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毛，其實我的名字應該有三個字，“林子毛”。為何我不要“子”？因為我有四個大佬，但現在一個也沒有在。四個大佬叫做富、貴、榮、華。所以我不要“子”，就只要兩個字“林毛”。

名字是我上一輩的阿爺改的，他認為是好意頭，但下一代沒有一個好。四個沒有一個在，因為其中兩個被日本人累死的。那時候沒有工作做，沒有飯吃，又有病而餓死。

我1933年在新會出生。我八歲時父親就死了，是在江門北街帶病工作時死的。那個時候是10月割禾時間，父親本身有病，如果不工作就要乞食，要工作又“捱不到”。當時他做苦力，擔東西去江門，擔百幾斤的東西，只賺兩三元。他捱不了，在江門北街死的。

抗日時期，有兩個哥哥不在，據我知其中有一個哥哥，當我媽和我返鄉下去避難，他（哥哥）在會城工作，但是他生病，我媽媽又不懂，不會處理小孩子出麻疹，她用水抹哥哥的身體，之後哥哥就不在了。所以小孩子出麻疹千萬不要被水抹和沖涼。因為我媽不曉得。

還有一個最大的大佬，入過一年學，20多歲，在會城無工作做、無飯吃。國民黨時，因為無錢無飯食，他自己賣身去當兵，但他一去沒有回頭。他在會城出世，如果那時他仍在，20多歲，應該會認路返會城。打仗時期，無眼的子彈周圍飛，我想就是這個原因，他不在了。我問過會城的街坊，有些“伯爺公”見過他，問過他去哪裡？他回答“去當兵，無飯食”。大佬就這樣死了。

爸爸死了之後，我在鄉下看牛。一隻牛，一年有100斤穀，不是米哦！其實當時100斤穀只弄到60至70斤米。當時日本時期，最基本吃三碗飯都未必夠吃。同鄉或鄰居會給一些番薯、芋頭，有些菜賣不出去都會給我們吃。

我沒有讀書，日本時期我四五歲。我記得曾經去過學校，但一個星期都沒有就走回了家。我八歲幫人看牛，一直至16歲，有八年時間看牛。

和平¹之後兩三年，我16歲，出來澳門。我來澳門的時候是坐“三包渡”，是“水客婆”帶我來澳門的，都不用付錢。我們在“金城碼頭”上船坐客船“三包渡”，我們有三個細路仔，問她要收多少錢，她說“細路仔不收錢”。

從鄉下出來到澳門，是為了學師，學剫木（做木工）。行規要學三年。還有一年是“挨師”，是幫老闆做的，即“傍住師父”的意思。雖然已經學滿師，有大工的技術，但收的錢是學徒錢。

學師三年，沒有什麼工錢的，兩三元都不一定，師傅是給我們剪頭髮、買毛巾的；如果我們沒有工作，他只給我們一元五角，即使他給一元，我們也不敢出聲，因為我們是無權出聲找老闆拿錢。

到“挨師”約十元左右吧！我之後出來工作都只是15元而已。“挨師”時最多給我們十元去買個麵包食，就是這個情況。

學師是住在師傅那兒。當時牌坊一整片都是傢俬店舖，在白鴿巢附近。這也是澳門的一個特點，現在大三巴去到石級上面，轉下去賣草地街，轉右面去出來到平路，一直到白鴿巢，當時所有傢俬鋪都聚集在那兒。

當時的傢俬鋪（老闆）全部姓劉，只有一個姓林，我在長樓住了20多年，因為我在那兒跟師傅學師，不用給租，吃都會跟師傅吃，姓林的人在香港都有一間傢俬鋪——香港“長發隆”傢俬鋪。林老闆的傢俬鋪在大板斜巷口石級那間，只有他一家姓林。

我在那打工，很節儉的，用100、200元買些爛傢俬來改，髹了再去賣。

學完師之後，我四周圍找散工做。一九六幾年才結婚的。出師以後，我住在牌坊，以前傢俬店鋪的附近。白天外出工作，晚上回師傅的住所休息。

我們那時會造一些箱，三元多，用雜木整一個“黑鬼櫳”，用來放置衣服等東西。在葡國時期，有一些黑人當葡兵，當他們被調來時，要負責整衣櫃給他們放置東西。

衣櫃是他們自己買，不是老闆給他們的，很便宜，十多元一個。造這個櫳，要自己髹，加上被老闆扣一點，最後一個只能賺得三元人工。

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去造木櫳，因為不造就沒有飯吃。吃一餐飯至少要五六毫子，不用說一元，一元已經很貴了，食兩餐飯都要一元多。

我那時都有食煙，一包煙都要三毫，加起來都要兩元錢了，沒有什麼錢剩下，一不做就無得食了。

那時的處境真的很困難，每個人都生活困難。

那時正值關閘響炮事件²，我們剛食完晚飯，坐在門口乘涼。外面“砰砰”聲，因為當時台山那些小屋正在拆，事後知道打死了一個“黑鬼”，他的墳墓就在關閘馬路那兒，後來搬走了。

當時大家其實都在邊界守著，他（黑兵）是邊界的守衛，不知是否因他吐口水故意挑釁，那只是作一個還擊，就是這樣把事件開大了。葡方就開炮了，望廈山上還有炮台。

那時，西洋鬼³已經很凶惡了，見到中國人就可以打你，以為“穩陣”了，但他不知共產黨更厲害，借這個事打探共產黨的反應，誰知共產黨不會和他們客氣的，你若侵犯他他一定還擊，三鄉、前山的地方都有解放軍駐守。

我停了一段時間沒有工作做，第三次就遇上“一二．三事件”，那時也是沒有工作做，而且比之前的（關閘事件）範圍更大。關閘響炮時，流血事件比較少，日子過得去就算。但在“一二．三事件”時，不斷發生嘈雜和打架。我正在開工時，警察還去新馬路噴水池打人，那時很緊張，若有甚麼事便可能開槍，從中央酒店打過來，怎麼辦？我們都拿着工具躲在工會，閉門不出。

我見過裝甲車，記得牛仔葡兵（青年葡兵）見到有人在行，便開槍，從民政總署［注：現為市政署］那裡打過來，子彈在“嗖嗖”，我們都急急忙地走，都不敢行近新馬路那帶了。

“一二．三事件”時，很多剫木佬沒有工作，起碼半年至大半年不定。我們這班小孩都停了學，因無錢交學費，吃飯只配豉油。一家有四五個“細路哥”要吃飯，你想工作沒有人請，小孩子又要交學費，那時真的很困難。

那時很多行家，不止三行⁴，連九行都沒有甚麼工作可做。當時每個人在吃完飯後，就會到白鴿巢閒坐，幾乎沒有人在工作。

若拖長了我們的生活便會更困難。但西洋鬼的問題是不肯解決，怎樣也要支撐著。後來，本地店鋪抵制他們的，拒絕售賣東西給他們。他們就派“唐人婆”出來買，如果是“鬼婆”出來買，就不賣給她。就是這樣控制他們。

軍艦也不敢進來，進來也沒人敢開炮，解放軍在司打口碼頭邊那處巡游，我們便和他們“打招呼”。不管他們是否會開炮，解放軍都會保護澳門市民，預估了西洋鬼不敢行動，若他們一行動解放軍便會上岸，就是這樣。解放軍由早上從司打口到媽閣，媽閣到筷子基，好大的炮艇。

所以說穩定的環境很重要，若一個地方發生動盪之後，整個經濟受影響，受苦的是老百姓。

我初初結婚就住在新橋那裹，自己租房，大概18至20元。其實我搬過幾次屋，後來才搬到三巴門住。以前我們住的是舊房子，鄰近起樓毀掉了我們的牆，我沒有地方可住，所以找建築商理論，建築商叫梁華田。我有機會跟他做過事情，所以熟悉他，我同華田說：“我的屋倒了，沒有地方住，怎麼辦？”他（梁華田）說：“你去租屋，我幫你付屋租。”於是我便不再追究。

住了大半年後，始終都是不划算，始終我都沒有樓，所以我問他有沒有一層樓，我買來供樓？原本他是給高園街，但我認為不好，因為那兒較靜，他給了一個鋪位，閉上門便漆黑一片，不開上門又無人看門口，我認為不合適。最後就住在柯利維喇街，是石屎屋，一住就住到現在，已經有30多年了。

空間很小，當時是幾萬元。即使只需幾萬元，都令我供得很辛苦。我要照顧五個小孩子，個個還沒出身，又要讀書又要食飯，又有老婆，我只有一個人賺錢養七個人，又要供樓。有時候不夠錢便暫時不供樓，只給利息，利息都要一個月500元。500元是很多的，因為那時每日只有20至30元左右的工資。

我供樓供到怕。供了15年樓左右，不過後來不用供這麼久。有親戚借給我一些錢，然後還了銀行。我就可以慢慢還給他們，不用那麼慘。

我連14厘利息都供過，13厘、12厘，平均每次都是12、13厘，30年前供樓的人個個都知。最厲害的是供樓去到20厘。

我都有去過香港做，做了一年有多。香港工作很“巴閉”（緊張）的，清晨五點便要起床，然後乘計程車，因為以前住的是木屋區，那時候返工乘頭班巴士到深水埗，再乘早班船到上環，去到上環，用幾毫子或者一元搭去獅子山，那山很高，如果要行，便要行很長時間。由起床到到達工作的地方，至少要兩個多小時。

去到目的地已經八點有多。不過我這個人沒有所謂，早一些都可以，我幫美國“鬼佬”的教會工作，是他們的家，他們沒有怎樣限制。

我的五個子女，都沒有接手我的工作，做這行太辛苦，不做了！

我沒有按照什麼規定退休，退休便沒有糧食，如果沒有人請我工作，我便自動得閒“行行企企”。我在60多歲到現在，已經沒有做工十年左右。沒有辦法，年紀老邁了，老闆未必請你，這是事實；年紀大站在上面工作，老闆都會擔心。子女們都大了，我退休了，過節儉的生活。

1999年澳門回歸後，我就沒有做了。當時是全澳工作最淡的，連工會都要登記失業救濟，所以老一輩在那種環境是沒有工作做的。

我兩餐就可以開飯，又不懂得找救濟，就算你給予我救濟的機會我也不要。

我是1958年加入上架木藝工會。由行家馬炳賢（又名馬仔賢）介紹。如果沒有行家介紹，工會不會相信你是否真的從事木工工作，要由已經入了工會的老行家去證明。

入會後，我沒有做甚麼事。皆是由年輕一輩去做。

“一二．三事件”時，我遊行都去過。工會號召，那時候馬上到工人球場出發，我都有去參加，因為當時都沒有工作做。

我曾經在南光公司工作五六年。在南光工作時，沒有工會工作證，別人不敢請我們，所以那時我們要入工會。那時因為還有國民黨支撐著，南光未得穩定。逢國慶節“搭牌樓”，雷老虎（老闆的花名）有份做，到南通銀行那些機構要搭牌樓，以前在河邊新街，下環街那邊也有，有五六個鋪位，由大廈搭上去。

竹仔室，也叫新竹苑，也是南光公司的宿舍，以前是英國最早的代辦處。最初由我們去裝修，我們去砍樹。當時柯正平巡來，見到我們，很熟，就問有無入工會。他不是講我們，是指砍樹的其他人。柯正平的意思是沒有工會證不要來做。到南光公司工作，總負責人柯正平要求進入工作的人必要有工會會員證，這樣才有根可查，才能放心，防止國民黨力量。

我記得國慶節那時，南光公司的警衛會攔路，（警衛們）手中持槍，我在那兒工作所以知道。不管真槍假槍都好，那時國民黨開始遊行，又“反攻大陸”呀、又台灣呀，很多人都走開了。

有一個人，他都是做木工的，百多歲了，已過世。他去幫國民黨搭牌樓，回到工會便被其他人“嗆”（說閒話），說他“為甚麼要去幫國民黨”。因為有銀紙賺，他不怕幫國民黨工作。

在南光公司，不是整年都有工作做，有東西做才有工作開，否則沒有。那個老闆接到工作，當然只想找熟人來做，我們都很熟手了。

有次何賢去南光開會，柯正平問何賢，要不要其他師傅先離開，何賢直接說“不用不用”。因為要裝修他的房間，房間是柯正平的經理室。

雖然大家不是很熟悉，但都認得樣子，馬仔（保鏢）不讓人親近何賢，何賢也見慣我們了。

那些馬仔來問何賢：“賢哥，（有人）沒有飯開”。

馬仔丟些錢在馬路，一些“道友”——所謂的“爛鬼”，食毒品的那些人——會拾起來，我們在門口工作有時會見到。他們保鏢本身帶了一袋錢在身上，道友收錢時，馬仔站在一旁。

馬仔當然不會讓道友接近到何賢，因為不知道他們身上有沒有炮（槍枝）。那時食（白粉）很便宜，一包幾毫子。

上架行年年都拜魯班師傅誕，在“一二．三事件”後，“文化大革命”時，我看見封板魯班，但我沒有份做。我拆又無份，做又無份。

魯班被封板以後，好像沒有再拜了。魯班被封了之後拜也沒有用吧。我每次去買“飛”（聚餐券），只看到他（魯班像）正被封著。我很少去工會，我一年最多去兩三次工會，我好少見。

燒元寶的三腳鼎被賣掉了，賣給大石，不知是賣了幾十元，還是幾百元。那是清朝古董來的，賣到去大石，大石又賣到去香港尖沙咀的古董鋪，很貴的。有人說要拿它去賣，租了一架木頭車推去賣。

我認為不必要拿去賣，又不阻礙你，反正師傅廟的地方這麼大，那個東西只不過是這麼長，沒有理由拿去賣掉。

我的兒子開燈時，師傅廟也會開燈，正月初八時開燈，那時我就有回去。

師傅誕，有唱戲，在嘉年華酒家那兒，有抽獎。如果在工會的時候，對面會搭了棚，有女伶來唱大戲。我想起碼他們都唱了十年八年。我學師時已見到三年，學滿師後還可見到幾年唱，沒有十年都有八年。

以前上架行會辦聚餐，八人一圍，吃飯的期間風扇不足夠。有個肥佬抬了架風扇出來，我們上架行去用，但食飯時因沒有電，每個人都很熱，後來有人說，不如“第二年”（下一年）去外面的酒樓吃，以12圍，寧願一人投一兩元，這樣吃才比較自在，是因為這個原因而改了去酒樓的。

其實每個人都要買餐券的，如果在工會吃相對較經濟，但最主要是因為沒有電，風扇當時是可在外面租的，租了幾部風扇回來，但插頭插了下去先發現無電，因為電力負荷不了，所以便“跳掣”，導致環境變得黑漆漆的。

以前的電線沒有那麼粗，沒有分幼電、粗電。早幾十年前，我們在三巴門，幾乎日日都沒有電，打電話去問，只回答“你有沒有電不關我事，我家裡有電就行了”。叫我慢慢等有電，我想應該有很多人打過電話給他們，他們聽到發脾氣而沒有甚麼耐性。那時真的很落後。

那個時代，很多人都是自己弄個“火牛”（變壓器），110W餘下20W，便要加大瓦數。每個人都自己買一盞船尾燈，如果不買燈情況會更壞，整個房子會變得黑麻麻，因為沒有電。火水燈那種的船尾燈有保證作用，又名馬燈。

那時澳門很落後，四周都是菜田，牛都可以吃草。那時我們在培道學校附近的教會學校做工，即現在聯邦酒家對面附近的一些地方，一直到水塘位置都是。剛新年，我們都沒有熟悉那兒的環境，都被嚇一跳，那些草有這麼高，牛都在吃草，你說有多高，全部都是菜田、木屋。晚上五點已經沒有人在路上行。

在南灣新馬路、中國銀行的位置開始，過了幾條馬路，後面全都是草，沒有人敢在晚上在那兒走，只有我們這些十多歲的“細路哥”不怕死，晚上要去。以前南灣那帶地方整片都是草地來的。有些夜生活的人，會在那兒擺攤位賣武，又有“講古”、“睇相”等等，他們都在那兒做夜市生意。其中任劍輝曾在那兒做“大戲”，當然要搭棚了。馬戲都有在那見做過一段時間。但我們沒有錢去買票。

鬥牛那年是最差的，那個地方在葡京那兒。福臨門的地盤當時是鬥牛場來的，那年是“一二．三”事件，沒有人看。我有個朋友，取了一些“飛”（票）給我們去看。送“飛”都沒有人去看，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就算沒有工作，晚上都沒有甚麼事要做，但都沒有人有興趣。當時它（葡京）想出一些噱頭，所以做一些本地沒有的節目，想吸引一些香港人來，因為鬥牛是香港也沒有的。

行阿公山（指拜公墓），我去過一年。那座山已經沒有了。因為拱北、珠海開發。那座山好遠的呀！以前梁培帶我上去過。回來後到金菊園那兒拿四兩燒肉，之後沒有去過。

我問為甚麼不再去舉辦，老行家建造了房屋出來，工會應該要去拜山。但是因為上面開發要收，有些搬到合羅山。

沒有了也沒有辦法，無法再去拜了。不過，如果有得再去紀念一下也好，不要忘本心，怎樣說他們建造了很多房屋出來，他們都有功勞的。已經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我記得有一年，有很多人去，人頭湧湧的，在前山買了一些蔗“托”過去，幾個人坐在一起，有鬆糕、燒肉等給工友食，食完便離開。之後就沒有再辦這項活動了。

當時，我們手持工會證便可以出關，不是用身份證的。

西洋鬼不理的，只是共產黨會看我們的證。西洋鬼是不理的，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出入。他們其實都不想理我們，這樣他們便不用工作太多。任你們如何，他們只站在那兒收銀紙。

開發工人球場我當然有參加，多多少少都有出力。兩毫子的孖水麵，不是雲吞麵。去工人球場，其實不一定要全部工友去，你想去才去，不想去也可以不去，並不是勉強你去的。

白天各自做自己的工作，晚上八點過去，幫忙一個小時，然後可以離開。第二晚可以再去幫忙，也可以不去，會有另外一班人去幫忙，可能是鏡湖的學生、護士等，任何一個人去做也可以。

當年工聯有大戲做，都已經幾十年前了。工聯還在司打口時，舉行展覽、康樂館，又做大戲。做大戲時，我們都有份去幫忙，換場時便要支撐那些佈景，因我們是木工，如果趕不及完成去釘，便要站在後面，扶着那些佈景。如果不扶着佈景，那場戲就做不了，做這份工作是沒有人工的，我當時站了很久。曾經去下環街街市工作過，做了一個多鐘的晚間勞動工作，那兒吃五毫子的雲吞麵。

我參加了福利會，參與爭取一日四毫子的保險。全部地盤我都要去查，看看地盤的老闆會否給四毫子，如果他們不給予的話便不開工，要一日給四毫子才會開工。那時伍培做大判頭，我是幫伍培做的。

我們分幾路人，每條街道都會去查，有人開工的地方就去查。那時最多五層樓而已，沒有電梯上去的。當問到師傅有否給足四毫子時，若他說沒有，我們便直接回應，沒有就不要開工。

我現在有政府的養老金，其他的收入就沒有了。做三行的人能有甚麼儲蓄？根本就沒有多少錢。三行就是剫木、泥水、油漆。因為賺到的錢很少，功夫又不夠做，又要人多吃飯，加上有幾個小孩子。

現在都很好，子女都長大了。靠他們幫補一下，他們又會自己照顧自己，加上政府派的幾千元，當喝茶的錢，這樣生活就稍為好些了。

我們都遲了才拿（保障基金），我們都不懂得。我們才拿了兩三年，別的行家已經取了十多年，我說他們都很聰明，而我們只拿了幾年。現在的錢可以去喝咖啡、喝茶就不錯了。

講到剫木這一行有沒有甚麼禁忌，其實都沒有什麼，有人說，在開工前不要說些不吉利的話，這是一個傳一個，說明不可以做的事。我是請你來拍擋，講不吉利的話，大家都不喜歡。有些人以前碰見尼姑，當日便不開工了，有些更迷信的人，開工時連唱歌都不可以。總之工作還工作，休息還休息，不過後來都會有人敢唱歌，十年十二年之前都開始有人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