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6日，澳門總督賈拉沙發布告示：據氹仔、過路灣各行鋪戶及居民人等稟稱：氹仔、過路灣魚生意，今准人攬頭承充，在公物會定立合同，於1880年1月1日起行。此雖似有利於國課，而實有損於兩灣各項生理之人等情。據此，查該承充人必定折磨漁戶，以抽規銀填足應納之價，該漁戶等無力完繳，業有捨棄氹仔、過路灣，遷徙大西洋不轄地方營生，致不協助興旺兩灣各項生理。蓋此兩灣各鋪戶，所特賴者，系漁戶交易為最。若使漁戶失散，該鋪戶必致歇業，捨棄兩灣而遷徙別處營生求食耳。至該兩灣規項公鈔，大約出自各項生意之人，如或各項生意之人歇業，該二處必然失其興旺，變為無用之區。今查承充人所應納規價，雖大損於己，亦須繳納，明見此規必有進入，惟別項之規銀公鈔定有減少，則其害者多而利者寡。立睹其害之將至，必須籌躇杜絕，或與承充人酌量，或用嚴法蠲免。查今承充抽收氹仔、過路灣鮮魚、鹹魚規銀之人稟稱：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與公物會所立合同，有窒礙於百姓，並於承充人獲利無多，求將合同銷廢等語。又查，凡有地方之責，其最要者使百姓平安而興其利，並非以百姓受累亦獨圖國課之裕，況加增此規項，屢非能久遠耳。據與公物會商議，無創出銷廢合同之意，惟如承充人稟求，將合同銷廢，自應准行等因。今據承充人稟請銷廢合同，本大臣擬以氹仔、過路灣抽收魚規，著仍照經擬章程辦理，所有己卯年八月二十九日公物會立定於1880年1月1日起行之合同，今即銷廢。《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4月17日，由於戰事日益緊張，生活漸趨艱難，澳門政府暫時允許將城內土地用作農業用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90頁。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據本年年鑒資料，捕魚業仍為澳門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大約有2萬名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員以此行業為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7頁。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4月16日，署理管理華人事務官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師與氹仔行政長官商談路環南面海灣捕魚納稅問題。他認為大橫琴島寺廟的中國主持確實在法庭出示了香山政府一份非常合法的文件。中國當局在文件中申明“路環的兩個海灣歸屬寺廟，給予其徵稅權”。巴士度表示希望瞭解能使他有所行動的詳情，因為他認為情況十分複雜。海島市政委員會主席簡單地答覆說葡萄牙當局對路環擁有完全的管轄權，黑沙和竹灣海灣均在該地區，甚至戰船也要受葡方據點的監督，中國當局並未表示任何不滿。由於屬於葡方水域，故應對其使用葡萄牙法典中規定的民事法律，特別是第395條。除此而外，不存在給予受行政管理條例制約的公共地方的個人以任何特權的法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2頁。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2月2日─1898年1月21日）本年，澳門魚欄行變動較大，向來漁船計有700只，今則實存430只，業漁人數約只5000名，以致承頂轉讓、倒閉等情形頗多。如義友堂劉紹修承頂“源來魚欄”；鄭發等人的“贊利”、“鴻利”二欄的變動；楊士彬承頂澳門營地街市門牌第68號“新兩全”魚欄生意；譚桂甫等人承頂果欄街門牌第19號安吉海味生意；合和堂用本銀1500兩頂受路灣海旁街門牌第14號錦隆魚鋪生意；義合堂張彭及鄭星南、辛儉坡等人合股經營在澳門皇家新街門牌第105號開設的昆隆海味店倒盤等等。據上年的“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中透露：澳門鹽價日貴，漁戶皆欲將鮮魚裝往香港醃制也，應是問題出現的重要原因之一。《澳門政府憲報》1897年3月13日第11號，5月1日第18號，5月23日第21號，7月10日第28號，8月14日第33號，10月30日第44號；《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光緒二十二年（1896）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第178頁。

漁民出海作業，海上風浪難以預測，漁民信奉水神，除了祈求風調雨順，更祈求出海平安、魚蝦大汛。澳門面積雖小，街道卻林立着大大小小與海神有關的廟宇，了解海上信俗，為讀者深入了解澳門的廟宇文化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海上的人逐漸上岸，岸上的人亦早已跟海洋疏遠。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門政府批准魚商行包收魚規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繳納國課規銀33000元，並規定凡在澳門做魚生意之人，須准澳門魚商行每日抽取用銀每價1元抽1.5仙，無論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6月10日第2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