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黃慶鏘，1944年出生於澳門，原籍廣州。我的父親因當時日本侵華，一個人從廣州走難到澳門，從事小販行業。在澳門扎根後，他和我母親結了婚。我出生的那個時代，澳門接近和平穩定，雖然環境很差，但是正慢慢向好的方面發展。我們家原本住在澳門的新橋區。當時從事小販的父親和一名朋友合作做醬油，自己做自己賣，靠這個維生。我從小就在父親的薰陶下，日日夜夜做醬油。做醬油的過程需要下很多的功夫，賣出去後，同樣都需要下很多功夫，那個年代，會回收醬油的空瓶子，我們會把空瓶子清洗後再放入新的醬油，重新包裝拿出去賣。在一個這樣的家庭生活，一定是每個人都要動手工作的。

我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我是大哥。我父親很努力工作，盡力讓我們可以去讀書，我讀到初中三年級，算是比較幸運了。到後期環境漸漸變好，我的弟弟就可以讀書讀長一點時間。

我最先讀的那間學校，名叫“行易小學”，在當時都屬於新橋區，等於現在的渡船巷，渡船巷和墨山巷交界的地方。當我準備升上中學的時候，行易小學就把我作為保送生，把我保送去了中德中學。當時的中德中學在西灣的山水園，西灣安記旁邊有一條巷，一路有一條斜路上去，好像叫燒灰爐，燒灰爐上到頂，就有一間中德學校，在斜對面，山水圍有一個平台，以前是一個籃球場，我們可以在那兒活動。當時有張鐵君，是澳門童子軍的總教練。

我讀了一個學期，覺得這間學校不行，當時學校經常出現一個情況：老師說有事，這一堂不上了，叫我們自修，或者叫我們去體育場活動！我們讀了一個學期後，我想轉學去粵華，回家後，就求我父親讓我轉學。那個時候轉學可“犀利”了，我記得當時都要120元學費！但父親都支持我轉學去讀書，所以我下半個學期就轉到了粵華當插班生。

我的學習就追得很辛苦，特別是在英文科，因為粵華中學的英文水平相對較深，其他科目在澳門來說也有一定水平。也因為捱得辛苦的關係，所以學習上成績就跟不上了。最後都叫做讀了三年，父親實在負擔太大了，在中學三年級就停學了。

不讀書了，在家中幫父親做醬油，肯定有很多功夫要做，主要是要靠日頭曬，因為我們真正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去做醬油、洗黃豆、去浸，去曬。

但是漸漸地，由於周邊環境的發展，起屋，就遮了我們的陽光。

我們住的地方在新橋的何光來巷白灰里，那個時候還未有發展，有一大片空地，我們自己有一幅地可以去曬醬油。後期聖家學校建校舍，對我們有影響，我就覺得做醬油的發展前景不太好。

我有個舅父，我的阿公和舅父都是做建築的，又做木工的，我想，既然得閒，不如去學一門手藝啦，所以我就進入了木行。那時候我應該是十五六歲了。

我學藝的時候，當時的功夫基本上都在做樓宇維修，涉及的方面就比較雜，有油漆的功夫要做，有泥水的功夫要做，又有木的功夫要做。從另一個角度說，就變了在建築方面來說是全行啦。整個建築裡的功夫——三行（剫木、油漆、泥水），基本上我全都做過了。那時候分工沒有這麼細，就算是門框、窗框，即使是對外的部份，都是木做的，鐵工相對很少。真正剫木、油漆、泥水三行你都會了，整座建築物都可以做了。當然泥水方面會分得再細點的工程，手藝上有這一行獨特的地方，比如有蓋瓦頂，就不是懂一門手藝就可以的，要在過程中慢慢學習。當時有很多的樓宇都是金字瓦頂的。

在澳門的60年代，房屋大多是兩層，三層都很少了。因為水泥比較普遍，就出現了一種情況，前面的瓦頂因政府的管制，不可以改，於是將後面的瓦頂拆了、弄平，把那個瓦嘴的低位造平，成一個平面，再砌磚上去，就有一層較高的屋頂，都是木的架構，但在那個面砌階磚，多了一個天台可以使用。

慢慢隨經濟的發展，有些人有條件了，可以改的就改。我們就是這一類的工程做得比較多。等到我二十一二歲學徒出師，自己出來做的時候，我的工資是七元一天，屬於散工，當時我和早期的工友的情況不同，他們是直接入行做傢俬的，我不是，我學得比較雜，是跟師傅學建築，因為是上門而不是在工場工作，所以就比較雜，造就了我日後在建築方面變得更“通識”一些。

就這樣在木工方面做了一段時間後，應該是到1966年“一二．三事件”前，我在1965年加入了上架木藝工會。當時是我的舅父給我介紹的，他們說，既然你做了這一行，那就入會啦。

到1967年，“一二．三事件”期間，當時整個社會中，我們都算是年輕人啦，在社會認知方面都是有一個提升的，我們都知道了不能只是埋頭埋腦做自己的事。這個社會，有些事我們都應該參與。我記得在最初的時候，因為“一二．三”的勝利，人們就舉辦慶祝活動，慶祝國慶，會弄好多的佈置，當時我們作為木工，這方面是我們最擅長的，所以就自告奮勇去幫人做義務工作，比如有街坊組織想做“慶祝國慶”四個大字，我們就講，“得啦！我們幫你搞掂！”

“慶祝國慶”這四個字，要如何放大呢？去哪裡整個字樣出來呢？光這樣做又不行！當時就有一種叫做“放大尺”，抓住字樣，放大尺有枝針，用那枝針跟住字樣去行走，那個字就會放大啦。通過這樣的形式，就做了出來，出來後會有一些變形，就要自己再把它修好。當時這些就叫做義務工作，不會太計較。後期我們採用“打格”的方法，就不用放大尺了。

到後來工會都有這類型的文體活動，我就回去參與。在“一二．三事件”後，整個澳門的愛國熱潮提升，當時有很多年輕人參與愛國團體活動。有很多社團去組織一些文體活動，特別是受到內地的“文化大革命”影響，初期就唱一些愛國歌曲，年輕人就一起唱歌，演活報劇這樣。當時我們工會比較着重宣傳，組織了很多自己的宣傳隊，當時我記得，僅是在工人的範疇內都有成15支宣傳隊。除了工聯，社會上其他界別都有宣傳隊，都有自己的文藝隊伍。

宣傳隊再進一步，就形成了比較專一的文藝隊伍，所以當時的文體活動是非常活躍的。當時我們比較年輕嘛，就增加了對這方面的興趣，又很熱情。有人叫我們，“去做一下這個啦”，我們就會答應，“試下去做啦”，包括唱一下歌曲，跳一下舞蹈，或是做一下話劇呀，甚至是做粵劇等，我們都參與。

除了參與一些台前的活動，當時如果你達到一定的要求，就可在舞台演出。舞台演出，由於我們本身是做木的，就變了在這方面有專長，很自然就會找我們去做後台，很多事要顧及，如燈光、佈景，臨時的道具等，一個戲劇是包括了很多東西的，我們都有份參與。

這個時段都維持得比較長，一直到一九七幾年，十幾年的時間，除了工作，我整個時間都搭在這方面。那個時候應該算是活躍啦，當時最興旺的就是“樣板戲”，我們移植了粵劇《沙家浜》，我曾經參演過郭建光的角色。

除了有一些文藝參與，還有很多對社區的服務，我們都有參與的。最記得就是當時的木屋大火。青洲啊，林茂塘啊，我們直接參與救火，當時年輕人就是這樣熱情，澳門哪一個社區有事，另一社區的人就會出來支援。因為“一二．三事件”後，澳葡政府就“放軟手腳”，不管不理，社會秩序就逐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很多時候就是靠社團自發組織，有看更啦，有救火隊啦，等等，去維護社區秩序。

在當時，不管是工人也好，還是什麼身份也好，只要是一有事情發生，一“吹響”有事情發生，大家都要放下手頭上的事參加幫忙，所以我直接參與的都有青洲、林茂塘的兩次火災救火，托水喉，或是拆火路，所謂“拆火路”就是防止火種燒過來。

還有打颱風的時候，打風要防風，都要動用大家的力量。我記得那時候在林茂塘木屋區，有一些自己有能力的人，就會釘實門窗，其中有一個老婆婆，不能動又不能食，就一個人呆在屋中，幸好有人巡邏到那兒，發現這個情況，就幫助這位婆婆做好防風的事，找一些食物給這位婆婆。

這些事，人家不去幫，誰去幫？就是這樣。當時就在做這些事的過程中，自己也受到教育，增加了大家服務基層人士的熱誠。

“一二．三事件”後，工程就變得比較淡。但適逢有個機會，我有個姨丈在媽閣塘，即是在政府船塢，是他負責的。當時由於娛樂公司發展碼頭，要開展水翼船，就要做一些躉船，給水翼船泊埋岸的。水翼船係噴射船前期的船。

當時要做一些大型的碼頭躉，用來讓船泊進來，就找政府船塢去做。政府船塢有造船的工人，有造鐵的工人，但躉船造好後的那個上蓋，圍身的那些裝修，船的工人是不做的。所以我姨丈需要請一些工人來做那些碼頭躉船，我就進去幫他做這些工作，並且召集了工會裡其他一些工友進去做。做了有三年以上，做完一隻又一隻，在船上做木工都需要有一段時間。

後來由於要開發工人球場，原有的工人球場要擴大，那個工程是屬於我們工人自己的，我就跟隨我們會裡的一些工友，在工人球場開展建築測量。這些已經不單是做本身的剫木、泥水、油漆了，主要做建築的管理，就在那時開始，我慢慢地學做建築管理。當時叫做建築業裡的墨線¹工作，由於我本身就有建築業的基礎，所以除了做墨線工作外，還負責管理、協調各項工程，全都做了。

第一次擴大的時候，測量方面我就參與，做周邊的圍牆，把一個足球場擴大成兩個小球場，完成後就輪到去回力球場做，那時開始做測量了，做墨線，還有做地基、打樁。打樁還未完成，由於工人球場有第二次擴建工程，原有一起做測量的同事就留在回力，我就調回去工人球場，專門做工人球場範疇內的工作，起一些茶水部、餐廳屋，再進而起一座兩層高的乒乓球室，就這樣一路慢慢做起來。

後來還做過勞工子弟學校的工程、工人醫療所的工程，工人康樂館的工程等等。到70年代初期就告一段落，我才再出來，在建築公司內的工程部工作。我們同公司打工，仍是屬於散工，當時的制度就是這樣，建造業為了避免長工的負擔，連我們做管理的，都是屬於散工。我去的是大發公司，工人勞工子弟學校在筷子基尾那邊要起多一所中學，政府批准了大發建九座樓，其中工人子弟學校承擔了最尾的一幅，近青洲尾那裡，即現在勞校的那個地址。我恰好那時空閒，在大發公司的工友就說，“既然你有空閒時間，不如就去幫我一起做那個工程啦”。就這樣，我就參與了這項工程。

勞校起得差不多了，由於當時經濟又暢旺了，建造業也發展，原先那間公司發展的商業樓宇又再起了。那個時候我在公司工作，他看到你工作的情況，所以就說“不如你去幫手做一座啦”。就在差不多做好時，南光碼頭又發展，要起一個大的冷房，整座建築都是冷房，又調了我去，所以在北泰做了一段時間。

這樣計算起來，都到了1978年左右。南光碼頭那邊除了發展冷藏倉庫外，還發展乾倉，比冷房還要大一倍，當時判給香港的建築公司承建，在澳門本地就形成了建築技術出現競爭的現象。實質上，我們機械化的程度不及香港般現代化，所以在進度上和工作量上都追不上香港的速度，但在質素方面，由於我們管理得比較“貼”，我們會根據實際環境不斷想很多方法，所以做出來的質素，相對是不低於香港的。在業主方面，南光都覺得我們是有優點的。

當時由於經濟發展，香港有很多人過來澳門設廠，包括製衣廠等，有一個叫精藝皮革廠，是香港過來澳門投資的。這家工廠在台山尾批了一幅好大的土地，用來起皮革廠。是香港的投資，所以自然就找香港的建造公司。由於起乾倉的那間建造公司是香港來澳門的第一間，因利乘便，就又承接了這個皮革廠的工程。在這個過程中，因為這兩間公司都是愛國團體，本身都有溝通，想要提高質量，香港過來，始終都需要本地人的協助，所以就邀請我參與他們的公司工作。所以從那時候起，我就轉到了一家香港公司，在澳門起精藝皮革廠。大約是1979年。

精藝皮革廠一年多起好後，這間香港公司內部進行分拆，在澳門落腳，分拆成兩家公司，其中一家文新建築公司就邀我去工作，開始起一些高層（建築物）。第一宗高層工程就是東望洋大廈，即現在東望洋新街那邊，一做就做了十多年。

90年代後，由於工程行業相對比較旺，我的一些朋友，包括工程師和有實力的判頭就說：“不如我們一起合作，開始做下啦。”就這樣，就組成了一家公司，自己做了。其實我一樣做一份工而已。不過就是幾個人一起組成一家公司。現在可以叫股東，但實質上就是打自己的工，自己做。

到後期，由於經濟環境轉變，工程行業相對淡了一些。我們由於一直都想有一個自己的品牌，不想做差，就要有一定的質素我們才會去做，可是因為工程比較淡，一有工程，就會有很多人去搶；一搶，就會降低價格；因應價格低的關係，用的材料都會變低，所以做出來的質素又會變低。我們不想這樣，所以就說：不如我們暫時拆夥，等未來有條件時再一起合作。所以我們就是這樣，一起組合了一家公司，做了三四年後就散了，就這樣。

公司散了以後，自己還有能力做的，那時候正好有機場酒店——中國大酒店要打地基，我的朋友接了這項工程，就說：“正好，不如你過來幫我手跟這個工程啦。”我就又做了這個地基工程。那個時候的地基是做沉箱。做好了這個工程後，又轉了去科藝裝飾工程有限公司，負責整個公司的工程管理。

就這樣，又十多年了，已經到了21世紀了。2006年還是2007年，我就退休了。我的木工與管理工作，做了有50年啦，見證了澳門一座一座樓宇的發展、一項一項工程的完工。從起一些很低層的屋，一路發展到現在起高層的大廈。這些都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的不同需求。有這樣的客觀環境，才有條件可以讓你成長的。

我60年代就參加了工會，但由於我主要是參與文藝那一邊，工會會務參與得比較少。後來應該是我去科藝公司之後，有了更多自主的時間，因為在之前，就算我們去合股做工程也好，因為我要對那些股東們負責，工作是無時無刻的，不是說八個小時就可以，整個人的精神就沒有可能去關顧到其他，有一段時間連文藝活動我都沒有參與了。後期去到科藝，整個工程的事都是自主管理，我可以空出一些時間，回來參與會的工作。在那個時候開始，應該是一九九幾年了，我就回去加入會務工作，2004年左右，我擔任上架木藝工會理事長。

當我參與木藝會務工作的時候，木藝就是建造業總工會的其中一個成員，我就被派出去參與建造業總工會的工作，最初就作為理事，後期就當上了副理事長，之後當了副會長。

上架木藝工會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現在我們工會有會員900多人，以前呢，我現在翻查那些資料看，就看那些會員的編碼，都有3,000多個。如果說上架行會館²一路成立以來會員的數目，應該超過五六千人的。因為以前有永壽堂呀、廣義堂、同志堂、學海堂、後盾會等。這些會，有些是中途就停了，一直延續下來的，有廣義堂和永壽堂。

說到行例，應該要追溯到1900年，當時由上架行會館和建築行商號共同訂立，形成行規，每年收取一次，一般為農曆六月十三日師傅誕的時間。“行例”的用途主要是供奉魯班廟的運作經費和相關建築工人的福利，計算方法是以每一項工程裡面，例如造了一隻窗，或者造一條樓梯、造一扇門，每一件多少金額作為計算。行例最興旺的時候，因為有146個地盤同時興建，蔡生（蔡文輝）³直接去到地盤收行例，數目很可觀。

行例運行了七八十年，直到近幾十年，由於行例沒有政府正式立例來簽認，只是由上架行會館和建築公司大家的互信而訂立，到後來這些傳統的公司很多已經不存在，一部分子承父業的，由年輕一輩當家，他們認為已經沒有這個必要；又有新興的公司不承認你的行例，從而令收取行例出現困難。

雖然我們在早期訂立行例的時候有官方的承認，但那個年代和現在的年代相差了很遠，是在一九三幾年的時候。所以從行例看，也看到了上架行會館在那個時候應該是最有權威性的。隨年代的不同，服務和環境也有了不同。

大約到了80年代、90年代以後，開始取消行例，一些傳統老公司、友好公司會在師傅誕時自願認捐“香油金”。直到今天，我們都有收取，但現在的公司已經很少，只有十多間。

現在通過對歷史的整理，其實我們都感到，一個行會，能夠存在170多年，一定有它能生存的要素。雖有不同內容的變化，其實它是一直為業內的工友服務，只要能夠服務，就可以一直服務下來。

工會能留存至今，能夠有經濟方面的援助，其實就是因為前輩有一些物業留下來。前輩他們比較有遠見，購買了一些物業，通過這些物業去維持會員的福利。但隨年代的發展，物業都變得古舊，來到我們這一代，如何能夠把這些已經相對變得殘舊甚至是危樓的房產再生呢？我們就需要處理好這些問題。

我們的行業發展到現在，真的各方面的工作環境都在收縮。你看，木工相對在建築房屋上用得少了。以前就說窗可以收多少行例，門可以收多少行例，但現在窗都沒有了！不再屬於你的工作範疇了，不要說行例停了，簡直是連工作的機會都沒有了。所以隨著行業收縮，再加上技術的發展，我們這一代都是曾經拿着這些工具謀生的，現在呢，都不是了。工具都是電動了，誰還用錘子釘釘打打啊？

就在幾十年之間，發展變化太大了，行業差不多就消失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覺得，既然我們在這個行業謀生了這麼長時間，這些木工工具是有歷史價值，有實際的技術價值的，這些工具不是由我們發明出來的，而是沿用了2,000多年。

既然我們是奉魯班先師作為我們的祖師，為什麼我們不把他傳下來的東西繼續傳下去，讓別人知道呢？我們一路做下來，現在做到沒有得做了，你不持續的話，就會消失了嘛！所以我們就考慮做個“魯班木工藝陳列館”，借用現有的會館，趁着我們這一代還有人認識，還有這些東西在，我們要把它們傳下去。所以我就通過很多工友，收集他們自己用過的工具，收集回來後正在整理，又要有步驟，又要有特點，這樣子去展示出來。我們現在已經籌劃了整個的計劃，有了內容的編排，文化局也支援我們的建設，現在就由他們參與設計，因為他們已經做過很多展館，並且有他們的專業水準。

我們還希望政府有資源去資助，令到魯班先師的工藝，真正可以流傳下去，讓人們可以認識它。再加上我們的地點在澳門旅遊區中的一個重點，因為前面是德成按。德成按再行過來一點就是同善堂，再行多幾步，就是我們的會館了。如果我們能夠豐富展覽內容，做好設計，可能未來是會成為澳門歷史的一個小部份。

很希望能夠真正做成事，我們這一代應該做些事情，在今天這樣的時代，不讓上架行會館失去其歷史價值。

父親幫我起的名字叫黃錦錕，認識我的人都只認識黃錦錕的。黃慶鏘這個名字的由來，要從早年的開筆先生說起了。我們讀書的那個年代，入學時就會有個開筆先生，是我父親做足這些功夫，他請來了一位開筆先生幫我“開筆”。開筆先生一定會幫你開一個筆名，筆名就是入學的名。所以我在學校，一直用名就是黃慶鏘。

到了中學的時候，我已經大個啦，就和同學們一起去龍嵩街⁴拿身份證。那時雖然身份證不是經常用到，但符合時代潮流發展，每個人應該要有自己的身份證，所以我們也去弄身份證。由於讀書的關係，我們的身份證自然就用了書名，就用了黃慶鏘這個名字。

這個書名，除了真是過香港，或是有需要用到身份證的時候才會用到，平時基本上都沒有用，因為我們一離開了學校就不會用了，所以我都是用黃錦錕這個名字。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甚至回內地，我們憑工會的會員證就可以回去，我工會會籍是寫“黃錦錕”。我可以用會員證回國內，去任何一個地方也可以，只要不出國。到了在工會參與活動的時候，有時需要參與政府事務，不得不用身份證，一拿身份證出來時，就會發現名字不一樣，就唯有再用“黃慶鏘”。所以有時候都會有混淆的情況出現，有時讀個名出來，大家會說，“嗯，誰呀？”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