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海事博物館藏有一套四幅的真蒂洛尼家族（Gentiloni）原藏中國貿易港繪畫，畫的出處是外交家Camillo de Rossi在約1807或1809年購於巴西里約熱內盧，並由其家族流傳下來。另外，畫作具十九世紀意大利文注釋：

這四幅畫作分別描繪了十八世紀晚期的廣州（圖1）、黃埔（圖2）、肇慶，以及澳門（圖3），其中，《真蒂洛尼家族原藏中國貿易港繪畫系列：澳門（十八世紀晚期）》（以下簡稱《澳門》）連框的尺寸為83.5 x 170.5 x 2.8厘米，與其他三幅尺寸相若¹ 。

《澳門》由何人所繪，目前尚未可知，但根據畫中對中西式建築風格的理解與掌握，再結合整幅畫作的用筆和風格而言，該畫應是出自中國畫師之手。《澳門》畫中對中式建築的描繪顯得十分熟練，反之，對一些西式建築的描繪則顯得稍為突兀，例如，聖若瑟修院聖堂（圖4）的中間部分，被繪製成六邊形的屋宇，頂部則是類似六角攢尖頂的亭子，然而，實際上，聖若瑟修院聖堂的中部主體部分，平面為十字形，屋頂為穹頂，且其並不存在寶頂，可見，畫師是以對中式建築的理解作為基礎去描繪十字形的建築平面空間及穹頂（圖5）。此外，再考慮到整幅畫作的用筆，《澳門》無疑是由中國畫師繪畫的。

至於畫作的繪製年代，除了大體上所知應是十八世紀晚期外，香港海事博物館稱“從聖約瑟修道院牆壁的描繪所見，本畫顯示了早期澳門的面貌，從而推斷畫作應是1760年以後完成” ²，然而，根據畫中對議事亭的描繪，筆者認為《澳門》繪製年代可以進一步確定為1784年以後。

《澳門》至今仍未被學術界充份認識及利用，然而，該畫作事實上具顯著特色，亦是珍貴的歷史文獻，甚具研究及參考價值，現分述如下：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澳門的歷史地圖大多只着重描繪澳門半島的中南部，而對北部則普遍有所忽略，事實上，半島的中南部即大炮台及其東西側相連之城牆以南，該區域為葡人租居澳門期間的居住範圍，葡人亦在該處進行城市建設，同時進行中外貿易，誠然中南部的建築櫛比鱗次，城市建設活動顯著；而澳門半島的北部則為龍田村、望廈村等華人傳統村落，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活動，然而，《澳門》並未如大多數的歷史地圖般忽略了農田遍野的北部，在畫家筆下，仍然能一窺蓮花莖上古關閘所體現的天朝氣度，而高聳的東望洋山、連綿起伏的金鐘山及望廈山則反映了地形特徵，山下散落着零星的教堂、廟宇以及屋舍，其間有着當地人民在農田周邊辛勤勞動，這才是昔日澳門半島整全的風貌。

《澳門》內繪有多座建築物，尤以中南部最為集中，除了一般的民居，尚有不少重要的公共建築，其類型豐富，既有眾多西式的天主教堂，亦有中式廟宇媽閣廟，既有葡人的議事會大樓、城牆及炮台，亦有清廷的關部行台、稅館。而畫內更對不少建築物進行了細緻的描繪，例如，《澳門》內的聖老楞佐堂（圖8），即風順堂繪於高台之上，此一特徵於同期的其他繪畫聖老楞佐堂的作品中，少見有着如此強烈顯著的反映。

又如聖保祿學院的天主之母教堂，即俗稱的聖保祿教堂，清人口中的三巴寺，《澳門》清晰顯示了該教堂（圖9），教堂的前壁即大三巴牌坊劃分為五個水平面，其中，最底層表達了該處所具有的愛奧尼亞柱式，以及由該等柱子而劃分成的三部分，而最頂的三角楣亦繪有鴿子，雖然畫中未有將牌坊上的所有裝飾悉數繪出，亦未能表現出五個水平面之間往上逐步收分的建築形態，然而，倘若我們將《澳門》置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去考察，則不得不驚歎這是一幅劃時代的畫作。自大三巴牌坊於1608年開始施工，至1637年建成，並於1644年補齊立面上的雕刻及塑像以來⁵， 這一“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⁶的宏偉建築吸引到不少人的目光，而縱觀整個十七、十八世紀，如《澳門》般精細地描繪天主之母教堂的圖像並不多見，如十八世紀四十年代的屏風畫（圖10）中，大三巴牌坊雖然亦有三角楣上的鴿子，但整個牌坊只劃分為三個水平面，且最底層類似拱廊的畫法與《澳門》相比，距離實物的差異性更為明顯；而繪於1780年油畫中的天主之母教堂（圖11），雖然把大三巴牌坊的五個水平面及收分都體現出來，但未見三角楣上的鴿子，以及牌坊旁邊的鐘樓。

除了大三巴，《澳門》繪畫的“小三巴”，即聖若瑟修院及聖堂亦極具價值，其中，聖堂的建設始自1746年開始推平一座岩石山開始，由1747年至1748年底建設聖堂的正面和塔樓，1751年8月至1752年9月建築聖堂牆體，1757年1月至1758年9月底建築聖堂的大門及樓梯。⁷ 因此，1751年成書的《澳門記略》內的《正面澳門圖》雖繪有“小三巴”（圖12），但一來當時聖堂亦未完全建成，二來繪製過於簡略，而《澳門》描繪聖若瑟修院聖堂時，聖堂已告完工，繪製者得以了解聖堂的全貌，畫作中除反映了聖堂具有三個屋頂的鮮明特點，旁邊兩個屋頂的描繪亦與實況十分貼近，可見，《澳門》內不少建築物的描繪，其細緻度遠遠超出同期的其他作品，具重要的歷史價值。

明末清初詩人屈大均的詩有云：“廣東諸泊口，最是澳門雄⁸。”澳門是一個因貿易而發展起來的城市，更一度憑此成為我國南方最重要的貿易港口之一，中國的絲綢、瓷器、茶葉等貨物通過澳門外銷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雖然和十六世紀及十七世紀前期的黃金時期相比，十八世紀時的澳門貿易活動已不屬於最輝煌的階段，但其仍然在中外貿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澳門》畫中的大小船隻正正呈現出當時濃厚的貿易氛圍。事實上，澳門的歷史繪畫中，尤其地圖式的繪畫大多把重點放在陸地，少有對海洋及船隻的描繪，即使繪有船隻，亦只是起到點綴作用。然而，如前所述，《澳門》整個圖幅中海洋部分約佔三分之一，其間既有西式的三桅船（圖13）、中式的“大眼雞”船（圖14），以及大小的舢舨，其中，又尤以畫中底部，即沙梨頭至媽閣沿岸的船隻更為密集，形成舳艫千里的場景。

另外，澳門的地圖式歷史繪畫中，甚少涉及人物，特奧多雷•布利（Theodore de Bry）於1598年前繪畫的《澳門城市圖》（圖15）是少有的例子。

而《澳門》與之相比，不僅具有色彩，而且人物數量更多、類型更為豐富，逾百人物中包括清廷官員、葡人軍兵、天主教修士、廟宇僧侶、船員，以及一般居民等，值得注意的是，當中亦有不少婦女及孩童（圖16、17、18）。另外，營地大街附近更設有市集（圖19），附近則是行走其中的牲畜，是歷史繪畫中首次出現當時市集的場景。這些人物栩栩如生，衣着各異，穿插於各種活動場景之中，讓整幅畫作富有生活旨趣。

總括而言，《澳門》為人們了解十八世紀晚期的澳門提供了形象的資料，城市空間格局、地形地貌、貿易氛圍、中外建築、人文風情都可以從中一窺究竟。盼望本文能發揮拋磚引玉的作用，讓《澳門》此一珍貴的歷史繪畫得到更深入的認識、發掘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