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閣區有街名爲萬里長城者，昔人或以爲：由高樓街經人頭井、媽閣街、媽閣斜巷，而至媽閣廟前地之遥遥長途，比諸爲萬里長城云；又或以爲：由人頭井至媽閣斜巷之一段路上，舊日山傍尚未建屋，可以仰望山巔，有夷城遺基，隨山勢高低綿延而止於媽閣廟側，因此擬之爲萬里長城云。兩説相傳，仍以後説近乎情理。昔汪兆鏞有詠澳中之萬里長城詩云：“澳城固而庳，明代已毁壤。基阯猶可尋，纖兒昧邊隘。地誌亦有言，倚水以爲界。長城稱萬里，自大誠狡獪。安得張許才，威棱懾中外。”攷媽閣山上之澳南夷城，與大炮台之澳北夷城，實不相聯者，惟兩城皆建自明季。據《澳門紀略》稱：“澳城，明季創自佛郎機。萬曆中，蔡善繼由香山令仕至嶺西道，總督何士晉采其言，下令隳澳城。天啓時，徐如珂署海道副使，澳夷奔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以繕墉垣。如珂言於兩府曰：此狡夷嘗我也。已而夷警寂然，而澳垣日築百丈。如珂遣中軍戍澳，諭之曰：墉垣不毁，澳人力少也。吾助若毁，不兩日，冀除殆盡。”《香山縣誌》亦稱：“澳夷所居地，西北枕山，高建圍牆，東南倚水爲界……澳城固而庳，明所毁餘也。今在聚盧中，與西北圍牆不相屬。”按今媽閣街上之所謂萬里長城，其遺基已漸被毁滅，惟餘西望洋山上，尚存斷垣片塊，足資歷史之研究耳。人頭井原名亞婆井，或稱龍頭井。該處因井得名，嘗自城一坊，故“澳門市街名册”載云：“人頭井，此名指本市西望洋山山北斜坡一小區，包括亞婆井街、龍頭里、亞婆井圍及亞婆井斜巷等。”該處山上本有一山泉，水冽而甘，爲澳中之名泉，與二龍喉山水齊名。據《香山縣誌》記云：“澳山泉：曰大龍泉，曰二龍泉，曰小龍泉，俱在東望洋寺右。曰山水泉，在西望洋山下，皆水自石出，清冽甘美。”攷山水泉，原在高山之上，古人登山汲水，頗爲艱苦。溯自宋末元初，有一老婦違難來澳，避居泉之附近，見人上落山徑，擔水辛勞，因自出資僱人，鑿山引水而下，築基貯水，汲者咸便，人皆德之，遂呼此泉爲亞婆井。明季，葡人來澳，加意增修該泉，導以鐵管，飾以龍頭。故人又稱之爲龍頭井。迨及清朝，龍頭日久毁壞，乃易以石雕人首，泉由口中噴出，所以人又稱之爲人頭井。該區一帶，因是得名。澳門昔日未有自來水設備，居民用水，唯賴山泉及井水，後更藉水艇載運銀坑山水來澳供食。及自來水管敷設後，澳人不致鑿井而飲耳。約在卅年前，人頭井之石基圍牆日久失修，突然坍下，死傷多人，泉亦由是毁壞。澳葡因已有自來水應用，毋需此泉，將之堵塞，該泉遂絕。龍頭左巷，在亞婆井街之傍，太和石級之上，乃一古老街道，有百年陳舊大屋，澳中顯赫一時之鄭家在焉。閥閲之家，自然門高狗大，其鄭氏門首之門官土地神聯，敢稱爲澳中各家之最長者。其聯云：“祀門官祝添福添祿還添壽；敬土地庇生財生子又生孫。”入門經過長廊，到第二道門首，有匾額書：“榮祿第”三字。蓋鄭氏主人迺清朝一品大官，誥封榮祿大夫者也。主人早經逝世，鶴去樓餘，渠渠大屋，雖是簷棟風剝，現仍廣廈云連，入其門如進桃源洞，别有天地，仿若鄉村，園地平曠，屋舍儼然。税居其中者，現近百户，達五百人，大廈廣庇之下，若不知居夷者。蓋攷榮祿大夫鄭啓華未達時，初依其舅父在北京開設莊房。相傳於八國聯軍陷北京時，死亡枕藉，有一貴冑舁一靈柩寄厝，後久經歲月，仍未見其領葬，想是戰亂失亡者，迺發棺一視，原來盡屬財寶，鄭氏由是發達焉。鄭氏多財善舞，納厚幣獲放上海道，蓋當時之上海道號稱國中最肥之缺，非費十萬元，不輕易得之者。鄭啓華因此平步青云，後官至一品，晚年在澳經營第宅，以爲裘莬。其子孫如鄭莘農等，或爲澳中紳耆，孔教會長，或爲中國招商局長，皆巨商名士，一時俊彦也。下環街地近媽閣，昔爲濠鏡墺北灣之一部分，故稱下環。沿街即爲海濱，直至清朝同治年間，澳葡始着手填塞北灣，建築海隄，是爲河邊新街也。下環街遂成内街，不再面臨海濱耳。據下環街福德祠碑誌刻載云：“……同治七年，會海傍新築基岸，綽然寬展可圖……”可知下環街福德祠之值理會，在斯時始策劃於新填海濱建祠也。攷下環街向爲媽閣區之繁盛街道，故光緒年間，康有爲、梁啓超等，曾在下環街辦《鏡海叢報》鼓吹君主立憲政策。《辛亥革命回憶錄》中，趙連城嘗記稱：“戊戌變政失敗後，康梁的保皇會即在澳門先後出版了《知新報》和《鏡海叢報》等，和梁啓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互相呼應，對澳門工商界和知識界起過一定的思想影響。”又按五憲子之《民憲黨史》有謂：“保皇黨之勤王運動，幾乎全部的總動員，康有爲駐新架坡，梁啓超駐檀香山，澳門則由何德田、王鏡如、歐矩甲、韓文舉等負責。”查何、王等就在下環街之三層樓街口對面之大屋，設立起鏡海叢報所址云。蓋下環街中亦有不少富户大屋，如鄭啓華之後人，其大宅二宅均卜居於是，廣廈渠渠也。

城牆和城門在澳門的歷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自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建立定居點以來，澳門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和葡萄牙在遠東的重要據點，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多和人口的增加，防禦需求漸長，葡萄牙人逐漸建設了完善的軍事防禦系統，包括炮台、城牆以及多座城門。這些防禦設施不僅作為澳門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防禦策略，也劃定了昔日葡萄牙人租居範圍，是城市歷史變遷的獨特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