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煜出生在抗日前的澳門，人們過着清貧困苦的生活，孩子們讀書的機會不多，都是從小跑來跑去的玩耍打鬧。戴煜的父母生活非常困苦，所以他從小就幫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戴煜9歲的時候，他的父母將他送到石敢當附近的免費學校學習文化，當時的所謂學校，其實教授的知識相當有限，算術課程是一些簡單的加減乘除，而中文每天只是學習認字，諸如“早晨”、“我上學”和學習寫自己的名字之類。就這樣讀了4年書，收穫不是太大，戴煜決心轉學到鏡湖醫學院學醫。但就在這時，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封鎖澳門，整個澳門陷入恐慌之中，學校停課，工廠關門，戴煜也就失去了繼續讀書的機會。

當時澳門的長安街，是一個簡陋的瓜菜街市，澳門貧民多數來這裏購買很便宜的瓜菜，也有魚、肉之類，但是無論是賣的人還是買的人都很少。這是因為窮，吃不起這些東西。戴煜回憶說，也有灌熱水的地方，因為昔日澳門根本沒有自來水，一切的水源都是依靠井水，而當時專門有人就將井水燒開，然後賣給那些需要的街坊。價錢當然便宜得很，只要兩個仙就能慢慢的灌一大壺的熱水。

戴煜當年就和幾個小夥伴一起，買水後跑到內港碼頭或者港澳碼頭附近去賣。當時這些地方有很多背包的苦力，專門負責從船上扛一些貨物到碼頭，屬於重體力工作，非常辛苦。他們工作之後，就會買水喝。而戴煜就是看准了這個機會，賣水給這些碼頭苦力，每碗可以賣1仙，一大壺水可以分裝成10多碗，這樣每跑一次碼頭，就能賺大概1毛錢。每天可以跑三四次，這樣每天就有幾毛錢的收入貼補家用。

除此之外，戴煜為了生存，也曾經和小夥伴們一起，每天淩晨時分，在天還是黑的時候就出門去拾荒。當時的長安街街市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垃圾站，戴煜和他的朋友就是跑到那裏拾荒，所謂拾荒，其實就是去拾那些賣瓜菜的攤販扔掉不要的瓜菜，比如有時候會撿到姜、蒜頭之類。戴煜說，運氣好的時候還有包成一包，用報紙包起來的牛雜。所以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跑出去，是因為天一亮，就有很多成年人，由於生活所困，也會被迫來到這裏拾荒，找尋可以吃的東西。

如今我們聽到這些故事，心裏不由得生起悲涼的感覺。這種我們如今看上很悲慘的事情，就是戴煜他們年幼時生活的必需，他們拿這些撿回來的瓜菜回家吃，有的時候還會擺在門口賣，把撿來的瓜菜分成幾份，每份1仙，賺到的錢都拿來貼補家用。如此，在那個如此困苦的年代，才能勉強維持生計。

後來戴煜大了一些，在他15歲那年，鄰居街坊開了一間賣豬腸粉的店舖，找到戴煜幫忙做生意。戴煜就去負責磨米，說是磨米，實際上整間店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去幫忙。磨米、洗水缸、倒髒水、清潔店舖、送貨等等，戴煜都曾經做過。工作之餘，只可吃做豬腸粉剩下的碎米粥和碎米湯。不是戴煜的街坊鄰居故意刻薄他，而是在當時的澳門，能夠吃到一口碎米粥已經是實屬不易了。戴煜如今回憶起事情，還感慨如果當年沒有街坊的幫助，給了他一份這樣的工作，可能在當時的大饑荒中，他已經餓死街頭也說不定了。

後來由於澳門的生活水平進一步惡化，街坊的豬腸粉生意也維持不下去了，戴煜也失去了這份工作，好心的街坊把他介紹到一家在青草街的白粥店，由於當時青草街算是澳門的旺區，所以生意多少也會好一些，有一些為了躲避戰亂的香港、廣東富商逃難到了澳門，當時也多住在附近一帶。所以這裏的條件，相比之前來說是好了很多，不但保證食宿，每個月還有3塊錢的工錢，這在當時也算是很優越的條件了。就這樣，戴煜在白粥店做了近兩年，其中還轉到漁翁街和營地大街的其他白粥店幫忙。

後來他等到了一個好機會，讓他能夠學到一門手藝，也是他終身賴以為生的行業：澳門下環街，有一間店舖叫史記，是當年比較大型的一家做鞋的店舖，正要招收一批學徒。戴煜興奮的去報名，也真的收了他做學徒，當時的學徒包食宿，也有少量的工錢，基本能夠保證生活。就這樣，戴煜學了3年做鞋。就在他學成出師，打算大展拳腳的時候，卻由於澳門沒有那麼多的鞋店，也就沒有那麼多的工作能夠提供給鞋匠學徒，所以戴煜只好再尋找其他的謀生出路。

他想到了去做“單車仔”。

在澳門還沒有的士和三輪車時，運輸業只能靠“11”號車，即步行，或者搭乘由“單車仔”騎乘的單車。“單車仔”是指以駕駛單車載人的苦力，當年在三輪車還沒有出現的時候紅極一時，戴煜也是“單車仔”的一員。他還記得每次運一位客人，不論路途遠近，都是兩毛錢，最多的時候每天大概有10多位客人，這樣每天就大概有幾塊錢的收入。

可是戴煜還是覺得空學了一身造鞋的本領，沒有發揮的地方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1952年的時候，他就毅然登上了去香港的渡船，打算到香港找工作。結果到香港後，他發現由於大批澳門移民和內地移民的湧入，香港也出現了工作飽和的現象。戴煜回憶說，當年僅僅是澳門就有大概近3万人到香港工作。由於他在香港沒有關係，也沒有親戚朋友，舉目無親，只好暫時在工地打工，做了幾個月的泥水工後，發現還是沒有合適的工作。後來他回到了澳門，找到了當年學徒時候的兄弟介紹工作，終於在一家皮鞋廠找到一份工，開始了鞋匠的工作。

過了幾年之後，戴煜發現，鞋廠有很多不要的廢皮碎，是製作皮鞋面的餘料。這些廢皮碎平時會批發給外人，每斤5毛錢。戴煜細心地發現，這些廢皮碎有很多還是可以用來造鞋跟的，於是打算自己收購這些廢皮碎來加工造皮鞋。由於和工廠的老闆、總管都是兄弟，所以他可以在廢皮碎堆裏隨便挑選那些還很大張的材料，然後以5毛錢一斤的價格買回家來做鞋跟，而皮鞋頭所需要的大張皮料就到香港取貨。戴煜到香港的深水涉，親自購買許多皮料和鞋底回澳，當時的船票非常便宜，但是碼頭的搬貨苦力要價卻很高，通常要2元搬一次，所以戴煜就自己親手搬貨上下船，然後租用三輪車運回家造鞋。他的皮鞋利用了工廠的廢皮碎，所以成本比較低，加上他當時自己製作的是一般工廠都沒有生產的中筒鞋，很受香港和澳門的工人歡迎。所以戴煜很快就把生意做大了，每隔一段時間就寄幾百雙鞋到香港賣，一雙中筒鞋可以賣6元，成本卻只需要三四元，戴煜就是抓住這個差價，賺到了第一桶金，並從此專注造鞋事業，直到退休。

綜觀戴煜的前半生，都是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艱難度過，但是他依然能在困苦的生活中堅持下去，並且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始終用一種樂觀的精神面對。這也就是他為甚麼能夠在如今開心的安享晚年。這或許，也就是對他前半生的一種補償吧。看着滿堂兒女，幸福的退休生活，如今的戴煜，也許忘卻了早年困苦生活的一些細節，但是畢竟還是有一些他們這一代人的集體回憶。所有這些，是他們，也是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