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隱隱於市。”在介紹這座“關帝古廟”之前，這句話不由自主地浮現在我的腦際。儘管這座廟宇有過顯赫的身世，然而與人們今天的日常生活似乎沒有太多聯繫，更像一個孤獨的長者，坐在一角，守護着小城的歷史演進。

關帝古廟廟前門楣上又見“三街會館”四個大字，可從另一角度向世人揭示出這座“關帝古廟”的不凡經歷。“三街”是指營地大街、關前街和草堆街。

16世紀末，隨着澳葡人員登陸日眾，1577年，明政府派昭武將軍王倬移鎮澳門，設置營地，朝夕演武，是為營地大街的前身。1583年，兩廣總督在澳門設保甲管理華人，並在四大街各樹高柵，榜以“畏威懷德”四字。有人認為，“四大街”處即今天的營地大街。又據《香山縣誌》稱，“營地，在澳東南隅，舊屯營所，就其地市焉”。可見，營地所在大街，自明清之際，已成為貿易商販之地，“商肆櫛比，生意興隆”。澳門半島城市的擴展，也是以此為中心而逐步展開。四百年前繪製的地圖，營地街的位置已有清楚顯示。

營地大街的北端與關前街（即由關前正街和關前後街組成）相接。今天的關前街道，碎石鋪路，彎曲狹窄，有多少人知道這裡曾經發生過的，與中國近代史息息相關的風雲詭譎。

清政府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將台灣納入版圖，解除海禁，允許與外國貿易往來，並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蘇四個對外口岸設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四大海關。粵海關於1685年成立，官署設在廣州，關部行台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就設在澳門的關前街和關後街之間的地段，為中國管理澳門商貿的重地，具體負責徵收關稅、稽察外國商船貿易及進入廣州事宜。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澳門總督亞馬留實行擴張殖民政策，拆毀香山縣丞衙署，更率兵推倒懸掛在澳門關部行台前的中國旗杆、遣走海關官員，將此關部行台封閉。澳門海關官員被迫遷離，關部行台改設於廣州黃埔辦公。

顧名思義，是堆放柴草的地方。在繁華的商業中心，緣何堆放如此之多的柴草？

澳門開埠時，草堆街一帶還是瀕臨海邊的沙灘。從西江運來的柴草船隻在此處停泊，並將居民日常使用的柴草堆放在沙灘坡地之上暫存，故有草堆街的稱呼。進入17世紀，清朝政府除了在關前街設關部行台外，又在草堆街建縣丞衙署，因此吸引了華人人口增加，促進了商業繁榮。其前鋪後居的整齊建築格式，更凸顯華人居住文化的特色。“百業總匯，各行分立”，1918年新馬路開闢之前，草堆街成為本澳百貨布匹和各種服務性行業集中的主要街道。

澳門的三街，百業興旺，商賈薈萃。其會館門聯“舞鳳躍龍旋地軸，矗雲飛?耀台垣”，正是當年繁榮氣象的寫照。

澳門的早期商人，經常聚集一起溝通商情。商人選擇的議事場所多是重要的廟宇中，起初在媽閣廟、蓮峰廟。後來有人牽頭組建會館，結束了在廟宇議事的習慣。據重修碑記，“三街會館”初修於清朝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嘉慶九年（1804年）和道光十五年（1835年）分別進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大修。“每修必踵事增華，制日益備。”

在“三街會館”開設之初，議事場與廟宇合一；後來最後一次大修，才在建築旁增建了一間公所，與廟宇分開，漸成今日所見的面貌。

澳門來自三街的商賈們在會館聯絡感情、溝通商情，平定物價，團結對外，這裡也是清政府發佈公告的重要場所。而澳葡政府也以會館作為聯繫華人的唯一機關。“三街會館”作為商人會館，也履行一些社會功能。其中，在嘉慶十年（1805年），免疫接種牛痘的醫療技術傳入澳門時，“三街會館”曾是中國最早的痘館。

歲月如梭，隨着1913年澳門中華總商會成立，以及新馬路的開闢，“三街會館”的功能逐漸消失和被取代。由商人供奉的關聖帝君則成了這裡的主人翁。加上香火鼎盛，祀者日眾，會館遂演變成為名符其實的“關帝古廟”。“三街會館”從此成了歷史名詞。

該廟武帝殿供奉的關聖帝君，乃三國時蜀漢大將關羽，因其忠義勇武的個性而備受推崇，經歷代帝王褒封後，被奉為“武聖人”入廟祭拜，聲名顯赫。民間相信關帝具有治病除災、誅罰叛逆、招財進寶之法力，各行各業，都向他頂禮膜拜。澳門崇拜關帝的風氣也非常盛行，武帝廟、普濟禪院、氹仔關帝廟等，均有供奉。每年農曆五月十三日的關帝誕，這裡的香火比平日更為旺盛，舞龍醒獅，演戲唱曲，一片簇擁熱鬧的景象。

每年農曆四月初八日，廟前還會上演一項熱鬧非凡的節慶活動——魚行醉龍節。行友們乘着酒興，“醉後提龍漫舞之，力疲亦有行行止”，“讙呼舞蹈鬧一市，銅鉦鼉鼓響丁冬”。賣魚人透過舞醉龍表演、街道巡遊、派龍船頭飯等一系列活動，祈求漁獲豐收，家宅平安。這項發源於中山的傳統民俗，光大於澳門，別具特色，2011年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每年浴佛節，市民和遊客來到這裡，欣賞醉龍舞姿，共襄文化盛舉。

節日過後，復現寧靜，古廟重新隱於鬧市之中。然而，其不凡的身份、故事和傳統，仍為小城保持着一道特殊亮麗而長久不息的風景線。

詞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