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是一門通過對古代人類在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的學科。在澳門，考古工作自1972年開展至今，開展了規模大小不一的多次考古發掘工作，其中，聖保祿總院遺址在2010年至2012年開展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克拉克瓷，印證了澳門歷史上瓷器貿易的繁盛，也引發人們思考這些考古發現和聖保祿總院的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的聯繫。

提起考古，大家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一幅甚麼樣的畫面呢？是深入叢林尋找隱世珍寶的探險者？是研究遠古恐龍化石的科學家？或是闖入古墓中大肆搜掠的不法之徒？讓我們褪去對考古的幻想，一起看看真實的考古到底是甚麼吧！

考古學其實是一門學科，是通過對古代人類在各種活動遺留下來的實物，研究人類古代社會歷史。可見，考古學的目的並不是尋找寶藏，也不會對恐龍化石進行研究，而考古發掘需要在符合當地法規的前提下進行，發掘地點包括但不限於古代墓葬。但凡是古代人類活動的地點，例如居住、貿易、宗教等功能區域，都可能留下古代人類生活的線索，因此，這些地點都有機會為考古學研究提供重要的實物資料。

17世紀，Αρχαιολογία這一名詞被重新使用時，其含義稍有改變，是指對古物和古跡的研究，直到18世紀，一般也是指對含有美術價值的古物和古跡的研究。到了19世紀，才泛指對一切古物和古跡的研究。現在，作為一門近代科學，考古學已發展出一套周密的方法論、系統的學術理論，以及明確的學科目標¹。而澳門的考古工作，大多數學者認同應以1972年香港考古學會來到澳門作考古調查為開端。澳門的考古工作自1972年開展至今，雖然發展相對緩慢，但亦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那麼，究竟澳門的考古發現，如何讓我們透過實物去了解背後的歷史呢？

經過接近50年的發展，澳門至今開展了多次規模大小不一的考古發掘工作，礙於篇幅所限，本文以其中的聖保祿總院²（Colégio de São Paulo，舊譯聖保祿學院）遺址為例，向大家介紹最新的考古成果。

聖保祿總院的建立可追溯至1593年，耶穌會遠東教務視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提出理由證明在澳門建造總院的必要，與此同時，總院的建設工程開始³。翌年，聖保祿總院工程基本竣工，並舉行開學典禮。後來在1601年，總院經歷了大火後重建；直到1762年，聖保祿總院受到耶穌會在葡萄牙被取締的事件所波及而被迫關閉⁴；1835年，聖保祿總院再次遭遇大火，自此總院轉變成一處遺址。

考古遺址、考古遺存都屬於考古學的概念用語，一般而言，遺址具有一定的區域範圍，該遺址範圍內可能存有相關考古遺存，遺存則包括不可移動的考古遺跡、可移動的考古遺物。以聖保祿總院遺址為例，經過大火洗禮後，聖保祿總院大部分建築已被燒毀，而少數僅存的總院建築可被視為遺跡，例如大三巴牌坊（圖4），作為附屬聖保祿總院的天主之母教堂的前壁，其一直屹立不倒之餘，還成為了澳門的城市象徵。倘若按考古學規範的命名，大三巴牌坊理應被稱作“聖保祿總院天主之母教堂前壁遺跡”，而在聖保祿總院遺址內考古發掘出土的陶片、瓷片，則屬於考古遺物。

聖保祿總院遺址的考古工作，始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最近的一次是2010年至2012年開展的考古發掘。2019年發佈的考古簡報，讓該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得以公開。那麼，到底聖保祿總院遺址在該次發掘取得的考古成果如何向我們述說歷史呢？

2005年，大三巴牌坊作為“澳門歷史城區”核心區的一部分，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申遺成功後，澳門積極履行保護世界遺產的責任，包括開展大三巴世界遺產核心區及周邊地區整體規劃研究。有關研究由特區政府於2009年成立的跨部門工作小組跟進，當時提出拆除四棟建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公務員宿舍樓的計劃（圖5），由於該區域緊鄰大三巴牌坊，據推測位於聖保祿總院遺址範圍之內，而在沒有開展考古工作之前，難以規劃該區域拆除之後的空間用途。

因此，澳門文化局委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於2010年初共同組成“聯合考古隊”，對該四棟宿舍樓拆除後的場地進行考古勘探發掘，以便了解該區域文化層堆積情況，探尋聖保祿總院內的相關建築遺存，積累資料復原該區域的歷史變遷過程，了解該區域早期的地形、地貌等地理環境的變遷情況。

在聖保祿總院遺址的發掘中，先後在不同探方內共發現15處灰坑遺跡，其中絕大部分為現代垃圾坑或破壞坑，只有兩處灰坑遺跡年代略早，或與聖保祿總院遺址相關，灰坑遺跡及晚期地層出土了大量重要考古遺物，主要包括陶瓷器殘片、建築構件、鴉片盒、玻璃瓶、銅錢等，其中，以瓷器殘片數量最多，包括克拉克瓷（Kraak Porcelain）⁶。克拉克瓷這個名稱，聽起來十分“洋氣”，但其實是一種中國生產的外銷瓷。它和葡萄牙人的貿易活動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在談克拉克瓷名稱的由來之前，我們不妨先一起賞析聖保祿總院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最具特色的是其普遍帶有多層次的開光裝飾，開光的輪廓多呈圓形、橢圓形、菱花形、蓮瓣形，有的器型採取大開光與小開光相間的形式。在放射狀排列的開光裡，繪有優美的花卉紋、瓜果紋、蟲鳥紋以及纏枝紋等紋飾，小開光內則多半填繪圓點紋或點綴着結帶紋等，整個裝飾呈現着構圖嚴謹、紋飾繁密、層次多而不亂的面貌⁷。

而聖保祿總院遺址所出土的克拉克瓷，亦可以見到開光的特徵，例如，其中一件克拉克瓷碗具有六格開光，開光內繪花鳥紋，開光之間隔以綬帶紋，腹壁六格開光，開光內折枝花卉，開光之間隔以點珠紋（圖7）；又如另一件克拉克瓷盤，腹壁上有八個不規則圓形開光，開光內相間排列有花果紋和雜寶紋，開光之間以如意紋相連，內底八角菱花形開光，內繪有花鳥圖案（圖8）⁸。

此外，聖保祿總院遺址亦出土了一種器型為軍持的克拉克瓷，“軍持”一名來源於印度梵語“Kundika”的音譯，也譯作“軍遲”、“君墀”、“君稚迦”、“淨瓶”等，是僧人隨身攜帶供洗滌或飲水之用的瓶子，軍持後來亦有外銷給伊斯蘭教徒⁹。聖保祿總院遺址出土的兩件軍持，其瓶頸已殘缺，器身以各種青花花紋作裝飾，象首形的流部形象生動（圖9、10），是第一次在澳門出土同類型器物。

歐洲人於16世紀開闢東南亞航線後，中國的平底帆船、葡萄牙的商船以及荷蘭和西班牙的大帆船都曾裝運過克拉克瓷，其中有些船穿越印度洋抵達波斯，有些船則穿越大西洋到達巴西和穿越太平洋到達墨西哥和歐洲，而第一次將這種瓷器運抵歐洲的便是葡萄牙人¹⁰。有學者認為，大量外銷到歐洲的真正意義上的克拉克瓷，是葡萄牙人於16世紀中葉在澳門建立貿易基地之後才生產的¹¹，當然，克拉克瓷的原產地並不在澳門，而是產自中國內地的景德鎮及漳州，而聖保祿總院遺址出土的克拉克瓷，主要是來自明代晚期景德鎮的民窯產品¹²。

在早期葡萄牙文獻中，稱瓷器為“Louça da China”（中國陶器）或“Porcelana”（瓷器），後來使用“Porcelana fina”（細瓷器），指景德鎮窯口出產的細瓷，另有“Porcelana Grossa”（粗瓷器）這個名稱，指景德鎮窯口的粗瓷以及今天我們所說的克拉克瓷，而屬於漳州窯口出產的克拉克瓷，則使用“Louça de Chincheo”（漳州瓷）作為專指¹³。那麼，葡萄牙人口中的“Porcelana Grossa”、“Louça de Chincheo”是如何轉變成今天的“Kraak Porcelain”呢？

在葡萄牙的航海貿易活動中，他們駕駛着自14世紀以來，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在地中海上就使用過的巨大船隻，這種船隻，葡萄牙人稱之為“瑙斯”（naos），但荷蘭人稱它們為“克拉肯”（kraken），“克拉肯”來源自西班牙語“克拉卡”（carraca），而“克拉卡”又起源於阿拉伯語的“克拉魁爾”（qaraquir），其意思是貿易商船。

關於聖保祿總院遺址2010年至2012年考古發掘的學術意義，主持考古發掘的學者認為，該次考古發掘的成果對於澳門早期建築形制的認識，對出土明末清初陶瓷器、建築材料的認識，都會對澳門歷史研究有所裨益，特別是出土的青花瓷器對於研究中葡貿易史、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澳門在東亞地區乃至全球貿易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都具有非凡的價值，為中國外銷瓷、海上陶瓷之路的研究都提供了重要的物證¹⁵。而筆者認為，除了上述的學術意義以外，考慮到大量外銷瓷出土的地點屬於聖保祿總院遺址範圍，亦需要思考這些外銷瓷是否和聖保祿總院的耶穌會士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

耶穌會士從西方來到東方，在這陌生的國度，他們一方面需要維持自身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要開展傳教工作，經費需要由耶穌會通過各種途徑來籌集，主要來自教宗、葡萄牙、西班牙國王支付的年度經費、在日本、印度、馬六甲、澳門擁有的不動產收入，以及耶穌會士的貿易收入等幾部分構成。然而，不管是教宗、葡萄牙、西班牙國王支付的年度經費，或是不動產的收入，都只佔傳教經費中很小的一部分¹⁶，而且官方撥款方面，雖然在1574年以前，葡萄牙王室從馬六甲海關收入中撥500十字錢（Cruzado）給耶穌會士，且該年後又增加了一倍，但這些款項常常不能按時到位。博克塞（Charles Ralph Boxer，另一譯名為謳宗華¹⁷）用了一句西班牙諺語表達當時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耶穌會士來華是為傳教，而非從事商業活動，但因現實所需卻不得不向商業領域靠攏。

隨着教務的不斷發展，貿易收入在耶穌會士中逐漸不只是源於被動接受商界資助，也不再僅僅屬於個人行為。對東方語言的掌握和良好的社會關係是耶穌會士參與貿易的資本，這種優勢使其不僅被商人允許進入貿易領域，更甚者，不少商人還主動盼望與耶穌會士合作。1578年，范禮安與澳門的葡萄牙商人達成協議，在商船每年運往日本的1,600擔生絲中，撥出100擔給耶穌會，讓他們將售後所得作為其活動經費。這批生絲每年可為耶穌會提供4,000-6,000杜卡特（Ducats）的穩定收入。

這項協定的達成標誌着耶穌會作為一個傳教團正式參與了澳門—長崎的絲貨貿易。此舉在天主教內外引起了不少非議，只是在傳教團規模漸長的同時，耶穌會的經費問題始終未能徹底解決，不論是教皇還是國王都無法為耶穌會提供一個可靠的替代性資金管道，因此到1584年，范禮安與澳門葡萄牙商人的協議先後得到了教皇、國王、澳門議事會和果阿總督的認可¹⁹。隨着時間的推移，耶穌會還會自備船隻，或者聯合投資商人的船舶，貿易範圍和產品種類也逐漸多樣化。耶穌會所涉足的不僅僅是澳日貿易，耶穌會由參與澳門—日本絲貨貿易開始，將其貿易活動擴展到了澳門海外貿易的幾乎所有領域²⁰。

事實上，聖保祿總院於1601年毀於大火後，耶穌會對總院的重建工作便和貿易具有密切的關係，據耶穌會費爾南·格雷羅（Fernão Guerreiro）神父的報告：

可見，正是貿易船隻的平安歸來使重建聖保祿總院的資金得到落實，為總院的興建提供了經濟的基礎。

在大三巴牌坊上，除了有着豐富的宗教雕刻，訴說着天主教教義，亦有聖母雙手合十為海船祈禱的形象（圖14），寓意聖母保護海上航行者，正表明了當時耶穌會士和海上貿易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聖保祿總院遺址出土的大量外銷瓷瓷片，似乎也見證着耶穌會士作為商教共同體而留下的歷史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