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李錦裳，原籍新會縣七堡（今江門市新會區七堡鎮）涌瀝村，定居香山縣南水墟（今屬珠海市高欄港經濟區南水鎮）。“李錦記”創始人。 父親早逝，錦裳與母親蔡氏相依為命，靠耕種為生。他自幼習武，青年時練就了一副強健體魄。他18歲時赴會城應考從軍，名列前茅，回家等候官府徵召。同村一個富家子弟不服錦裳的武功，妒忌他在考場上受到主考官的青睞，恣意挑起事端，找來幾個人圍打錦裳。錦裳避走到香山縣南水墟替人打工。他和堂兄弟李萬添、李惠燦在南水做搬運工、樵夫，又幫人家養蠔、打魚，為糊口四處奔波。後來，錦裳母子開一家小食店，從此定居南水。 錦裳在南水村東（今李兆南紀念學校西側）開設小食店，母子待人誠懇，誠信經營，蒸包賣粥，生意興旺。母親去世後，錦裳孤身一人，難以支撐小食店，就用蒸包的大鐵鍋為人家煮蠔、加工蠔豉。一次，他把蒸熟的蠔撈起，在拿出去曬蠔乾之時，忘記關掉爐火，結果炭火把蠔湯熬得半乾。他回家打開鍋蓋一看，蠔湯變成蠔油，黃澄澄地凝結在鍋底。他用手點了少許放入嘴裡，味道非常鮮美。他將蠔油盛起，拿給李萬添和李惠燦品嘗。他們嘗後點頭稱好，勸他就做蠔油生意，別再為人家加工蠔豉了。 錦裳覺得言之有理，從此白天收蠔，晚上熬蠔油。每次將約一百斤蠔湯熬至十斤左右，加入適量鹽後盛起，除去鍋底渣砂，就成為美味的蠔油。他拿著蠔油上街出售，馬上成為搶手貨。南水熬蠔油生意成行成市，從幾家迅速發展到十多家，江門、石岐、廣州等地商人到南水採購漁貨時，順便採購蠔油；而更多的蠔油銷往澳門。錦裳的蠔油乾淨衛生，濃度適中，而且他為人豪爽，人緣好，顧客盈門，供不應求。 1888年，錦裳請人在店鋪寫上“李錦記”招牌，意為蠔油由李家經營、錦記為號。之後“李錦記”蠔油品質最好的消息不脛而走，人們乾脆都把錦裳叫作“李錦記”。他借助南水天然豐富的海產資源，闖出一條新路來。 錦裳經營蠔油有方，賺了些錢，生活走出困境，之後結婚生子。1902年，一場無情大火燒去了半條南水街，“李錦記”蠔油店也被燒得精光。錦裳看著火災後的家，一籌莫展，只好心痛地離開南水，前往澳門謀生。[1][2] 在澳門創業之初，“李錦記”的原料生蠔主要由錦裳的堂兄弟在南水代理收購。錦裳經常帶著年幼的三子李兆南往返南水，付款取料。李兆南16歲時開始獨自回南水收購原材料，海盜猖獗的磨刀門海域當時是條危險的航線，三次在進貨途中遇劫。為了兒子的安全，錦裳痛下決心中斷南水的貨源，將眼光投向了同樣盛產生蠔的橫琴和銀坑，開闢出新的貨源。 橫琴灣海水咸淡適宜，溫度適中，水質肥沃。橫琴蠔身體肥碩，鮮嫩質美，清甜味香，以“一大、二肥、三白、四嫩、五脆”的特點，確保“李錦記”蠔油的品質。很快，“李錦記”的招牌在澳門站穩了腳跟。通過精心配製和加工，“李錦記”蠔油不僅適合國人口味，而且西方人將它當作高級調味品和送禮佳品，澳門人返鄉和華人到外埠都隨身帶幾瓶“李錦記”蠔油，它成為一種手信。[3] 後來，李兆南一方面協助父親採購橫琴和銀坑的生蠔，另一方面學習吸收醬料的製作方法，經過精工炮製所生產出來的蠔油，成本降低，香滑可口，獨具一格，適合國人和西人口味，一時暢銷起來。“李錦記”蠔油莊生意日漸興隆，路越走越寬。 1929年2月15日，錦裳在澳門逝世，終年61歲。[1] 李錦裳之子李兆登、李兆南繼承“李錦記”事業，30年代初，開闢廣州“李錦記”蠔油莊和美國“李錦記”蠔油代銷點，1932年在香港設立生產點，1946年發展為股份公司，總部從澳門遷往香港，生意越做越大。 “李錦記”在抗戰時期一度衰落，20世紀50年代再次崛起，“李錦記”蠔油迅速恢復發展，產品暢銷省、港、澳地區及東南亞部分國家，“李錦記”成為香港實力雄厚的經濟實體。 1972年，李兆南年紀漸大，其子李文達掌管產業，產銷業務不斷拓展。1987年建立新廠，安裝11條自動化流水線，電腦控制生產過程。除生產蠔油之外，還生產芝麻油、飲料及醬油等十多個品種銷往60多個國家和地區。從此，“家有李錦記，餐餐陪住你”這句廣告詞，成了不少人的口頭禪。[1][2] 80年代，李文達的五個子女相繼學成回香港加入公司，引進最新的管理文化和科學技術﹐加速“李錦記”實現現代化發展的步伐；1983年“李錦記”在美國加州洛杉磯設立辦事處；1986年美國“李錦記”在紐約中國城設立辦事處；1991年美國“李錦記”在洛杉磯工業市設立廠房；1996年“李錦記”在中國廣東新會市建成面積達一千多萬平方尺的醬油生產基地；2002年美國“李錦記”遷入位於洛杉磯工業市的全新辦公大樓；2008年“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先生獲美國著名百森商學院（Babson College）授予“傑出企業家學院獎”；2008年美國“李錦記”在洛杉磯擴建的另一間十萬尺新廠房開始投產；2009年“李錦記”集團主席李文達榮膺“香港傑出工業家獎”；2010年“李錦記”集團在加拿大設立辦事處。[4] 現在，“李錦記”蠔油日銷80萬瓶，創造了“從一開始就是第一”的傳奇。 [1]《李錦裳（1868-1929）》，載“珠海僑網＂，2012年12月1日，http://www.zhoverseaschn.com/huaqiao/hqShow.aspx?sshowid=18&ttid=90。 [2]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6-107頁。 [3]《李錦記》，載“百度百科＂網，2012年12月3日，http://baike.baidu.com/view/555756.htm。 [4]彭健：《李錦裳：美味世家的締造者》，載“晶報多媒體數位報刊平台＂網，2009年1月1日，http://jb.sznews.com/html/2008-04/24/content_148533.htm。

杜連玉，西名Herculano Hugo Goçalves Estorinho，生於澳門巴冷登街三號的寓所內。畫家。 父親是葡國拉戈阿（Lagoa）人約瑟‧崗薩維斯‧杜（José Goçalves Estorninho），母親是澳門人彭美拉（Palmira Maria Augusta Estorninho），連玉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1] 連玉在澳門長大，開始入讀聖約瑟修院，之後轉讀殷皇子學校。在他的授課老師中，有著名的畫師拉拉‧雷伊斯（Lara Reis），還有使他在繪畫及作曲上受益匪淺的波達羅‧包熱斯（Bordalo Borges）及安東尼‧聖克拉拉（António de Santa Clara），在他們的美術啟蒙教育下，連玉八歲時拿起了水彩畫筆，隨Brigite Reinhart學習水彩畫並在澳門美術學校學習進修水彩技法，之後進入奧地利維也納專業藝術學院隨祖士學習專業藝術。[2] 連玉33歲時，在受洗禮的教堂成婚。當時，他的職業是氣象台觀測員，在此崗位勤勤懇懇地幹了17年；1984年3月23日，獲頒“氣象功勳證書”。 連玉在氣象台負責觀察與記錄大自然工作，迎合他熱愛觀察大自然的天性，他喜歡看澳門的自然風光：水、天空、植物、建築等。當時澳門氣象台建在大炮台上面，周圍絕大多數是二層高的西洋別墅和唐樓，大炮台上的氣象台居高臨下，澳門的景色一覽無遺。 連玉深邃而溫柔的目光，總是注視著天空，也注視著這片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 連玉是一位勤奮好學、博採眾長的藝術家，他從來沒有種族和門戶偏見。他向兩位德國後裔Brigitte Reinhardt及Frederick Joss學畫。他在殷皇子學校學生為其舉辦的展覽上接受一家澳門報紙的訪問時，說過“Frederick Joss是一位教給我許多繪畫知識的人”。1963年，連玉與Frederick Joss在澳門市政廳舉辦畫展。 連玉一生崇尚自然，從沒放棄過寫生，但其後期風格逐漸趨向自由。在他的最初幾幅水彩畫中，圖案的線條較為明顯，但晚年時期，線條均消失得蹤影全無。連玉的隨意性及繪畫技巧幾乎成了一個連貫的整體。另外，色彩的搭配及題材的簡潔顯示出表現主義對他深刻的烙印。 連玉深受法國巴比松（Barbizon）學派的美學觀點及印象主義時期各學派的美學觀點影響，非常瞭解印象派畫家的技巧理論。他在初期作品中經常顯示出模仿的痕跡。水彩畫本身就使畫家有一個較大的表現自由的空間，可以反映畫家在景物面前的激情。題材的選擇與色彩的運用，成為畫家詩一般目光的反映，這在杜連玉的水彩畫中比比皆是。 水彩畫《亭橋》是連玉一生中畫得最有中國情調的作品。這幅畫證明中國美術對連玉的影響，也證明生活在澳門的土生葡人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另外，連玉使用的水彩畫顏料中有些礦物質含量較高，所以在畫風景特別是遠山，水彩顏料在背景上沉澱，造成特殊的山巒肌理效果。他的水彩畫還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他的畫面緊湊的構圖。他的水彩畫作是緊湊與流動的結合體，這種對立的統一使連玉的水彩畫具有十分獨特的個性和原創性。 1968年前，連玉前往東帝汶主持帝汶旅遊暨娛樂公司；1970年回到澳門後，繼續其企業家的生涯；開始擔任葡京酒店的董事；1974-1976年任澳門旅遊娛樂公司的顧問；1976年，開始擔任澳門南灣新建成的新麗華酒店經理，一做就是17年。雖然工作忙碌，但連玉一直沒有放下畫筆，1976年，他與中國籍畫友郭士等人在市政廳舉辦畫展，在賈梅士博物館舉辦兩次個展。在他執掌新麗華酒店期間，他的辦公室是“畫廊”、“畫室”、“視聽室”及“圖書館”，成為朋友們聚會、交流、學習的場所。[1] 1962年，連玉發起成立“天虹藝術社”，成為創會成員；1963年1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他與祖士和譚智生合辦畫展；1964年2月，在澳門市政廳畫廊舉辦“天虹藝術社美術展覽會”，獲得空前成功。自1965年始，他在葡國、澳門和香港等地舉辦個展，其作品獲私人及政府機構如葡萄牙貝南宮、里斯本澳門之家、帝汶總督府、澳門藝術博物館和葡萄牙駐墨爾本領事館等收藏。[2] 1994年，連玉去世，終年73歲。 [1].徐新：《澳門水彩畫》，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第47-52頁。 [2].《杜連玉》，載“澳門藝術博物館＂網，2012年9月12日，http://gb.mam.gov.mo/showcontent2.asp?item_id=20100612010203&lc=1。 [3].《杜連玉平生作品》，載“孔夫子舊書網＂，2013年11月28日，http://book.kongfz.com/9748/199245990/。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梁昌，原名梁潤昌，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生於澳門。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時代，梁在銀鋪和辦館任職。[1]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梁因為認識當時知名商人鍾子光，又結識經濟局長兼富商葡人羅保(Pedro José Lobo)，獲得羅保賞識。 40年代中期，梁在內港海旁開設英昌行（潤昌的諧音），經營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門開始成為世界主要的黃金走私地方，當時國際訂定黃金價公價為每安士是35美元。許多地區包括香港在內，黃金進口受到管制，而澳門因為不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員，不受國際公價的規限，因此，成為世界知名的黃金市場。1973年，黃金的國際公價撤銷。香港取消限制黃金進口後，澳門才失去這一地位。 1948年開始，澳葡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恆昌公司經營，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由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當黃金運到香港時，梁在恆昌公司任職，負責將黃金轉運到澳門；並獲邀加入專營黃金的恆昌公司成為股東，獲得分紅，他開始賺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開辦港澳水翼船公司，經營港澳兩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開設燕昌置業公司，在地產、股票上發展順利，成為港澳兩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導文化體育事業，熱心慈善公益事業；1961年捐資50萬元，在澳門南灣興建孤兒院；1965年再捐款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設備。 梁兩次獲得葡國授勳；太平洋戰爭時期，他因援救英軍有功，1973年獲英皇頒授CBE勳銜。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機開車載他兜風，到了淺水灣道1001號淺水灣花園大廈下車。他獨自進入大廈A座，不久便墜下大廈入口處地上，當場身亡，終年61歲。[1] 梁昌與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當時澳門政府公共救濟處（今社會工作局）捐款50萬元，作為撫育孤兒之用。在西環“燒灰爐”興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兒院，後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錢在香港沙田興建一所梁文燕紀念中學。 後來，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師何杏莊為繼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與梁昌離婚，後雙方協議離婚。之後，梁昌心情大受打擊，性情大變，經常拿著一疊鈔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錶行買了一大堆手錶，見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門被葡人佔據開埠時，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樓居住，形成“燒灰爐”和“竹室仔”兩條自然村。清朝時，澳門正式成為中國唯一的洋場租界並由澳葡管治，當時西望洋山兩條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後二百多年，西望洋山從未有華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築西望洋山腳東南側馬路，將南灣西灣與媽閣前地連通。因馬路修好之際，恰逢葡萄牙國內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將此新路命名為“民國大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燒灰爐”附近，英國公使官邸旁邊興建西式大宅並入住，成為200年來第一位在此置業居住的華人。之後，梁昌事業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這時港澳華商官員蜂擁而至在西望洋山置業居住，從此西望洋山一帶便成為“澳門地王”。據說，梁昌是經粵港澳著名風水師霍鑒清的點化，勸他不必顧慮甚麼。霍鑒清說，一是辛亥革命開創民國，國運地大有變化。二是澳葡闢設民國大馬路，改其風水作“龍首披掛”，“龍首雞”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島上的雞頸山“雞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壞則克然亦壞。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繼承家業。梁仲豪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擔任新世界發展董事。他擁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權；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權，套現16億；在泰國擁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資超過40億港元。他又與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發展曼谷SV City 121萬平方米樓面和8.3萬平方米商鋪寫字樓和高級商住區，投資額達35億港元，建立梁仲豪財團。[5] 1992年，何杏莊捐款港幣55萬元，作為東華三院“梁昌紀念安老院”建設費用，以彰梁昌的功德。為貫徹政府安老政策和響應社會需要，該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轉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於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納地盤前身的四棟舊樓，購入價共3.86億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後有見零售業大旺，改變主意重建成銀座式商廈作樓上鋪之用，總樓面46379方呎。興建霎東街15-21號銀座式商廈樓花OLIV，因應同區銅鑼灣地帶拆售，即時推出發售，套現逾13.58億元，賺近十億元。[7] 2011年，巨龍船務董事總經理梁仲豪擔任董事的兩間投資公司，向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借錢後，未能如期還款。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出任擔保人的梁仲豪追討合共1.6億元及利息。原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指，2008年3月與萊祺投資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資有限公司，分別簽訂兩份貸款協議，批貸款額合共3.2億元。 巨龍船務股份有限公司、吳福（譯音）及被告梁仲豪作為獨立擔保人，而被告的保證金額共1.6億元。兩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還貸款，截至2011年9月，萊祺投資仍欠原告逾8000萬元，晴域投資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萬元。巨龍船務提供來往港澳的廉價客運航線，經營14個月後至2011年9月，突然宣佈清盤。[8] 梁仲豪因其個人決定放下活躍的業務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辭任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服務於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獲委任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執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為非執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頁。 [2]《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載“文匯資訊＂網，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門舊話——充滿傳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載“aomenMACAU.com＂網，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豐居士：《西望洋山曾無華人敢居》，載《新報》，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567頁。 [6]《梁昌紀念安老院》，載“東華三院＂網，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廈　速套13億》，載《蘋果日報》，2013年2月22日。 [8]《中國銀行上訴法院向巨龍船梁仲豪追討1.6億》，載“中國資本證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辭任新世界（00017.HK）非執行董事》，載“網易財經＂網，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張祖奇，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上海。澳門知名人士、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1937年，祖奇移居澳門。 50年代初，祖奇擔任建築裝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內設計技術員，經常親自到地盤監督工程，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60年代初，他領取建築商牌照，開始從事建築設計業務。 70年代，祖奇以“亞張建築”之名經營建築裝修工程業務，80年代與家族成員組成“亞張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董事長；並組織創建聯利企業有限公司、達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歷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百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達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建築置業商會副會長、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中澳葡投資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同時，他擔任澳門、葡國、台灣貿易商會名譽會長兼會員大會主席、澳門教育基金會名譽會長、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候補委員、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永遠榮譽副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澳門鏡湖慈善會監事、澳門教育基金會常務會董等職。[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時07分，祖奇在山頂醫院去世，終年89歲。11月28日下午3時，遺體奉移鏡湖殯儀館福壽堂治喪，11月29日正午12時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安葬在路環華人永久墓園。[1] [1]《澳門知名人士——張祖奇逝世》，載《澳門日報》，2007年11月27日。 [2]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592頁。

字德彰，號壽屏。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孫中山長兄。早年隨舅父赴檀香山謀生，初作農工，後從事畜牧、墾殖，復經商漸富，接孫中山到檀香山讀書。1894年加入興中會，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07年移居香港九龍。1909年參與籌劃廣州新軍起義，復在九龍聯合會黨，從者日眾，被港府驅逐。1911年移居廣州灣（今湛江），任同盟會香港南方支部副支部長，組織民軍響應武昌起義，並收復雷州半島各地。辛亥革命後，曾反對袁世凱竊國。1910年移居澳門。1915年在澳門病逝。

馬萬祺，生於廣東省南海縣（今屬佛山市南海區）。港澳著名實業家、傑出社會活動家，澳門知名愛國人士。 祖輩務農，父親經商。萬祺五歲時，開始學習國文，喜愛書法。稍長，參加學生運動，支持抗戰。他15歲時，父親去世。他17歲時，繼承家業。 1938年，廣州淪陷，萬祺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毀燒光。之後，他離穗來到香港開拓事業。在友人的幫助下，他很快恢復商業運作，經營進出口棉花、紗布和糧油食品生意，漸漸站穩了腳跟。 1938-1941年，他在香港成立泰生行、永裕昌等商行，並出任經理。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時，他創下的一點基業，又被日寇掠奪。 為避戰亂，萬祺留居澳門。在澳門安頓下來後，他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多賺錢，而是支持內地人民開展抗日活動。通過當時廣州灣（今湛江）法國總督駐澳門的關係，他組織開辦一家葡法洋行，專門將抗戰物資中轉運往內地；又開設大豐銀行，加強澳門與內地金融業務來往。 1941-1944年，萬祺名下有與友人合營的恆記公司、廣生商行、和生商行等生意，都致力於抗戰物資運輸。1944-1946年，他擔任鏡湖醫院慈善會董事、副董事長、董事會主席。[1] 40年代中期，萬祺結識港澳文化界知名人士夏衍、茅盾、陽翰笙、馮裕芳、梅龔彬、柯麟、李一氓等人，交情甚深。 1943年1月15日，萬祺與相戀多年的羅柏心喜結連理。結婚當天，嘉賓絡繹不絕，其中不少是澳門工商界知名人士及政府官員。婚禮開始，證婚人是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馮祝萬，他告訴大家，這場婚宴原來準備五萬大洋，一對新人說服雙方父母，決定把這五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話音剛落，在場所有賓客對這對新人及雙方家長刮目相看，敬佩不已。之後，婚宴成為簡單的茶話會。 婚後，萬祺夫妻同心，相濡以沫，同心協力發展事業，從最初一家米鋪的生意，發展成為澳門數一數二的商業王國。 當時在澳門，萬祺要為祖國做事，經常會遇到危險。有個晚上，一家人晚飯後正在客廳小坐，突然屋外一聲巨響。後來，他到院子一看，只見圍牆已被炸去半堵，幸好當時沒有人在後院。後破獲了特務組織，才知萬祺被列入了黑名單。 40年代末，萬祺在香港認識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認識廖承志。1956年春，何香凝誠邀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萬祺夫婦到達蘇杭，只見到處花紅柳綠，沿途都有廖承志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慶的氣氛猶如新婚。羅柏心感動不已，結婚13載，他們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歡度蜜月，真是沒想到。 1946-1947年，萬祺組建新中國銀行；1947-1948年組建大華行，擔任總經理、董事長；1948-1950年出任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副理事長、副會長、會長。 1950-1992年，萬祺先後擔任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理事長、名譽顧問，澳門勞工教育協進會主任，澳門籃排球總會、乒乓球總會、游泳總會、象棋總會會長，澳門東亞大學董事會主席、諮詢會主席，濠江中學、培道中學、商訓夜中學、廣大中學、青洲小學、鏡平小學校董會主席； 又任澳門中國土特產公司、大生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聯生發展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州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投資公司董事（副董事長）； 擔任暨南大學、南京大學、仲愷農業學院副董事長，廣州大學、南海中學、何香凝紀念學校名譽校長，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委、名譽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務委員，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澳門立法會議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等職。 1993年始，萬祺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八屆、九屆、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第六屆、七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文革”期間，廖承志一家遭到迫害。萬祺叮囑在京工作的兒子在大是大非面前，分清是非，堅持正義。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屆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萬祺和妻子知道後，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及其所需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北京北新橋三條住處向老人問候，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萬祺夫婦情真意切對待朋友，讓廖家人倍感溫暖。 1950年，萬祺與葉劍英相識，交情深厚。1952年，葉劍英得知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文革”開始，萬祺夫婦得知葉劍英也受到衝擊，冒險前往葉帥府上探望。葉劍英反而安慰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民的工作，消除“文革”在海外的不良影響。1967年初，葉劍英怕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70年代初，葉劍英得知萬祺的身體很不好，立即讓他把病歷送到北京請專家會診。院方對萬祺的治療方案，葉劍英親自過問，勸他採用內科新法治療，效果十分理想。[1] 新中國成立後，萬祺積極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1950年協助駐澳門國營機構搶運戰略物資，支援大軍解放海南和廣西。抗美援朝期間，他與澳門愛國人士一起，從國外採購物資運進國內。他每年都積極組織和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活動，宣傳祖國的建設成就。 萬祺數十次參加港澳工商界代表團回祖國內地觀光，為祖國建設獻計出力。他聯絡廣東、福建兩省華僑投資公司及華南企業公司，使興僑飯店很快落成，成為新中國首都的第一家現代化賓館，適應對外交往的需要。他積極組織和推動澳門工商界回國，參加各類工商交流活動及一年兩屆的廣州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 他在澳門的投資和經營專案絕大多數與發展國內經濟、拓展中國產品的國際市場相關，先後與愛國人士及國際友人組成以經銷中國輕工業品、糧油產品為主的新中行，經銷中國建築材料、水泥、工藝品、抽紗刺繡及農副畜產品的大華商行、中國國華公司等。通過華南企業公司、廣東華僑投資公司、廣州和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參與國內投資，在香港、澳門參與中資公司投資，為國內產品在港澳開拓市場，並通過港澳轉口把國內產品推向海外。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萬祺與霍英東、何賢率先向珠江三角洲投資，興建國內第一家合資的星級賓館——中山溫泉賓館，興建橫跨珠江支流的四座大橋，使澳門廣州之間交通得到有效改善。 萬祺向家鄉南海和內地捐款項目很多，涉及教育、體育、醫療、文化等領域。1991年華東水災，他捐獻港幣100萬，親自到華東災區慰問災民。他擔任中華文學基金會副會長，積極為祖國文學事業出錢出力，如安徽合肥市文聯的“文采大廈”，為資金所困，成為挖了地基、擱置五六年的“文藝大坑”。1992年，他率港澳捐贈代表團赴安徽災區，瞭解實情後說，決定慷慨捐建，兩年後，這座現代化的集餐飲、娛樂、商場、客房等於一體的“文采大廈”建成使用。 1987年4月，中葡兩國簽署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澳門將於1999年回歸中國。萬祺認為香港和澳門的問題，實行“一國兩制”，解決得非常好。當時他在北京參加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興奮激動，即興賦詩抒懷。 根據聯合聲明，中國成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萬祺就任起草委員會副主任。為此，他參加歷時四年零五個月艱巨細緻的基本法草案的起草擬定工作，全力以赴，奔走於北京、廣州、澳門、珠海之間，與各位委員一起對基本法條文一條條、一句句反覆推敲，期間，僅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就召開九次，而主任會議和各專題會議不計其數。 為了迎接澳門“九九”回歸，萬祺在地產、建築和工業等領域加大自己在澳門投資份額，並參與澳門大型發展專案，帶動澳門工商界，滿懷信心迎接澳門回歸。[2] 1993年，萬祺和羅柏心慶祝金婚紀念，一家39人歡聚一堂。夫婦倆經常教導子孫們說，水有源頭樹有根，要多讀中文，不論身居世界何處，都要常回祖國，常回澳門。幾十年來，萬祺的生活充實美滿。他習慣早睡早起，心情開朗，不吸煙，不喝酒；平時打太極，散步，寫詩，會友和看孫輩。 三子馬有禮在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是澳門中華總商常務會董、澳門行政會成員、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全國政協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會第一、第二、第三屆委員。 萬祺不僅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而且一位激情洋溢的詩人、書法家，其書法主要臨習顏真卿、王羲之諸家墨蹟及《泰山金剛經》等，工楷行書，所作楷書，端嚴雄秀，行書樸拙清逸。作品多次入選港澳地區大型書法展覽，被收入作品集並發表於報刊，勒石於風景名勝區、碑林等處；著有《馬萬祺詩詞選》一書，由中國作家出版社出版。[3] 2014年5月26日，萬祺在北京病逝，終年95歲。[1] 6月1日上午，馬萬祺先生公祭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以及澳門各界人士出席致哀。治喪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杜青林致悼詞，盛讚馬萬祺先生愛國愛澳的一生，稱他的逝世是國家及澳門的重大損失。 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等國家領導人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等中央機構致送了花圈。中央有關部門和駐澳門機構、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人士，香港、台灣以及海外各界人士、廣東省政府及澳門各界人士都致送花圈。馬萬祺遺體安葬在澳門氹仔永遠孝思墓園。[4] [1]《馬萬祺先生生平》，載“新華網＂，2014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6/01/c_1110951360.htm。 [2]吳躍農：《馬萬祺詩話祖國情》，載“光明網＂，2007年6月21日，http://www.gmw.cn/content/2004-11/21/content_133563.htm。 [3]金通達：《中國當代書法家辭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第504頁。 [4]《馬萬祺公祭儀式在澳門隆重舉行多位國家領導人出席》，載“中新網＂，2014年6月3日，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01/6234875.shtml。

林炳炎，原名林福新，英文名Lam Bing Yim，清遠市清城區石角鎮田寮村人。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港澳知名富商。 父親林壽汝是一位老實的農民，生育子女多個，炳炎居長。炳炎童年時入讀私塾、小學，因家境困難而輟學，在廣州一家小錢莊做學徒；後被老闆的好友賞識，推薦到汕頭的錢莊做店員，負責外出收送匯單和錢幣，工作量很大。幾年後，炳炎基本學會經營錢莊的本領，就攜眷前往上海，自辦大昌錢莊。他堅持“顧客至上、服務第一”的宗旨，經過多年努力，僅在常德路街內，就開設多家店鋪；又與孔祥熙、宋子文等上層社會名流交往，成為上海頗有名氣的富商之一。 抗戰初期，炳炎向前線捐獻飛機，並購買糧食救濟廣東旅滬災民，知名度越來越高。 1933年3月，炳炎與摯友何善衡、盛春林、梁植偉、何添等集資十萬港元，在香港中環路創辦恆生銀號，自任董事長。炳炎在上海擁有產業，在廣州十三行開設昆昌銀號（抗戰勝利後改為匯隆），經常來往於香港、廣州、上海等地開拓銀號業務。恆生銀號是華資銀行，從事金銀、外幣買賣和匯兌、押匯業務，主要為中小客戶服務，生意越做越大，入股人越來越多。1937年，恆生銀號成為香港銀行、銀號大戶之一，當時《粵華報》稱炳炎為“金融鉅子”。 1941年12月，日寇侵佔香港，炳炎把資金轉移到澳門開辦“永華銀號”。他受到澳門總督的熱情接待，讓出澳督將軍府給炳炎居住，並聲言免收房租。[1] 當時，正值澳門鏡湖醫院因長期性高強度的施濟而面臨財源枯竭，炳炎受澳門眾華商推舉出任鏡湖醫院主席。他除弊革新，促使鏡湖醫院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同時，他建立自己在澳門社會的影響，推動澳門華人社區的新權力核心的形成，創下了造福萬民的功績。 炳炎接任鏡湖醫院值理會主席後，認為值理會處理醫務行政事務應有醫生參加，為此，次年推行領導制度改革，院長專責醫務，聘請柯麟醫生擔任鏡湖醫院首任院長。 一是改值理制為董事制，醫務方面由院長負責。 二是抗戰爆發後，鏡湖醫院施濟激增，入不敷出，加上連年捐輸，民窮財竭。炳炎不畏困難，除帶頭捐款外，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銀行界發起為鏡湖醫院捐款，僅1945年募得經費13萬餘元，創下歷年籌款的記錄；1948年，他一次捐贈鏡湖醫院手術室價值1.5萬餘港元的設備。 三是向澳葡當局爭得中國醫師與葡籍醫師同等待遇。鏡湖醫院手術室建立後，中國醫師尚未取得手術權。按照澳葡政府規定，必須聘請葡籍醫師為外科主任，只有得到該主任授權，華籍外科醫師才能手術。對此，炳炎無法容忍，與澳葡當局據理力爭，終獲得澳督同意，使華籍醫師與葡籍醫師擁有同等的手術權；此舉彰顯了炳炎的民族氣節，華人無不贊佩。 四是以鏡湖醫院為陣地，形成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中心。鏡湖醫院建成後，成為澳門華人集議之地。 1912年，華人社區的權力中心開始從鏡湖醫院轉移到商會。1930年代中期，柯麟進入鏡湖醫院擔任義務醫師，設法提高共產黨在鏡湖醫院的影響。太平洋戰爭期間，鏡湖醫院成為共產黨保護下的進步文化人士撤出香港中轉回內地的地下交通站。炳炎入主鏡湖醫院前，向前任值理會提出與柯麟一起加入值理會的條件，得到同意。 為使柯麟順利進入值理會，炳炎親自遊說澳督，希望澳督批准柯麟加入值理會。當時澳督顧慮柯麟是共產黨員，炳炎對澳督堅稱，如果柯麟是共產黨，自己也是共產黨。終於，迫使澳督同意炳炎的要求。 不久，炳炎主持董事會，決定聘柯麟為鏡湖醫院院長，使柯麟順利取得鏡湖醫院醫務的領導權。20世紀40年代末，炳炎逐漸將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委託時任副主席何賢來主持，形成何賢主持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務、柯麟主持鏡湖醫院院務的權力格局，使鏡湖醫院成為中華總商會之外澳門華人社團新的權力核心。炳炎有膽有識，敢作敢為，領導鏡湖醫院慈善會順利地渡過危機並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個人品德和功績獲得澳門各界人士的敬佩和讚賞。[2] 抗戰勝利後，炳炎將資金從澳門轉回香港復辦恆生銀號，並率先拓展南北物資交流及匯兌業務，致力香港經濟復興。1946年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國統區貨幣貶值，香港黃金、外幣炒賣業高潮迭起，恆生銀號與同行一樣從中獲利，資金倍增。 炳炎知人善任，主張“凡能者舉之”。有不合條件的親友要求進入恆生銀號工作，他婉言拒絕：“你做生意不夠本錢，儘管說，但要求入恆生做事就難了。”多年來，在恆生擔任高級職務的不下數十人，卻沒有一個是靠他私情提拔上去的。有位友人因缺資金辦學而愁眉苦臉，炳炎知道後說：“錢還是要捐的，再窮也要辦學校。你做一個計劃，看要多少錢，我來幫你。”事後，還叮囑那位朋友不要告訴別人錢是他捐的。 三、四十年代，清遠縣多次遭受水災，炳炎向災民施粥分米、贈醫施藥；抗日戰爭期間，資助香港同鄉疏散回內地。他捐獻鉅款支持清遠師範、清遠中學、清遠方便醫院、香港東華醫院、澳門鏡湖醫院等建設。在家鄉田寮村，他出資建有東興小學，教學設備完善，當地孩子免費入校讀書，教師在校免費用膳。 興建興仁小學時，他捐資1000元白銀。在興仁墟、石龍頭村、東村，他捐資建三座鋼筋水泥橋。修建石泉坑水庫，他捐助白銀3000元。他成立林炳炎基金會在香港荃灣葵青區大廈街33號；建設潔心林炳炎中學在香港九龍橫頭磡富美街；建設嶺南大學林炳炎樓；幫助在粵港澳一帶活動的中國共產黨人等。 1946年，炳炎先後擔任香港清遠同鄉會、清遠公會名譽顧問，講一口石角蛇話。[1] 1947年2月15日，炳炎坐在沙發上因心臟病發而去世，年僅56歲。[2] 送葬之日，香港的花圈被購一空，護棺送葬的人群長達一公里之多。 “文革”期間，林炳炎在鄉的祖墓被破壞，房產和沒收。“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一度修復林炳炎祖墓。 林炳炎生育四子一女：長子林秀梁、次子林秀峰、三子林秀榮、四子林秀棠及女林麗冰。林秀梁是美國化學博士，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回港後進入恆生銀行，負責外匯業務；後升為副總經理，並進入董事局，1976年5月，因一場小病去世；其妻林李翹如為大學資助委員會主席，當律師和任教於中學，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前房委會主席王鳴及商業電台高層俞琤等都是她的學生。 在兄長去世不久，林秀峰和林秀榮辭退工作。林炳炎逝世後留下三億港元的遺產，指定其中兩億港元用於文化事業。1976年林秀峰入股佳藝電視台，成為董事之一；他熱烈追求港姐出身的無線電視台當紅藝人繆騫人；但佳視倒閉後，兩人就分手。 四子林秀棠一直保持低調，任職於大昌貿易行。[1]林麗冰嫁與陳姓人家，是嶺南教育機構有限公司主席，嶺南大學校董及校友。[3] [1]向耀佳：《恆生銀行的創辦人——林炳炎》，載《廣東史志》，1998年第10期，第52-53頁。 [2]清城區檔案局：《近代金融鉅子——林炳炎》，載“清遠市清城區人民政府＂網，2013年12月30日，http://www.qingcheng.gov.cn/info/73876。 [3]《林炳炎》，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1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7%82%B3%E7%82%8E。

曾谷，廣東省惠陽縣（今屬惠州市惠陽區）人。澳門中共特派員、澳門南光公司副經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直屬機關黨委第一書記。 曾出身於商人家庭，1930年，在廣州市立師範學校讀書；1933-1936年先後在中山、廣州任小學教員，並組織學生開展愛國運動。1936年春，他參加中國青年抗日大同盟；6月，在廣州參加學生抗日運動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審訊時，他被“吊飛機”（行刑）五次，但他強調抗日是合法的。結果，他被國民黨當局判刑五年。 1937年夏，曾被保釋出獄，8月，在中山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受中共黨組織派遣，他回到惠陽縣國民黨一五一師連部當上士文書，從事抗日統一戰線工作；7月，參加抗擊日寇侵犯橫門的戰鬥。11月，中共中山縣委決定在全縣建成抗日武裝，他被派往四區任區委委員，協助孫康、譚桂明建立一支有60人的區抗日別動隊，擔任隊政訓員。 1941年1月，中山縣八區區委改屬中共南（海）番（禺）中（山）順（德）中心縣委領導，曾擔任區委委員。7月，他在東澳鄉草朗村以經商名義進行隱蔽活動時，組建一支12人的東澳鄉人民抗日義勇遊擊獨立小隊，先後多次阻止入侵日寇，掩護鄉民安全轉移，保護群眾的生命財產；八區抗日遊擊大隊發展170多人。 1943年5至9月，他擔任八區區委負責人；10月被派往江門，擔任地下政治交通員，建立地下交通站，為抗日遊擊隊搜集情報，籌集、轉送物資。年底，他返回中山遊擊區，擔任武工隊特派員；1945年10月，參加中山縣抗日民主政權——縣行政督導處籌建工作。 1946年6月，珠江縱隊北撤山東省解放區，曾留下來堅持鬥爭；1947年2月，中共廣州市工委在澳門設中共中山特派員，他擔任特派員。1948年2月，中共香港分局設立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區工作委員會（後改為中共珠江三角洲地區委員會），他擔任地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他深入各縣墟鎮、鄉村，開展敵後遊擊戰，開展統一戰線工作，團結各階層人士，在中山、番禺、順德部分農村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從各方面做好準備，配合南下解放軍。 1949年10月，番禺縣解放，曾擔任縣委書記，領導全縣人民接管國民黨政權，建立各級人民政權，清匪反霸，恢復經濟，迅速穩定社會秩序。 1952年11月，曾調任中共佛山市委第二書記，1954年7月擔任第一書記。當時佛山百業蕭條，許多工商業戶歇業，大批工人失業。面對這種情況，他堅決貫徹“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政策，組織全市工人開展愛國增產競賽，增加產量，降低成本，資方恢復生產，佛山市手工業生產較快恢復；同時開始對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底，佛山工商業初步擺脫了徘徊不前的狀況，工業產值、財政收入比上年大幅增長。1954年12月至1957年夏，曾擔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幹部處長；1957年夏至1958年11月，擔任中共惠陽地委副書記兼中共增城縣委書記；1958年11月後任中共佛山地委副書記；1959年12月擔任佛山專署副專員；1963年6月後，擔任專員，負責全區工業、交通工作。 1959年，為解決“大躍進”造成生產關係急劇變化的問題，曾深入到各城鎮、廠企調研。在他的主持下，地委先後制定加強城鎮工作，調整手工業體制，改進商業體制，擴大商業網點，整頓工業組織和勞動組織等四項規定。 1961年，為堅決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曾提出要發展日用工業品生產，協調各方面關係，在人力、資金、動力、設備和原材料等方面，盡可能滿足日用工業品生產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日用品供應的緊張局面。之後，他主持召開全區各縣市工業書記會議，研究調整企業所有制規模和工資分配政策，擬出台《縣社工業有關政策問題十五條意見》，提出地方工業要遵循為農業、為人民、為大工業、為出口服務的“四為”經營方針，堅決處理“共產風”，促進全區縣辦、公社辦工業發展。 1966年“文革”開始，部分學生和群眾起來“造反”，破“四舊”，有人要砸爛工人文化宮的牌子，曾立即派人制止。為此，有人質問他。9月初，他在市有線廣播站發表題為《我對佛山有人質問的答覆》的講話，對當時運動所出現的“左”的行為進行批評，引導群眾要堅持正確的方向，“抓革命、促生產”、“堅持在黨委領導下進行運動”。 10-11月，地委、專署兩次發出文件，要求做好工農業生產，做好市場供應，安排好群眾生活，努力完成國家財政、稅收、僑匯和城鄉儲蓄任務。11月開始，他被造反派當作“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連續遭到批鬥而靠邊站。 1968年3月，曾擔任佛山地區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1年2月擔任中共佛山地委常委，1973年4月後任地委副書記。期間，他主要分管城鎮工作，深入城鎮調查研究，先後主持召開兩次城鎮工作會議，提出城鎮要加強規劃，抓好經濟、財貿工作，變消費城鎮為生產城鎮，搞好教育、科學、文化、體育、清潔衛生和造林綠化，搞好市政建設，建成文明衛生的新城鎮。 1974年9月，曾調離佛山地區，歷任澳門南光公司副經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兼直屬機關黨委第一書記等職。 1983年7月，曾離休；2007年5月29日病逝，享年93歲。[1] [1]佛山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佛山人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第269-271頁。

陸昌，原籍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生於澳門。澳門美術界知名人士。[2] 抗戰期間，陸從澳門來到廣州灣（今湛江），從事戲院廣告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澳門工作。妻子蔡華嘉是雷州徐聞人，陸作為湛江人的“半子”，一直視湛江為自己的第二故鄉。 改革開放後，陸夫婦經常返回湛江，他不僅非常關心“故鄉”文化藝術事業發展，同時不遺餘力地引進外資、架設經濟建設橋樑來開發湛江。他主持澳門中天有限公司與湛江日報社合資，舉辦“天采分色影版有限公司”，不斷引進印刷技術和設備，提高生產效率；在徐聞開發區經營房地產企業，為湛江經濟建設作出一定的貢獻。 陸積極支持湛江文化事業發展，尤其是美術方面活動，不僅親自組織畫展，每次舉辦重大藝術活動，他都積極參加。慶祝建國40周年之際，湛江舉辦大型美術作品展覽，陸抱病從澳門趕來參加，他的精神令大家十分感動。 《湛江鄉情》出版以後，陸一直關注這份新生刊物的成長，給予大力的支援和贊助，不但捐贈費用，而且對雜誌封面和彩頁的分色、製版和印刷，都給予大力幫助，使刊物品質不斷提高。 除長期擔任澳門美術協會會長外，陸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特區政府第一屆推選委員會委員，肩負重任，社會活動頻繁。同時，他長期擔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建言獻策，參政議政，盡心盡力，把畢生精力貢獻社會。 陸無微不至地關心當地勞工子弟和一些弱勢群體。在澳門回歸前歲月裡，他為這些勞苦大眾、低薪階層人士盡心盡力，多次促成勞工子弟學校教職員工訪問湛江，與“故鄉”人士交流和溝通，有力推動兩地文化、教育事業發展。 1984年11月，陸夫婦回到湛江，遇見一位人稱“澳門嬸”的硇洲農婦，她當年逃避日本鬼子來到廣州灣，流落在湛江40多年，一直無法與澳門親人聯繫。陸夫婦和同伴回澳門後，根據“澳門嬸”提供的一些線索，幾經周折，終於為她找到親人，使這位老人感動不已。香港《文匯報》、澳門《大眾報》都報導此事。 60年來，陸任職於澳門美術協會，一直關心著澳門社會發展和繁榮。澳門回歸後，更著力關注澳門社會的和諧發展，積極推動文化藝術事業。20世紀50年代始，他邀集畫友組成“駱駝美術組”，動員和組織不少教師、學生、工人參加進步的文化藝術活動。當時，澳葡當局勾結從大陸潰退的國民黨殘餘勢力，對進步群眾恐嚇、威脅、阻撓和迫害，他們不屈不撓，每年“十一”都行動起來，克服經費、物質等重重困難，搭建起既有內容，又富美感的“慶祝國慶”牌樓，充分體現澳門同胞的愛國熱情。 這些巨型牌樓，矗立街頭，莊嚴肅穆，氣勢磅礴；入夜燈光輝煌，彩旗招展，吸引成千上萬市民注目致敬。“國慶到，去澳門睇牌樓”，成為香港人的一種時尚。儘管澳門美術界人士經濟都不充裕，但都爭著出錢出力，尤其是颱風季節，常常風雨交加，更是困難重重。在美工、木工、棚工通力合作下，每年“十一”，巨大的牌樓都矗立在澳門的街頭，成為澳門同胞熱愛祖國的一個有力見證。 幾十年後，陸與當年澳門國慶大會牌樓美術組的人員聯歡敘舊時，大家都異口同聲稱讚：美協的輝煌成就，與陸及其他前輩的堅持和努力密不可分。 在陸的領導下，澳門美術協會長期堅持熱愛祖國、服務社會的宗旨，旗幟鮮明地團結澳門美術界人士，為繁榮本地文化而創作，推動整個社會文化藝術事業不斷發展。同時，陸不斷開拓交流領域，擴寬視野，除鄰近兩廣、海南外，遠及北京、遼寧、陝西、新疆、雲南以至西藏，都留下他們的足跡。 1995年9月，陸夫婦應邀到拉薩參加西藏自治區成立30周年慶祝典禮。之後，他幾次與美術界同仁進入西藏。當時他年逾古稀，患有高血壓等多種疾病，他不顧個人安危，到海拔數千米的西藏高原地區寫生、創作，用自己的畫筆酣暢淋漓地展示祖國的雪域風情。多年來，他不停地創作西藏風情畫卷，並聯繫和組織西藏畫家到澳門舉辦“西藏雪域高原畫展”，竭力促進兩地文藝界互助交流活動。 為此，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給陸頒發第一屆西藏珠穆朗瑪文藝榮譽獎，這是澳門同胞獲此殊榮的第一人。同時，陸被聘擔任西藏自治區美協名譽主席、自治區對外文化交流協會理事。 陸為澳門文化藝術的發展作出傑出的貢獻，得到澳門的同胞和國內人士的敬重，更得到特區政府及前澳葡政府的充分肯定。2001年12月19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向陸頒發文化功績勳章，表彰他一生殫精竭慮為澳門和內地文化藝術事業作出的巨大業績。 陸擔任澳門美術協會會長、廣東省政協常委、湛江市海外聯誼會理事。他畢生從事藝術創作，他的畫作無論山水人物、花鳥蟲魚，技術嫺熟，筆法高超，在行內外都有很高的評價。但他從不驕不躁，虛懷若谷。雖在藝術上達到很高的造詣，仍然不斷學習，努力探索，博采眾家之長，精益求精。他在社會上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僅在澳門，乃至周邊地區，在他的推動下，加強聯繫，密切交流，澳門美協發展成為推動澳門美術運動的主要力量。 2006年7月14日，陸在澳門鏡湖醫院病逝，終年83歲。 《澳門日報》社長、治喪委員會副主任李鵬翥說：“陸昌先生一生愛國愛澳，窮畢生精力推動澳門文化藝術的發展，幾十年來與美術界人士肝膽相照，風雨同路，無愧於藝術良心，是一位真誠的愛國人士、著名的社會活動家、澳門文化美術界的耆宿。” [1]《緬懷濠江陸“畫翁”》，載“湛江新聞＂網，2008年7月20日，http://zjphoto.yinsha.com/file/200610/2006101218324292.htm。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13頁。 [3]《陸昌》，載“中國收藏網＂，2012年10月18日，http://artist.socang.com/Info/9460.html。

柯正平，又名柯平，廣東省海豐縣人。澳門富商、社會活動家。柯麟弟弟。 正平出身於一個小商家庭，1927年，在廣東省海豐縣參加工農革命軍；1929年在香港從事愛國進步活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香港從事抗日救亡活動，為當時東江縱隊提供後勤服務。 1934年，正平到澳門繼續從事抗日救亡工作，創辦南光公司，為解放海南島和抗美援朝、打破帝國主義對新中國的封鎖作出重要的貢獻。1936年，正平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澳門共產黨組織機構的創建人之一。 1945年，正平領導和主要參與澳門同胞“光復回歸祖國運動”，1947年“澳葡和中國漁船事件”、“澳葡打死單車工人朱文彬事件”，1948年“澳葡頒佈工會合法化事件”，1947-1948年“澳門各界為粵省災民賑災捐款運動”等。 正平是中共在澳門的最高負責人，成為原中央港澳工作委員會主要負責人，是分治後的中共澳門工委的第一把手。20世紀30年代始，他參與澳門歷史上社會政治的一切大事件，並且都身處在關鍵位置。從營救失陷在港澳的數十位中國文化精英，到組建澳門抗日救亡隊伍，組建東江縱隊港澳支隊，他都是組織者和主要幹部。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正平策動澳門社團在澳門升起了五星紅旗。 1951年，正平發起澳門各界，開展慶祝“十一”國慶活動。 1953年“澳葡驅逐國民黨勢力出澳門”，就是正平運籌帷幄的結果。1955年澳葡企圖藉“澳門開埠四百年紀念活動”宣佈澳門改稱“葡國澳門省”，他領導澳人舉行大規模的抗爭行動，使澳葡的陰謀不能得逞。 1963年，他參與決策“中澳邊界劃定談判”。 1966年，他實際領導了澳門爆發著名的“一‧二三”運動。1967年澳葡向中共無條件妥協後，全賴於他主導澳門的善後穩定工作。 正平參與推動澳門回歸的歷史進程。 1975年1月葡國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斷交；年底撤走駐澳門軍隊，解散葡國駐澳陸軍和海軍司令部。1976年葡國公佈《澳門組織章程》，承認澳門是中國領土。 1977年，葡國開始與北京進行建交談判。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交。 70-80年代所有有關中葡、澳葡政治大事，都是他主要參與推動。1984年開始中葡談判澳門回歸問題；1986年中葡正式談判，這其中的中方官方代表團名單中，第一名團員就是正平。 經過三輪談判，1987年3月26日，中葡兩國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正平在場見證這個歷史時刻；1988年開始起草《澳門基本法》；1993年3月31日正式頒佈《澳門基本法》，期間，他就是主要立法者，他的地位和作用，遠超那些法律專家、草委。 在澳門回歸祖國的歷程中，正平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起草、制訂和宣傳工作。在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期間，為籌建特區、實現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他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澳門回歸後，正平努力推動“一國兩制”的實踐，堅決反對“台獨”，關心祖國經濟建設，支持特區依法施政。1999年12月20日，他以極為重要的位置見證了澳門回歸。[1] 建國初期至60年代初，正平先後主持創辦南通銀行、澳門中國旅行社，它們和南光公司成為澳門最早的三家中資公司，至今一直重要影響著澳門經濟發展。 南通銀行開辦初期，不過是一家小銀號，行址僅數十平方米，職工20餘人，只能經營存款、匯款和小額貸款等銀行業務，運作中困難很多。正平作為董事長，多方奔走呼籲，終於換來澳門同胞的理解，紛紛以到南通銀行儲蓄的實際行動來支持愛國銀行開辦。1987年，南通銀行全行職工670人，分行15家，總資產100多億元。 為適應澳門主權回歸的需要，澳門南通銀行全部資產無償轉讓給中國銀行，並於1987年完成法律程序，澳門南通銀行改名為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中葡兩國簽訂聯合聲明，1995年，澳門政府通過法律授權中國銀行可發行澳門鈔票地位。 正平積極為內地的經濟發展“牽線搭橋”；為推動廣東基礎建設發展，1981年，他多次與廣東省長劉田夫同志磋商，決定與廣東省人民政府合作，參與投資興建廣珠公路的沙口、洪奇、容奇等大橋；為此成立澳門聯合發展公司，向廣東方面投資港幣1.5億元，他被推舉為董事長；1984年11月，四座大橋全部竣工，令全長137.6公里的廣珠公路暢通無阻，不僅促進珠江三角洲地區經濟的繁榮與騰飛，同時在全國創立“集資建橋、過橋收費、以橋養橋”的範例。[2] 1956年，正平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1984年春節，鄧小平同志視察廣東，在中山溫泉賓館聽取他和有關人士彙報澳門工作；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再次接見他；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廣東廳，江澤民總書記與他親切握手。 2003年1月，正平榮獲澳門特區政府授予大蓮花榮譽勳章。 正平被選為全國人大第四至九屆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柯正歷任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南通銀行董事長、澳門中國旅行社董事長、新華社香港分社顧問、南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新華社澳門分社顧問等職。在澳門回歸歷程中，先後擔任中葡兩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談判中方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等職；在澳門工作60多年，生平猶如一部澳門近代史書，人稱“澳門王”。[1] 2005年9月30日，正平在澳門逝世，享年94歲。 近百位前任和現任的國家領導人發唁電悼念柯正平。 柯正平夫婦生育兩子兩女，但他創造的財富、地位並沒有代代相傳。女兒柯瓊說，父親從小對孩子特別嚴厲，我和妹妹從來都沒有甚麼特權，父親配有車，小時遇到颳風下雨，我想坐一下，但父親不肯，呵斥說這是國家配給的車，是用來開展工作的。二哥一直在做一名義務兵，大哥也只是在農村當幹部，都沒受到特別照顧。她自己畢業後在南光公司工作12年，後辭職出來。[2] [1]《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柯麟與柯正平》（轉“人民網＂），載“廣東省柯麟醫學教育基金會＂網，2012年3月20日，http://www.gdkelin.org/view.php?id=777。 [2]余彥君：《柯正平：心系祖國造福澳門的“地下澳督”》，載《晶報》，2010年5月18日。

郭得勝，祖籍香山縣（今屬中山市）石岐，生於澳門，在石岐長大。香港十大首富之一、慈善家。 得勝小學畢業後，隨父經營百貨批發。他天資聰明，記憶力強，很快掌握做生意的門道。 抗戰期間，得勝隨家人逃難到香港。抗戰勝利後，他在香港上環得勝開設鴻興合記雜貨店，經營雜貨和工業原料批發；後來擴展改稱為鴻昌百貨批發商行，專營洋貨批發，銷售遍及省港澳乃至東南亞各地，人們稱他為“洋雜大王”。[1][2] 得勝在事業上的轉捩點，就是取得日本的“YKK”拉鍊的獨家代理權。50年代末，拉鍊服裝興起，拉鍊的應用大行其道，所有成衣和布袋，都以拉鍊取代原有的紐扣。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得勝認識了日本YKK公司的要員。YKK公司被他的誠實作風所感動，將YKK在香港的經銷權交給鴻昌百貨獨家代理。當時香港以製衣工業為主，拉鍊的需求急劇增長。得勝利用自己多年來在洋雜生意中建立的批零網絡，使拉鍊在港澳及東南亞各地暢銷。 60年代起，得勝每年經營拉鍊的營業額逾1000萬元，同時，他代理台灣“良友牌”尼龍絲及多家日本生產的尼龍製品；這都是六七十年代的新興工業產品，以輕盈、美觀及清潔衛生見長，很快取代傳統的鹹水草和麻繩，尼龍產品銷量節節上升，60年代每月銷量約十萬鎊。得勝日進斗金，躍身成為香港富豪。 得勝瞅準機會獨家經營幾種產品暢銷後，並沒有停止前進的腳步，1958年，他抓住香港地少人多、住房潛在需求大的特點，成立一家專做地產生意的公司，開始進軍地產建築業，使其旗下的生意多元化；首先組建永業有限公司，經營拆樓、買小地盤建樓和收購沙田酒店。 1963年，得勝和馮景禧、李兆基合資創建新鴻基實業有限公司，大舉進軍地產市場。60年代，香港工業開始萌動，廠家對工業樓宇需求迫切。時任公司董事總經理的得勝看準機會，大量興建工業廠房。新鴻基很快就在地產市場站穩了陣腳，從此，公司在全港率先推出分層出售和提供長年期的分期付款買樓服務，這一舉措大受中小廠家的歡迎。 他們寧願購買工業大廈，也不願租樓，因為租約滿時大幅度加租而使成本失去預算。新鴻基實業有限公司一炮而紅。得勝和馮景禧、李兆基在地產界被稱為“三劍俠”。後來，香港幾經動盪，新鴻基實業有限公司始終屹立不倒，成為首屈一指的地產公司。 得勝憑藉自己精準的目光，在香港地產業一舉成功。在地產低潮時，他大膽地以低價吸入大量土地，等到地產市場復甦時，再以高價出售而獲利。 1965年，香港多家銀行出現擠提，被迫緊縮信貸，致使物業價格大幅下降。1967年香港社會動盪，百業蕭條，物業無人問津。在這種環境下，新鴻基實業有限公司堅信“否極泰來”的經濟循環原則，採取“人棄我取”的投資策略，繼續大量吸納土地，興建樓宇。1968-1970年，香港工商業復甦，對樓宇需求逐漸增加，地產開始出現高潮，因此，新鴻基實業有限公司獲取極為可觀的利潤收益。 70年代，“三劍俠”分道揚鑣，馮景禧率先退出新鴻基公司成立“新鴻基證券”，投資證券業；李兆基另創“恆基兆業”，仍然從事地產生意；得勝將新鴻基實業公司易名為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並自任董事長。得勝乘著地產和股票投資的熱潮，將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上市。 時值香港市民正陷入瘋狂搶購股票風潮中，股價搶至令人吃驚的程度，恆生指數一日數漲。原本，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推出股票上市時集資一億元，但瘋狂的股民將十億元匯至該公司，超過新發行股票銀額的十倍。 1967年，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的綜合純利躍升至9000萬元。之後三年完成了三級跳式投資躍升，資產劇增，經營繼續擴大，逐漸發展為一個多元化的集團公司，除經營地產外，還經營保險、財務、物業管理、投資控股、交通運輸和建築業，得勝從中賺取了巨額財富。[3] 1987年末，香港發生股災，經濟陷入低潮。得勝大量吸入擁有帝苑酒店全部股份及新城市廣場50%股份的新城市股份，1988年，繼續低價作出全面收購。後來，物業價值大幅上揚，旅遊業攀上高峰，新鴻基地產集團發展日益壯大。從鴻昌合記到新鴻基地產，從年純利幾十萬到年純利近億元，得勝創造了時代的奇跡，同時，為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重要的貢獻。 得勝的成功之路充滿傳奇的色彩。他穩健踏實，待人以誠，講求信用；具備敏銳的目光和獨到的投資技巧，尤其是他的“人棄我取”的戰略，善於及時地把握每一個稍縱即逝的機遇，從一個普通商人躍升為“地產大王”。他的資產總值達130億港元，在香港富豪排名榜中，與包玉剛、鄭裕彤三人並列第二位。新鴻基的地產市價總值僅次於長江實業，1972年上市時，市值是1.6億元。現在市值近220億元，膨脹達137倍。 得勝一向愛國愛鄉，大力支持家鄉建設。1982年初，他捐款港幣1000萬元在石岐興建孫中山紀念堂，並捐資擴建華僑中學。為表彰他支持中山建設的重大貢獻，1989年9月16日，中山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予得勝中山市榮譽市民稱號，並由中山市政府頒授“榮譽市民證書”和金鎖匙。[1] 1990年10月底，得勝因心臟衰竭，在香港病逝，終年79歲。 消息傳出後，香港地產、證券界人士深感惋惜。中山市領導專程前往香港，弔唁並慰問郭得勝的親屬。[1][2] 之後，郭得勝的三個兒子共同管理新鴻基地產發展公司。長子郭炳湘生於1948年，擔任香港新鴻基地產發展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全國政協常委、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主席、香港公益金歷屆董事委員會主席。 二子郭炳江生於1952年，香港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上海市第九屆政協常委、香港地產建設商會第一副主席、香港公益金董事、香港社會福利政策服務委員會及公開進修大學校董會委員。 三子郭炳聯生於1954年，香港新鴻基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副主席、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1994年，郭炳湘和弟郭炳江、郭炳聯捐資700萬港元裝修中山市孫中山紀念堂；2003年11月捐資780萬港元、2004年捐資1020萬港元作為中山市孫中山紀念堂專項維護基金；2004年投資兩億港元，在中山城區開發建設奕翠園住宅區。 2004年3月19日，經市第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郭炳湘獲授“中山市榮譽市民”稱號。[4] [1]《郭得勝》，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4日，http://www.zsda.gov.cn/plus/php_mr_details.php?renid=5398。 [2]林宣：《郭得勝先生事略》，載《中山文史》（第51輯），中山：中山政協，2002，第45-48頁。 [3]李旭昭、馮焯南：《郭得勝先生的創業概況》，載《中山文史》（第13輯），中山：中山政協，1987，第40-42頁。 [4]《郭炳湘》，載“中山市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2日，http://www.zsda.gov.cn/plus/view.php?aid=273445。

鄭仲，又名鄭汝仲，字錕賢，號侶忠，生於香山縣南屏鄉（今屬珠海市香洲區南屏鎮）一個農民家庭。[1]興中會會員、革命家。 南屏鄭氏祖先，最早由福建莆田遷來，北宋慶歷年間（11世紀40年代），入粵任惠州路判官，九世時遷居東莞，後復遷至香山三鄉，與鄭觀應為同一大族。14世後，鄭氏一部分族人陸續遷來南屏，之後建有紀念15世祖的雪山祠、紀念16世祖的居一祠。 鄭是鄭居一的長房子孫，鄭氏傳至第二十三世祖父鄭彥龐，娶妻楊氏，生育兩子，長子鄭汝儉，早夭。次子鄭汝仲。 鄭在少年時代，因家境貧困，遠渡重洋前往檀香山謀生。經過十多年辛勞，頗有積蓄，與孫眉在當地合辦一個畜牧場，規模甚大，有牛羊等畜類一萬餘頭，復兼營商業，收入不菲，在檀香山頗有名望。 1878年，孫中山隨母到檀香山孫眉處求學，結識了鄭。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團體——興中會，鄭和孫眉率先參加，成為最早的興中會員之一。有志之士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宣傳和籌款活動，鄭首當其衝。起初，孫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時，孫眉反對，鄭極力勸說孫眉，並且在經濟上對孫中山盡力幫助。後來，孫中山幾次到檀香山進行宣傳籌款活動，都得到鄭和孫眉的大力支持。 由於革命志趣相投，志同道合，鄭和孫眉、孫中山義結兄弟。鄭居長，大孫眉四歲，稱大哥；孫眉居次，孫中山居末。三人簽字的金蘭譜與鄭的興中會會員證及鄭捐助的現金收據等珍貴文物，鄭及其後人悉心保存，抗戰期間日寇侵佔南屏時，鄭的兒子恐日軍搜得而遭其害，將這些東西全部燒毀，十分可惜。 鄭對革命更為傾心。他將與孫眉合力經營牧場變賣，所獲之款交給孫中山支配使用。[2] 1895年，鄭回到澳門省親和完婚，及料理澳門物業。適逢廣州起義失敗逃到澳門的孫中山，鄭將孫中山藏到他的婢女順霞家中，位於石牆街路口的“翁均利”鋪號。 1905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希爐埠成立興中會分會，重振革命聲威。同年，孫中山和黃興等組織同盟會，希爐埠興中會改為同盟會，鄭隨即轉為同盟會員。 後來，鄭在檀香山其他物業日漸蕭條，加上年事已高，他與孫眉相約回國。孫眉初居澳門，後移居香港九龍。鄭回到南屏家中，他十分關心國事，主理鄉政，慷慨豪爽，排難解紛，頗得鄉人擁戴。他與孫中山家人聯繫十分密切，常往澳門探望孫眉、盧慕貞。鄭的長子結婚時，孫中山贈喜幛禮物祝賀。 1912年，孫中山視察前山，鄭發動南屏群眾前往歡迎。孫中山為勘探鐵礦事到南屏時，鄭作嚮導在將軍山探測礦務。 1922年1月18日，鄭在家鄉病逝，終年72歲。 南屏鄉親給鄭仲舉辦隆重的葬禮，全鄉出動，學校停課，鄉民師生都參加送葬，孫科也率人前來參加，挽聯掛滿一屋，極盡哀榮。 鄭仲生育一女四子。元配張氏是本村張庸建之女，只生一女，居長，嫁給本村張姓，不久身故。鄭在檀香山時，孫眉收養一個美國孩子為義子，孩子生於1888年。 他見鄭仲無子，將義子轉送給鄭仲領養。鄭仲將義子帶回家鄉，取名鄭勝祥。鄭勝祥體魄魁梧，鄉人稱他為“番鬼仔”或“番鬼勝祥”。由於鄭勝祥自幼接觸革命前輩，耳聞目染，受到革命的熏陶，思想進步。當時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華民國政府，就任非常大總統，函邀鄭仲出任財務工作，他以年老多病，未能就任，就將義子交托給孫中山。 後來，鄭勝祥進入黃埔軍校學習，並參加東征討伐陳炯明的惠州戰役。利用戰役結束後的短暫時間，鄭勝祥全副戎裝，返鄉探親，鄉人聽他講戰鬥的事蹟，令人十分敬佩。不久，鄭勝祥被派往新加坡工作，起初兩年寄回三封信，說因工作關係，暫無定址，請緩回信。之後，音信全無，不知所終。 1895年，鄭仲從檀香山回鄉時，因元配張氏無子，又娶澳門路環李氏為妾，先後生育三子： 鄭金柞，又名鄭炳芬，生於1898年，曾在菲律賓經商，後來去世。 鄭金禧，又名鄭炳芳，生於1907年，受父兄影響，鄭金禧早年參加革命，成為30年代老共產黨員。他參與組織抗日先鋒隊，推動南屏地下抗日鬥爭工作，參加家鄉解放工作，復任澳門海員工會子弟學校校長，退休後閒居香港和南屏老家。 鄭金照又名鄭炳華，生於1911年。鄭金照早年到港澳謀生，後考入粵漢鐵路局報訓班受訓，畢業後適逢抗日戰爭，投筆從戎，參加第四路軍交通兵團擔任報務通訊工作，後因病轉入韶關電報局任報務員，並在樂昌、平遠、廣州等電信局服務，建國後任教於廣東省郵電學校，退休後定居廣州。[2] 鄭炳芳之子鄭少仁說，祖父鄭仲從檀香山回到南屏後，與孫眉來往密切，逢年過節，經常走動，親如兄弟。鄭炳芳幼時體弱多病，患有哮喘病。孫眉聽說狗肉湯煮雞蛋可以治療。於是，經常帶著一籃子用狗肉湯煮好的雞蛋來看鄭炳芳。孫眉住在澳門，盧慕貞不時接濟鄭家，兩家感情非同一般。 鄭少仁聽說，伯父鄭炳芬多次隨鄭仲去澳門孫家探訪，孫中山當時示意送鄭炳芬到嶺南大學讀書，後因政局變動，孫中山過早離世，未能成行。雖然鄭仲、孫中山相繼離世，但鄭仲後代依然堅持革命，完成先輩未盡夙願。[3] [1]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珠海市人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第103-105頁。 [2]鄭炳芳、鄭照：《回憶先父、興中會員鄭仲》，載《珠海文史》（第8輯），珠海：珠海政協，1989，第53-58頁。 [3]《與孫中山義結金蘭，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鄭仲：傾其所有支持革命》，載“珠海視窗生活網＂，2011年12月31日，http://www.zh3721.com/2011/0927/0756_121714.html。

盧榮錫，原籍新會縣潮蓮鄉（今屬江門市蓬江區潮連街盧鞭村），生於澳門。盧怡若之子。 父親盧怡若深受孫中山的教育和影響，一生致力於革命，成為澳門華人中最早的同盟會成員，同時是澳門同盟會負責人之一。1906年，盧怡若與八弟盧壽蓀留學英國，入讀倫敦皇仁書院；他和尢列、謝英伯等在廣州創辦廣東歸國華僑子弟學校，出任校董。盧怡若娶有妻妾四個，生育子女七個，長子盧榮均，七子盧榮勳居住台北，盧榮錫還有盧榮標、盧榮堅等兄弟。 1955年，盧榮錫和父親及高世儉等人發起成立澳門新會同鄉會，幫助滯留澳門同鄉；積極參與澳門華人事務，賑濟、教育及華葡交涉等活動。[1] 繼祖父盧九、伯父盧廉若之後，盧榮錫出任第三任澳門商會華人代表。[2]澳門商會於1916年正式改為“澳門中華總商會”，活躍於澳門社會的商業性社團。[3]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戲劇界、體育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各界救災會、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和社會名流的積極贊助。首期籌募得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 捐贈結婚戒指的有殷商傅漁冰、梁潔英夫婦，陳章唐、李淑顏夫婦，蘇無逸、陳紫英夫婦，六人各捐婚戒一枚。遊藝大會購買名譽入場券和捐款的有殷商及各界知名人士高可寧、鄭芷湘、黃豫樵、陳聲始和楊惠馨夫婦、梁鴻勳及梁太夫人、盧榮錫、柯麟、梁彥明、陸電明等人。[4] 1953年，盧怡若、盧榮錫為吳鐵城撰寫挽聯一副：[5] 數十年作革命前鋒，黨國早著賢勞，羨當代皆稱元老； 四五載悲沉淪大陸，鼓鼙正思將帥，惜中樞遽折良材。 盧榮錫之子盧景昭是澳門興昌行、澳門實業有限公司、香港高得利貿易有限公司董事；1999年12月14日首次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1967年，他在美國Lake Forest University主修經濟，取得文學士學士學位；擔任政協江西省委員、加拿大的University of Victoria校長（亞洲）特別顧問及澳門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Plc公共關係顧問；並為澳門（中國）青年商會總會創辦人和澳門扶輪會前會長、澳門高爾夫球總會主席。[6] 現今，在江門市潮連街盧鞭村海田街11號的名宦家廟，坐南朝北，宏偉大門，精緻雕刻。一個刻有“名宦家廟”四個大字的牌匾格外醒目，牌匾原有的顏色變得黯淡。牌匾四周環繞著精美的磚雕、石雕、木雕和壁畫，上面的花、鳥、歷史人物都栩栩如生。2000年9月成為江門市文物保護單位。[7] [1]林廣志：《澳門華人與孫中山和同盟會──〈革命史系‧盧公怡若傳〉述略》，載“神州交流＂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riccimac.org/ccc/gb/ccc83/world/article2.htm。 [2]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第79-81頁。 [3]黃雁鴻：《清末民初澳門華商對經濟及社會的影響》，載“澳門經濟學會＂網，2013年10月4日，http://acemacau.org/book/34/10.pdf。 [4]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15頁。 [5]祝秀俠：《吳鐵城先生紀念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169），台北：文海出版社，第169頁。 [6]《盧景昭》，載“華富財經＂網，2013年10月4日，http://www.quamnet.com/peopleSearchDetail.action?request_locale=zh_TW&ppId=9474 [7]《尋訪名宦家廟——探嶺南古風》，載《江門日報》，2012年8月3日。

黃新，香山縣人。 黃新是澳門中國旅行社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 1939年，黃新參加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第三隊工作，並在香港參與愛國活動，擔任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指導員、虹虹歌詠團負責成員。[1] 1952年，黃新來到澳門南光公司工作，擔任助理總經理兼人事部部長。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1949年在澳門建立，起初名稱為“南光貿易公司”，直至1999年，幾十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2] 黃新擔任鏡湖醫院辦公室主任、《澳門日報》社經理等職。 1986年，黃新退休。[1] [1]吳志良、楊允中主編：《澳門百科全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第265頁。 [2]《璀璨南光》，載“新浪網＂，2012年11月3日，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20305/173311517510.shtml。

陳康大，又名陳龍，生於香山斗門南山（今屬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 康大18歲時，隨父兄經澳門，飄洋過海到美國加里福尼亞謀生，起初，他白天在胞兄開設的米店做搬運工，晚上到華人區教堂學習英文，學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這對他日後與洋人打交道和事業發展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 兩年後，康大在加州薩克拉門地區，按照四六分成，租種2000英畝土地種植蘆筍（龍鬚菜），每年僱用華人農工五千餘人。[1] 1906年，康大轉到桑尤幹墾區在北加州三角洲中南部斯托克頓附近，以每年7000元租金租下1125英畝土地，種植馬鈴薯和穀物。他與許多華人佃農一樣，同時租種幾家地主的土地，但他經營規模很大。20世紀30至40年代，他在三角洲租種土地，幾乎構成一個農業帝國。20多年來，康大一直是薩克拉門—桑‧尤幹三角洲中心最大經營者。1913年，他在俄勒岡科雷默斯瀑布附近買下2000英畝土地，僱人種植優質馬鈴薯。30年代，除供應加州市場外，康大的馬鈴薯銷售到美國其他地方，因此，康大被稱為“薯仔大王”。 康大出身於中國南方農村，放過牛，念過私塾，但他並不擅長耕種技術，而他善於經營管理。他每年僱用五六百名農業工人，既有華人，又有墨西哥人，擁有70匹馬和兩艘駁船用作運輸。他自己乘船或乘馬車經常來往於各片土地之間，進行籌畫和監督耕種。 康大生育五子：陳榮、陳華、陳富、陳貴、陳壽。他們說，父親的成功，主要在於他擅長與地主、債主們談判；懂得找多少工人進行耕種、收割；懂得如何運送工人、安排他們的工作和食宿及把握市場行情，以最好的價格將馬鈴薯等農產品銷售出去，所以，經營狀況特別好，每年從農業上獲取十多萬美元的利潤。 除在三角洲經營馬鈴薯種植業外，康大把業務擴展到其他領域中去。1884-1900年，他在阿拉斯加包裝協會的大馬哈魚罐頭廠當“包工頭”，後在薩克拉門加利福尼亞州首府開設一家星記公司；在三藩市開設一家出口公司和一家“上海大公司”的包裝公司。當時，他在中國最大商業機構之一的上海永安公司購買不少股票。1919年，陳氏家族成員成立一個“美國華人農場總公司”，資本達到100萬美元。 康大羈旅異邦，心懷桑梓。辛亥革命前夕，在同盟會會員、旅美同鄉陳耀恆的影響下，他積極回應孫中山在美國向華僑發出的“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號召，捐款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活動，並經陳耀恆引薦結識孫中山，他們多次在三藩市陳典敬（珠海斗門華僑）開設的“五湖藥店”見面，親自聆聽孫中山宣傳革命反清的道理。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不少旅美華僑失業，生活無著。康大樂意安排他們在自己的企業工作，薪酬特別優厚。20世紀20年代，家鄉盜賊蜂起，雞犬不寧。康大聞訊，慨然捐款資助南山鄉建造一座防禦性的碉樓“鎮南樓”，捐款購置槍械，增強家鄉的聯防力量，一直到抗戰時期，鄉親們仍使用“康大公的槍”。1938年，南山鄉一群進步青年為了抗日戰爭的需要，興辦活然小學（後更名前鋒小學），當時在澳門定居的康大慷慨出資贊助。 康大憑著智慧和毅力，在美國環境中艱苦創業成長起來的華僑企業家和資本家。雖為巨富，但他從不炫耀，生活儉樸，樂善好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鄉親。一輛小汽車成為他唯一的“奢侈品”。他不惜把財富用於擴大再生產和公益事業。 康大是第一個擁有福特牌履帶拖拉機的華人。1933年，他結束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創業生涯，回國安度晚年。[1][2]20世紀20年代，他在澳門荷蘭園一帶買房定居，經商貿易。[3] 1939年，康大在澳門逝世，終年75歲。 其長子陳榮在三藩市經營公司。次子陳華管理星記領地。三子陳富以管拜倫領地。四子陳貴負責俄勒岡的土地，後加入商船隊，再後開餐館。五子陳壽是一個菊花種植者。[4] 1989年，孫子陳國男等捐獻鉅款給家鄉興建一座新學校，鄉親父老將學校命名為“南山康大學校”，以作紀念。之後，陳國男每年捐贈500美元給學校用於獎學獎教，深受鄉親和師生的讚揚。 一個世紀以來，康大子孫昌盛，人才輩出，現今定居在美國的有三四百人。他們當中有“菊花大王”、“玫瑰大王”、醫學教授、牙科醫師、工程師、律師、廚師、神學士等。每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天，聚居在加州陳氏族人舉行一次陳氏家族野餐會，陳康大的孫輩輪流主持，與會者二百多人，熱鬧非凡。 陳康大的事業取得巨大的成功，後人將他的名字和事蹟載入加州的史冊。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麥禮謙將他的事蹟收錄在《美國華僑簡史》一書。[1][2] 2001年7月，陳氏家族一行19人，在陳國男的帶領下回家鄉尋根訪祖。陳國男生於澳門，並在澳門讀書，12歲時隨家人移民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後專攻玫瑰花的改良栽培，有“加州玫瑰花王”的美譽；擁有聖荷西最大的花卉種植園，是聖荷西所屬的聖地克拉拉郡農場局主席和第一位華城市規劃委員。聖荷西是世界著名的矽谷，當年華人在政界幾乎沒有代表。作為灣區菊花會創始人之一，農學專家陳國男帶動和扶助了一批亞裔人士參政，為爭取亞裔權益積極奔走，並推動灣區華裔青年參與公眾事務，參與創建為亞裔移民提供各種服務的社區機構亞美社區協進會。[5] 2007年7月4日，陳國男遺孀率領陳氏家族一行16人，在珠海市、區、鎮僑務部門領導的陪同下，回到斗門區乾務鎮南山村尋根訪祖，參觀南山康大學校及祖屋，並探望親人，增強與家鄉聯繫。陳國男夫人表示，他們在美非常想念家鄉。今次回鄉，發現珠海發生很大變化，感到很高興。南山康大學校2003年併入五山中心小學，該校佔在面積十萬平方米，政府投資3500萬，是一所設備、功能齊全的省一級學校。原南山康大學校現成為五山中心幼稚園。陳夫人表示，康大學校雖不存在了，但陳氏家族對家鄉教育事業的關心和支持會持續下去，今後每年他們將從美國的陳國男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説明家鄉的貧困學生。[6] 2009年3月，美國第十大城市、灣區聖荷西舉行揭牌儀式，“陳國男郵政大樓”在眾人歡呼聲中正式更名。陳國男的親屬及加州灣區地方官員、各界人士、華人代表等出席揭牌儀式。[5] [1].《陳康大》，載“珠海檔案資訊網＂，2012年12月18日，http://new.zhda.gov.cn/gqdaw/index2_12.asp。 [2].區達權：《美國“薯仔大王”陳康大》，載《珠海特區報》，2008年7月16日。 [3].羅祖寧：《鄉情，為四化建設添磚加瓦》，載“珠海市地情網＂，2010年11月28日，http://www.gd-info.gov.cn/shtml/zh/zszh/2009/09/04/11613.shtml。 [4].《乾務歷史人物》，載“珠海市斗門區乾務鎮＂網，2011年6月21日，http://qianwu.zhnews.net/2010/1022/190.html。 [5].《以斗門華僑命名美國陳國男郵政大樓聖荷西揭牌》，載“廣東僑網＂，2010年5月30日，http://www.gdoverseaschn.com.cn/qw2index/2006dfqw/2006dfqwzh/200903170006.htm。 [6].《美國著名僑領陳康大後裔返珠海尋根》，載“廣東僑網＂，2008年12月10日，http://gocn.southcn.com/qw2index/2006xgzl/2006xgbd/200707060011.htm。

傅漁冰，浙江省杭州市人。澳門浸會會佐。 漁冰自小在杭州接受教育。1925年，他來到澳門，在浸信會熱心事主，被按立為會佐，經常代表教會出席全國和兩廣浸會聯會。[1] 1937年9-11月，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獨力組織五期籌款活動，舉行遊藝和乒乓球賽、義演、義舞及勸銷國旗國花等籌得現款五千多元。首期籌募，各界踴躍購買門券，收到社會熱心人士的慷慨捐助，如傅漁冰和梁潔英夫婦、陳章唐和李淑顏夫婦、蘇無逸和陳紫英夫婦等殷商各捐結婚戒指一枚。[2] 1946年，漁冰被兩廣浸會聯會推選為培正培道校董，為教育事業貢獻力量。 1953年，因學校需要，校董會聘請漁冰兼任澳門培正中學義務校長，對學校發展貢獻良多。同時，他是板樟堂精益眼鏡公司的老闆。[3] 1963年，漁冰向校董會請辭，全家遷居香港。 1982年9月25日，漁冰在香港去世，終年81歲。[1] 1928年，傅漁冰在澳門與梁潔英女西醫結婚，生育兩女五子。 1952年，傅漁冰的女兒傅忠愛與滕近輝結婚，子孫十多個。 滕近輝是山東青島人，字懷智，畢業於國立西北大學外文系；1950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畢業；是一位資深牧師，著名神學教育家、書法家、音樂家及神學教育家。他擔任美國華人宣道會主席、《生命季刊》顧問、著名華人教會牧者、“驅動差傳事工”的先鋒。擔任宣道會香港區聯會榮譽主席及榮譽牧顧長、宣道會北角堂榮譽顧問牧師、牧職神學院講師、世界華福會國際會榮譽主席。宣道會北角堂現時是香港宣道會中最大的教會，每主日崇拜人數超過五千人。[4] [1]《先賢小傳》，載“培正學校同學會＂網，2013年4月11日，http://www.puiching.org/database/whos_who.htm。 [2]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0頁。 [3]鄭振偉：《鄺秉仁先生與澳門教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第51頁。 [4]《滕近輝》，載“維基百科＂網，2012年12月5日，https://zh.wikipedia.org/zh/%E6%BB%95%E8%BF%91%E8%BC%9D。

盧滔，廣東順德（今屬佛山市順德區）人。澳門英記茶莊第一任老闆。 約1930年，英記茶莊開業。英記茶莊前身是寶春茶莊。寶春茶莊倒閉後，盧滔等五人認為，寶春茶莊所在十月初五街人流如鯽，有所作為，每人出500元，共2500元，接辦茶莊。當時，英記茶莊五個股東除茶莊外，也做紅蟹蟹欄、祥珍茶莊、英記餅家等其他生意。因為其中一人有份經營英記餅家，所以把茶莊定名為英記。盧滔在蟹欄、餅家都有股份。 1939年，盧滔的堂弟盧璋鴻為逃戰亂來到澳門。當時盧璋鴻只有十歲。在讀書之餘，盧璋鴻開始在英記茶莊幫手，做送茶等下欄工作。他14歲時，不再讀書，全心在英記工作。 當時英記茶莊規模不小，分成七個工種，計有總管、正櫃、買手、行街、細路、師傅、夥頭等。總管負責管理保險櫃，負責管理金錢。正櫃即櫃面，管理門面生意。買手負責購買英記茶莊需用的物資，如器具、線、草等。行街負責向茶樓鋪頭等推銷茶葉。細路負責送貨的人，當時僱有兩個細路，當時有一正一副兩個師傅，負責炒茶。夥頭負責煮食。 當時澳門茶莊很少只賣茶葉，通常兼營煙草、餅點生意。原來當時不少茶客都會吸煙，而且時人認為煙、茶葉都是奢侈品，所以放在一起擺賣。其中規模較大、賣茶葉的僅有英記一家。飲茶的風氣頗為盛行，有不少人都喜歡喝茶，都會去買茶葉。但英記的主要收入來源並非零售，而是大茶樓、商鋪等批發生意。英記平均每天都有約二百元的生意，在當時來說不錯。 香港淪陷後，當時不少香港有錢人逃到澳門，而且不少內地人來澳門買茶葉回大陸賣，再從內地買一些因戰爭短缺的日用品來澳門謀生，加上澳門本地人對茶葉的需求，使茶葉銷量大增。另外，因當時饑荒等災害，使如生茂等茶莊結業，英記客人數目激增，使原來樓高三層的店鋪不夠用，需在沙梨頭、下環等地租用三間大屋做倉庫。 在戰後，英記茶莊生意不俗，如有一個法國人在戰後兩三年，在英記訂了2000多元各種茶葉，如壽眉、水仙等200斤茶葉，並托英記由澳門寄往法國。抗戰時期，澳門未被日本佔領統治，但日本對澳門嚴格管制出入口，這並不影響英記進貨。英記除大規模地一箱一箱把茶葉運來外，也會從水客處買進茶葉。因內地處於交戰狀態，各大茶產區茶葉加工基本上停止了，英記茶莊來貨主要是新茶，從茶農手上直接進口未經處理的茶葉。 後來，英記茶莊從五人合資變成由盧滔一人獨資。 解放後到60年代，英記生意一直良好。有不少茶樓都是直接從香港經紀處入貨。香港經紀會給這些大茶樓的買手一些甜頭，使他們光顧自己，但金城、遠來、天香等茶樓從英記處取貨，而且購貨量不少。有一次，遠來茶樓一次取走2000多元的茶葉。 當時人們喜歡喝茶，一旦有客人來訪，以茶會友。人們認為茶莊所售的茶葉的品質較好，雜貨鋪的茶葉可能存放很久，這使英記茶莊零售生意較好。澳門發生過幾次暴動，如1966年“一二‧三”事件，但沒對英記生意造成太大影響。之後，盧璋鴻從堂哥盧滔手中接手打理英記茶莊，當時在商會辦辦轉名手續。盧璋鴻從此開始主理英記茶莊，2002年7月退休。 [1]《英記茶莊》，載“澳門鄉土茶事＂網，2013年6月20日，http://history.mo/special/Tea/Content/Html_08.html。

梁昌，原名梁潤昌，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生於澳門。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時代，梁在銀鋪和辦館任職。[1]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梁因為認識當時知名商人鍾子光，又結識經濟局長兼富商葡人羅保(Pedro José Lobo)，獲得羅保賞識。 40年代中期，梁在內港海旁開設英昌行（潤昌的諧音），經營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門開始成為世界主要的黃金走私地方，當時國際訂定黃金價公價為每安士是35美元。許多地區包括香港在內，黃金進口受到管制，而澳門因為不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員，不受國際公價的規限，因此，成為世界知名的黃金市場。1973年，黃金的國際公價撤銷。香港取消限制黃金進口後，澳門才失去這一地位。 1948年開始，澳葡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恆昌公司經營，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由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當黃金運到香港時，梁在恆昌公司任職，負責將黃金轉運到澳門；並獲邀加入專營黃金的恆昌公司成為股東，獲得分紅，他開始賺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開辦港澳水翼船公司，經營港澳兩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開設燕昌置業公司，在地產、股票上發展順利，成為港澳兩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導文化體育事業，熱心慈善公益事業；1961年捐資50萬元，在澳門南灣興建孤兒院；1965年再捐款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設備。 梁兩次獲得葡國授勳；太平洋戰爭時期，他因援救英軍有功，1973年獲英皇頒授CBE勳銜。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機開車載他兜風，到了淺水灣道1001號淺水灣花園大廈下車。他獨自進入大廈A座，不久便墜下大廈入口處地上，當場身亡，終年61歲。[1] 梁昌與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當時澳門政府公共救濟處（今社會工作局）捐款50萬元，作為撫育孤兒之用。在西環“燒灰爐”興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兒院，後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錢在香港沙田興建一所梁文燕紀念中學。 後來，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師何杏莊為繼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與梁昌離婚，後雙方協議離婚。之後，梁昌心情大受打擊，性情大變，經常拿著一疊鈔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錶行買了一大堆手錶，見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門被葡人佔據開埠時，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樓居住，形成“燒灰爐”和“竹室仔”兩條自然村。清朝時，澳門正式成為中國唯一的洋場租界並由澳葡管治，當時西望洋山兩條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後二百多年，西望洋山從未有華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築西望洋山腳東南側馬路，將南灣西灣與媽閣前地連通。因馬路修好之際，恰逢葡萄牙國內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將此新路命名為“民國大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燒灰爐”附近，英國公使官邸旁邊興建西式大宅並入住，成為200年來第一位在此置業居住的華人。之後，梁昌事業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這時港澳華商官員蜂擁而至在西望洋山置業居住，從此西望洋山一帶便成為“澳門地王”。據說，梁昌是經粵港澳著名風水師霍鑒清的點化，勸他不必顧慮甚麼。霍鑒清說，一是辛亥革命開創民國，國運地大有變化。二是澳葡闢設民國大馬路，改其風水作“龍首披掛”，“龍首雞”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島上的雞頸山“雞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壞則克然亦壞。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繼承家業。梁仲豪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擔任新世界發展董事。他擁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權；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權，套現16億；在泰國擁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資超過40億港元。他又與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發展曼谷SV City 121萬平方米樓面和8.3萬平方米商鋪寫字樓和高級商住區，投資額達35億港元，建立梁仲豪財團。[5] 1992年，何杏莊捐款港幣55萬元，作為東華三院“梁昌紀念安老院”建設費用，以彰梁昌的功德。為貫徹政府安老政策和響應社會需要，該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轉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於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納地盤前身的四棟舊樓，購入價共3.86億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後有見零售業大旺，改變主意重建成銀座式商廈作樓上鋪之用，總樓面46379方呎。興建霎東街15-21號銀座式商廈樓花OLIV，因應同區銅鑼灣地帶拆售，即時推出發售，套現逾13.58億元，賺近十億元。[7] 2011年，巨龍船務董事總經理梁仲豪擔任董事的兩間投資公司，向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借錢後，未能如期還款。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出任擔保人的梁仲豪追討合共1.6億元及利息。原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指，2008年3月與萊祺投資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資有限公司，分別簽訂兩份貸款協議，批貸款額合共3.2億元。 巨龍船務股份有限公司、吳福（譯音）及被告梁仲豪作為獨立擔保人，而被告的保證金額共1.6億元。兩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還貸款，截至2011年9月，萊祺投資仍欠原告逾8000萬元，晴域投資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萬元。巨龍船務提供來往港澳的廉價客運航線，經營14個月後至2011年9月，突然宣佈清盤。[8] 梁仲豪因其個人決定放下活躍的業務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辭任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服務於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獲委任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執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為非執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頁。 [2]《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載“文匯資訊＂網，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門舊話——充滿傳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載“aomenMACAU.com＂網，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豐居士：《西望洋山曾無華人敢居》，載《新報》，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567頁。 [6]《梁昌紀念安老院》，載“東華三院＂網，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廈　速套13億》，載《蘋果日報》，2013年2月22日。 [8]《中國銀行上訴法院向巨龍船梁仲豪追討1.6億》，載“中國資本證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辭任新世界（00017.HK）非執行董事》，載“網易財經＂網，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葉恆澍，葡人稱為“阿西”（Asee），香山縣人。澳門鴉片商、華人領袖。 葉恆澍購買一艘繒船，經營漁業。後來，他涉足鴉片走私貿易，成為澳門大鴉片商。[1] 1808年農曆八月初五，英吉列人入侵澳門，想據為己有。澳葡當局弱不能拒，總督吳熊光奏奉諭旨，用兵驅逐。練總葉恆澍曉英吉列人以利害，英吉列人俯首服罪，隨即離開澳門回國。因此，葉恆澍獲各官獎賞，並授予匾額，仍負責緝捕洋匪。 1817年，葉恆澍擔任澳門新廟（蓮峰廟）首事，先後協助地方官管理一些事務，與官府過從甚密。 1821年，葉恆澍被捕了，罪名是販毒。當時，葉恆澍有好幾重身份。在官方看來，他是位候補官員，通過捐官獲得“州同”官銜，同時是一位經營漁業的老闆。 根據兩廣總督阮元給清廷的報告，案情如下：1821年7月，葉恆澍船泊媽祖閣，偶遇來澳門貿易的相熟者福建人陳五。陳五告訴葉恆澍有一批鴉片，每斤12銀元，要否買進。於是，葉恆澍與同夥一起湊集1320銀元，向陳五購入110斤。不久，他以一斤16元洋銀價錢，賣給一位不知名的客商。後來，葉恆澍被逮捕。 根據在華西方人記載，葉恆澍被捕是因為殺人或僱兇殺人。最後，他因販毒而被判枷號一個月、發配充軍、到達配所後杖一百。但在上報中央的報告中，廣東地方官隻字不提葉恆澍行兇殺人之事。 葉恆澍作為一個小老闆、州同，結果逃過了殺身之禍，化險為夷。原來，他還有一個特殊的身份：澳門行賄基金中間人。1820年，澳葡當局設立，對輸入澳門的鴉片每箱徵收40銀元，專款用於對大清官員的行賄。根據當時鴉片進口量推算，該行賄基金每年收入十萬銀元（約七萬兩，折合人民幣1400萬元）。 葉恆澍被審訊時，爆出與殺人案無關的大量行賄細節。這張遍佈廣東官場的鴉片保護黑網，最後成了他的救命符，廣東當局只能重罪輕判。 1823年8月，澳門沿海一帶有居民私築鋪屋。因澳門地方華夷雜處，規定不得於舊有鋪屋之外，添建一椽一石。香山知縣馬德滋催促澳門地保余有功、史文機、劉德高，立即協同澳門紳士趙允箐、葉恆澍等人，馬上查明沿海一帶各居民鋪屋，如係與人買受，及遵例投承者，就令交出屋契，票繳核驗。最後，經葉恆澍、趙允箐清查出澳門私佔官地屋鋪，繪圖列折稟覆，以憑按勘押拆。[2] [1]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2006，第44-45頁。 [2]雪珥：《腐爛的帝國》，載“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網，2012年12月28日，http://zgrmdx.dooland.com/wap/article.php?id=176747&verify=&m=2。

陳聲始，澳門全新織造廠東主。 抗戰期間，澳門四界（學術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救災會歷次籌募活動中，不但得到當時澳門商會（中華總商會前身）、婦女慰勞會、中華教育會等各大社團支援，而且得到工商界著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積極贊助，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殷商高可寧、崔諾枝、畢侶儉、李際唐等，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崇實中學校長梁彥明，著名廠商、全新織造廠東主陳聲始、楊惠馨夫婦，殷商徐偉卿夫人張瑞英，畢侶儉夫人莫翰聲（婦女慰勞會主席），岐關公司總經理鄭芷湘，愛國商人畢漪迢等都是熱心支持者。[1] 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第三隊領隊楊惠馨女士，除擔任工作外，她用大洋五元受旗一面，出錢出力。另外，全新織造廠受旗一面，給西紙15元。 陳聲始的六個兒子各受旗一枝共西紙六元，愛國熱誠，令人振奮。又有右文書局報效布旗，全新織造廠報效製工。統計三天所得，達1600餘元，積極為抗日救國活動貢獻力量。[2] 陳聲始、楊惠馨夫婦不但自己熱心捐輸救國，而且教育子女把新年“利是”全數捐獻出來，給抗日團體購買藥品等。[3] 30年代初，陳聲始的家人曾枝西（陳卓禧夫人）組織具有相當規模的澳門婦女互助社，以全新織造廠工人為主體，開展婦女運動。1933-1964年，應陳天心之邀，曾枝西投資《大眾報》，成為合股人，親自主理經理部工作；抗戰時參加澳門四界救災會工作，獲選為理事，出錢出力，支持抗日救亡愛國運動。[4] 2011年，陳聲始家人捐獻澳門幣100000元給澳門同善堂。[5]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8-19頁。 [2].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28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31頁。 [4].《曾枝西》，載“互動百科＂網，2012年8月27日，http://www.hudong.com/wiki/曾枝西。 [5].《捐款善長芳名（2011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載“澳門同善堂＂網，2012年8月30日，http://www.tst.org.mo/news-donors-16.html。

張祖奇，原籍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生於上海。澳門知名人士、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 1937年，祖奇移居澳門。 50年代初，祖奇擔任建築裝修工程公司土木工程和室內設計技術員，經常親自到地盤監督工程，積累豐富的實踐經驗。60年代初，他領取建築商牌照，開始從事建築設計業務。 70年代，祖奇以“亞張建築”之名經營建築裝修工程業務，80年代與家族成員組成“亞張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擔任董事總經理、董事長；並組織創建聯利企業有限公司、達利工程有限公司。[2] 祖奇歷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百有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達利工程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建築置業商會副會長、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中澳葡投資有限公司股東大會主席。同時，他擔任澳門、葡國、台灣貿易商會名譽會長兼會員大會主席、澳門教育基金會名譽會長、澳門政府諮詢委員會候補委員、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永遠榮譽副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常務董事、澳門鏡湖慈善會監事、澳門教育基金會常務會董等職。[1][2] 2007年11月22日下午1時07分，祖奇在山頂醫院去世，終年89歲。11月28日下午3時，遺體奉移鏡湖殯儀館福壽堂治喪，11月29日正午12時大殮，隨即辭靈出殯，安葬在路環華人永久墓園。[1] [1]《澳門知名人士——張祖奇逝世》，載《澳門日報》，2007年11月27日。 [2]黃漢強、吳志良主編：《澳門總覽》（第二版），澳門：澳門基金會，1996，第5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