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總督命諭各人知悉：照得現准舊魚欄華人鄭亞初、徐已生、鄭亞二、盧亞壘、劉亞看、鄭智和等相應照舊承充魚欄，其所有入澳鮮魚、鹹魚，全歸伊等辦理。自咸豐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兩年，期內不准別人私充。如有違命，按例分別罰銀懲罰。各宜知悉。特諭。《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8月23日第40號。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為達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興漁業的目的，澳門政府正式公佈屬務兼海軍部上年11月21日簽署的上諭，將澳門鹽魚出入口買賣生意辦法更改為專利憑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諭規定澳門漁業自由買賣之章程，但最終因議事公局反對等原因並未著手施行，而其時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滿。鑒於自由買賣章程不宜於澳門地區生意，亦無益於政府國課，即澳門漁業生意既不可歸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貿易，兩者均屬不宜，故澳門政府遵照葡國律例，設立澳門魚商行，歸其承辦，並規定澳門所有漁業商人均可入行。該行則認定一抽用稅額，以納國課之規定，同時按價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銀，除繳納國課之認定額規，並支出一切經費外，所有盈餘歸行內人照數均分。《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月7日第1號。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據本年年鑒資料，捕魚業仍為澳門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大約有2萬名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員以此行業為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7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門政府批准魚商行包收魚規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繳納國課規銀33000元，並規定凡在澳門做魚生意之人，須准澳門魚商行每日抽取用銀每價1元抽1.5仙，無論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6月10日第23號。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門總督賈拉沙發布告示：據氹仔、過路灣各行鋪戶及居民人等稟稱：氹仔、過路灣魚生意，今准人攬頭承充，在公物會定立合同，於1880年1月1日起行。此雖似有利於國課，而實有損於兩灣各項生理之人等情。據此，查該承充人必定折磨漁戶，以抽規銀填足應納之價，該漁戶等無力完繳，業有捨棄氹仔、過路灣，遷徙大西洋不轄地方營生，致不協助興旺兩灣各項生理。蓋此兩灣各鋪戶，所特賴者，系漁戶交易為最。若使漁戶失散，該鋪戶必致歇業，捨棄兩灣而遷徙別處營生求食耳。至該兩灣規項公鈔，大約出自各項生意之人，如或各項生意之人歇業，該二處必然失其興旺，變為無用之區。今查承充人所應納規價，雖大損於己，亦須繳納，明見此規必有進入，惟別項之規銀公鈔定有減少，則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將至，必須籌躇杜絕，或與承充人酌量，或用嚴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過路灣鮮魚、鹹魚規銀之人稟稱：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與公物會所立合同，有窒礙於百姓，並於承充人獲利無多，求將合同銷廢等語。又查，凡有地方之責，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興其利，並非以百姓受累亦獨圖國課之裕，況加增此規項，屢非能久遠耳。據與公物會商議，無創出銷廢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稟求，將合同銷廢，自應准行等因。今據承充人稟請銷廢合同，本大臣擬以氹仔、過路灣抽收魚規，著仍照經擬章程辦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會立定於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銷廢。《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海上的人逐漸上岸，岸上的人亦早已跟海洋疏遠。

漁民出海作業，海上風浪難以預測，漁民信奉水神，除了祈求風調雨順，更祈求出海平安、魚蝦大汛。澳門面積雖小，街道卻林立着大大小小與海神有關的廟宇，了解海上信俗，為讀者深入了解澳門的廟宇文化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4月17日，由於戰事日益緊張，生活漸趨艱難，澳門政府暫時允許將城內土地用作農業用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