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長不到二十米的土墻，五米多高，中間還有一個拱形的行人通道。由於飽經歲月的風雨，土牆的外表早已斑駁脫落，頹態畢呈。然而，就是這段短短的、其貌不揚的土牆，過往卻是澳門城牆的一部分，它不僅擔負着城市守護者的重任，並在澳門這片中國的土地上，分隔着中葡兩個不同的社區。

如今，時過境遷，乾轉坤移，人類學會了諒解和溝通，昔日的土墻早已完成了使命，蛻變成一段歷史的化石，孤清地守候在時間的長河裡，只待人們的到來，分解它的內涵，還原其中蘊藏的生命活動。

1553年，葡萄牙人來到這個半島。由於明朝政府防範倭寇而實施海禁政策，很快，葡人就壟斷了中國廣東一帶海外貿易的利益，巨大的商業利潤滾滾而來。小城吸引了外人無數貪婪的目光。

16世紀末，一個身材魁梧高大，頭髮暗紅鬈曲的民族—荷蘭人（當時的人們稱其為“紅毛夷”），跟隨在葡、西之後，以迅速崛起的強大航海實力，出現在東西兩半球的洋面之上。1595年，荷蘭人首次到達了印尼的爪哇；1628年，佔據了香料群島；1632年，把葡人趕出孟加拉；1636年，佔領了科倫坡；1641年，更奪取了葡萄牙海上咽喉要衝馬六甲……在這個後起的海上霸主面前，葡萄牙人節節敗退，潰不成軍。

荷蘭人並不罷休，要把貪婪的雙手進一步伸向澳門。1601年9月底，荷蘭艦隊的隆隆炮聲震驚了澳門平靜的海港。葡萄牙人沒有任何支援，他們惟一的，也是最後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嚴防死守，盡力加強對這個小城的護衛。1605年，他們在聖保祿教堂（大三巴牌坊）左側，也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土牆位置，開始興建起澳門正式的防禦性城牆。

其實，早在葡人剛剛抵達澳門不久的1569年，為了防衛來自南中國海的海盜，他們就在南灣一帶建過臨時性的城牆。那些城牆是以木條為骨架，外敷泥土而砌成，不言而喻，這些城牆相對來說比較簡陋，也並不牢固。

三十多年後，當建造正式的防禦性城牆時，葡人的技術提高了。他們以泥沙、細石、稻草為材料，再摻合蠔（牡蠣）殼粉來充填牆體，逐層夯實而成。由於所用材料不同，城牆的質地剛韌相濟，堅固無比，據說可以抵禦當時炮彈的轟擊。

葡萄牙人修建城牆的事很快就被明政府知道了。當時的文史書籍，比如《明神宗實錄》和《萬曆野獲編》等等，對此都有記載，“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澳夷）私築城垣”，“丁未年（1607年），澳夷擅立城垣”。顯然，明朝政府對此十分緊張，非常擔心葡萄牙人把澳門變成一個據險自守的獨立領地。

1612年，當葡人代表赴廣州請求批准築城的要求時，遭到了中方官員的斷然拒絕。1614年，中方制定了《海道禁約》五款，其中要求居澳葡人“禁擅自興作”，即是禁止擅自興造房屋建築，並將該《禁約》刻成石碑，安放在當時的中葡官員定期會見的議事亭裡。

但是，葡萄牙人並不理會明政府的要求，並加快了修築城牆的速度。至1620年，經過了十幾年的營造，澳門的城牆體系已初步完成。在這一年的二月，印度總督寫信給葡王說，“至於那個城市的防禦工事，圍牆已經合攏，在馬路上開了幾個門”。

毫無疑問，城牆的建造，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中葡雙方的衝突。在《澳門紀略》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情：在印葡總督寫信的第二年，即1621年，徐如珂正好擔任海道副使（負責澳門外貿及海防事務的中方副府級官員）。他接到澳門葡萄牙人告急，說荷蘭人將要進攻澳門，並請求明政府在兵力和糧餉上加以支援，同時請求准許採購建築材料，以加強城牆的防衛能力。徐如珂半信半疑，遂將此事向上級做出報告。然而，事過之後，卻沒有荷蘭人進犯澳門的進一步消息，而偵察回來的消息反是葡人趁機加緊了城牆和炮台的修建。中方官員認為自己受到欺騙，怒不可遏，遂派出官員和兵士逕往澳門，拆毀了違法興建的部分城牆。

1622年6月22日，荷蘭人果然對澳門發動了大規模進攻。他們在英國人的助陣下，出動了十七艘軍艦，上千名士兵，向澳門猛撲過來。葡人守軍只有百人，葡籍市民以及黑奴傾巢出動，甚至連傳教士也踴躍參戰。他們依靠簡陋的城防工事，進行殊死的抵抗。激烈的戰鬥持續了三天，最後，荷蘭人敗退了。

為了對付荷蘭人的不斷威脅，葡廷在1623年向澳門派來了第一任總督馬士加路也。馬氏到任後，立即加緊城市防衛工事的修建。他不但在澳門葡人居住區的四周修建了一系列炮台，添置了大量火炮，還在各炮台之間築起了連接的城牆，把澳門的南半部建成一個防衛嚴密的城堡地區。

之後，中葡雙方雖然還有過一些小規模的衝突，但最終達成了妥協，兩廣總督於1625年上奏朝廷，“今內奸絕濟，外夷畏服，原自毀其城，止留濱海一面，以禦紅夷”。這就是說，葡萄牙人拆毀了面向中國內地的一些城堡工事，允許保留下來對外防禦的部分。

如果今天想到實地找尋，已經很難發現過往城牆的蹤跡。在那些傳聞的地點，只見一棟棟現代的房屋，帶着陌生的眼光，不解地看着前來的訪客。人們只能根據古書地圖的線索，參照學者的研究，再憑藉街道上殘存的蛛絲馬跡，勾劃出一副城牆的略圖。

澳門的古城牆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最遠達到大三巴牌坊一帶，也就是往時葡人居住區的北部，可稱為北段；另一部分從澳門半島的盡端，也就是葡人居住區的西南邊緣經過，可稱為南段。

城牆連同各個炮台，幾乎把澳門整個包圍保護起來，可想而知，工程的花費十分鉅大。據粗略統計，工程費用當時已達澳門幣十多萬元，如果折合今天幣值，肯定超過一千萬元以上。

如此高昂的費用誰來承擔？當然，葡廷不會，他們也無力承擔。在澳門這個彈丸之地，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籌措這筆款項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經過本地葡人、總督和果阿印葡當局的多方爭論，最後葡王決定，由澳葡每年對日本的貿易中抽取百分之八的稅收用來支付。當然，做生意就要捨得下本。為城防建設付出的高昂代價，就是澳門葡萄牙人為了長遠的生意利益而不得不投放的本錢。

城牆修好之後，特別是北段城牆，自然而然，它也就成為分隔中葡居民的人為界牆。清代著名詩人汪兆鏞詩中提到“界分南北”即指此事：界牆之內，是葡萄牙人的居住區；界牆之外，包括塔石、龍田、望廈等處村莊，都是華人居住的地方。葡人不得隨意到界牆以北。而界牆以南，則有中方的官員，代表中國政府對澳門實施稅收及治安等方面的管治。

其實，中方官員並非保守僵硬，也非不近人情，為了尊重葡人居住在澳門半島南部的事實，城牆及其城門就成為中葡分治的象徵分界和雙方官員交通的必經要道。中文史料對此做了記載：中方重要官員前來澳門視察，澳葡方面自大法官以下的官員，全體出動，迎候在三巴門外。鄰近的三巴炮台（大炮台）鳴放禮炮。中方官員到達時，由葡兵組成的儀仗隊肅立兩旁，齊奏鼓樂。當客人們登上大炮台觀禮時，葡兵吹號步操。作為獎勵，中方官員向葡兵們饋贈了牛肉和酒水等食品。

葡人在他們自己修建的城牆界限之內，久而久之，儼然像治理一個獨立國家那樣，訂立了各種法規條例，用來鞏固自身的利益。到了18世紀初，果阿印葡總督下令，禁止華人在澳門城內獲得土地，不准擁有房屋，也不准他們長住。在1749年的命令中，更嚴格規定，只許七十個工匠、十個屠夫、四個鐵匠以及一百個苦力可以留在澳門居住，其他華人，不論身份職業，每晚當做禱告的鐘聲一響，城門關閉之前，必須全部離開。

1846年，總督阿馬留到任。他把葡萄牙人的統治勢力從澳門南半部，推展到整個半島。城牆反而成了他們擴展的絆腳石，它的存在已經失去了任何的意義。從此之後，在歷史的畫面中，在人們的眼界裡，城牆，拆毀了，荒廢了，坍塌了，消失了。只留下一段土牆，供人思考，憑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