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獻禮首相：致送基督教墳場邱吉爾叔曾祖父墓地相冊之信函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Henry John Spencer Churchill）是二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的叔曾祖父，其長眠於澳門基督教墳場，是本澳與斯賓塞．邱吉爾家族間的獨特紐帶。本文通過對1955年英國駐澳門領事館、澳門新教教會等機構間的通訊信函，窺探該年澳門向溫斯頓．邱吉爾贈送包含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的文件夾之大致安排。

一、基督教墳場與亨利．斯賓塞．邱吉爾

圖1　基督教墳場

開闢於1821年的基督教墳場（圖1），有着來自英國、美國、德國和荷蘭等國家的異鄉者長眠於此，他們當中既有商人、軍人，亦有教士、婦孺，其中，亨利．斯賓塞．邱吉爾是二戰期間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叔曾祖父，亦是本澳與斯賓塞．邱吉爾家族間的獨特紐帶。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生於1797年，長大後參加英國皇家海軍，1826年晉升為海軍上尉，自1839年起，他指揮德魯伊（Druid）號在東印度群島服役。1840年，德魯伊號自悉尼抵達澳門，加入當時集結在珠江並與在華遠征軍協調行動的艦隊。艦隊行至汲水門（Capsuimoon）海峽時，亨利．斯賓塞．邱吉爾腦血病重，又因患上痢疾導致病情加劇，終於在一周後離世。遺體隨即送往澳門並下葬，而送葬的隊伍規模龐大，前方是一支葡萄牙樂隊，演奏葬禮進行曲，澳門總督邊度（Adrião Acáio da Silveira Pinto）、一隊當地駐軍、皇家海軍的義律（Charles Elliot）上尉、史密斯（Smith）上尉、沃倫（Warren）上尉、港內三艘軍艦的眾軍官、約80名水手、30名海軍陸戰隊以及幾乎全部外國居民均在送葬隊伍之列，葬禮儀式由義律上尉主持。據報導，亨利．斯賓塞．邱吉爾的去世，使整個英國社區、軍隊與平民籠罩着一片愁雲慘霧。

圖2　基督教墳場內亨利．斯賓塞．邱吉爾的墓碑

作為並列而立的三座海軍紀念碑之一，亨利．斯賓塞．邱吉爾的墓碑是這個區域中最大最雄偉的一座（圖2），立方碑體北面和南面的方形花崗岩面上，刻着碑文：

鄭重紀念亨利·約翰·斯賓塞·邱吉爾勳爵閣下第五代馬爾博羅（Marlboruch）公爵喬治（George）第四子（圖3）、H·J·斯賓塞·邱吉爾勳爵閣下中國海域德魯伊號上尉及高級軍官前往澳門途中離世 1840年6月2日終年43歲（圖4），以及以示尊重與愛戴軍官與士官敬立（圖5）﹔

西面則刻有邱吉爾與斯賓賽家族的並列的浮雕飾章（圖6），墓碑頂部的骨灰甕飾有兩種軍艦圖案。^[1]

對於這一位祖輩，溫斯頓．邱吉爾是否瞭解其長眠於遙遠的東方，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藏有的一組關於澳門嘗試向溫斯頓．邱吉爾寄出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地照片的信函，為此一疑問提供了解答的線索。

圖3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碑上的碑文（朝北碑面）

圖4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碑上的碑文（朝南碑面）

圖5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碑上的碑文（朝東碑面）

圖6　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碑上的家族浮雕飾章

二、邱吉爾祖輩墓地相冊的預備及寄送

圖7　澳門總督史伯泰（背向鏡頭左二）設宴款待剛履新的英國駐澳門領事館領事狄思模（面向鏡頭左二），1954年9月10日，引自《澳門總督史伯泰蒞任三週年紀念特刊》，1954年

圖8　狄思模（左三）在私邸設酒會款待各界，史伯泰（右三）應邀出席，1954年10月2日，引自《澳門總督史伯泰蒞任三週年紀念特刊》，1954年

這組信件的第一封是1955年1月5日，英國駐澳門領事館給倫敦西敏宮下議院霍羅賓（Ian MacDonald Horobin）^[2]爵士的信函，落款是領事狄思模（Leonard Henry Dismore）^[3]，狄思模於1954年被任命作英國駐澳門領事，同年8月26日抵澳履新，9月得到澳門總督史伯泰（Joaquim Marques Esparteiro）設歡迎宴款待（圖7、8）。^[4]信函中提到：

“關於東印度公司墓地的邱吉爾墓照片，受託人正在準備包括銘文、紋章以及墳墓本身的特寫照片的小相冊。我會在準備好的時候，把它寄到下議院給你。”^[5]

可見有關相冊已在預備之中。到了1月10日，澳門新教教會由嘉理仁（Frederik Johnson Gellion）^[6]（圖9）簽署之信件寄予英國駐澳門領事館，且附上了應該包括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地照片的“邱吉爾”活頁文件夾，同時亦就文件夾的內容提出建議及徵求狄思模的意見：

親愛的狄思模先生：

我在信中附上了從慈幼會（Salesians）那裡剛收到的活頁文件夾。我認為文件夾中第一頁應當使用白紙，而第二頁和第三頁則應分別記錄教堂的歷史以及澳門總督的一些贈言。

若能得到您對上述建議的看法，我將十分榮幸。

致以最親切的問候。
誠摯的
（嘉理仁簽名）

附件：“邱吉爾”活頁文件夾。^[7]

圖9　嘉理仁，1955年前，引自《澳門總督史伯泰蒞任三週年紀念特刊》，1954年

翌日，狄思模回覆了嘉理仁，收件人的位置提及澳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M.E.C.L.O.），事實上，該公司前身為創辦於1904年的東方電燈公司，由一德國神父籌集12萬元資本開辦，與澳門政府訂立30年專營合約，1911年在香港註冊，正式命名為澳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五、六年後，法國人李革（Charles Ricou）充股4萬加入經營電燈公司，擴充設備，購入2台小型發電機，同時，聘請原在香港某船塢當工目的英國人嘉理仁協助管理公司業務。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李革回國服兵役，遂將公司交由殷理基．施利華（Henrique Nolasco da Silva）和嘉理仁接管，殷理基為顧問，嘉理仁為經理，由此嘉理仁漸漸成為公司最大股東，主理公司數十年至1972年。^[8]在信函中，狄思模就文件夾的內容以及裝訂提出了自身的想法，並與嘉理仁進行討論：

十分感謝您寄來的活頁文件夾，總之，我認為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東西。

您認為第一頁應該是白紙，對此我表示認同。並且如果您願意的話，我認為可以在第二頁和第三頁寫上一些有關墓地的簡短歷史，儘管這可能會增加一些成本，但我認為這將比教堂的歷史更有趣。第三頁將主要是包含總督想寫的東西以及他的簽名。我認為需要在文件夾的封面穿孔以便穿嵌裝訂線。但是您可能將會注意到文件夾內部的布料已經斷裂了，我想知道對此我們能夠做些甚麼。

致以最好的祝福。
狄思模^[9]

兩天後，即1月13日，嘉理仁代表澳門新教教會致函狄思模，信函一如三天前一樣，再次附上由慈幼會收到新版的“邱吉爾”活頁文件夾，嘉理仁較簡略地介紹了基督教墳場的歷史，可能由於其對墳場歷史掌握不深，其未有按狄思模上一封信中的建議於文件夾附同相關內容，而是建議把首三頁留作狄思模、澳門總督、墳場受託人簽名及留下贈言。

親愛的狄思模先生：

我在信中附上了我剛從慈幼會那裡收到的東西。

至於關於新教教堂的記錄，如今並沒有留下確切的歷史資料。我所知道的只有這座教堂是由東印度公司在1821年建立的，並且教堂的名字是“澳門新教教堂”。1834年，當東印度公司在澳門的貿易活動停止後，教堂的所有權被一家受託人委員會獲得並延續至今，該委員會即澳門新教教堂及墓地基金會。

1855年，人們發現這個墓地的土地將會很快被用盡，於是最終決定在新雅馬路（Bela View）^[10]的附近購置一片土地，這便是新西洋墳場。

1938年，梅森伯格山（Messenberg Hill）（即我們工廠對面的小山）上的墳墓都被遷入了新西洋墳場，其中最古老的墳墓屬於威廉·梅森伯格（William Messeberg），其標注的日期是1767年。

我覺得您可以在這個文件夾的第一頁印上一些您寫的東西，將第二頁留給澳門總督以及在第三頁上附上受託人的簽名。因為文件夾將會被送往香港，所如如果您認為這樣做太耗時間的話，那麼我和您可以作為常駐受託人來簽名。

致以最親切的問候。
誠摯的
（嘉理仁簽名）

附件：“邱吉爾”活頁文件夾。^[11]

1月21日，英國駐澳門領事館致函嘉理仁，收件人的位置提到位於西望洋山的Skyline公寓，可能嘉理仁當時居住於此。

按照約定，我將“邱吉爾”文件夾裝在了外交郵袋裡並於1月15日寄出。澳門總督在上面簽了名，並且還十分樂意地寫上了引用自魯伯特·布魯克（Rupert Brooke）^[12]的話，他認為這樣做非常合適。我將文件夾寄給了伊恩·霍羅賓，順便一提，他在新年被授予了爵位稱號，我希望首相能夠寫下留言條，以便通過您向總督及受託人表示感謝。如果他沒這麼做的話，我認為霍羅賓將會以首相的名義這麼做。

隨信附上的是拍攝這組照片的攝影師的帳單，我希望您能同意從委託基金中撥款支付這筆帳單。

狄思模^[13]

通過上述信函，基本釐清了是次向溫斯頓．邱吉爾贈送相冊的大致安排，文件夾主要由狄思模及嘉理仁商議及預備，過程中嘉理仁得到慈幼會協助，而照片拍攝費用則由澳門新教教堂及墓地委託基金支付，在送交澳門總督撰寫贈言後，文件夾由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寄送予霍羅賓爵士，由其轉交予溫斯頓·邱吉爾。

三、香港致送邱吉爾相冊的計劃

圖10　後來成為香港總督的柏立基（左）歡迎訪港的澳門總督，1961年10月19日，引自《澳門總督馬濟時蒞任二週年紀念特刊》，1961年

澳門方面自寄出文件夾後一直等待超過一個月，均未有任何消息，此時卻突然收到港英政府的來函，其中提到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的照片，然而卻不是溫斯頓．邱吉爾收到相冊後的回應，而是港方表示同樣有意向溫斯頓．邱吉爾寄送相關照片，這亦成了是次贈送相冊過程的的一段插曲：

親愛的領事：

我們打算寄給首相兩張在東印度公司所建墳場裡的邱吉爾墓的照片。

其中一張照片將與信中所附上的圖片一模一樣的，只是少了墓碑上遮擋銘文的陰影。而另一張照片是從另外一邊拍攝的，展示了墓碑背面的銘文。

隨信附上的照片是我們在下午稍晚的時候用一部祿萊福萊（Rolleiflex）相機拍攝的。拍攝的時候我們使用了橙色的濾鏡，採用貼近地面的拍攝角度，並在拍攝時鏡頭略微上抬了些。為了去掉陰影，可能必須使用閃光燈或者在上午稍晚的時候進行拍攝。由於墓碑的背面是向北的，因此在拍攝時必定要使用閃光燈。

懇請您能夠在當地僱用一名攝影師來拍攝這兩張照片並將底片給我們，以便我們能在香港把照片放大，因為那裡的沖曬技術要更好一些。我們願意為這項工作支付您認為合理的任何費用。

你永遠的朋友
殖民地司署^[14]

殖民地司署（Colonial Secretariat）為港英殖民政府的行政總部，當時位於下亞厘畢道（Lower Albert Road），其首長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在政府架構中的地位僅次於香港總督。殖民地司署於2月18日致函英國駐澳門領事館時，輔政司為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其後來曾任新加坡總督及香港總督（圖10）。該封信函印有“1955年2月22日”字樣，應為英國駐澳門領事館的收件日期，在信函中，殖民地司署表示有意寄送亨利．斯賓塞．邱吉爾墓的照片予溫斯頓．邱吉爾，為此，他們早前已拍攝了兩張相關照片，信函大部分的篇幅描繪了拍攝的情況，包括拍攝的部位、時間、角度，以及設備的使用等等，其中，特別提到拍攝使用的相機為祿萊福萊。

祿萊（Rollei）是1920年由商人保羅．弗蘭克（Paul Franke）和精密機械師萊茵霍爾德．海德克（Reinhold Heidecke）創立於德國的光學產品製造商，而祿萊福萊的名稱中，“Roll”來自膠捲（Rollfilm），“ei”則出自海德克，“flex”則代表反光，這個由“膠捲”、“海德克”和“反光”三個詞的字母組合而成的名字，意即該照相機由海德克發明，使用有防光襯紙的膠捲，為反光取景式照相機。由於祿萊福萊雙反相機先進實用的領先性能，該機型一經推出，就獲得了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Universal Exposition）大獎，雖然後來因希特勒（Adolf Hitler）為準備戰爭，命令祿萊公司生產軍火用品，於是相機生產量甚微，其後更隨戰情而導致祿萊福萊的生產陷入停頓狀態，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弗蘭克和海德克公司讓72名職工重操舊業，祿萊福萊也重獲生機。踏入50年代，既是西德經濟復興的黃金時代，也是祿萊福萊雙反相機如日中天的年代，無論是職業攝影師或者業餘攝影愛好者都會以使用高品質的祿萊福萊相機為榮，成為那個時代攝影大師人手一台的相機，到1956年已售出驚人的100萬部。^[15]

由此可見，殖民地司署為拍攝有關照片採取了專業態度及設備，而為求力臻完美，殖民地司署對其特意到澳門拍攝的照片仍然感到未盡人意，因此，請求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協助拍攝同一角度的照片，並就拍攝時間、閃光燈的使用提出明確的提議，同時，又特別指出只需要取得底片，以便在香港以較佳沖曬技術放大照片。

四、餘論

澳門方面對港方向溫斯頓．邱吉爾寄送相關照片的計劃，是持甚麼態度，又將作何應對？溫斯頓．邱吉爾最終是否順利收到相關照片？另外，“邱吉爾”文件夾的預備及寄送過程涉及到諸多具社會地位及身份的人物，如時任澳門總督史伯泰、英國下議院議員霍羅賓爵士、英國駐澳門領事狄思模、澳門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嘉理仁等，其中，狄思模及嘉理仁又是基督教墳場的受託人，那麼，向溫斯頓．邱吉爾致送其祖輩的墓地照片究竟是由澳葡政府、英國駐澳門領事館、基督教墳場或是另有其人發起並推動的呢？凡此種種，將於續篇對餘下其他信函文件的剖析中得到答案。

注釋：
[1]　[英]賴廉士（Lindsay Ride）、梅麗‧賴德（May Ride）著，譚樹林譯：《澳門基督教墳場》，澳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7年，第306頁。
[2]　原文簡寫作I.Horobin。
[3]　本文所引用之信件，原文均簡寫作L.H. Dismore。
[4]　《澳門總督史伯泰蒞任三週年紀念特刊》，1954年，無頁碼。
[5]　卷宗FO 179/577，第35/1/2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6]　本文所引用之信件，原文均簡簽作F.J. Gellion。
[7]　卷宗FO 179/577，第35/1/3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8]　澳門水電工會編：《澳門水電工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特刊》， 1987年，第86頁。
[9]　卷宗FO 179/577，第35/1/4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10]　新雅馬路葡文名為Estrada da Bela Vista。
[11]　卷宗FO 179/577，第35/1/5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12]　英國詩人，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的理想主義戰爭十四行詩而聞名。
[13]　卷宗FO 179/577，第35/1/6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14]　卷宗FO 179/577，第35/1/7號文件，英國國家檔案館藏。
[15]　楊允方：《祿來雙反相機的故事》，《照相機》(杭州)2009年第10期，第79-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