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梁志豪，1937年出生。我祖籍在新會。我家族在我們上一代，就是爺爺那一代已經到了澳門謀生，由爺爺到父親都在澳門，我也是在澳門的中區出生，當時的舊城區。

我爺爺和父親都在澳門做木匠工人，現在叫做木藝工人，差不多是“父傳子”的方式從事這個行業。

我出生那一年，剛剛就是日本開始侵略中國，聽我父親說，澳門在當時的生活還是很好，工人們有工開，糧食各方面供應得都好。一路隨著日本侵華戰爭的發展，到了我三四歲的時候，1941、1942年的時候，已經打到香港。因此我從小就經歷了澳門的“風潮時期”¹。

澳門處於一個飢荒、蕭條的環境，我年紀幼小，根據父母的說法，情況也挺慘的。我們家的情況是有一餐可以食，有一餐沒有得食，要靠着幫一些比較有錢的人做事，來賺取糧食。聽說我小時候，由於糧食不足，要吃那種“雞糠餅”，就是用雞吃的米糠做成的餅，但我一拿到手，就會有人搶了去，可見當時環境是多麼辛苦，就這樣捱過來。

和平²之後，我十歲左右，需要去上學，但由於當時澳門的教育事業發展不足，學校數量很少，而且我們的生活又不太好，要上學有一定困難，要靠去讀一些免費學校才能解決。但這種免費的學校又不多，我記得我求學時期就像是“走難式讀書”，挺慘的，就是當原先那間學校沒得讀的時候，就去另外一間，這間讀兩年，那間讀兩年。

那時澳門只有很少學校，我記得在我那個年代，當時小孩到了五六歲，開學了，父母就找一間“攴攴齋”，就是老師私塾那類的學校去開課。人人手執一本《三字經》，就是那種“人之初，性本善”的書，要老師教我們讀，書包裡放一封利是，就是所謂的“三朝開學”。

我這個名字，就是由一位老師改的，父母叫老師幫我取的。

開課幾日之後，我就不能繼續留在那上學，因為這類學校比較“貴族”，父母難以在經濟上負擔得起，所以之後就去找了另外一間，一些免費的、半義務的學校。我曾經去過一間名叫什麼“婦女知識”的學校，就是找一間舊屋，在那裡的廳中就能辦一間學校了。當時的學校不像現在那般正規，大概十幾平米就可以了，由一個老師教十個八個學生。

當時我參加了識字班，之後想考進當時的鏡湖小學，位置在現在的鏡湖醫院前那個孫中山雕像後面，那裡以前是一所古老大屋，就像國內的祠堂那種，但結果我考不上，因為當時我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好。

沒有書讀，唯有找過第二間。但我剛才所說什麼“婦女知識”的學校並不是指現在的婦聯，我猜那是以前一些較有文化的知識界的人，找個地方收一些學生來教他們。怎料背着書包，只上了兩天課，就沒有得上課了，因為沒有老師了。

最後，我記得受過最正規的教育，是在一所叫康公廟小學，上一至四年班。位置是現在康公廟的後面，現在還保留著。當時那一間小學也只開了四班，一至四年級各一班。

這所免費學校不是人人可以讀的，要透過當時康公廟值理會的人介紹，才能進去讀。當時我就經一些行家、我父親的親戚，向值理會的主持人介紹，才能入學，並不能隨意報讀，需要有身份、有辦法的人介紹才能夠讀的。

讀到四年級，由於澳門當時的環境不太好，工業等方面發展不好，家裡環境也有一定困難，也擔心能否繼續升學。當時另一間在爐石塘的同善堂小學，原本也只辦到四年級，但那年，剛巧它對外公佈，增加開辦五六年級的課程，所以又再次透過認識的人、值理會中較有名望的人推薦，我得以轉往同善堂小學，完成五六年級的課程，總算是小學畢業。

當時我年紀已經頗大了，有十四五歲了，是1951、1952年。

我當然想繼續升學，就算家庭環境困難都想。那時通過小學中一些知名人士推薦介紹下，我入讀孔教中學。

當時中學的收費一點也不便宜，學費要幾百元，原本因為負擔不起而不打算入讀，但結果學校允許我免費。很可惜即使免費，我也只能多讀一年，完成初一課程。

我記得澳門當時是因為中國剛剛解放之後，進行抗美援朝，因此美國對中國進行禁運，所以環境變得很困難，加上家中除了我之外，還有三個妹妹，之前應該還有兄弟的，但都沒有養大，到我懂事就只餘下四個了。由於父母要供養我們四兄妹已經很辛苦，雖然學費全免，但其他如文具紙張雜費等都不少，因此我經考慮後，放棄了學業。

木藝工會在1948年左右時開始辦學，在我上學那段時期未開始辦。後來我的兩個妹妹，一個比我小七年，一個比我小11年，她們就有入讀木藝工會的學校，我就沒有讀過。

不上學之後，我就開始幫忙家中的工作，學習一門技術。我父親以及他幾個兄弟亦是跟爺爺“學師”，差不多整個家族都是剫木，不過當時澳門環境相當差，各行各業都難以謀生。

我是跟父親，還有我叔父學師。當時我們這一行，個個都是以散工、自僱形式工作，並沒有企業化，只有當接到工程的時候才有工作，而我就學師，跟他們去工作。嚴格來說，不算是正式的投師學藝，只是不上學就跟去工作。

由於當時年輕人要學各種東西，就要過香港，澳門在那個年代，有百分之60以上的人，一出身就過去香港，香港的工作機會比較多，因此無論學師還是工作都會過去。我住的那一區之中，那些與我年紀差不多大的鄰居或朋友，一畢業就立即過香港發展的機率較高，因為澳門的出路始終比較少，加上缺乏信心。

當然，亦有很多行家去了外國，例如婆羅洲、地捫，以及星加坡等比較近的東南亞地區亦有不少人前往，他們一學完師就立即出發。

我沒有到香港學藝，只是想而已，一來父母不放心，二來也不一定有出路，因為需要經過別人的介紹。加上我們家在那個“圈”生活得還可以，所以就沒有立即過去。

直到1958、1959年，我才到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那段時期澳門有關工業的工作機會不多，剛巧那時有些香港的行家過來，問我要不要過去工作，適逢香港經濟起飛，大興土木。

我到香港的第一單工作就是參與興建“香港大會堂”。在那裡做了好一段時間，直到工作不能再繼續為止，因為這只是一份散工，並不是直接透過公司聘請的，而是由行家介紹入職的。

當時香港要找一些散工都比較困難，一些行家就會到澳門找工人，但由澳門過去的工人都很少長時間在同一地方任職，原因可能是工作比較辛苦，又或是工錢少的關係，而且當時香港的人力市場與澳門不同，因為香港的市場競爭就是哪裡工錢高就去哪裡工作。

1958年我們去香港，香港那邊會有人守着碼頭，但不是武裝警察，而是一些文裝的人，他們會問上岸的人的目的地和原因，如果聽見你是說廣東話以及口音比較純正的話就會放行，並且講明不是旅遊、是有事要辦；但一聽到是說普通話或是口音不正，又或是其他外省話，他們就不會放行，因為當時港英政府怕內地會有居民大量移民到香港。

當時香港碼頭有一種說法是“大聲鬧幫辦”。其實不是真正的“鬧”（罵的意思）幫辦，只是大聲回答幫辦的問題，所謂“幫辦”亦即是香港的高級警察，所以你只要會說廣東話就問題不大，批准上岸，當時香港方面顧慮很多，怕人大量湧入，又怕別人是特務之類。如果是從澳門過去的話，他們就會問你一些問題，例如：走上大三巴牌坊有幾多級樓梯？新馬路在什麼地方？新馬路有什麼特徵等，要你說出澳門的特點，來查明你是否真正的澳門人。

我記起來啦，當時我去香港也需要身份證。是去警察廳拿澳門身份證。過去香港要出示澳門身份證，因為我記得以前我們一班小學同學，十幾人，一畢業就到澳門警察廳排隊去拿身份證，警察廳就是現在司法警察局，即是龍嵩街那間舊式建築物那裡。

那時還沒有身份證科，是由警察廳直接發出的。那時我們小學畢業，有些人也差不多夠年紀可以去拿了，因為都比較大年紀才開始上學。他們一畢業大部分人想離開澳門，十個人有七個都跑去香港了，所以說當時澳門的生活是多麼艱難。

我本人由1955年左右加入木藝這一行業，就一直做到60多歲才退休，沒有做過第二行。

我們這一個行業很特別，以我本人的經歷而言，我在學師時期只學到了這一行業的一些入門技術，不是很精，然後就開始做木工，做了約20年的時間。之後就轉往“地盤”工作，在建築公司任職，工作內容就轉變為“平水”（即測量）、工程施工、材料管理以及工作人員的管理等，不再需要直接拿起工具操作、從事木工之類的勞動，工作生涯大概就這樣分為兩段。

我本人覺得，由於一個人的體力，如果從行業技術方面運作，人是不會捱很久的，難以長時間從事有關勞動性質的工作，大概由18歲做到40歲已經非常辛苦。我很佩服某些行家，他們可以做到80歲。以現在的標準而言，長時間從事這行業還比較容易，因為已經機械化、電力化，勞動有了很多輔助，但在我那個年代，樣樣都需要用工人的氣力去完成。

我做木工一段時間之後，就想嘗試建築行業中的其他範疇，因為建築行業就包括有木工、電工、油漆、泥水，但也只能邊做邊學，我那個時期沒有什麼進修，不像現在勞工處有開辦課程，我唯有在木工的基礎下，學習泥水、油漆、打鐵、電工，但也只是學其中的常識，要更高深的技術就要跟師傅學了，亦要研究地盤管理、施工方法，這些也學了好一段時間。

我的人生差不多分兩站，一站是木工，一站是建築，直至幫文根建築公司完成置地廣場的工程才退休。

我們這個行業最大的保障就是“社會保障基金”，建築公司在工人退休的時候，會根據勞工法規定補償，除此之外就沒有其他保障了。

不過我從建築行業退休之後，還有做其他職業，例如一些文職工作。

我是1978、1979年，40多歲了才結婚。因為沒錢嘛，又要四處走，去賺錢，學完師都已經20歲了，做了20多年工作才能結婚。

我有三個女兒，都出嫁了。總之我花了一生的勞力去供養她們讀完大學，就已經完成任務了。

我1958年就參加了木藝工會，因為我爺爺和父親都是工會會員，我的叔叔們也是。我跟他們學師時期，當工會辦什麼活動，我父親沒精神去的時候，他就叫我代表參加了。當時我讀完書沒多久就開始工作，再過一兩年之後我參加工會了，跟隨裡面的師傅。

我的工會證號碼是635號。我那張舊的身份證還在。

工會裡面有幾個福利組織，一個永壽堂、一個廣義堂，我只參加過這兩個，我記得我的祖輩有參加過一個叫學海堂的。

以前的工會之中組織比較分散，那些氏族鄉親，很重視你來自什麼區。以前廣東就有分四邑、五邑之類的。我聽一些前輩說，以前那些什麼堂，都是一班鄉里大家湊點錢就辦起來的。不過現在那些組織的資料都沒了。我有聽過後盾會，但我不知道它的性質。

我年輕那時，有中樂組、足球隊、乒乓球隊，我都有參加過，那時有什麼活動都去湊湊熱鬧。我只擅長打乒乓球。還有個象棋組，我就沒什麼耐性去下棋，看看就好。

參加師傅誕是一種最大的福利，有吃有喝的。一到農曆六月十三日，工會就會在會址那裡連續設宴三天，每天會有飯吃。一些工作人員朝晚都會回去吃飯，慶祝師傅誕。我們參加的時候，儀式的發展已經屬於比較後期了，聽說早期會舉辦得更加隆重，會在街上建一個舞台，在上面唱歌，有沒有做戲就不清楚了。因為那時我還小，還沒有入行，到我入行的時候就沒有啦。只有一些年輕一輩會演奏中樂、唱粵曲等。

我們當時有一班前輩很喜歡在工會裡自己煮食，師傅誕的飲食也是自己包辦的，有一隻很大的鑊，煮大鑊飯吃，又會動員工友去幫手買餸，之後就在工會那邊放些八仙枱就聚餐了。因為那個年代的澳門沒什麼酒樓的，飲食的行業也不多。當年也很興高采烈的，由工會裡面一路到街上都擺了宴席，足足有二三十桌，餸菜全是自己煮的。

後來負責的那班人年紀漸大以後，體力開始下降，難以繼續辦下去，年輕的又不願做，慢慢就變成向酒家訂到會慶祝師傅誕。慶祝期間的工作人員包括有主席、理事、組長，所謂組長即是各區的代表工人，他們都聚首一齊吃飯、做工作、慶師傅誕。

到了師傅正誕那天的晚上，全部會員都會參加，而且宴會不只吃一輪，由晚上六點開始會吃三輪飯，三兩圍輪流，吃完一圍又到一圍，那個場面在澳門屬於比較有氣氛的活動之一，亦受到當年的澳葡政府的重視，那些由西洋來的民政廳長等官員都會送牌匾、文件來祝賀。

我自小就經歷過帝國主義、日本的侵略等，感覺到國家不夠強大的話，就等於我們自己積弱。我的大半生都被那些我們口頭叫他們“西洋鬼”³的洋人統治，被他們所壓迫，因此養成了一種盡自己能力去參加有益公眾的活動的習慣。所以工會的活動都盡量參加，無論大小開會，能夠做到的都會做。包括國慶搭牌樓、糾察組織等。大概到1962、1963年之後，當時是跟隨一些老一輩師傅去的。

1966年的“一二．三事件”，我不單目睹了，還參加其中。活動是由工會領導的，事緣11月15日發生的氹仔事件，由於當時氹仔坊眾小學擴建，想整理好門面，把地方修理好，用來辦小學，但受到一班稽查人員以及武裝警察阻止，不合作就動用武力鎮壓。事件發生之後，全澳門各界都抗議，包括我們的工會。

我們不是遊行，各行各業一起開會，進行聲討及抗議，利用大小場合來進行集會、登報抗議，但澳葡政府依然毫不理睬。於是有些人才組織起來遊行到澳督府，當時是遊行到了正門，並不是去了龍嵩街那一邊，那裡四周都是海，就集合在澳督府對面的海邊。

我們要求見澳督，因為他不肯為事件負責及補償。當時集合的有工人、農民、學生，我就不大記得有否商界的人參加。還有其他行業都參加了，但最厲害的還是要數剛才提到那三個團體。

工人發起的行動就是每天都召集一批人遊行到澳督府抗議。記得那天早上（指12月3日）輪到我們工會去，當時我們在馮培副理事長帶領下前往，我也有份參與其中，遊行到澳督府宣讀聲明，之後就離開了。

到了當天下午學生請願時情況就不行了，政府出動了武裝鎮壓。其實上午的時候政府就想派遣武力了，但怕被人拍照，所以不敢實行。但下午由老師帶領學生前去的時候，政府就想驅趕學生，但學生們不願離開，就開始動用武力，結果就爆發了“一二．三事件”。

當事件發生之後，全澳各行各業以及普通居民都動員起來。那時政府看管不住，就開槍鎮壓，當時有一班人不服，就跑去警察廳進行抗議，原因是警察先動用武力打人，那時他們是駕車前往的，但到了警察廳前的斜坡就已經開槍了，之後就宣佈戒嚴。在戒嚴的期間都有幾個居民被打死。

那是因為政府打人之後，有很多人都受傷了，當時有些有車的人，包括一些出租車司機或是有買車的，都紛紛將傷者送去醫院，但通過這一過程就影響了很多市民的情緒，激起民憤，就發生了民政廳前面廣場的事件。

當時有很多人聚集在新馬路噴水池，即現在的郵政局前，那裡豎立着一個銅像，剛巧有輛貨車經過，就用貨車拖垮那個銅像了。把市政廳前的銅像破壞之後，聚集的人就打算去另一個有殖民地色彩的地方，於是就走到舊法院那裡，把門前的另一個石像也破壞掉，但這個石像就拖不動了，只好用硬物打爛它的鼻子及打斷它的手，就是那個歐維士像。第一，那個地方比較近政府總部，所以有人干涉；第二，那個石像我們一時三刻又拖不動。

當時澳門的“一哥”澳督不在，所以最受驚動的是暫時處理澳督職務的陸軍司令，就是因為他處事帶有軍人風格，市民不合作就進行逮捕，再不行就開槍鎮壓。

那時陸軍司令因為要暫時任職澳督，所以就坐車回澳督府，但被市民發現，就想抓住他，不過他運氣好，駕車的司機見勢頭不對就立即走人，結果讓他逃了，不然抓住了就更好看了。

不過真抓住他的話，不只是他慘，市民更慘，因為若果真的出了什麼事情，到時候軍人一定又開槍打人。據我所知，當時他立即就掉頭回加思欄，那個司令叫施維納……

其實不僅僅是因為這次的單一事件，而是加上歷久被壓制下的積怨，一下子爆發出來。

在經過反帝鬥爭勝利之後，人們變得雄心勃勃，加上祖國那邊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當時澳門的輿論都是想進步的。

要我說的話，“文化大革命”有它的好處，亦有壞處，我認為這是相輔相成的。

好處的一面，就是調動起我們那一輩文化水平較低、社會地位又不高的一群人那股積極向上流以及回報社會的雄心，因為祖國的領導人亦對此進行讚賞，令我們思想上等各方面更加雄心勃勃。

但另一面，當時沒有考慮到內地以及境外的文化標準以及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不同之處，造成不同的團體組織之間在思想、文化上進行鬥爭。人與人之間亦互看不順眼，認為只有自己的思想在進步，對方才是退步的一方，遇着意見不合的時候，大家都會各執己見，互不相讓。

當時我們工會，一些理事、幹事等，都去學習內地的文件或理論，好處是因此字也認識得多些，多了在人前發言的機會，亦有到內地參觀學習、受招待，我也參加了好幾次。例如去了廣州那個支港聯會，又有去過翠微跟從解放軍部隊學習，因此不多不少都有提高到眾人的思想認識，這對返回澳門之後發展群眾工作以及社交關係都有好處。

當時國內亦有人交代我們，我們學習到的知識不能照搬到澳門運用，最重要是靈活運用，適應文化差異、環境而定。但並不是所有人都這麼變通，有些人就是死板的照搬，令一些同事合不來。

另外有些人看到內地落後的地方，亦會表現出消極的一面，因為現實不如他們想象中美好，就放棄或不願參加工作。特別在港澳這兩個地方，由於經濟以及生活的關係，有些人需要經常到外國，又有些人會移民，這些都影響到地區的發展。例如在有些積極從事發展事務的人員，一句要到香港工作或是到外國去，就走了，就令原來的人員漸漸減少，培育人才方面又不能一下子跟上，所以就產生問題了。

“文革”對我們工會都有影響的，就是師傅廟魯班像被封了。當時有句口號“破四舊、立四新”，影響到我們會去想：“每年這麼辛苦辦師傅誕。到底師傅是不是真的這麼靈驗的？”就沒有想到師傅是一種文化根源，只想到它靈不靈。因此，變得少參拜師傅，漸漸在師傅誕的各類工作中都減省成本，記得有段時期在澳門的生活很困難，曾經有一次，我們索性取消師傅誕，用經費去辦其他活動。那時是因為觀念問題，大家都慢慢淡忘拜師傅這個傳統，最多就會偶爾上香，到後來才慢慢恢復，變得比較重視。

為什麼會“封板”，是為了利用師傅廟前那個空間，例如用來打乒乓球或其他活動，這是其一；其二是我們認為那裡的環境太舊了。當時我們在做國慶工作時，有些很大的木板，就用它們遮擋着師傅的雕像，然後在上面掛一幅巨大的毛主席頭像，那時很喜歡掛毛主席像嘛。每次到廟裡就只看到主席而看不到師傅，當時氣氛就是這樣。大概也維持了一段時間。開封的時候已經是80年代了，那裡有塊石碑是寫著1982年。我當負責人的時候已經重開了，封的時候是60年代，是封了好一段時間。由於澳門的生活環境開始好轉，最好的時期大概是1980年之後，澳門的地產等各方面都開始興旺，應該由1976年左右就開始興旺了，建築業或各行各業都是，一直旺到80年代，因此有班工友就湊錢將師傅廟裝修好，重新供奉起魯班師傅。師傅廟是裝修過一次的。

我有做過工會負責人的，大概1987年至1988年左右，當了兩屆。我們以前是一年一屆的，每年都會再選任負責人，不會一連當好幾年的，到了你沒時間的時候，就另一位工友上任。

當工會負責人主要是主持會務，包括每年常規性的活動。收行例，也是常規的會務之一，已經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了，並不是由我當工會負責人才開始的。大概由我阿爺那一代已經開始了。

工會有一條不成文的慣例，向社會收取這個行業的利益。而這只是由勞方及資方口頭承諾的，是一種非法律規定的行動。勞方幫資方工作，我們稱做了一個“硬件”，例如建了一棟大樓、做裝飾等，我們勞方就會向資方收取“例銀”。所謂“例銀”就是一些習慣的款項，以現在的說法有點像是佣金的性質。我完成了工作，資方就給佣金。這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歷史了，算起來沒有100也有80年。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例如我做了一道門，我就收一塊錢，做了十道就收十塊錢。當然，是指新做的。只會收新做好的那一次。

勞方工人們完成了工作後，向我們工會匯報，就由工會把帳記下來並集合，每年向資方拿一次“例銀”，例如公司今年的工程量是做了100道門，我們就收100塊，亦會清楚告訴資方工作的地點。以前的價錢是很小的，幾毛錢到幾分錢不等，後來發展到幾塊錢，即使一年下來資方要給的錢也很有限。

這傳統就一直在做，直到我主持會務時也有繼續，直到90年代才取消。我自己曾經做過，所以知道這工作其實很困難的。第一，社會的發展以及人事變動，第二，建築業後來逐漸在立法。因為以前沒有法例的時候，例如勞工保險，對工人的保障並不健全，因此工人要尋求自身利益，只可以靠自己想辦法，透過談判、鬥爭去獲取，因此收“例銀”是工會為工人向資方爭取福利。

另外為工人收取工傷賠償、保險等，又是另一份工作，我當時亦有參與。因為以前政府沒有規定工程要買保險，資方買不買，政府都不管的，不像現在，但凡大小工程都一定要買。所以當時有幾個有關建造的行業，一同組織了一個會——建造業工人福利會，即是現在的建造業總工會，為各地盤的工人爭取勞工保險，例如當初工人幫一間公司工作，資方每人每天要多付兩毛、四毛，慢慢積累了一筆錢就拿去保險公司投保。將來如果有工人出事，小的話我們會負責，大的話就由保險公司負責，我想這個行業最大的利益就是這種了。

當時我在工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為工人爭取利益了。方法就是派代表跟資方談判，要是肯賠償就沒事，曾經有公司不願賠償，我們就動員工人們暫停手上的工作，談妥了再開工。

亦算是罷工吧，但通常我們很少這麼直接，因為“罷工”是很嚴重的事情。建造業長期以來，勞資兩方出現什麼糾紛，工人就會向工會求助，工會就盡量以談判的方式解決，通常不會採取太激烈的行動。若果工會談判失敗，就會找工聯，再不行才交給政府解決，因為一下子就找政府的話，他們也不會理睬你的。以前澳門處於殖民管治，對於被壓迫，工會、行友都是感同身受的，所以相對會比較容易團結起來。

這班全是建造業的行家（圖15），包括了好幾行，裡面有當時主要的負責人，包括泥水、木藝、油漆、電業、造船等。當時建造有八行，還有木箱、鎅木、棚業，還有石藝，現在正式是有十行，第十行是鎚鐵。當初組織工會時只有幾行，還有幾行是後來加入。鎅木即是負責把一些木材切割成建築用的材料。已經足以形成一種行業。

我最有印象是由於當時年輕，當初踏入這個行業，成為“大工”，即是成為正式工人的意思。當時剛從香港工作完回到澳門，偶爾會跟一班比較年輕的工友一起活動，打打乒乓球、踢足球。有一次跟幾個年輕工友討論工人薪水過低這問題，當時我們薪水是四塊一天。但四塊這個數不是工會定的，原來工會規定是九塊一天的，地盤工散工的最低人工。

但由於當時澳門長期沒有事做，資方工程少，工作機會缺乏，工人有時為了爭取，就被資方把價錢壓低，技術比較好的就加一點，相反就減一點。有鑒於此，我們那一班年輕人就發起提議，要所有工人，包括散工的薪金全面恢復到九塊。就算恢復之後，依然難以應付社會的生活需求，只有幾塊怎麼養家？我們年輕還沒所謂，那時還沒成家立室。於是當時就集體向資方要求加薪，都有加過幾次，11塊、15塊、18塊那樣慢慢加上去。

我覺得當時辦這種事是最有勁的，因為可以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當時大家一下班就四處找工友，一起向資方提議。

這是1960年之後的事，1961、1962年。但有個先決條件，是當時澳門開始進行各類建設，工程量慢慢在增加，令生活環境有所好轉。

幾年之後，澳門環境又變得蕭條，薪金又回落到11元、最多15元左右。

但是增加人工，並不能只靠發起工人行動，還要跟資方談判的。資方是建築商會，就是現在的建築置業商會。每次大家都會根據社會經濟狀況、物價指數等，商討出一個較合理的價錢，“加三塊吧”，“不行，太厲害了，兩塊吧”，“加五塊吧”，“不，五塊太多了，加三塊吧”，就是這樣談，一路把人工加上去。

當時做工會理事，都要經常跟資方代表打交道的。

那時還沒有建造業總工會，就主要由木藝、泥水、油漆這幾個行業找代表與資方談判，逐漸把人工提高。

當時薪水太低，也是造成澳門工人大量外流的原因之一，因為根本連養家都做不到，要供兒女讀書就更難了，當時在私立學校四五十塊一年的學費都交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