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五年(1916年1月1日─1916年12月31日)12月13日，仁慈堂總理羅德禮(Fernando José Rodrigues)頒佈承充澳門仁慈堂彩票章程。章程規定，自立合同日起計8年為期，無論何故該期均不得延續。29日在國課衙門招人承充。《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1號，第9─10頁。

民國六年 (1917年1月1日-1917年12月31日)3月5日，澳門政府在國課衙門大堂將代賣澳門仁慈堂彩票生意，用暗票出投，招人承充，合同以5年為期，自立合同之日起算。《澳門政府憲報》1917年第5號，第65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18日，澳門議事公局向總督吉馬良士請求，准許發行一次彩票，籌集維持議事公局小學的辦學經費。20日，澳門議事公局獲批准每年可發行一次彩票，以籌集維持所辦小學的經費。據《華友西報》1853年2月14日刊登澳門彩票廣告可知，澳門彩票設計的目的是將贏利的15%扣除交政府司庫作為公共工程的費用。每張彩票為2西班牙元，1元可以購得半份。彩票的批准發行，由澳門地區大法官塞克拉‧品篤、指揮宮佩得羅‧布伊（António Pedro Buys）和管理華人事務宮勞倫索‧馬葵士簽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1;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4頁；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53; Vol. 12, No. 16, p. 62.

民國二十八年 (1939年1月1日-1939年12月31日)6月5日，澳門政府本日公佈屬務部第29657號律例，特准葡國國民彩票由葡京仁慈堂發行者可以在葡國國境及附屬海島暨非洲屬地發行，除澳門外，其他屬地不許擅發彩票。《澳門政府憲報》1939年6月5日第29號，第377頁。

民國二十六年 (1937年1月1日-1937年12月31日)1月13日，澳門政府發佈公告，宣佈擬於2月16日上午11時在財政總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及路環開收簽鋪票、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即由1937年2月17日起計。底價為94萬元，押票銀94000元。最後由高可寧、傅老榕等人組建的泰興娛樂總公司投得專營權。泰興娛樂總公司在中央酒店、福隆新街和十月初五街分設三家賭場，承包澳門賭業，皆為骰寶、番攤、牌九以及鋪票、白鴿票、字花之類中式賭博。該公司與澳門政府財政廳簽訂專營條約，主辦全澳門賭場業務，每年繳納賭稅合葡幣180萬元。其中全澳門賭場工作人員共有七八百人，中央酒店佔1/3，規模為全澳之最。傅老榕原名德用，後改為德蔭，1894年生，廣東南海人。1913年，時年19歲的傅老榕到香港謀生，初為雜工及輪船機械學徒，後因事系獄10個多月，出獄後在桂、梧、邕、柳等地之間從事貿易。1930年，豪興娛樂公司成立，並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深得前廣東銀行行長霍芝亭和香港康年銀行創辦人李聲怇的支助。1935年，傅老榕與霍芝亭等人在深圳另立門戶，開設了一間賭場，由於交通方便，賭客盈門，澳門賭場因此日益蕭索，甚至1937年豪興娛樂公司也虧蝕淨盡，商人畢侶儉接受續辦一年，亦挨不住虧蝕。1938年，由於民國政府取締深圳賭場，傅老榕遂捲土重來，投得澳門賭場的經營權，初期生意平平，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到澳避難富人驟增，澳門賭業日益興旺起來。傅老榕除經營娛樂業外，並在香港創設德記船務貿易有限公司、廣興置業有限公司、大華置地有限公司、大華影業有限公司及其他商業，聯號分佈港澳兩地，在港澳經濟上佔有重要地位，由此傅老榕在20世紀40—60年代與高可寧、何東、羅文錦等合稱香港四大家族。在社會慈善事業方面，傅老榕對澳貢獻良多，抗戰期間，救濟澳門難民，出錢出力，毅然擔負起責任。故歷任澳門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及同善堂名譽顧問之職。《澳門政府憲報》1937年1月13日第3號。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Ⅱ, p. 462; Henrique de Senna Fernandes, Cinema in Macao, Part Ⅱ, 1930—1931, The Thrill of The Talkies, in Review of Culture, 1995；何文翔：《香港富豪列傳》之二《傅老榕》；《澳門總體統計回顧》，澳門官印局1994年編印；明士：《澳門博彩業巨擘：旅遊娛樂公司》，載《廣東文史資料》第47期，1986年；鄧志清編：《港澳聞人錄》，第56頁。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9月26日，澳門財政總局在本局大堂內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簽鋪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4年為期，即自1931年1月1日起至1934年12月31日止，並列13項章程。《澳門政府憲報》1930年第19號，第374頁；第35號，第684頁。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8月30日，澳門公物會為公共工程籌集款項，發行彩票2000條，每條2元。頭彩為1000元，定於11月底抽彩。《澳門政府憲報》1856年10月18日第52號。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6月30日，澳門政府財政廳發佈公告，招人承充澳門、氹仔及路環白鴿票、山票生意，期限自1932年1月1日至1934年12月31日止，以140760元為底，無其他項附加稅。《澳門政府憲報》1931年第29號，第719頁。

苦力貿易式微之後，澳門的博彩業一度步入低谷。不過，賭禁一開，要重新關上大門又談何容易？ 澳門博彩業的客源主要來自香港和廣東，這兩個地區的經濟都相當發達。1860年代，中國近代工業已在廣東形成一定規模，順德等地的繅絲工業相當發達。大批因戰亂而流離失所或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人口，部分經香港、澳門到外國做苦力，也有一部分在佛山鎮從事冶鐵。故此，賭博在廣州、佛山、順德一帶盛行，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 雖然清律禁賭，但在某些“非常時期”，鄰近澳門的廣東地方政府又開賭以增加稅收，以應付朝廷的急 需。朝廷對此也隻眼開隻眼閉。不過，博彩業最終還是“落戶”到澳門。這究竟是甚麼原因呢？ 內地或弛或禁，賭商疲於奔命 十九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各地農民起義此伏彼起，烽火遍地，太平天國、捻軍，再加上洋人進侵，朝廷頻頻調兵，餉需龐大。朝廷庫房捉襟見肘，曾多次下令地方政府“不論何項”籌餉，這就為地方官僚和賭商找到了賭博合法化的理由。先後擔任兩廣總督的勞崇光、毛鴻賓，因籌餉不力而相繼被朝廷處分。1863年8月出任廣東巡撫的郭嵩燾不敢怠慢，採用“以罰代禁”的方式，於同治四年（1865年）查獲天和等闈姓賭館，判罰十四萬兩銀子充作軍餉，給朝廷救了急。以後，他又准許闈姓立案，招商承餉。 1866年4月郭嵩燾離任後，由蔣益灃兼任廣東巡撫一職。蔣益灃反對開賭，下令嚴禁闈姓及各種賭博，賭商見勢不妙，紛紛遷往香港、澳門。但是，蔣益灃與總督瑞麟關係不睦，遭其彈劾而被降級調走。總督瑞麟復開賭禁之後，年餉由最初的數萬元增至數十萬元，闈姓賭的範圍進而由鄉試推廣至會試以及學政的歲考、科考。 其後，因雲南等地戰事頻頻，朝廷屢次向廣東催餉。同治十三年（1874年），御史鄧承修上奏，指闈姓“公然設局，明目張膽，傷風敗俗，病國蠹民”，請求朝廷禁止廣東抽收闈姓的賭款。是年二月，朝廷諭令兩廣總督瑞麟、廣東巡撫張兆棟，將闈姓厲行禁止。瑞麟病故後，英翰繼任兩廣總督，他與巡撫張兆棟在是否禁止闈姓問題上產生分歧。光緒元年(1875 年)，張兆棟上奏請增訂刑律加重治罪，次年三月降旨禁止闈姓、花會、白鴿票、山票、田票、屋票、鵪鶉鬥、蟋蟀鬥八項賭博，首犯俱發配雲貴地區充軍。 賭商鑒於廣東風聲較緊，不敢風頭中冒險，於是又紛紛轉向澳門，這正中葡萄牙殖民當局的下懷。 當時，由於廣東和香港都禁賭，唯獨澳門可以合法賭博，賭徒和賭商紛紛湧到澳門尋找機會。 由於內地忽弛忽禁，澳葡當局見開賭利厚，便乾脆招商承辦，將賭餉作為一項重要的財政收入。葡文《澳門人郵報》(O Correio Macaense ) 載，在蘇沙任澳督期間，約1869年至1870 年，總督以5,000元的價碼批承闈姓三年；隨後在華人陳六和何老桂的推動下，廢除了蘇沙總督批准的合同，由他們獲得澳門闈姓的承充經營權。 在劉坤一、張樹聲治粵時期（1877-1884 年），澳葡政府趁內地禁賭之機，進而將賭博全面合法化，公開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等粵人喜好的賭博，同時允許在澳門半島市區和離島售賣熟鴉片煙，形成“黃賭毒一條龍”。內地賭徒紛紛到澳門搏殺，形成了澳門賭業的第二個高峰期。據統計，由1877 年至1884 年，澳葡政府多次公開招商承充闈姓、番攤、白鴿票，每年從中獲得的稅餉達二三十萬兩。 賭商把業務移至澳門之後，透過各種方法將闈姓彩票滲入內地城鄉，清朝已很難杜絕。期間承充澳門博彩業的不僅有華商，也有一部分葡萄牙籍商人。葡商雖然一般都不懂中文，不知道那些中國彩票上寫的甚麼，但他們與葡萄牙官員有同文同種之利便，經營賭業有其獨特的優勢。看見華商營賭一個個發了財，他們也千方百計插手其中，以求分得一杯羹。 圖左：光緒六年，兩廣總督張樹聲等關於澳門闈姓賭博情形的奏摺。 圖右：光緒十年，光緒帝著令妥議具奏嚴禁澳門闈姓賭局的上諭。 賭商在澳門開設總部 中法戰爭爆發後，直接危及廣東地區的安全，軍餉劇增。當時，洋務派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為抗擊法國侵略軍，加強軍備，他欲籌設兵工廠、錢局、虎門炮台及秀英炮台，所需錢款甚多，庫房卻又缺乏銀兩。張之洞在此大敵當前的危局下，下令招商承充闈姓，籌款以資軍需。這樣一來，廣東賭禁大開，賭風再度熾烈。 張之洞在廣東弛賭禁之後，許多賭商見到清政府同意闈姓捐款充餉，於是從澳門北上逐利，回到內地重新開業，對澳門博彩業打擊甚大。澳葡政府在1885年底的闈姓收入劇跌，從1883 年的30 萬元到1885 年下降至10 萬元。 當時澳門賭館林立，闈姓票賣到廣東各地，生意十分興旺。所以，有朝廷大員認為，光是禁絕廣東本土發行的彩票是不夠的，必須設法把澳門彩票也一並禁止才能奏效。廣東的闈商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防止澳門彩票入境，因此在珠江水路要衝私設關卡，派巡丁截查來往澳門的小輪船，看旅客有無攜帶澳門彩票。此擧引起葡萄牙人的不滿，幾乎釀致外交風波。 廣州至澳門之間交通不便，而闈姓賭博最大的客源卻在內地。過去闈商不辭勞苦前往澳門，皆因內地禁賭之故。如今粵省再度開放賭禁，他們又何必捨近而求遠？所以，在廣東當局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之後，賭商再度北上，澳門的賭業便又一次陷入低潮。 1889年8月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之後，接任兩廣總督的李瀚章繼續招商承辦闈姓抽餉。但是，番攤仍未公開招賭，屬於私賭，存在需“孝敬”文武官員的種種陋規：包庇費每天每館少者數十元，多者百元不等。但鑒於廣東賭風日熾，朝野間物議沸騰，清廷一直不敢明令開賭，後來更着令李瀚章查禁。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馬丕瑤抵粵就任廣東巡撫。他奉旨查辦兩廣總督李瀚章縱賭營私之事。至此，粵澳兩地賭業的形勢又發生了變化。馬丕瑤在廣東採取的這些嚴厲禁賭的措施，極其有利於澳門賭業發展。儘管就在同一時期，澳門發生了一場鼠疫，這場瘟疫來勢兇猛，繁華的澳門幾成死市，但卻因馬丕瑤在粵禁賭而迅速恢復昔日盛況。又一次逃過大難，澳門賭市更加繁榮了。 澳門賭博合法化之後，賭博的方式也越來越多樣化起來，除了彩票以外，全部是中式賭博，如番攤、骰寶（大、小）、牌九、闈姓、山票、舖票等。賭博逐漸成為澳葡政府不可缺少的生財工具。即使葡萄牙國內1896年宣佈禁賭，作為葡萄牙“海外省”的澳門也沒有執行這一法例，照賭如儀。 在這段反覆時期，澳門的葡萄牙人降低了招商承賭的條件，繳交兩萬元即有資格參與各種賭牌的競投。 另一方面，澳門的社會治安開始改善，賭商又紛紛到澳門尋找機會。不少人見內地弛禁不定，感到兩邊走不是長久之計，便乾脆在澳門和省城廣州各設闈店，兩邊的生意同時做。 舖票廣告 點撃 即使內地禁絕，還有澳門的生意，而且比平時更加興旺，足以彌補內地禁賭的損失。此時，澳門賭業已形成相當規模，內地反有不及。即使內地再弛賭禁，也不會對澳門造成致命的打擊了。清廷始終不敢開禁，舉棋不定，賭商們終於認定了澳門是個不可多得的賭業“根據地”和避風港，澳 門的賭業在這段時間獲得穩健的發展，澳門也就慢慢成為中國最大的賭埠。 1890年代番攤是澳門時興的賭博之一 澳門終成為最大的賭埠 1899年12月，李鴻章出任兩廣總督。這位連年奔忙於列強之間洽談割地賠款的晚清重臣，深知朝廷庫房空虛。所以，他抵達廣東之後，隨即全面弛賭禁，接連批准賭商繳餉承辦番攤、小闈姓（白鴿票）、山票、舖票及彩票等賭博種類。廣東開賭，加上香港禁止澳門的彩票在港銷售，這對澳門的賭業和社會打擊甚大。不過，李鴻章在粵時間很短，半年後八國聯軍進侵北京，慈禧和光緒皇帝“西狩”，又把這位“外交談判專家”召回去處理更加棘手的問題了。 內地弛禁不定，賭商已習慣於粵澳兩地跑，澳門賭埠的地位，經歷了幾次反覆之後逐漸在十九世紀末穩定下來。闈姓、番攤、白鴿票三大賭種穩步發展。據《澳門政府公報》刊登的統計數字，闈姓稅收在1896至1900年度均為6萬元，番攤稅收由1896至1900 年度都是15萬元。白鴿票稅餉則由1896年度的51,600 元，增長到1898年度的74,900 元，並一直保持穩定，直至1902年左右。 當時賭商盧九、盧廉若家族連同其他賭商，與澳葡政府先後訂立多份合同，實行賭博專營，承充澳門半鳥、氹仔、路環闈姓和澳門半島番攤等生意，為期五年，每年規銀45 萬元。在1907 年前後，澳葡政府每年的財政總收入只不過60 萬元左右，盧氏家族的財力以及番攤生意盈利能力之強勁，由此可窺一斑。 二十世紀初，賭商盧九（左二）和當時的澳葡官賈合攝 電腦白鴿票是澳門“古老當時興”的博彩玩意之一 1908年發生“香洲開埠”事件，澳門商務大受打擊。但是，博彩業此時在澳門已逐步穩固。據統計，1908年澳葡政府從賭博抽餉獲得的稅收增至263,125兩，比對1873年增幅逾17.5 倍；白鴿票稅收也由46,800 兩增至71,437兩。1910 年，澳門共有15 家賭場，就業人員達143 人。澳門的賭業完成了專營化之後，政府收入增加並且逐步穩定下來了。 博彩業蓬勃刺激城市繁榮 博彩業的繁榮，首先受惠的就是旅遊娛樂業。1880年，澳門共有一家酒店、五家客棧獲准開業。到了1890年7 月1日，著名的峰景酒店宣告開業。福隆新街等燈紅酒綠之區幾乎夜夜笙歌，省港澳客商如雲，在這個銷金窩樂而忘返。澳門紳商在政府的支持下舉辦各種類型的廟會活動，吸引鄰近地區大批民眾湧來觀看，對博彩旅遊業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據十九世紀末當地報章報道，康公廟和蓮溪廟等地經常有粵劇演出。 峰景酒店 同時，由於博彩業的蓬勃，商人加大了投資，澳門的對外水陸交通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也促使澳葡政府在市政建設方面投放更多的公共資源，使澳門迅速成為一個比較發達的商業城市。博彩業合法化之後，澳門有文字記載的市政建設和大型設施就包括：修建仁伯爵軍人醫院、免費為全澳居民種牛痘、重建市政廳大樓、填海及浚河、興建崗頂劇院（伯多祿五世劇院）和清平戲院、興建東望洋燈塔（松山燈塔）和澳門發電廠、成立消防隊、鋪設港澳通訊電纜、設立中國第一個收費公廁等等。 此外，不少賭商都在營賭掘得“第一桶金”之後，把資金分散到其他行業方面，兼營各種實業，如土地開發與建築、金融、貿易、鴉片及其他專賣事業、工業等等。這樣，澳門的工商業走上了多元化發展的道路，也減輕了鄰近地區弛賭禁時對澳門社會經濟的衝擊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