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劉柱網，1927年在廣東新會出生。我爸爸在澳門工作，我十一二歲時跟媽媽來到澳門。我爸爸來澳門很久了，以前在傢俬鋪工作，我們出來後就跟着他慢慢學些東西。

日本仔打仗的時候，生活在鄉下真的很艱難。他們不斷地炸我們住的地方。所以我就跟媽媽逃來澳門。逃來澳門以後就住三巴門，在白鴿巢附近租房住，很舊的石屋。“風潮¹”的時候我們沒有飯吃，我試過經過白鴿巢，樹上掉了些籽下來，都不知道能不能吃，我拿回家炒了吃，沒辦法，死就死吧。

我見到很多餓死的人，陰功啊，慘啊！講你都不會相信，那時日本仔時代有個難民營在青洲。那時餓死的人只用艘垃圾船把這些人載出公海棄掉就算了。

總之是很難的環境，那時澳門也沒有什麼工作做，生活很艱難。

我在漢華小學讀了四年書，在鏡湖馬路轉彎那裡，消防局斜對面。

開始學木工那年我是十七八歲，跟潘念記師傅學。其實做木工一定要學三年師，但是我聰明，別人用三年，我用沒多長時間就學懂了。之後我就在澳門工作，但很艱難，“搵唔到食”，澳門沒工作機會，被迫要過香港找工作。具體時間記不住了，應該是和平²之後幾年。

到香港後找工作也是很艱難，那時聽見汶萊需要人去，是很少人去的，但是為了生計，硬着頭皮也要去，不然我家中怎樣生活？有我和我太太。我是31歲結婚的。先去汶萊，工作了一年多，再去沙撈越。除了去汶萊，我只有在香港工作，因為澳門“搵唔到食”，只有一個時期是葡京剛建的時候（約70年代），有做過一陣子，是和阿奕（陳棉奕）他們在那裡做衣櫃，只是那個時期，“搵唔到食”，然後又回香港工作，因為澳門人工太便宜了。我在香港做建築，做一些內裡的東西，例如做一些門、傢俬。我們在汶萊，就沒有傢俬做了，做房屋，房屋當然包括很多，天面、石屎板那些，天面也是木的，也要做啊。去汶萊我是來來回回的，回來兩年又回去，不是長期逗留的。

我從汶萊去沙撈越四五年，過去那邊都是做些有益的事，多數都是建醫院和學校這些的。在汶萊、沙撈越是講馬來話，還有講港府話就是我們粵語，講普通話也可以，馬來話我們都不通的。我們請他們來工作，怎樣都要懂幾句，不然怎樣溝通？

例如“刨木”的“刨”，馬來話是“架登”“架登”，“鋸木”是“牙依”“牙依”，望很準或是直的東西時是“定喔”“定喔”，望直的東西也要教他啊。叫別人過來幫手的“幫忙”是“墮朗”，“過來幫忙學木”，“學”是“硬吉”，“木”是“加優”。我們教他們做木，有時我們會用機械比較多，那就會叫他們幫忙拉鋸尾，我們也不敢叫他們用機械，危險的東西也少叫他們做。

我在香港跟國外，兩邊來來去去都很久了，一直都沒有回來澳門工作，只有一次是葡京那次，正式來說是沒有在澳門工作過，和徐洪“拍檔”做了一陣子。在澳門我只是做傢俬多，就沒有做“樓廠”。“樓廠”即是建築，在澳門就只做傢俬多，沒有“樓廠”做。

在澳門啊，我們這行好“窄使”（避忌）的，你是做石屎板就一直是你們一班人做石屎板，其他人沒辦法插進去一起做的。做傢俬，就是做傢俬的，不能混合一齊做，澳門是這樣的。

以前的人“四大天王”幾個人一個“門口”，就是那些老臣子做，一個組一個組的，我們這些後生很難進去的。舊時這些人個個都是有“門口”的，不同現在，現在是誰便宜便是誰來做，以前呢，做過了，就會用回原來的那一幫人，那些老臣子會有這種心理，比較念舊，例如這些人幫過我，我便請回這些人。

我在香港做的較多，回澳門便難以融入這群人當中。

我在1992年，65歲時退休的，回到澳門，現在我都85歲了。我住在新口岸，北京街。

回澳門退休後，我去了理工長者書院讀書，讀了八年，本來是四年的，後來抽籤又抽到，又讀多四年了。我學畫畫，有木工的功底，我的手很定的，因為做木手要很定，不會震，線條會很穩，例如畫個圓，對我來說很簡單就畫出來了。我看報紙都不用戴眼鏡，畫畫也不用。生活上，我很少暴飲暴食，酒也很少喝，偶然會喝一點點紅酒。暴飲暴食，身體就有問題了。

我在50年代去婆羅洲時就參加工會了。這個證舊時我在澳門的時候的，叫劉孔賢（指着帶來的證件，圖5右上）。這個是建造業工會證（圖5左上）。這個會跟上架行是兩個會來的，我參加了這兩個會。

那時我們的會長是梁培，有好幾個培，有梁培、馮培、伍培三個培，最出名的就是梁培了，因為那時他也是主持工聯的，而馮培是做書記。

參加工會以後，我很喜歡參加活動，對於這些事我很熱心的，以前在晚上要守工會，手裡拿着狼牙棒，只要有鬥爭我一定是走第一個的。

有一次，澳門工人進行鬥爭，爭取三四毫子的保險，建築商不肯給我們，我們便罷工。那時候建愛都酒店死了人，建築商只是賠很少很少，陰功，多少給一點就算數了。但是我們以後不可以這樣，死了人就隨便賠一點錢，不能這樣嘛，所以我們就鬥爭，我們要自己買這些保險。

我們鬥爭的方法就是停工。那時要用方法的，我們由馮培帶領，採用的方法是，我們知道哪個老闆有錢，哪個老闆沒錢，或是要問銀行借錢的，那就是要找那個，因為他沒有本錢嘛。然後停工，停工要選地方，要找很多人知道的“地盤”——“嘩，這個地盤停工嘍”，這樣買“樓花”的人就會害怕啦。是要這樣的方法才可以。如果是有錢的，他哪裡理你這麼多啊。

之前有一座樓，在荷蘭園附近，不開工了，我付了錢買樓花，你不開工，問你怕不怕啊？然後我們令到他們自己鬥爭，有的自己有錢的，便說，“大佬，我搞不定啵”，求其給些錢給工會，應承工會吧。

有些方法你想都想不到，是令到他們沒生意做。有一個老闆是開餐廳的，在平安戲院旁邊，他說怎樣都不可以付錢給這些“三行”³工人。於是我們找了些人，那時很冷啊，穿得破破爛爛的，坐在他們的座位上，而旁邊是戲院，很旺，別人看到這餐廳怎麼都是乞丐？誰會進去幫襯？

這是鬥爭的第一天。無人幫襯，他們便知道一定是你們這幫人搞鬼。

第二天，又找了些靚仔，斯斯文文，穿着西裝，帶着女朋友，又霸着他們的位置，於是又沒有客人。

於是他們知道是我們這幫人，怕了我們了，最終他們還是答應了。那時是工會付錢給他們罷工，每人只有五毫，就是說只能限吃五毫的東西。

鬥爭之後，就給我們買保險了，每日幾毫子買保險，我們開工的時候便買了保險，以後我們出了意外都有保障。不然我們怎樣保障自己？就像那次在愛都酒店死了的人，隨便賠點就算了，很慘的，死的還是個女人。

那時我在山頂醫院工作，我都不開工了，去勸那些工人罷工，“大家要合作才行啵，有件這樣的事情，這本身是大家的利益”，我周圍去勸那些人。

其實整個來說，建築行業是一個比較危險的行業，因為高空作業。一直以來做建築行業的工傷，老闆都不負責的，但是他們是為你工作，為你生產，因而受傷，應該要得到賠償的。有一些工傷甚至死亡，他們隨便給予一點撫恤金就算了。好多時我們都會回去工會“掟籮仔”，就是我們工友自己捐些錢，但工友都捐完了，也只是應急啊，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所以我們一直爭取要求他們要負責。

我在婆羅洲，一樣是鬥爭，我也是一樣的做法，你就是“鬼佬”（老外）又怎麼樣，我們會有危險嘛。比如我們這些做木的都要釘“拉水”（指固定兩根木頂的橫木），但他們說釘爛他們的木，不可以釘，要拆開“拉水”，我們就要上去做工，要把木扯上去的。於是我們便停工，一停工他們就知道了。

工人的鬥爭也只有這樣了，是最基本的手段，只有利用罷工來為自己爭取利益。

我1963年參加了建築業工人福利會。上架行會主要是做木的，但建築業是包括很多人的，有泥水那些，水龍喉也在內，有很多行在裡頭。我現在還是建造業工會會員，不過現在不用供錢了，60歲以後不用交了。

這個福利會已經結束了。因為在1980年代，政府已經立例，所有建造業的工程，如果向政府申請施工批准，必須要買勞工保險，才可施工。而我們這個建造業工人福利會的目的，主要是幫工人買保險，那既然政府定法例，必須要買勞工保險，老闆那不是買雙重了？在法例沒有成立之前，我們同建築商訂立協議，每個工人工作一日，他就付四毫子保險，法例成立之後，就不用給了。

這個建造業工人福利會便轉變為建造業總工會，而福利會的運作就沒有了。

我們上架木藝工會的會址是在爐石塘，房子是百多年的老房，以前樓底沒那麼高，我以前去樓上會頂頭，很矮的，現在不會了。

以前要聚會吃飯，我們會自己煮，請人來工會煮，擺很多席。我們有個習慣，說出來笑死人，我很“心水清”地偷看了桌底，只有一隻腳是到地的，為什麼每個都這樣吃飯？因為我們都習慣蹲着坐的，我們做木的都會蹲着吃飯，不會坐的。我們會吃飯是用四方桌，每一圍坐八個人，每邊坐兩個人，他們都會蹲在長凳上，於是在下面看就會變成沒有腳，只是看到凳子的腳。現在的四方台還有三四張在。

以前的上架行會，有很多人來問我們拿飯吃，因為吃了“師傅飯”會快高長大。

“師傅誕”很重要的啊。在“師傅誕”那天，有請那些女伶來唱歌，當時用竹棚搭了台來唱的，就在工會對面的炭鋪。街坊鄰居都會來，因為以前沒什麼娛樂的，又沒有電視，什麼都無，有歌聽已經很好了。

在1959年我們在馬來西亞的沙撈越，也一樣會慶祝魯班誕。我們是去到酒樓，那間是酒樓（圖8），很簡單，那個是潮州人做的，不是很大間。（照片上）那個牌是自己人寫的，找幾個寫得一手好字的人去寫，然後自己刻出來，吃飯的時候把它掛上去。

不管走到哪裡，我們都不會忘記師傅誕。

我們在外頭真的很團結的，發生什麼事，大家都會幫忙。有一次，有一個香港的管工去，我們那裡有香港人嘛，他去了，大家一起討論問題。那時有一條路是很斜的，而旁邊有一條渠，他說要起級（即台階），但是圖則不是這樣的，是直落的衝出，很猛的。大家就拗頸（爭論），那個新加坡人，我們叫“皇家佬”的，打我們管工，一拳把管工打到地下。

他那拳厲害了，大到離譜了，搞到事情很嚴重，即刻全部停工了。

你知道我們三行很“牛王”、“牙擦擦的”。晚上，老闆在古晉搭飛機過來談判，我們是在一個細埠（小地方）的。

我們問，你們打我們的管工怎麼辦？你知道我們這幫人都很“牛精”的，“你們隨便叫一個出來，打回他一拳。你打我們一拳，我們打回一拳。”其實當時老闆亦都希望我們這樣，因為皇家管工欺負得很絕，所以有人這樣出頭，他很鍾意的。

後來怎麼了？整個埠所有店裡有炮竹的都被我們買下了，但我們不是一次就燒光它，而是有計劃地在建醫院的地方，每個角落有人放炮竹，“砰砰”、“砰砰”，一聲接一聲地響下去，周圍到處燒，成夜在燒，引起全個埠的人注意，“哇！這些香港人發生什麼事，怎麼吵得這麼厲害？”

燒完這些炮竹後，隔天便舒服了。那個打人的皇家管工，第二天立即被降級了。整個埠的人說，香港人真團結。其實出外一定要團結，不然被人欺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