近這兩年，政府推行雙層社會保險［注：應為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容許有一定年齡的人都可以追回保障金。交出8,100元，五個月後就可以拿回一半金額，正式的會員有2,000元，我們就有1,000元。

後來有段時間要自供，那一年我75歲。自供就是自己供款，供款完可拿回全部保障基金，那時我75歲，我就不願意了。我一個工人，生存到今天，已經75歲，我已心滿意足，何必要捱多五年，拿回全部保障金呢？所以我就沒有爭取，後來我就爭取8,100元，拿回一半金額，現在我就能收取一半金額，都能夠生活了，政府資助一些，基金又一些，又不用交屋租，都足夠我生活了。

50年代，我參加工會之後，那時候鬥爭相當激烈，當時澳門有國民黨和共產黨，但以共產黨為頭的人最多，那時期的鬥爭是打到你死我活的，兩黨派經常叫齊人馬，大家都打到頭破血流，好嚴重的。

初初解放時，國慶節我們要建牌樓，於10月10號前要全部拆卸，那時建牌樓也很艱苦的，要開夜工。我建了很多年了，有些人爬到（牌樓）高處時打瞌睡，那個人爬下來後跟我說，他抱着枝竹睡，我說你不要，很危險的。但沒辦法，那時候要趕工交貨。

我們還在工會守夜，工聯也有守夜，總之被安排到哪裡就到哪裡守夜，牌樓也要守夜。

以前工人們很積極參加的，與現在不同，現在人們向錢看，以前當國家有甚麼困難或需要，人們都會勇往直前。

1966年“一二．三事件”後，工人們也很活躍、很齊心，慢慢就比較差了，彼此間開始疏遠。當經濟好轉時，人們鬥心就沒有那麼強，以前經濟差，人們就不斷爭取，香港也是，經濟擊倒人們的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