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何華全，1933年在澳門望廈村出生。我父母親是從福建農村來到澳門的，當時沒有什麼手藝，他們什麼工作都要去做，例如我都見過他們晚上去賣熱辣辣的麵包，以前晚上賣鹹麵包是很常見的。我有一個妹妹、一個細佬，我是老大。

當時我住在望廈村，那裡大多是水塘地、爛地。當時在鏡平附近，望廈還有一些兵房。舊時候還有好多祠堂被拆了，餘下一間祠堂在鏡平對面（在郵政局宿舍裡），叫何氏宗祠。我以前住的地方，現在已起了約五層的高樓。當時在觀音堂對面有一個很大的唐家花園，而我們租住的地方就在它旁邊。唐家花園大到不得了，有一個育嬰堂，教會也在裡面，我小時候時常到那兒玩。不久唐家破產了，唐家花園也賣了。

後來我們全家人搬去關閘外，關閘外面那時可以見到大部分都是山墳，那是一個三不管的地方，我們在那裡開荒，東海邊那個位置大多是耕田，大都是以種菜為主。

日本仔來到的時候，我在關閘經常會見到日本仔，關閘一邊有西洋人守更，另一邊就是一些日本人，距離十幾二十尺。當時死的人很多，那些人抬着四塊木，同善堂的四塊板，四四方方的，把兩個屍體疊在一起，抬去葬，當時要把屍體運到關閘外面的山墳去葬，關閘一路到拱北，全是山墳。“風潮”¹那時候，天天見到啊。

當時我們在菜地，都幾乎要餓死了，而我大伯就是最糟糕的一家，他一家六口全部都餓死了。我都有些不明白，怎麼會這樣？我大伯20歲的大兒子，就爬到菜園，在那裡喊，“阿嬸阿嬸，給點吃的給我吧”，喊了幾聲，就死在那裡了。他們全家人都沒了。

我都曾經歷過飢餓的時候，那時候只能吃一些谷糠，吃到我不行了，但幸好之後有一些番薯可以吃，所以頂住一陣，沒有餓死。

另外，我們那時候在澳門生活也很淒慘，沒有肥料，所以種的菜不夠吃。當時我父母擔屎擔尿做肥料，去澳門街收尿液，收集起來用肩挑到塔石去賣，賒一擔谷糠，又可以吃一段時間。當時“夜香”可當肥料賣給其他人，而且澳門還會把肥料用船運上去。

直到1945年和平²後，那時我十一二歲，讀書了，去蓮峰廟讀書。讀完書之後，和平後兩年，1947年，我就去學師了。14歲，就去香港學師。我去香港，最慘了，沒有辦法，我要坐那種三枝煙囪的大船，睡底倉，能夠坐到樓層那就是很威風的了，大倉鋪那時候叫做“大倉飛”。

在香港都很慘的，學師的生活很艱苦，因為當時老闆住在香港廟街那裡，一間舊樓的板間房住四伙人，一間騎樓，一邊做小小工場，另一邊租給四伙人住，所以環境十分擠迫，而且沒有廁所，那些舊樓是沒有廁所，只有用“倒夜香”（倒馬桶）的方式。當時我還很小，所以每次必須要到外面街的公廁。

以前香港生活是很落後的，若果要買材料，例如買木板，但是沒有車運送，要自己拖，所以十幾歲的我就要自己去拖，由大角咀搬到廟街。當時我曾有在廣智戲院工作。廣智戲院是歷史最久的了，好像是香港第一間。因為戲院都沒有廁所，所以也要到街上去。後來戲院拆了。街道上大多是明渠，但之後就蓋了和改變了。

那時候因為很窮、沒有錢，香港的住屋又很落後，大多是板間房和玻璃屏風，對於當時來講，以玻璃屏風做房已經是很不錯了。當時吃也困難，我學師的時候，晚餐都有吃麵的時候，吃麵當飯餐。

在香港學師學了接近三年，頂不住了，就回來澳門了。回到澳門後沒有什麼工作機會，所以去做雜工，跟着“馬騮王”在仁慈堂做點修理的工作，人工好低，每日是二三元（約1950年），不過已經算不錯了。

回到澳門工作，找工作很困難，所以一聽到有工作做，都想跳起來了，好歡喜啊。你做一天停兩天，很不穩定。

後來做了一兩年之後，認識了一些朋友，我和一些學師的師兄弟又過香港工作，在牛頭角。那裡一大片山頭都沒有什麼人，在山腳下面才有一些人，當時在那裡建一些平民屋，是教會資助建的一層石屎屋。當時挺淒涼的，沒有夾板，只能用鐵皮舖。

在香港做了一年多時間，然後又回來澳門，一年後又過香港柴灣建平民屋，即石屋。但是那時香港十年之後就建了幾十層，發展得很快。

為什麼當時我要到香港工作？因為那時三行泥水工會的工頭何良突然富了起來，何良不用做什麼工作，他就經常到工會打麻雀（麻將）。因為澳門和香港教會的神父有很多工作要做，於是神父叫了何良幫手做教會的工作，所以他被叫到香港建很多平民屋，估計在香港牛頭角、柴灣等地方建了一千幾百間吧，那裡是沒有人的！何良是老闆，神父叫他過香港起樓，又做教會的事，後來，他就帶着他的老友許源，回到澳門美副將大廈那裡起了很多樓。後來就退休不做了。他在香港差不多起了幾千座樓，但全都是“鹹水樓”，因為當時香港，還沒有東江水，所以在地下抽水，抽的水有些鹹的。“鹹水樓”質量不好，只能住20年，之後就可能成為危樓。

我在香港仔也做過，那兒生活的人不多，那些建好的樓很久也沒有人搬進去。因為當時有人說在香港仔，日本人殺了很多人，有“萬人坑”，所以起了十幾座樓都沒有人住。記得是一九五幾年、一九六幾年開始，那些人陸陸續續搬進去住，慢慢就住滿了人。

香港後來發展就很厲害了。從1960年至1970年，香港的建築較澳門先進幾十年，香港的高樓很多都用工字鐵去建，很厲害，由上面倒石屎下來建造。而澳門街當時還沒有用類似的方式去建。當時澳門很落後，但後來也有用夾板。當時我去澳門回力（球場）做管工，那時候開始有用夾板建築了，所以做工程就會較快。到了1970年後，機械化了，工作就沒有以前那麼辛苦，最基本釘石屎板的時候，大家不需要用鋸切割得那麼吃力。

現在機械化了，澳門分了十個建築行業。如果是香港，光是泥水就分了幾批，批盪有批盪，砌磚有砌磚，分工很細。講到澳門分了十個建築行業，其實是建造業，包括有造船、木箱、鎅木、石藝（砌石、打石）、鎚鐵（打鐵）、剫木、電工、泥水、油漆、搭棚。其中搭棚是非常重要的，由工程開始到最後都需要搭棚。

我們上架木藝工會主要是木工、裝木、釘石屎板、傢俬、裝修。

我聽到的故事，說是在以前，裝船的時候由船工做，船上面有一些“駄房”（舵房）和“間架”是由剫木做的，所以叫做上架，而船的下面由船工做的，就叫下架。船身的每一部分都會由造船業自己去做，就沒有分上架、下架是哪個行業做。

我的第一個香港證件，是1952年的，香港第一次派發證件，我當時19歲，都算是好年輕靚仔的。當時是叫人去拿身份證的，香港政府要求大家去，是在維園搭鋅鐵屋去攞身份證，哪裡有什麼高樓啊。

那張身份證很舊了，兩張紙的，很久都不能用了，前後都換了很多次，現在就像澳門的一樣，是一張卡了。因為以前拿香港身份證十分嚴格，每年都要過去更換，沒有每年過去換證，證件就作廢了。

我現在還是香港人。因為後來很嚴格，年年要過去換證，而搵食艱難，有時我就沒有去換，所以我的證都作廢了。到了1979年，內地開放以後，香港又進去了很多人，澳門也進去十幾萬人，那年我就寫信去問我認得的“三馬”，說我想過去拿身份證，他說好啊，我在香港有間鋪，我同你聯絡啦。他就是在香港賣建築材料的，認識的人較多。我就過去再續回，最後拿回香港身份證。大約就是在1979年或者1980年，那時候拿身份證較容易。

我的生活穩定是在1969年、1970年開始，當然有時也不好。我在回力做管工，當時我的工資每月有1,000澳門元，那時已經算很好了。

我1961年結婚，住在望廈。後來有了三個女兒，她們現在全都在香港工作。她們都讀書了，香港很注重英文，幾個女兒都讀到碩士。澳門雖然人工高，但香港工資其實都不錯，看你找的是什麼類型的工作。她們的工作都不錯，所以叫她們回澳門她們都不回。

我50幾歲就退休了。上了50歲以後，感覺自己身體開始退化，後來參與起高樓，真是覺得很辛苦，走上去都有得一排走。做事，年輕後生就沒有問題，一上了年紀，就不行了。我最開心的是工會為年老的人爭取了社保。當時我已經沒有做工作了，社保（開始在）1972年，我做社保，要供滿五年才可以有社保拿。嘩，我開心到不得了，在我72歲了我都還能夠拿到，很多人72歲了，都不敢想明天還有沒有命啊，但我卻很開心可以“吃”到社保啊。

初時參加工會，我有一種感覺，覺得工會就是一個行業能夠團結一班人在一起，好像一個木工大家庭那樣，而且在工會裡面也可以認識好多朋友，找不到工作的時候，大家都可以互相介紹一些工作，這是十分重要的。

我參加了工會後，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生活艱難，有些人找不到工作。當時國內號召回國建設，同時工會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沒有回國內去。我覺得參加工會很重要的，有個團體，能夠團結一班人，不然很難認識這麼多人。有誰沒有工作做，就會來到工會，你介紹給我，我介紹給你，大家互相幫助，是很重要的。當時來工會找工作的人很多，我都試過跟很多工友合作，我們和余國榮等算是很久的成員，當時有什麼工作，就會去做，如釘石地板等。那時出去沒有什麼工作做，大家就坐在工會等候。

工會一定需要搞活動，不過有時候搞不到都沒有辦法。後生就喜歡搞音樂啊，工會都試過舉辦唱粵曲等活動。年輕人喜歡踢足球、打乒乓球。我認為年輕人工作雖然辛苦，但娛樂活動都一定要有。最旺的時候是唱粵曲。

我1955年加入工會的時候，那時候工會一路來都有五六百人。會長是梁培，最出色的，是工聯理事長。他很偉大，搞工運，做很多事。

我參加工會時還有一些國民黨的力量，我記得在10月1日晚上要到工會睡覺，因為怕有人來搗亂，所以要到工會做守衛。不過那時候都不算很緊張，沒有人打架什麼的了，早點是有的。後來到了“一二．三事件”之後，國民黨旗子都不給扯了。

參加工會要交會費，但是很少，每月一兩元。多收也不行的。我們工會好在有一點自己的物業，所以有些屋會用來收租，可以養個書記，這樣就可以了嘛。工會的物業主要是由老一輩的老人家捐助給工會的，捐贈的形式是工會有個廣義堂慈善會。所以工會可以由會員捐出一些物業，還通過每年有一點積蓄去買一些物業，然後把物業租給別人去收租。這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們提到過的行例。以上這兩方面維持工會資金的來源。會員的會費只是象徵性收費而已。

魯班誕，聚餐，年年都有。一時有一時的情況，只要環境許可，都會有娛樂，大家唱些粵曲什麼的。以前還要厲害，我是沒有看到啊，在工會前面的街上都做戲的，好厲害。魯班誕是很興旺的，會員會回來聚餐，不過就沒有現在那麼高級在酒樓，通常的聚餐都會在魯班廟里面，要自己做飯吃，吃都要分兩次，頭圍跟尾圍，十分熱鬧。現在則會在酒樓舉辦，就比較舒服。

我們為什麼會把上架行會館叫“廟”呢？因為我們會館供奉我們的祖師魯班。當時前輩建立上架行會館時，是以供奉魯班作為主題，全行人都拜魯班。

魯班是建築行業的師傅，供奉他的人都希望祖師魯班能保佑自己平安，工作順利。

魯班廟裡每天都有人上香。魯班誕是每年農曆六月十三日。還有個尾誕，是農曆十二月二十日，但這一天沒有聚餐，只會上香、拜師傅。

魯班誕，包括正誕、尾誕，我們沒有很規範的形式，只是按着一般祭祀祖先的形式，首先會上頭炷香、然後燒寶（化寶）、切燒豬。禮成後會在大門口，燒一大串的炮仗，祭祀的食品有一兩隻切燒豬、雞、水果。

魯班師傅，我們叫魯班先師，剫木和建築的人都崇拜他，因為他發明了很多工具。我們廟外面的對聯，都有說明，“引繩削墨成材地”，即是你開地盤時一定要拉線、彈墨，一直沿用至現在，即使再先進的建築都要用到，你才能起得好一棟樓。“蹈矩循規入妙門”，按照規矩去做，成為弟子、徒弟。

“規矩”一詞，就從魯班師傅而來的。規是指圓規，矩是指曲尺（三角尺），魯班之前都有造木、建造的行業，但沒有形成制度式的東西，例如要畫一個四方形，怎樣才能夠正呢？怎樣使四隻角都是90°？沒有啊。一個圓，怎樣能夠規矩地畫一個圓，才最準確呢？過去沒有這個數據。通過魯班的發明，就有了矩尺，90°角。

從資料介紹，魯班見到太太做衫時所剪的紙樣，一有空他就會拿不同形狀的紙不停地折，一張紙對折，再對折，折完把紙打開之後，會見到很多折痕，會形成四方形，因為四方形的四隻角一定是全部對等的，他認為這就是規矩。這就是他的數據了。

當他要做一張凳子的時候，他會靠視覺去覺得它是四方，但當他發明了角尺之後，把角尺對準去畫，就一定是標準的四方角了。一張凳子很小，但當建築一間屋的時候，怎樣能形成標準的角，就是通過了矩尺的發明，來制定了這個規矩。

圓規亦是如此。魯班見到媽媽造鍋蓋的時候，以前的鍋需要有蓋的，他就想為何媽媽可以把鍋蓋蓋得這麼密呢？他自己反轉了鍋，放在席上，照樣畫葫蘆，因為以前都是用織席來做鍋蓋；魯班的媽媽卻對他說:“傻仔！不用這樣，你看我啦。”於是就拉條繩，度一度鍋有多長，然後將繩對折，取個中位，放在席上，固定中間位，圈一圈，即時就畫出圈來，沿着線剪下圈來，試試蓋在鍋蓋上，剛剛好遮蓋得密又密。

他通過這個實踐，自己悟出了這個道理，是不是有個標準可以做到呢？用圓規的辦法，“一個點，一個臂，畫一畫”，製造出了圓規。

這就是中式的講法，外國又有外國的講法啦。我們從魯班來講，就是根據這樣的說法，發明了矩尺和圓規。有了這些標準化的東西，很多東西就能標準地製造出來，做出來的東西就規整。這個發明對當時的建造來講發揮了很好作用。

澳門有兩間魯班廟，其中一間在雀仔園，那間較小。其實包括泥水和造船，供奉魯班的就不止兩間。

澳門爐石堂這間魯班廟是道光二十年時建的，1840年。據現在的資料，1840年（道光二十年）開始有魯班廟這個記錄其實都遲了，因為從我們的碑石記錄看，道光二十年是魯班廟重建，在此之前已經有人造廟供奉魯班了，由於火災燒了之後又重建，所以立碑記錄是重建記錄。由於之前魯班廟沒有準確的年份，於是一般都是講1840年已經開始有廟。

要講創建魯班廟，也都是我們木行的人，他們是來自廣東三邑、四邑³這些地方。由於澳門有工程需要，他們都匯聚在澳門，當彙集成一群人的時候，就很自然為了希望能保障自己的工作順利，團結起來，形成了一個供奉魯班的廟會。實際上慢慢就形成了澳門較早的行會，同時期的還有鮮魚行，大家的行會各自都有供奉的對象，他們不是供奉魯班，在三街會館那裡。這個行業主要是從商，而我們上架行會館主要是從工，不過我們也有商的成份。

以性質來區分，以當時社會的說法，以“商”為三街會館、以“工”就是我們的上架行會館。這些是後人的講法。

初初沒有工會，廣義堂就是我們最早的名稱，也是一個會來的，廣義堂木工藝慈善會，是上架行工會的前身。和平後，就有了上架行工會。會址仍然是在爐石塘。當時還有好多會，由於有很多地方來的人，這堆人會組織一個這個會，那堆人會組織一個那個會，所以有“同志會”啊等等其他的會，在我們工會的歷史介紹也有提及。廣義堂呢，歷史最長，一路沿用至到今天都保留着。由於木藝工會的成立，廣義堂的運作也就包含在里面了，等於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了。

我起初在工會是擔任康樂部工作，舉辦康樂活動，如打波、踢足球。最快樂都是打乒乓波和踢足球，而且又可以運動一下。我曾經也做過理事長（曾經用過主席制）、理監事，是由在回力工作那時候開始，一年一屆，大約做過三屆。

當時工會還會給工友福利，如以團購的方式在春節前辦年貨——臘味、米和油；通過團購為工友服務，小賣部都有，毛巾也能賣。後來就變成常設。

早年工會還有辦學。我參加工會的時候工會就在辦學。那時我沒有擔任職位，但是有參加活動。辦學的經費，都收一點學費的，工會再貼一點，一半一半這樣吧。辦學的地址就在我們工會裡，很小，讀書很擠逼，幾個老師在同一間小房，沒有辦法。那時候讀書較困難，沒有學校，只有自己工友為子弟辦學嘍。後來才發展有勞校。

辦學辦了有五年這樣。工會辦學的時間有兩屆，有五年以上。後來勞校組織起來才不辦了。

勞工子弟學校組織初期，因為課室不夠，還曾借用我們學校的一部分地方。應該有記載的，大約1953年勞校組成，最初期的時候由於幾間學校匯集在一起，地方不夠，於是我們的學校有一段時間就作了勞校分教處。

我們搭牌樓的工作做了十多年，但不確定由甚麼時候開始。當慶祝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時候，若要起一個牌樓，最少提前一個月，即九月初就需要開始動工。

通常十月份是很少會有颱風的季節，但我記得最緊張的一次，有一年近十月份，即國慶前兩三天，突然打颱風，一大片司打口的牌樓都吹倒了。幸好當時何賢先生在澳門十分活躍，什麼事情他也有份兒去做，當牌樓倒了的時候，他立刻召集我們開會，而且還請我們吃飯；開會的決定是要我們開夜工，重新搭建牌樓，10月1日一定要起好。因此大家都很努力、辛苦地做到天光，連續做了兩個晚上。

主要修建的牌樓有：司打口、中旅、國際、天安門（噴水池）、新馬路至現在的大西洋銀行對面、荷蘭園。平安那裡是天安門。

天安門是年年都搭。天安門（噴水池）那個牌樓是主體，是最漂亮的一個，而其他牌樓會按着當年的宣傳內容，製作不同設計的牌樓。

起一個牌樓，需要和不同行會的人合作，而我們木工搭棚很重要，要先做；然後需要電工拉線，用作電燈之用，最後髹漆，即以美術的人製作。而我們搭棚的在室內外都需要用釘，在室內，我們會把牌樓分成一幅幅之後，交給美術的人去畫，畫好後，釘好再掛回去，所以木工有不少功夫。而美術只是畫，因為我們有兩層功夫要做，室內把牌樓分割開，給美術的人畫，然後我們再釘。

負責美術的叫陸昌，他吩咐了好多美術的工友去做，而我們工會也會叫一些工友先釘好。一般工期需要一個月。五處牌樓都是我們負責搭。

建牌樓的工作從50年代開始，延續了20多年，應該是70年代，大概到1972年後停止。

搭牌樓也搬過好多次，初時在鏡湖最多，鏡湖那時還沒有起樓宇，有一個大祠堂，裡面很大的，好似一間廟這樣。在太平也做過，在香林新村那裡也做過，利為旅也做過，鏡湖做得最久，而且那裡有好多地方，很大的。

澳門那時每年國慶時，由全澳各界別共同組織一個國慶籌委會，首先通過各界捐一些錢，作為今年的經費，這些經費主要是用作建牌樓，開支方面包括當天慶祝會或其他活動。活動主要是由中華總商會主持，其中何賢先生也出錢出力。

每一個牌樓，還需要有人守衛，怕人去破壞呀。但是實際上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他們對方是虛張聲勢嘛。不過還是要派人看守，各工會輪流排人，日夜看守。

到10月10號是雙十節了，也搭牌樓，是在“一二．三事件”之前。他們搞的活動是很小型的。

搭牌樓最興旺的時候，是“一二．三”以後，“文化大革命”期間。那段時間搭的牌樓是會動的。很生動的。那時每年搭的牌樓，除了天安門之外，國內若果有什麼新的建設，新東西啊，就會表現在其他幾個牌樓，例如萬噸水壓機，這個水壓機就會動的。

澳葡政府會管我們搭牌樓的事情，需要申請的。當時電燈公司最慘，沒有電，自己發電的。因為政府沒有電的供應，所以那時要通過大會，去各方面籌組一些發電機，每一座牌樓需要擺放一個發電機，所以要有電燈工人，還要有機械工人幫手，整個過程都需要一些人日夜輪值去看守，直到牌樓建好至活動完結。

10月1日以前搭好後，可以擺三天。三天之後就要拆了。拆的時候就很快了，為什麼要那麼快拆？那個時候有三個國慶，一個是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一個是10月5日葡國國慶，10月10日雙十節是中華民國國慶，所以當時我們整個國慶慶典不會超過10月5日的，會在這之前拆牌樓。

10月5日，澳門葡國政府很少有什麼慶祝活動的，我們拆掉牌樓就是了。我們拆了，他們不就跟着搭雙十節（10月10日）的牌樓，地點是在他們申請的地方，噴水池那裡沒有，是在新馬路中間那段。他們起的牌樓很窄的，相比我們的牌樓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只是求其有個牌樓，是雙十節這樣。

那時我們國家強大了，兵強馬壯啦，而國民黨就比較衰落了。

搭牌樓是很多人參與的。各個界別有好多人參與，如搭棚、電工、木工、美術設計、油漆工（較少人）、機械、搬運，而且還有中華總商會的組織人員。至少有八個界別的人了。

一般搭個牌樓都要三四萬元一個，又加上人工費用或其他方面，總共四五個牌樓，肯定要花上十多萬。

義工也都不少，但他們也都要生活，所以也會支付一點點生活費，因此總的來看，會動員到兩三百人的。從籌組、製作、看守、活動結束後牌樓要拆，搬運離開，是需要動員很多人的。

其實澳門葡國政府也算是支持我們的牌樓項目，這是因為澳門人愛國愛澳、團結的精神，再加上何賢當時是我們的華人代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葡國政府也不得不支持。

搭牌樓，在香港是不能實行的，原因是英國政府不支持。港英政府強勢一些，或者另一說法是澳門政府比較弱勢。我們澳門“一二．三”抗暴鬥爭的時候，取消他們，不准他們扯國民黨的旗幟，就可以辦到，但是香港就不行。

香港最慘了，“一二．三”香港抗英抗暴鬥爭，後來影響很厲害。國內沒有這麼快收回香港，那個鬥爭不了了之，那些人（參與鬥爭的）就很慘了。我認識有些人在政府裡做政府工，就不給他們做了，連宿舍也不允許他們住，要即刻搬走。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失去了工作。沒有辦法，鬥爭不能一路持續下去。

澳門就不同。澳門的“西洋鬼”⁴不像香港政府那樣。澳門的“一二．三”鬥爭最後是取得勝利的。

澳門的房屋建築經歷的階段，最早的是磚屋！也有木屋。60年代前，全澳是建一兩層的磚屋，賣些“屋仔”。有條件的人會住磚屋，無條件的人會搭木屋，有些還會住在山邊、海邊。青洲是在火燒以後才搬去的。是茨林圍被燒了，而搬到去青洲。當時街頭巷尾都有搭木屋的。我記得我那條街都有不少木屋的。我自己都搭木屋啊，有點地方就搭啦。望廈那時候有很多地方的，這間屋子圍得出來一點，不就搭建木屋嘍。沒有人理，就不像在路環那邊，強逼你要拆要搬。他不是這樣。

後來慢慢地那些街頭巷尾的木屋就解決了，政府以廉租屋來安置居民。你要叫人走，一定要給地方安置他們。木屋現在已經沒有了，好像早十幾二十年前就沒有了。後來就是石屎屋了，我記得最初時起金來大廈是石屎屋，距現在有40年以上了。當時要求分層，有五六層。金來大廈就在南灣，新麗華酒店對面。現在全是金行那裡。40年都不止了，“一二．三”之前的了。分層建築的引進應該都是建築商。叫什麼名字已經記不得了。

我有參與興建的大廈有筷子基宏安、北泰，當時最大型的建築是回力球場。做工的就多了。還有那個羅盤山，現在已經拆了，主教山下來那間教會，我在那裡住了十幾年啊，起房也起了一年多。教會裡全部都是修女，拴着門的，吃飯都是從窗口送進去的。那個教會很大，意大利的。當時主要在那裡做木工。

教會在澳門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所以批了很多地方來發展教會的事業，澳門很多很主要、很漂亮的地方，特別是山頂的位置，都是他們的教堂。最早起的高層樓是灣景樓。灣景那時候還算是可以的，就在舊法院隔壁，現在的新八佰伴外面那座建築就是。是15層，那就是最早的高層。大約是1966年這樣吧，很早了，當時很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