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12月24日，宣佈多明戈斯•瓦斯（Domingos Vaz）的侄子曼努埃爾•瓦斯貢塞羅斯（Manuel de Vasconcelos）因無禮拒絕接受監稱官的職務而禁閉在家，永遠不得在澳門被選任任何官職，也不得從事任何公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8頁。

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意大利旅行家馬可•阿瓦羅（Marco de Avalo）於本年遊歷澳門，曾留下了關於澳門貿易體系如何運轉的珍貴資料： 澳門城有幾間裝潢漂亮的華人商店，還有不少出售華人衣服和絲織品的商店。這些華人聽說外國人從海外帶來銀子，便每日去他們的住處出售自己的商品。由於過多過煩，必須盡力將他們從家中趕出去。中國官員對每一艘澳門船向船長徵收碇泊稅，而商人們除了船上的貨物之外沒什麼東西可交。這座城市里不生產任何製成品或紡織品，這些航行所需要的每一樣東西，都要乘坐小舢板或其他船隻去廣州購買。為了這個目的，那里每年要舉辦兩次大的集市。在集市季節，人們就會委派幾個澳門商人去廣州買東西（既為他們自己買，也為別人買），並及時訂購他們所需要的商品，在下一次集市上交貨。這些人在廣州呆的時間，有時候長達四五個月。……當葡萄牙人到達廣州城外的海域時，他們便把他們巨大的貨運駁船牢牢地固定在正對著廣州城的一個江心小島上。那里有一座漂亮的大寶塔和一所中學，他們從那里動身去找總督，在他不在的時候，主事者依照古老的習慣，帶給他一份禮物，從不少於4000個金幣，有時候甚至更多。這只是為了獲得自由貿易的許可，獲得許可之後，他們會預付給商人們一筆錢，好讓他們能夠準備紡織工、織布機及其他設備。以這種方式，他們按照自己的需求量訂購貨物。這樣訂下合同之後，他們再一次請求獲得開辦集市的許可，這同樣需要再行奉送一份價值相當的禮物。為了在返程之前獲得至關重要的總督官印，還需要孝敬8000個金幣，這還不包括在石岐鎮賄賂官員的錢。前往日本的航行，只有那些議事會推薦的人才能從事，他們的名字被張榜公佈，貼在一些主要的街角上。這樣的航行，在1630年以前，任何個人都不得從事，只能由議事會進行。航行所帶來的利潤則被用作維持駐軍和要塞之需，以及用作其他開支。然而，當一位名叫賈羅布的貴族獲得果阿航行日本和馬尼拉的壟斷權後，議事會也就失去了主要收入來源，利潤流向了王國政府。榎一雄：《榎一雄著作集》第5冊《東西交涉史》，第293頁，轉自戚印平：《早期澳日貿易》，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413頁。馬可•阿瓦羅：《澳門紀事：1638年》，載博克塞：《復辟時期的澳門》，第86—88頁，轉自杰弗里•C. 岡恩：《澳門史》，第29—30頁。

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11月11日，葡萄牙船長卡瑪拉•羅郎也（Manuel da Câmara Noronha）以他的劃槳帆船在科欽海岸襲擊和焚燒了擁有20尊大炮的丹麥大黑船。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8—39頁。

萬曆十六年（1588年1月28日─1589年2月14日）11月20日，若奧•伽瑪（D. João Miguel da Gama）在澳門寫信給國王，告知他準備從澳門航行墨西哥前往西班牙的計劃。若奧•伽瑪當時具有航行日本的權利，但到了澳門以後，他出任澳門城防司令，並接受了葡印總督運送船員的命令。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15, p.554.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爾梅達（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揮的4艘澳門槳帆船離澳赴日，途中遇風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門，其餘2艘槳帆船載150萬兩銀的貨物於31日抵達長崎，他們遇到了很多阻攔，不准卸貨，不許進行貿易。並接到日本幕府驅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這位幕府代表宣佈了將軍7月5日簽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經商。原因是：第一，澳門商船違反了本國禁天主教的敕令，偷運傳教士進入日本；第二，澳門商船為傳教士運送各種供應品；第三，澳門商船走私運來人及錢財，促成了島原叛亂。出於上述理由，你們這些人是該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處死你們，但皇恩浩蕩，饒你們不死。現特命令你們離開日本，永遠不得返回，以後你們若違背這一命令，必將受到你們現在罪有應得的懲罰。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81頁；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在澳門荷蘭籍商人位於澳門半島西南的新花園發現一塊立於本年的西班牙文碑，碑文稱：“菲利浦四世王朝，蘇沙•賈士度（Souza de Castro）立石於此炮台，1633年。”1580年葡萄牙併入西班牙後，澳門葡萄牙政府並不受西班牙約束。故居澳西班牙人欲以武力使澳葡政府屈服，西班牙人蘇沙•賈士度上尉準備於本年舉事，並打算攻佔大炮台，故預立石於新花園，但此事並未成功。王文達：《澳門掌故》第233頁；Beatriz Basto da Silva, Cronologia da História de Macau, Séculos ⅩⅥ—ⅩⅦ, Vol. l, p. 61.

嘉靖四十年(1561年1月16日─1562年2月3日)阿馬羅•佩雷拉(Amaro Pereira)於本年被廣東政府釋放。他是16世紀中葉在遠東海洋一帶活動的許多葡萄牙冒險家之一。1549年他在福建被囚，由於本國同胞的營救于本年獲釋。後來，他向耶穌會巴爾塔札爾•迪亞斯(Baltasar Dias)神父提供了一整套有關中國的寶貴訊息。1562年12月10日，迪亞斯(Baltasal Dias)神父寫于果阿的信，轉自羅理路：《澳門尋根》，第86頁。

萬曆三十一年（1603年2月11日─1604年1月30日）7月30日晚，一艘由貢薩洛•索薩船長指揮的從中國前往日本貿易的葡萄牙大黑船在啟航前被韋麻郎率領的兩艘荷蘭商船“伊萊斯姆斯（Erasmus）”號、“奈索（Nassau）”號和一艘中型艦在澳門港乘虛截獲，船上載有1400擔生絲和大量黃金，還有其他貨品。因為當時人們都在岸上忙於出海前的準備工作，船上空無一人。荷蘭人不費吹灰之力就奪得該船。這樣澳門人就先後失去了這兩艘大船的所有資本，每一艘都值1科托（Conto）黃金。他們此時還欠日本人巨額貨款，日本人賒賬把貨物賣給了這兩艘船。澳門耶穌會士在這兩次事故中損失巨大，他們再也無力救濟他人反要靠救濟為生。張天澤：《中葡早期通商史》，第136頁稱荷蘭截獲的這批貨物生絲有2800包，每包價值500盾，總值140萬盾。C.R.Boxer, Fidal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50.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9月2日，上訴失敗被拘押在日本的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長和唐•若奧•佩雷拉船長被帶到駿府聽取關於斷絕與葡萄牙人通商的詔書。他們與瓦斯科•阿爾梅達的澳門船隊一起於10月17日回到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