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4月23日，澳門公會批准、澳門議事廳議定的《豬槽章程》頒佈施行。豬槽設在媽閣，專為存放豬只及劏宰之所。以免販賣豬肉各戶在鋪屋內存養大小豬只，致人畜雜處，兼免晚上在鋪私行開宰有損於國課暨本局規項，又免所宰多有羸病之豬，有礙於人民衛生各等弊端。規定由水陸兩路運入口之大小豬只，無論系在本澳宰賣或即轉運出口，均須將豬在媽閣豬槽存養，俟至開宰或出口起程之時，然後由該槽取出。豬只存豢此槽者，不須納費，只須派伴自行看守豢養。《澳門政府憲報》1906年10月27日第43號。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21日，澳門政府公佈已投成的1880年10月11日起計的三年期漁攬頭生意合同。該魚生意仍然仿照舊章，並無更易。至載魚來澳，所輸規項仍舊照納，並無加增。各漁船不須領牌，在澳出入亦不用輸鈔，均以公物會所定承充合同款式，其承充規銀以每月上期交納七二兌。《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8月28日第35號。

民國十六年(1927年1月1日─1927年12月31日)本年，據本年年鑒資料，捕魚業仍為澳門最重要的行業之一，大約有2萬名不同性別、年齡的人員以此行業為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217頁。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1月7日，為達到以公平便利之法振興漁業的目的，澳門政府正式公佈屬務兼海軍部上年11月21日簽署的上諭，將澳門鹽魚出入口買賣生意辦法更改為專利憑照。先是1906年1月18日上諭規定澳門漁業自由買賣之章程，但最終因議事公局反對等原因並未著手施行，而其時承充合同又至1911年6月30日期滿。鑒於自由買賣章程不宜於澳門地區生意，亦無益於政府國課，即澳門漁業生意既不可歸一人承充，又不便任各人自由貿易，兩者均屬不宜，故澳門政府遵照葡國律例，設立澳門魚商行，歸其承辦，並規定澳門所有漁業商人均可入行。該行則認定一抽用稅額，以納國課之規定，同時按價以收同年中所收用銀，除繳納國課之認定額規，並支出一切經費外，所有盈餘歸行內人照數均分。《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月7日第1號。

民國三十一年 (1942年1月1日-1942年12月31日)4月17日，由於戰事日益緊張，生活漸趨艱難，澳門政府暫時允許將城內土地用作農業用途。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90頁。

漁民出海作業，海上風浪難以預測，漁民信奉水神，除了祈求風調雨順，更祈求出海平安、魚蝦大汛。澳門面積雖小，街道卻林立着大大小小與海神有關的廟宇，了解海上信俗，為讀者深入了解澳門的廟宇文化提供了另一個視角。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5月26日，澳門政府批准魚商行包收魚規之合同章程。合同之期系自1911年7月1日起至1921年6月30日止，每年繳納國課規銀33000元，並規定凡在澳門做魚生意之人，須准澳門魚商行每日抽取用銀每價1元抽1.5仙，無論已入行未入行一律抽收。《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6月10日第23號。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8月14日，奉總督命諭各人知悉：照得現准舊魚欄華人鄭亞初、徐已生、鄭亞二、盧亞壘、劉亞看、鄭智和等相應照舊承充魚欄，其所有入澳鮮魚、鹹魚，全歸伊等辦理。自咸豐元年（1851）七月初五日起，限期兩年，期內不准別人私充。如有違命，按例分別罰銀懲罰。各宜知悉。特諭。《澳門政府憲報》1851年8月23日第40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4月16日，署理管理華人事務官小若阿金‧巴士度律師與氹仔行政長官商談路環南面海灣捕魚納稅問題。他認為大橫琴島寺廟的中國主持確實在法庭出示了香山政府一份非常合法的文件。中國當局在文件中申明“路環的兩個海灣歸屬寺廟，給予其徵稅權”。巴士度表示希望瞭解能使他有所行動的詳情，因為他認為情況十分複雜。海島市政委員會主席簡單地答覆說葡萄牙當局對路環擁有完全的管轄權，黑沙和竹灣海灣均在該地區，甚至戰船也要受葡方據點的監督，中國當局並未表示任何不滿。由於屬於葡方水域，故應對其使用葡萄牙法典中規定的民事法律，特別是第395條。除此而外，不存在給予受行政管理條例制約的公共地方的個人以任何特權的法律。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