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時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指出：“尚有旺廈、龍田、龍環、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等七村，環居北半島，煙戶稠密，民皆土著，向不歸葡管轄。” ^[1] 後世對“七村”的描述，多數採取張之洞的說法，而此七個地方亦大約與今日的地點對照。然而，還有其他說法，如1844年兩廣總督耆英指出：“民夷雜處。關閘以內、三巴門以外，多係民莊，計有天成、龍田、龍環、望廈、石墻、新橋、蒲魚、沙岡等八村，共居民八百一十九戶……” ^[2] 當中就有天成、石墻、蒲魚三村張說未提及，再對照香山知縣楊文駿於1892年的說法：“查龍田村，民房一百餘家，係光緒五年佔去，將村左村後兩處改造馬路，光緒九年編入西洋戶籍，設立門牌。查旺夏村，民房五百餘家，係光緒九年佔去，添設祿衣館、馬路門牌。查塔石、沙岡、新橋、沙梨頭、石墻街五村，共民房舖戶數百家，係同治二年佔去，添設馬路門牌。查旺夏、龍田各村，內計稅田四頃有奇，歷年均有香山縣稅契，有案可查。查旺夏汛，舊址即今之汛地街，原設外委一員駐紮彈壓，道光二十九年將外委及防兵遷屯白石村三山宮駐防。” ^[3]

以列表的方式比較，三種比較常見的說法自1844年至1892年，排除可以普遍認為是別稱的如望廈可寫作旺廈、旺夏等情況，可以發現一共有十一個不同的村名。按澳門掌故的說法，“蒲魚”是“新橋”的別稱；另一方面，“天成”也有可能是“塔石”的變音。即使經過上述的再整理，也依然存在有九村之多。楊文駿指出的石墻村和汛地村都是現時有跡可尋的早期居民點，約在現今的石牆街和連勝巷一帶。

然則，“七村”在十九世紀的澳門，其實是在澳門城以北、關閘以南的一個聚落群，並不是不多不少的七個村落。同於十九世紀中、末葉的三名清政府官員對聚落群的名稱、分佈描述都不同，可以推斷“七村”大多是一群自然村的概念，是由於人口增多而自然產生的聚落群，不是因政府政策、意志而產生的建制村。同時也涉及到當時的居民是否認同當地自成一村。

涼水井村
記載於王文達所著的《澳門掌故》，位於今日的涼水街，王文達指出，清初名家吳歷曾經居於涼水井村。 ^[4] 但關於該村的其他文獻記載稀缺。

蘆兜城
同樣記載於《澳門掌故》，其中提及“又名石蘆頭。位於蓮峰山麓，面臨濠江海濱，在澳門西北”及“村中有先鋒廟” ^[5] 明顯是指今日連勝巷先鋒廟一帶。然而，王文達所述的蘆兜城的範圍，與前述楊文駿所述及的汛地村相同，“河邊汛地村”亦載於澳葡政府的街道名冊 ^[6] 。對此，王文達的說法可能有誤。

石蘆兜村
根據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地圖 ^[7] 記載，石蘆兜村位於現時的羅利老馬路，靠近連勝馬路的位置，一個有五、六十棟建築物的小村。地圖中的“石蘆兜”與《澳門掌故》中指載的“石蘆頭”名稱非常近似，兩者所描繪/描述的位置雖然距離不遠，但顯然是兩個不同的地方。由於檔案館所藏的是城市規劃及工程用的現況圖，即當代人就其當時的所見所聞，繪畫、記載於圖上，非如《澳門掌故》為後世對其事作追述。因此，對於石蘆兜村的位置，客觀而言，檔案館的地圖資料的說服力更高。

在澳城以北，十八世紀及更早已經存在的聚落有四個，望廈村、龍田村、龍環村、沙梨頭村。它們都是廣義的農業聚落，主要作業是農耕和捕魚。

望廈村、龍田村、龍環村以農耕為主業。望廈村早於明代已經存在，是澳門比較少有按傳統習慣建設的村落，背靠望廈山，呈坐北朝南的格局，東面的東望洋山阻擋來自東南面珠江口的海風，西面的前山河河道成為重要的交通道，南面望廈低地則為全村最重要的自然資源——耕地。望廈村近山、近田，背山面陽，與蓮徑和前山河水道的距離合理，是古代建農村的首選位置。

龍田、龍環二村，位於東望洋山西麓，相對於望廈村，二村更接近水源——東望洋山的山泉，當中包括大龍喉、二龍喉等，保衛耕作所必須的水源，戒備自水坑尾門和望德堂一帶的葡人，可能是建村的原因。

沙梨頭村，早期以捕魚為主， ^[8] 後來也逐漸有務農的居民。位於北灣的北端，背靠鳯凰山，耕地不多，卻方便瞭望，南面的北灣和北面的青洲、前山皆一覽無遺，適合漁船灣泊。

農業村發展緩慢
清代中國人口暴增，由清初全國的一億多人口，到乾隆年間（十八世紀）上升到三億之多，而清代一名農夫能夠養活五至九人。 ^[9] 澳門半島農地都集中在望廈低地，望廈低地東西寬大約六百公尺，南北長也大約六百公尺，若以務農而言，農地面積是狹小的。應對清代康、雍、乾三朝的人口增長，前述的“四村”已經提供足夠的農業人口，十九世紀出現的聚落，如新橋村與沙岡村，到十九世紀末人口規模接近望廈村，若是務農，根本不足以養活在十九世紀才發展的聚落中的居民，因為根本沒有更多的農地可耕。

工商業聚落
汛地、沙岡、新橋、石墻是在十九世紀才發展起來的聚落，這四個聚落最大的特點，是它們沿著主要道路發展，連勝馬路、惠愛街、石街、石墻街，是當時由關閘到三巴門進入澳門城的必經之路，而此四村都靠近水岸，有水陸運輸之便，十九世紀澳門的造船業也是在這個區域中發展起來。因此，聚落的發展，可以連繫到澳門的工商業在十九世紀中葉，尤其鴉片戰爭之後的重大的發展階段 ^[10] 。

靠近城市的居住聚落
塔石、石蘆兜兩村，現時可參考的文字記載並不多，可以比較肯定的是，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澳門北部的村落逐一融入城市的過程中，兩村人口都不多，大約只有幾十戶人，人口不多，歷史也不長，也沒有重要建築在其中。從地圖及其他零散的記載中推論，兩村位於望廈低地的南面，靠近澳門城，由於當時澳門城內土地有限，這可能是便於在城內工作、生活的基層居民的一個聚落，類似現代城市周邊的住宅區。

到了十九世紀末，澳門“七村”聚落群發展到了一個高峰，由望廈村開始順時針方向去，龍環村、龍田村、塔石村、石蘆兜村、新橋村、石墻街村、沙梨頭村、沙岡村、汛地村，環繞著中間的望廈低地（稻田），澳門北部形成一個環形的聚落群。它們當中有農村和漁村，亦有工、商業的聚落，為澳門城提供各種後勤和輔助功能。“七村”聚落群並不是只有第一級產業的傳統村落，“七村”在澳葡政府的城市規劃、建設尚未可及之時，第二、三級產業已經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