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年少的梁熾隨父親到香港謀生，母親則留在家鄉務農。

日軍侵華的時候，梁熾有一段死裏逃生的難忘經歷。

日本攻陷香港時，因糧食不足，日軍要疏散人口，梁熾和父親便由元朗步行進入香港。他記得，當日從早上開始步行，到下午4時多，才到達佐敦道，經佐敦道過海，到了香港，在騎樓底睡了一晚。“那裏有很多日本人，要我們登記拿‘良民證’，拿了良民證才可上船，強迫我們搭船回鄉。”他記憶猶新地說。

他們乘船，從香港一直駛至番禺市橋，到達市橋，住進了難民營，在鄉村的池塘睡一晚。梁熾回憶，當時他們8-10人坐成一圍，每圍有一籮飯，是救濟品。他們一路都有救濟品，是當地鄉公所提供給難民的。吃飽了就睡在當地，睡到翌日早上起來，一起床，每人有一條熱蕃薯，約一斤重。吃了蕃薯便又上船，繼續回鄉之旅，從市橋前往九江，到了九江又住進難民營。

後來，梁熾他們從九江前往沙平。不幸的是，往沙平那條船是當地人辦的，不是日本人辦的。晚上，途中日軍看見有可疑的船隻，便向他們的船發炮和開槍。當時的情形，梁熾如今仍歷歷在目，他心有餘悸地說：“日本人先用探射燈照亮我們的艇，然後乘快艇開過來，不斷用機槍掃射，划艇的船員都跳船逃命去了。艇上有14人，當場射死7人，傷了3人，還有4人沒有受傷，包括我在內。我爸爸的腳被打傷了，一雙腳都傷了，流血不止，幸好沒有當場死亡。”

那時候，梁熾才16歲，聽聞船上有人被打死，感到十分害怕，被打死同胞的屍體剛好掩蓋着他，令他得以逃過子彈，但卻同時差點窒息。後來日本人走上船，見梁熾從死屍堆裏爬出來，就叫他們上炮艇，向他們拿證明，梁熾隨即拿出良民證給日軍檢查。日軍有懂中國話的，問梁熾為甚麼要經過那裏。梁熾向日本人說，他們是從香港來的難民，日本皇軍到香港，叫他們回鄉，說糧食不夠。日軍聽後就放了他們，梁熾說，如果當時他沒有良民證，就死定了！

日軍的炮艇走了，聽不見轟轟聲以後，那幾個跳海的船員很快就游回來，把艇推回岸。梁熾繼續說：“泊岸以後，沙平那邊有游擊隊，成群走過來用電筒照着我們，嘆道又死了很多人。我是蹲着的，那時穿着棉襖，天氣很冷，棉襖上滿是血，游擊隊走過來，叫道：‘小弟，這是你爸爸？’我回答是，他們叫我不用怕，找來鄉長，又找來鄉民扶我爸爸到醫院敷藥。”死裏逃生的經歷，使梁熾對當時的情況有刻骨銘心的記憶：“一班鄉民湧出來，把所有死屍搬上岸，行李沒用了，有甚麼財物都沒有用。梁熾他們有3個傷者需要送往醫院。沙平有一所醫院，那醫院比在艇上還可怕，裏面陰森恐怖，連燈也沒有，要點松香燭，傷者都在呻吟。天剛亮，我們便走，當地人用帆布抬我爸爸回鄉。”

當時，梁熾媽媽在家鄉耕田。回到鄉，沒有醫生，便找來山草藥給爸爸敷，敷了10多天，他爸爸就去世了。只有16歲的梁熾在爸爸死後，就在鄉下跟媽媽耕田，耕了幾年。

日本投降後，梁熾跟隨鄉里到了香港學師──製作相架。

梁熾說，1940年代只有香港有造相架業，生意不錯，相架出口至東南亞等地。學師滿3年後，梁熾決心自己出來闖天下，在九龍租了一間木屋自己開店做相架生意，把相架批發給玻璃舖，為了找生意，他差不多走遍了整個香港。

有一次，他到澳門推銷相架，初來澳門人生路不熟，一條街一條街地走，只要看見有玻璃舖就走進去，接到生意就回香港造貨，再寄過來澳門。這次經歷使他與澳門結緣，為他後來到澳門工作和定居埋下了伏線。

梁熾表示：“當時香港的市道很淡，很多人失業，沒有工作。生意不好的時候，他就去擺地攤，賣衣服毛巾，拿兩個籐籃盛着貨物到處販賣，新界、上水、粉嶺、大埔，他都走遍了。那時沒有巴士，人們想去哪裏，就乘貨車。例如，有人想去元朗，有貨車從元朗把蔬菜運到油麻地菜欄，貨車回程返元朗時，會順道載人賺外塊。為了兜客，貨車後面的人會叫“元朗，元朗……”，要去元朗的人，便會上車。

1950年代，香港相架業衰落，加上梁熾在九龍的店舖在一場大火中被燒燬，在生計無着的情況下，梁熾想起了澳門，於是決定到澳門碰運氣。梁熾是在1956年定居澳門的，他表示當時澳門的市道不算好，但生活指數較低，相比之下，香港開支較大，經營困難。初到澳門，梁熾認識了很多斗木業的朋友，又因早前來過澳門找生意，所以澳門的玻璃店，他差不多都熟悉。

在香港和澳門工作過的梁熾，對港澳兩地的人情有清楚的了解，他說：“澳門的人情比香港的人情好很多，澳門人沒有香港人那麼‘古惑’。我在香港做小本生意時，給別人騙了一部分錢，做了不久，做不下去就關門了。來澳門雖然錢賺得少，但澳門人比較老實，做生意較放心。”

梁熾說，以前很少人從事他們製作鏡框這一行業，不少“斗木佬”沒有工作，走來問他找工作。只是，會“斗木”的人，又不一定會幫他刨木，因為普通刨木，與鏡框刨木的技術不同。梁熾店舖的鏡框，全部是自己製造的。他說，他的相架，有圓形的，有扇形的，他可以一次刨10尺長的木。

新橋經常是水浸的重災區。水浸的時候，梁熾會把店舖的地台填高，使水不至於浸得太高。梁熾說，玻璃一被浸濕，就會自動吸水，水退後要把玻璃一件一件抹乾。否則浸濕的玻璃濕得太久，會發霉，沒人要。

居於新橋數十年，梁熾對新橋有深厚的的感情。

婚後，梁熾有8個兒女，其中包括4個兒子，4個女兒，連同母親和太太，一家共11口。梁熾說，以前11人吃飯，只有他一個人工作。幾十年，怎熬也好，沒有病痛，算是托福了。每到年底，他最忙，因為要通宵製作相架。他回憶說：“他店舖後面有間鴨廠，天剛亮，鴨廠的女工來工作時，他尚未收工。有一次，我切割玻璃的時候，不小心切斷了拇指，第二天就用小木板夾着傷口就又要工作了。

梁熾太太不會斗木，負責打理兒女的起居飲食：洗衫、買餸、煮飯。梁熾說他生意賺到錢，就給錢太太，他們一班兒女很乖，每天一早起床，一人給一毫子買一個麵包，就自己會上學了。

他想起了昔日的生活，說：“以前新橋居民的生活很平淡，只有一些家庭式的爆竹業、火柴業和神香業。有些人做斗木，或自創一些手工藝；有些人靠騎單車載客生活，從新橋乘單車到媽閣，要兩三毫。那時還有手拉車（人力車），有做燒酒的大昌酒廠和永昌酒廠，還有幾家油廠。我們那一代人很貧窮，很樸素，想買一件比較漂亮的衣服也不容易。”

梁熾想起了自己的生活，憶述：“早上到天海喝三毫子茶，兩毫子一碟燒賣，一餐茶，說的是三毫子交易。渡船街那邊有家和陸茶居，斗零一壺茶，一毫子都不用。毫半子就可以喝茶走。那時生活很經濟，一天賺三塊錢也可以度日。澳門有家三輪車公會，那些三輛車伕每晚都出來飲茶。”他笑着說，跟朋友飲茶的時候，每晚都吃一包花生，他一來到，別人都叫他“花生王”。

梁熾繼續回憶，那時很落後，電影都是沒有聲音的，只看影畫而已。他要養8個兒女，生活很困難，沒有甚麼娛樂消遣。平時，他多數會到街坊會閒坐，他和陳錦華理事長，差不多每晚都出來聊天。當時，永樂戲院旁邊有家咖啡室，他們一班老街坊，包括梁榕根、林國生等，常會坐在一起談天說地，街坊感情由此而生。梁熾動情地說，大家都認識很久了，老一輩的街坊，從少年學師，到有今天的成就，我們都一起經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