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澳門仁慈堂修訂管理章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章，第52頁。

天花已於1980年代絕跡，今天只能在長輩的手臂上看到當年接種牛痘的印痕… 你可有想過，200年前的種痘，是一個接力的過程？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

“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所以，澳門的製藥業，特別中藥業盛極一時。”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1月28日，西班牙方濟各會澳門醫生安哆呢神父去世後，澳門聖方濟各會院藥房即由安哆呢的助手若瑟．吉勒芒（José Guillemon）接管。若瑟．吉勒芒為人粗暴，對傳教工作不熱心，甚至不願意為華人治病，導致藥房處於半癱瘓狀態。澳門方濟各會遂請求馬尼拉再派一名外科醫生來，於是方濟各會士安伯老（Martin Palau）修士遂於本日抵澳。安伯老，西班牙人，17歲加入方濟各會。1747年8月到馬尼拉，在此期間，在馬尼拉皇家醫院和方濟各會修道院診所學習醫學，專攻外科。安伯老修士一到澳門，便重整方濟各會修道院藥房，添置和配製了許多藥物、藥品。方濟各會修道院藥房每年都會收到澳門居民的大量佈施，澳門仁慈堂每年也給該藥房100兩白銀。另外，在修道院附近有一塊田，用來種植藥材，這也節省了許多購買藥材的錢。有了這樣的經濟來源，安伯老既可以為澳門市民提供醫療服務，還可以給在中國內地傳教的各修會傳教士寄去藥品。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in AIA, Tomo 36, pp. 565—566; Tomo.37, 1934, p. 101.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濟各會中國教區會長文度辣神父在澳門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羅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稱：“艾腦爵神父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聖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堅守貧困，堅持醫療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們一起參加救助工作；因為這裡的醫生醫療方法極不科學。”。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10月11日，在本地葡人的反對下，法國人莫朗（Jorge Moulin）醫生工作不到一年，就離開了議事會醫生一職，澳門議事會聘用貝爾南德斯．里貝羅（Bernardes Ribeiro）為議事會外科醫生。同日，馬尼拉主教向澳門議事會請求，運送他及其傳教團通過帝汶和索洛島返回馬尼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42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