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秀蘭於吉隆坡出生，今年已過80歲，家庭主要靠做生意維持生活。許秀蘭回憶，她母親是一個很有本事的女子，領悟能力很高，身懷各種技能，樣樣皆能，憑着一身本領維持整個家的生計是綽綽有餘的。正因如此，許秀蘭的童年生活雖然稱不上是很富足，但從未捱餓，相對於當時其他華人，她的生活已經是比較好了。

在求學時期，許秀蘭的學業成績名列前矛，全班考第二名。然而，她母親偶爾需要上礦山工作，所以她求學時期，讀書都是斷斷續續的，沒有一氣呵成，有時甚至被迫要終止學業。小時候，她並沒有特別的玩意或其他玩具，只有少量的書，所以從小就養成閱讀的習慣，後來來澳後更加進入星光書店工作，可謂與書結下不解之緣。時至今日，她仍有閱讀的習慣，家裏收藏了不少書籍。

在中國抗日戰期間，許秀蘭仍然住在緬甸的時候，緬甸商人展出大量南京大屠殺的圖片，激發起不少身在異國的華僑與生俱來的愛國情緒，掀起一股愛國浪潮。許秀蘭說，那時候很多華人組織起來，成群結隊到處為國家籌款，希望為國家盡一分力。當時許秀蘭只有十多歲，把一切看在眼內，心裏暗暗深受感動，心繫祖國，就決意加入籌款大軍的行列，更成為其中一群青年人的小組長，到賭場門口、電車上籌款。許秀蘭憶述起當時的情況，往事仍然歷歷在目，一一在腦海浮現。當時身為小組長的她年紀小小，比當年在場的每一個青年人都要勇敢，竟然主動發起闖入賭場籌款的行動，結果只有她一個女性膽敢進去，還喊出即使有一個人不肯捐都誓不罷休的“狂言”！這些都是許秀蘭少年時代的往事。

日本投降後，許秀蘭一家回到祖國，在鄉村生活。那時的許秀蘭已經結婚了，並誕下兒女，可惜當時中國尚未完全和平，外戰雖息，內戰又起，人民過着居無定所的生活。這種情況下，許秀蘭最後遷到澳門安定下來。

許秀蘭在澳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光書店售賣教科書，這份工作講求效率，絕不可以怠慢。許秀蘭總是賣力推銷，教科書銷路很好，差不多全部賣光了，想起這些經歷，許秀蘭津津樂道起來。

後來，許秀蘭在永樂戲院當售票員，這是她在澳門的第二份工作，也是最後一份工作，因為她在永樂戲院一做就是35年。當然，當中不乏難忘的回憶及經驗，其中最轟動的事，莫過於戲院上演一套叫做“團結起來到明天”的戲。許秀蘭回憶說，當時葡國士兵對那些充滿愛國主義思想的戲很反感，甚至派人包圍戲院，與觀眾發生衝突，經理見事態嚴重，把員工都送走了。但許秀蘭認為大家應該共同進退，所以後來折返戲院。

許秀蘭很有助人為樂的精神，但每到工作時，又會很為公司着想。以她過往在戲院售票為例，見很多小朋友沒錢買票入戲院看戲，為了不違背公司利益，而又能幫助那些小朋友，她只好從自己口袋裏掏錢出來，給不夠錢買戲票的小朋友補足差價。

當時永樂戲院的經理住在新橋，積極參與坊會的工作，許秀蘭也跟隨他加入坊會，服務社區。然而就在加入坊會不久，許秀蘭就搬離新橋，但因工作仍在新橋，加上與新橋坊眾已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使她一直沒有離開新橋坊會。如今遷離新橋雖然已經有20年了，但她仍經常回坊會，服務坊眾。

在新橋坊會的義務工作中，許秀蘭有不少談判的經驗。許秀蘭說，除了街坊之間有不少利益衝突需要解決之外，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會隨時發生，當中最特殊的一次談判可算是黑社會紛爭。新橋坊會和他們當然沒有任何關係，只是因為他們在債務上有問題解決不了，需要借助坊會的力量來調停。由於坊會往往有強大的群眾力量，而許秀蘭有勇有謀，以理服人，所以最後把事件平息了。這是許秀蘭在多年坊會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一件事。

在新橋街坊會的義工生涯中，許秀蘭有三次有驚無險的救人經歷。提起這些事件，許秀蘭猶有餘悸：三件事情起源於三個不同背景的精神病患者，每次她到達現場才知道事態嚴重，有一個更手持武器，當時大家都沒有辦法，許秀蘭惟有耐心地勸導，幸好最後關頭都能化險為夷。

街坊會向來重視社區的衛生工作，許秀蘭時常和一大群義工到新橋區的大街小巷清潔。他們一絲不苟，把那些小巷清潔得很乾淨，這樣的行動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為附近居民往往會因為他們的無私工作而受到感動，比以前更自覺保持社區的清潔和衛生。

新橋區向來水浸嚴重，許秀蘭記得，有一次突如其來刮起颱風，水浸隨即出現，許多獨居長者被困家中，處境危險。這時，不少新橋青年人當晚不眠不休，幫忙搶救老人家脫險，使許多長者脫離危險，財產得以保存下來。許秀蘭談起這些往事，對這些新橋年青人的欣賞之情溢於言表，對於坊會將來的發展十分有信心。

假如沒有今次口述訪談，許秀蘭所做的，可能以後不再會有人知曉，所有的歷史片斷也勢將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