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聚出生在中藥世家，在舊社會的時候，醫生這個職業還是很受到大家尊重的，因為舊時代的醫學技術雖然有限，民眾的衛生防疫意識也比較低，但是醫生始終是病人康復唯一的希望，而中醫在當時的澳門地位崇高。事實上，早期澳門華人社會基本上很少西醫，華人看的醫生都是以中醫生為主。

抗日戰爭期間，由於澳門沒有被日軍直接佔領，成為“孤島”，同時也是躲避戰亂的避風港。

馮聚現在還清楚的記得，當年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

也有很多在廣東的藥廠，比如著名的廣州陳李濟藥廠、佛山馮了性藥廠，也都紛紛遷來澳門繼續生產。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澳門在日據時期也是許多著名中醫的避風港，很多著名的中醫師也隨着藥廠的遷移而來到澳門。馮聚當年還很年輕，在一家中藥店做學徒。他回憶說，中國人都喜歡吃中藥，所以抗戰期間有逃難到澳門的這些富人們的光顧，中藥店，尤其是以富人為銷售對象的中藥店就很興旺了。

馮聚訴說着澳門中藥業的百年興衰，他說，隨着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大陸和香港都基本恢復了和平，所以大批量的製藥廠、中醫，包括很多著名的中藥店舖都遷回原址，而富商們也紛紛離開澳門回到故土重新發展事業。這樣澳門一下子又變成了日據時期之前的“小鎮”景象，剩下的澳門老百姓，生活普遍比較清貧，沒有很多餘錢買藥，那麼就必須要有便宜而又適合老百姓服用的中藥。這對於澳門廣大中藥舖來說都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對於剛剛開業的天安合記中藥店來講也是如此。

天安合記中藥店開業於1956年，當時的澳門還沒有如今的繁華，商業中心地帶依然是在十月初五日街、草堆街到營地大街一帶。天安合記中藥店選址在華人集中社區——新橋區，顧客對象也定位為澳門普通居民。這樣，就必須要找到便宜而實用的藥品。馮聚對於藥品的來源有嚴格的控制，他採用的是“雙管齊下”的戰略。

所謂“雙管齊下”的戰略，就是採取兩種進貨的手段。

首先，從大陸找到便宜而且品質有保障的中藥，直接在出產地訂貨，這樣價格比從批發商那裏進貨便宜許多，有時馮聚甚至要親自去中藥的出產地聯繫藥商，檢測中藥品質。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藥品的質量，另外也很重要的一點是：能夠盡量的壓低藥品價格，節約貨物的成本，回到澳門售賣的時候，也就能夠以更加低廉的價格賣給廣大民眾。

其次，對於有一些必須從國外進口的中藥，比如牛黃、紅丹之類，馮聚就會去香港找尋藥品的代理商。最開始，這些進口藥品是由西班牙進口到香港，然後再由香港的代理商轉運到澳門。後來由於澳門對於這些藥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西班牙的中藥商人看到了這個契機，便親自來澳門和馮聚的天安合記中藥舖，以及其他一些中藥商號進行洽談協商，不經香港直接進口到澳門以減少中間的代理商環節，節約成本，也令進貨的速度更快。

所以，我們在天安合記中藥店裏面看到的每一種藥品，都有着馮聚的經營智慧，也有着他對澳門人的一種使命感和責任心。

當然，任何生意都不能保證萬無一失。馮聚說，有時候病人拿來的藥方，會有一種或者數種藥品暫時缺貨，這時有經驗的中藥師會向病人提出，以分量適當的另一種藥品來替代缺貨的藥品。這種情況，更考驗中藥師的能耐，因為必須要對各種藥品的屬性非常熟悉。當然，經營中藥業過半個世紀的馮聚，能夠做到這一點。馮聚又說，如果實在是無法滿足病人的要求，就得誠實地請病人到別家中藥舖購買。

1956年開業以來，馮聚和他的天安合記中藥店兢兢業業地為澳門人服務了50餘年，馮聚高超的醫術也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讚譽。馮聚的兒女，從小耳濡目染，長大後也都紛紛投身中醫藥業。大兒子更子承父業，在天安合記中藥店工作。近年來，雖然隨着西醫的進一步發展，澳門的中藥業陷入了低潮。但中醫藥是中國數千年傳統醫學智慧的結晶，自有其優勝之處，澳門需要中醫藥，也不能缺少中醫藥，只要有更多像天安合記中藥店馮聚這樣的人不懈堅持，澳門的中醫藥會有一個更光輝的未來。

採訪後不到半年，在本書編輯過程中，馮聚先生不幸病逝。

他數十年如一日地獻身澳門中醫藥業，默默為澳門人服務，為中國中醫藥業的承傳貢獻出應有的力量，教人敬佩。他的故事，透過本書，將永遠留在澳門人的集體回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