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澳門中學教師高斯華（José Gomes da Silva）完成了《澳門衛生報告》，該報告非常詳細地報導了當時澳門的衛生情況，特別是對沙崗和新橋區的衛生情況進行了深入的報導。該報告首次附錄了澳門植物的目錄，並收集了300多種植物標本。在當年的霍亂爆發時，他毫無種族歧視和科學家的傲慢，邀請了一位本地郎中來幫助他一同抵禦霍亂，而且，這位郎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正值“印度（Índia）”號輪船駛抵澳門，船上有霍亂患者，這位醫生隨即下令在二龍喉、劏狗環、東望洋炮台及青洲錨地設立隔離棚，隔離霍亂患者，避免此疫在澳蔓延。他還在其供職的學校內成立了一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礦石和動物標本，並搜集當地植物製作標本。這些標本現存於科英布拉大學植物學院。阿馬羅：《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6頁。

從2020年1月21日應變協調中心成立開始，記載着澳門三年間抗疫的每個關鍵時刻。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10月11日，在本地葡人的反對下，法國人莫朗（Jorge Moulin）醫生工作不到一年，就離開了議事會醫生一職，澳門議事會聘用貝爾南德斯．里貝羅（Bernardes Ribeiro）為議事會外科醫生。同日，馬尼拉主教向澳門議事會請求，運送他及其傳教團通過帝汶和索洛島返回馬尼拉。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428;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50頁。

天花已於1980年代絕跡，今天只能在長輩的手臂上看到當年接種牛痘的印痕… 你可有想過，200年前的種痘，是一個接力的過程？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

康熙十三年（1674年2月6日－1675年1月25日）3月27日，方濟各會中國教區會長文度辣神父在澳門寫信給在馬尼拉的塞巴斯蒂昂·羅德里格斯（Sebastião Rodrigues）神父稱：“艾腦爵神父和方濟各會傳教士、聖家辣修道院的修女一起，堅守貧困，堅持醫療工作。我要不是有病在身，也想和他們一起參加救助工作；因為這裡的醫生醫療方法極不科學。”。Manuel Teixeira, Macau e n Sua Diocese, Vol. 3, p. 495.

“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所以，澳門的製藥業，特別中藥業盛極一時。”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穌會士保祿•卡梅爾特(Paulo Camerte)在聖信學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貧民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療貧窮的印度教徒，也有專門的地方收留痲瘋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轉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4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