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62年起，廣州外商在每年貿易季後（十月至翌年四月）需要到澳門住冬，但他們為何要到澳門越冬，他們又是怎樣來到澳門，讓我們從一名外商的記錄來了解這段歷史吧！

全廣州城的居民都知道，有一群“番鬼”（Fan Kwae）在黃埔附近的十三行，任何到過這裡的人都會大開眼界。

在黃埔的河岸上，有十三座商館林立，這些建築都別具異國風格，最具規模的新英國館（New English Factory）看起來就是一座非常正統的西式建築，建有一條列柱的長廊，而旁邊的荷蘭館（Dutch Factory）也有相似的設計。不過，對所有人來說，廣州十三行最注目的是商館掛上國旗，職員每日都把旗幟升起，這道風景成為外國商船抵達廣州時的標誌。在每年的貿易季，當一艘艘外國商船經珠江抵達廣州後，船隻會在十三行前的“行後關口”〔西人稱Jackass Point（牡驢尖）〕靠岸，之後乘客再登上黃埔。

然而，這天在“行後關口”的海岸上聚集了十多艘快艇（Chopboats），僕役和工人忙過不停地把一箱箱外國商人的行李搬運上船，外商和買辦也忙於打點“搬家”的事情。當通事（華人翻譯）收到粵海關發出的批准狀後，廣州的外商船隊就可隨時出發，前往澳門“住冬”……

“住冬”的歷史有達八十多年，可以說是廣州外商們的年度大事。

不過，這批住在廣州的外國商人為何要在澳門住冬呢？難道是因為廣州太寒冷要避寒，故像清朝皇帝那樣去行宮避暑嗎？

當然不是，這是清朝的命令，實際上是“一口通商”政策的延伸。

大家還記得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實施“一口通商”嗎？按照命令，外國商人只允許在廣州經商，而不許再到浙江、福建等地做貿易。不過，外國商人不多喜歡這項命令，特別是英國東印度公司，他們好不容易找到關稅較低的浙海關，並轉到寧波做貿易，卻因為乾隆皇帝的命令而泡湯。不過，英國人並沒有放棄想法，商人洪任輝（James Flint）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決定北上“告御狀”，投訴粵海關、廣州行商勒索，以及行商制度的種種弊病！

雖然洪任輝的狀書如願交到京城，乾隆皇帝也非常重視事件，馬上派欽差大臣到廣州審查，但事情的走向卻不如洪任輝所預想。在乾隆皇帝的眼中，他最關心是帝國的長久，而外夷是擾亂帝國的亂源之一。在他看來，英國人多次違反前往寧波的禁令，簡直就是無法無天！結果，乾隆皇帝不但沒有如願解除禁令，甚至進一步收緊措施。

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12月，兩廣總督李侍堯提出五條防範夷人的規條，規定外國商人在貿易季後（九或十月）必須離開廣州返國，或是遷居到澳門，直到下次貿易季再臨（五或六月）¹。

大家或許會問，為何一定選擇在澳門呢？葡萄牙人已經在澳門居住達三百年，再容納多一些夷人絲毫沒有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清朝已經大大加強對澳門的管理，不但派駐澳門同知、香山知縣和香山縣丞，也在前山寨有駐軍防範，必要時更可使用“絕招”——封鎖澳門。因此，澳門在清朝眼中毫無疑問是外商住冬的理想地點²。

乾隆皇帝採納了李侍堯的建議。就這樣，廣州的外國商人自1762年開始在澳門住冬的“傳統”。

廣州與澳門的航程，跟從歐洲或美洲到中國的航程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但畢竟要在澳門生活長達半年時間，所以住冬相當於一年一度的大搬家，而且是兩次（一次從廣州到澳門，一次從澳門回廣州）。

到底有多大規模？美國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曾經在中國生活長達四十年時間，可謂見證廣州貿易的興衰，而他為我們描述住冬的過程。

每年貿易季結束，大約在十月，外國商人和行商們就要為住冬作準備，行商協助辦理住冬的行政手續。在清朝的“一口通商”政策下，廣州的外商不能自由地尋找中國商人做生意，而是必須透過廣州官府批准的行商。不過，行商並非單純只是商人，在外國商人的眼中有如“教父”（Godfather）的存在，從聯絡官府、辦理關稅手續到衣食住行，行商們都要一手包辦。若果外國人搞出任何事端，行商們將會被廣州官員追究³。

在同一時間，外商可以收拾自己的行李，不但是自己的生活物品，他們也借此機會把貨物帶到澳門，包括茶葉、紙張、食物和餐具等，應有盡有。當然，各家商館也會把重要的帳簿和文件一併帶到澳門。不過，商館內也會留一些非常貴重但又無法帶走的物品，那就是白銀。這些白銀將交由行商保管，理論上是非常安全的，但也有立心不良的行商竊取這些白銀。

在1794年，當英國東印度公司送走馬戛爾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返回英國之後，公司按照慣例到澳門住冬，他們把34箱白銀交給行商盧觀恆，餘下60箱交給行商石中和，但公司返回廣州後，卻發現石中和私自挪用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白銀，並發現他已經陷入破產的邊緣⁴。

住冬雖然只限外國商人，但外商不可能是單人行，照顧他們生活的僕役、買辦和廚師等也會隨船前往澳門，如果加上船艇的水手，這支住冬船隊有達15至20艘船、250至300人⁵。

在船隊正式出發前，亨特提到船隊會先做一些儀式：

值得一提，住冬船隊還有一艘專門乘載乳牛的船隻，每天將會為各船的外商提供鮮奶⁸。在工業化生產和冷藏技術出現前，鮮奶可謂非常奢侈的飲料（當時巴氏殺菌法尚未發明），特別是早餐和飯後的飲茶時間，用一杯加奶的紅茶來迎接美好的一天，或為晚餐送上完美的句號。

雖然說住冬是清朝的官方規定，但亨特表示並不代表無法“逃避”。一些外商會以貨物尚未賣出，無法付清購買茶葉及貨物的款項，作為留在廣州的籍口，而官府也會“隻眼開隻眼閉”地無視，一整年留在廣州⁹。

經過數日的行程後，外商們將會在那座熟識的港口——澳門，開始為期半年的住冬。由於大批外國商人前往澳門生活，他們每年必須租借葡萄牙人的房屋，這筆租金成為葡萄牙人每年的重要收入。當然，一些外國商人還是在澳門興建自己的大宅，如英國商人比爾（Thomas Beale）大宅以收藏各種奇花異草和稀有雀鳥而聞名¹⁰。

回到澳門後，廣州外商將會回家與妻子團聚，畢竟外國婦女嚴禁進入廣州，這也難怪亨特的好友錢納利（George Chinnery）把廣州視作避妻的最後地點¹¹。在這段住冬時間，外國商人自然少不了各種娛樂，例如舞會、茶會、晚宴、騎馬、演劇等。不過，進取的商人也不會把澳門的時光全用在度假上，他們也會與葡萄牙人或廣州行商談論生意。

在南灣房屋多數建有一座迴廊，外商們閒時就坐在這條迴廊，觀望著南灣的海景，微風吹拂，鏡海帆影，他們在等待著熟悉的洋帆身影。當商船再次停泊在澳門附近時，就意味新的貿易季再臨，他們又回到廣州十三行。

周而復始，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一口通商”結束，也結束了澳門“住冬”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