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的西望洋區，往時都是一些洋房西廈的聚集地，時髦別致，儀態萬千。然而，當你深入進去，會與阿婆井附近一座中國嶺南風格的深宅大院不期而遇。整座建築物質樸的外表顯露出氣派，簡約的裝潢透射出華貴，這就是聞名全澳的鄭家大屋。

鄭氏家族在澳門的府邸，俗稱鄭家大屋，位於澳門西區的龍頭左巷十二號，地處西望洋山麓，毗鄰阿婆井，這是葡萄牙人聚居的地方。鄭家大屋風格別具，特立獨行，座落在阿婆井北側的一片高地之上。

大屋佔地四千平方米，是一座嶺南風格院落式的建築群。從山上望去，青磚灰瓦，高牆危樓，重門深院，氣勢攝人。

大屋正門是一座兩層高的門樓，厚重的大門，簷壁的繪畫，依稀可見昔日主人的尊榮。入門繞影壁左轉，一條開敞而陳舊的轎道迎面而來，彷彿走進一個19世紀的歷史場景。

轎道南側，一列單層平房延伸開去，這是輔助功能的房間；北側，以一道間嵌琉璃窗花的矮牆隔開，牆內是外花園。這是鄭家大屋的外院。

穿過二門，則是大屋的內院。內院主屋有匾曰“通奉第”，由兩套建築組成，中間以水巷相隔。建築二層高，前後廳，三開間，兩廳之間設天井，鑲蠔殼窗扇。兩套建築一為“餘慶堂”，一為“積善堂”。“餘慶堂”為主要起居場所。

兩座建築物放眼望去，大門置中，兩邊窗戶對稱排列，這是中式建築風格規範的典型體現，再加上底部的三層花崗巖基石，整體上給人以敦實穩重、氣宇軒昂之感。

兩座正房中間，以青雲巷相隔，入口飾有西式拱券。東座正房的右側，有小庭院一個，探視其間，只見綠樹搖曳，樓閣相倚，中西裝飾，風格各異，別有一番情趣。

由懸掛“通奉第”牌匾的正房大門進入，廳堂上下，藏書充棟，字畫盈壁。李鴻章所賜對聯“黎雲滿地不見月，松濤半山疑有風”掛在當眼之處，更顯出大屋主人在人生舞台上的超凡位置。

“通奉第”牌匾兩旁有對聯，“前迎鏡海，後枕蓮峰”。“鏡海”、“蓮峰”是為澳門山水的雅稱。背山面水，門納西北，大屋座落於風水之寶地。置身此間，遠山近水，盡收眼底，頓感身心開闊，氣勢非凡，豪情滿懷的鄭觀應不禁詩興勃發，揮毫作詠：

　　群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
　　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裡一相逢。

詩中末句是說，選擇龍頭左巷築屋，皆因鄭父夢到神人指點，謂此處最為吉利。另篇：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
　　儂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

鄭家大屋的出名，不僅在於房屋建築的高大宏闊，更在於大屋主人地位的顯赫與不凡。如今，站在大屋的入口向裡張望，已經人去樓空，餘下的，只是萋萋芳草，陣陣清風。我們只有借助清風，掀開歷史的書冊，追尋大屋主人一幕幕傳奇的往事。

鄭家大屋的主人鄭觀應，是一位投身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實業家，亦是一位影響幾朝最高當權者的改革家。

鄭觀應，1842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香山縣山明水秀，地靈人傑，再加上毗鄰省澳，東西通商，風氣先得，中國最早的買辦商人，如雨後春筍一般在這裡紛紛湧現。1842年，中英政府簽署了《南京條約》，中央帝國開始走向頹落。鄭觀應一來到世上，似乎就與國家的命運結下不解之緣。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雖然曾為買辦，經商上海，但始終澹於進取，敝屣利祿，初返回鄉間，後定居澳門，設帳授徒，投身公益。鄭觀應在這個亦商亦士的家庭中長大，深受父德熏陶：聖賢教人讀書非為追求功名，“學者以治生為急”。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從事何業，鄭觀應始終將此訓謹記於心，終生為誡。

1859年，十七歲的鄭觀應和他的衆多鄉親一樣，“赴滬學商務”。上海，從此就成為鄭觀應人生歷程的起點。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上海闢為口岸。由於地理位置的優越，上海經濟迅速崛起，逐漸取代了廣州以及澳門的門戶地位，中西商人更多匯集於此，展開一場場商業上激烈的殊死競爭。

在父輩的輔助下，鄭觀應進入上海寶順洋行。該洋行為英人顛地（鴉片戰爭聞人）所有，一貫作風大膽，冒險犯難：向東，最早建立與日本的貿易關係；向西，又派船沿江西行，搶灘漢口，開闢通向內地的航線，從而取得驕人的商績。然而好景不長，在更強大的對手壓逼下，1867年寶順洋行慘然倒閉。

幾年營商的經歷，大起大落，驚心動魄，鄭觀應不僅獲得買辦業務的基本訓練和經驗，更經受了資本主義鐵血競爭的最初考驗和洗禮。離開寶順洋行，鄭觀應轉向從事售茶業、輪航業和販鹽業等生意。經營伊始，生意清淡，此時境遇有詩為證：

　　旅館乏知音，橫琴思往哲。西風卷地來，吹冷窗前月。

這段既悲慘又曲折的新聞，由一個遠在千里之外的熱血青年在上海《申報》披露，引起了國人強烈的激憤和關注，一場反對販賣華工的輿論風暴，由此愈颳愈烈。新聞的報道者，正是其後澳門鄭家大屋的主人鄭觀應。

雖經歷營商的大起大落，但年輕的鄭觀應心中卻由此燃點起熊熊的烈火。他留意時事，“觸景傷時”，在報刊上頻發文章，針砭各種社會弊病。

1872年，鄭觀應第一部政論文集《救時揭要》問世，那是刊於《申報》文章的彙集。年輕的作者雄雞初啼，對販賣華工、鴉片貿易等地區乃至全國性熱點事件發表見解，大聲呼籲。文集一出，即刻引起中西各界的矚目。

反對販賣華工是《救時揭要》中的最強烈呼聲。澳門，鄭觀應青少年時代生活的地方。這個“華葡雜處”小城的今昔過往、風土人情，都給鄭觀應留下深刻印象，特別是發生在這裡販賣華工的一幕幕人間悲劇，更令鄭觀應的心緒無法安寧。鴉片戰爭後，掠賣華工的活動在澳門急劇發展，1873年各類“招工”機構即有三百多家，每年由澳門（時不足十萬人口）輸出的華工高達一萬多人。華工一進入招工館，即失去人身自由；上船之後，更加處境惡劣。遠赴美洲的一百多天海上航行，他們被禁錮船底，空氣悶濁，缺水少食，衛生惡劣，疫病叢生。在這一座座時人稱作“流動地獄”的輪船中，華工們忍受不住折磨和虐待，成批死去。當得知華工這些境況後，鄭觀應良心難平，悲憤難抑，連篇累牘在上海影響最大的報紙《申報》上發表文章，揭露真相，呼籲民衆，制止這些非人道的販賣苦力貿易的進行。最終，事態引起了中國方面的抗議和世界各國的干預。1873年，葡萄牙政府終於宣佈禁止在澳門進行苦力貿易。鄭觀應的仗義執言得到了正義的回報。

1873年，鄭觀應事業更上一層樓，他成為太古洋行的買辦。在這間實力雄厚的英資旗艦公司裡，一切都嚴格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運作，一切都循經濟實力冷酷無情地傾軋競存。反觀自己的國家，特別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力衰落，經濟破敗。希望安在？出路何尋？這些尖銳的問題無時無刻不在審問着步入中年的鄭觀應。

有了更多的經歷，面對更重的壓力，鄭觀應馬不停蹄，趕撰《易言》一書，推出自己全新的見解：變法！如果不變法，中國則被孤立；不練兵，則彼強我弱；不備武，則彼利我鈍；不興輪船火車，則彼速我遲；不通天文測算，則彼巧我拙；不舉礦物通商，則彼富我貧。一句話，如果不變法，不求強，中國就會被孤立，成為遲鈍貧拙的弱國，永遠無法擺脫落後局面，永被列強欺辱。

鄭觀應率先提出了變法的主張。他由衷地希望國人打破因循保守的傳統，像自然萬物一樣，崢嶸日上，流變不止，追尋國家的富強之道。
1878年，受北洋重臣李鴻章之邀，鄭觀應入閣上海機器織布局。這是一間由官督商辦的洋務企業，緣於鄭為人處世“性情謹厚，遇事商勸”，深得李鴻章的好評。
1881年5月，鄭觀應再次獲李鴻章任命，出任上海電報分局總辦。
1882年3月，鄭觀應放棄薪酬優渥的太古買辦職位，應邀加入輪船招商局。
19世紀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間，鄭觀應在官督商辦的洋務運動中，上輔李鴻章、盛宣懷，下操輪船、織布及電報業務，“契合同袍，頑體耐勞”，取得事業和財富的豐厚成果，不但動輒以萬金投資股票，並且還可用餘款幫助父親修建澳門的府邸，那就是現在俗稱的鄭家大屋。

19世紀70年代中期起，華北大部分地區遭遇特大旱災，赤地千里，餓殍遍地，鄭觀應雖投身商場，但仍然心繫同胞。“惜衣惜食不獨惜財還惜福，求名求利必須求己免求人。”掛在父親堂內的對聯是鄭觀應做人的指引——節衣縮食，造福天下。他積極參與上海紳商對北方大災荒的賑務工作，並在《申報》多次刊登文章呼籲人們慷慨解囊，行善救災。在華北五省救災委員會中，鄭觀應總是排名首位，足見他的投入和貢獻。

從當年記錄中，可以看到社會各界對鄭觀應家族在北方災荒賑濟活動所作貢獻的極高讚揚。

江浙閩廣籌賑公所王承基稟告：自籌募義賑以來，任事之勇，籌款之多，深憫災黎久而不懈者，當以寓滬粵紳鄭觀應為首。他還說：對山東、河南、山西以及河北賑災，鄭觀應殫竭心力，傾囊而出，總計募捐不下十幾萬兩。其母“孝謹宜家”，其父“創置義田，廣刻善書”。三兄弟，連歲以來，追承母志，屢屢捐備籌賑經費，其家內外大小無不節食縮衣，奏請令地方官採入方誌，以彰顯義行。

當時處在旱災中心省份的山西巡撫曾國荃（曾國藩之弟）接稟後即行上奏，請為鄭家父母循例建坊，並授“樂善好施”以昭激勸。奏請很快得到朝廷降旨接納。今天，在鄭家大屋院落的二門懸“榮祿第”匾牌之處，還可見到一塊大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上款：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

不久，北洋重臣李鴻章再次據稟上奏，對鄭觀應家族續加褒揚：鄭文瑞（鄭觀應父）在本鄉勸捐，並諭伊子鄭思齊、鄭觀應、鄭思賢等在上海、九江、漢口等處分頭籌捐。鄭觀應倡議於上海，設局協賑晉、豫、直隸各省，最著善勞，募資尤巨。鄭文瑞一門敦善，鄭觀應力辭獎敘。今鄭文瑞義方教子，利濟及人，一門好善之誠，尤足型方訓俗。李鴻章據此奏請：俯准鄭文瑞及伊子鄭觀應等姓名事蹟載入廣東省誌並香山縣誌，藉示表彰而資激勸。光緒七年（1882年）皇帝降旨：“著照所請”。

鄭觀應在賑災活動中的巨大奉獻，獲得朝野的高度讚揚。但是，對這些局部的救助和暫時的行動，他並不滿足。鄭觀應希望的，是要從根本上、全局上着手拯救這個國家。

1883年至1884年，上海金融貿易的投機日趨猖獗，導致股市崩跌，經濟重損，洋務運動的主持者們也不能倖免。此時，鄭觀應被迫離開了上海和他曾經略的三間公司。1884年1月，鄭觀應棄商從戎，赴廣東南洋，組織民團，籌集軍餉，助廣東政府開展軍務。8月，在從新加坡返國的船上，傳來法國攻佔台灣基隆的不幸消息，鄭觀應的情思如滾滾江水，悲憤難平。一位相熟的英國人告訴他，“貴國如果不力求自強，不止一個基隆，千百個基隆也將被奪取”。那個英國人還說：“中國自強的辦法，就是變法。像商改、礦務、工藝、輪船、鐵路等只是富國，如能改舊法而行新法，開設議院，以達上下之情，立學堂以養文武之才，這一切都實行後，泰西各國惟俯首聽命。”

鄭觀應聽後，熱血沸騰，徹夜難眠。他肺腑中積蓄已久的烈火，現已成為一座火山，在翻滾，在衝騰，他要把多年來的一切所見所聞，一切鬱悶憤懣，一切鐵血經歷，一切呼籲主張，疾書出來，傾瀉出來，呼喊出來，爆發出來。1885年，鄭觀應擺脫了太古洋行的商業轇轕，回澳門養病。

澳門的鄭家大屋，仍是那麽的熟悉、親近。院中那棵南洋蒲桃，闊葉舒展，遮蔽着南國的烈日；山坡一叢青翠修竹，搖曳生姿，等候着主人的到來。然而，美景當前，他無心欣賞；行阻運蹇，他不以為意。人們看到的，只是一張凝重的面孔，一個清臞的身影，在古樹下，在老井邊，在案頭前，沉思，踱步，運筆，疾書。

寧靜的西望洋山，安逸的阿婆井人，可能幾十年後才明白，在他們的身邊，鄭家大屋的主人，做出過什麽驚天動地的事情：一個不屈的中國人，寫出了一部震動中國政壇，孕育中國明天的巨著——《盛世危言》，為他多災多難的祖國，奉上了熱情、心血、智慧和生命。

從1884年，鄭觀應開始立意，醞釀，構思，寫作；1892年，初稿完成；到1894年，《盛世危言》正式面世出版，歷時整整十年。且看書中的重要主張：

字字鏗鏘，句句千斤，無需作出絲毫的解釋和說明。千言萬語一句話，“富強救國”就是道理，就是方向。鄭觀應的主張，直接明瞭，至精至湛，這是他半生投身洋務的豐富閱歷所積，是數十載鏖戰商場的血淚教訓所凝。

千年的帝國，窮困的人民，世代忍耐着“君為臣綱”禮法的壓抑，飽受着“農本商末”祖訓的羈絆，他們太疲乏了，太麻木了，太飢渴了，太孱弱了。“富強救國”的呼喊，石破天驚，振聾發聵，給每個不願做亡國奴的中國人，帶來精神的食糧，生命的希望，前途的曙光。

《盛世危言》從1894年第一版面世，十多年來，前後二十個版本，共印刷了二十多萬冊，沒有其他一本政論書籍可以與之媲美。人們爭相尋找，先睹為快。《盛世危言》高能的穿透力，不僅到達帝國的肌膚，更直入它的腑臟。其強大的衝擊波，不僅跨越了空間的界限，更飛躍了時間的長河。

歷史的鏡頭像影片一樣，在人們的眼前一個個掠過：在紫禁城的寶殿上，光緒皇帝正在認真閱讀；在科考士子的客棧內，康、梁正在認真閱讀；在南國澳門的醫所中，孫中山正在認真閱讀；在群山環抱的農舍裡，毛澤東正在認真閱讀⋯⋯

光緒皇帝1895年讀了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後，如獲至寶，下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該書印刷二千部，分發臣下閱讀。

康有為、梁啟超接到《盛世危言》後，雀躍萬分，與同伴們展開激烈的研究和討論。

孫中山多次在澳門與鄭觀應交換並切磋對時局的看法，兩人意見十分相近。1894年中山先生《上李鴻章書》內容與《盛世危言》一脈相承，而且鄭觀應更將孫先生文章收入《盛世危言》內。

青年毛澤東從親戚那裡借來《盛世危言》。書中那些介紹西方先進和改革的內容，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毛耳目一新，一下子吸引其全部注意和興趣。他愛不釋手，白天耕田，漏夜苦讀，甚至把房間窗戶遮起，不讓父親看到燈光。對於此書，毛讀了又讀，直至可以背誦。後來，毛澤東從家鄉韶山到長沙繼續求學，一直把此書帶在身邊。多年後，毛澤東向美國記者斯諾回憶，是《盛世危言》打開了他的頭腦和眼界，“中華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莘莘學子正在有為之年，怎能株守家園，無所作為？”正是《盛世危言》，打開了毛澤東心胸眼界，啟發了他的愛國思想，喚醒了他的求知慾望，激勵他走出韶山，走向湘潭，走向省城，走向中國，最終，承擔起改變中國命運的重任。

一本在澳門孕育並誕生的政論書集，居然掀起了驚天的思想波濤，激勵並推動了中國幾代當權者和領導人。這是中國思想史和出版史上的奇蹟！鄭觀應，澳門的兒子，就是這個奇蹟的創造者。

1901年，清廷宣佈實行新政，鄭觀應深有感慨：“科學改章，廣設學校，派留學生，講武備，開議院，改律例，定商律，開報館，譯西書，改官制，設巡捕，廣郵政，開礦山，行印花，用民兵，重農工，保商務，開銀行，行鈔票等，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盛世危言》分類論及。”

不知是否由於遺傳的原因，還是晚年修道的結果，鄭觀應享得高壽。他的好友、兄弟甚至妻兒都陸續先他而去。他曾經算得一籤，於“辛酉年羽化”。

1921年初，鄭以“老態益增”為由，提出告退的申請，但不獲應允，仍以八十歲高齡當選為輪船招商局的董事。

初夏降臨，驕陽似火。澳門鄭家大屋外院花園中的那棵芒果樹，早已黃金纍纍，滿園飄香，等待着主人的品嚐。然而，鄭觀應再沒有多餘的精力回家探望。6月14日，上海提籃橋招商局公學宿舍，在不倦奮鬥了數十年後，他永遠地休息了。這一年，正是“辛酉年”。

上海是鄭觀應步入人生的起點，不知是否巧合，也是其生命的終點，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那裡度過。然而，澳門這個小城，澳門的大屋，卻養育了他，保護過他，照料過他，支持過他，更為他提供過表演人生活劇的重要舞台。

而他，也為澳門留下了永遠的記憶和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