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一直以秘密方式在澳門存在，從事組織發展、民眾動員以及配合內地抗日救亡。

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與澳門的聯繫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作為廣東等地中國共產黨黨組織或黨員暫時退卻或避難之地，二是中國共產黨在澳門設立的地方組織並在本地開展活動。

追溯中國共產黨對澳門的關注，不能不提到1922年發生在澳門的“五二九”工人抗葡事件。事件緣起於1922年5月28日一位非洲籍葡兵非禮一名澳門華婦，途人見之憤而痛毆葡兵，聞訊而至的葡警拘捕3名華人青年。消息傳出後，群情激憤的工人、坊眾湧往警署，要求葡警放人。次日，受澳葡當局之命增援警署的葡兵對阻攔的人群開槍射擊，群眾死傷者200餘眾，造成震驚中外的血案¹。“五二九”事件引起了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譚平山、張太雷等人的關注。張太雷在《廣東群報》上發表聲援澳門工人的文章，又指示社會主義青年團廣州執行委員會發表通電，譴責澳葡政府，組織宣講隊揭露澳葡罪行²。

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八七”會議，決定組建南方局，負責兩廣與閩南地區工作。10月，南方局與廣東省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由楊殷領導南方局軍委和肅反委員會。會後，楊殷在澳門建立南方局軍委和肅反委員會領導機關。為組織及策應廣州起義，楊殷在澳門召開南方局兩委聯席會議，研究與部署起義武器的準備與組織人員回廣州參加起義等事宜。廣州起義失敗後，大批起義人員從廣州撤退到澳門，中國共產黨設在澳門的機關給予了接待與安置³。在各地、縣級黨組織方面，澳門周邊地區的江門、中山等地黨組織也在此期間撤到澳門，以澳門為駐地領導與指揮原轄區的武裝起義等工作。

除了在澳避難的外地黨組織，中國共產黨也在澳門本地秘密建立黨組織及開展黨的工作。資料記載，1929年11月，中國共產黨澳門特別支部在寫給廣東省委的報告中規劃組織工廠和碼頭工人、吸收新同志等工作設想與目標⁴。可見，當時澳門本地是有黨組織的。廣東省委也不時向澳門支部佈置具體工作。1931年3月，兩廣省委計劃從澳門等地的黨支部調派人員往廣州及蘇區工作⁵。

從一些零星材料中可以看出，該時段澳門黨組織很不穩定，名稱也經過從特別支部到澳門市委的變化，其工作主要是按照上級命令進行，集中在工人運動與組織擴展方面。在澳門黨組織的努力下，至1931年7月，澳門的黨員發展到20餘人。然而，不幸的是，此後一個月內，竟有多達16名的黨員被拘捕⁶。在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遭到破壞後，中央及粵省曾派人嘗試恢復中國共產黨在澳組織，但是，幾經努力，未達成效。

儘管澳門黨組織遭到破壞，但是，澳門並非沒有黨的活動，以黨員個人身份進行的活動一直未曾中斷。其中，1935年，柯麟抵澳並以醫生身份長期立足澳門從事黨的秘密工作。柯麟是廣東海豐人，中學時與同鄉澎湃相識，受其影響，柯麟在1924年就讀廣東公醫大學時加入社青團，1926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7年11月，參加廣州起義。起義失敗後，柯麟輾轉香港、上海、東北、廈門等地。1935年秋，在中國共產黨秘密組織領導人潘漢年的安排下，柯麟從香港遷居澳門，負責與移居澳門的葉挺將軍的聯絡工作。

1927年，葉挺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離開部隊。次年春，葉挺避走歐洲，與黨脫離了聯繫。“九一八”事變的次年秋，葉挺回國，不久，全家移居澳門。柯麟遷居澳門後，在澳門重操舊業，開辦私人診所，並加入澳門鏡湖醫院，成為義務醫師。同時，柯麟與葉挺取得聯繫，照顧葉挺生活。國內抗日軍興，葉挺回國出任新四軍軍長，柯麟則繼續留在澳門，一邊行醫一邊從事黨的地下工作。

柯麟在澳門與上級組織保持單線聯繫，工作主要是針對上層人士。與此同時，包華（原名鮑華）、陳少陵、黃健等因失去黨組織關係而從不同地方轉移到澳門活動的共產黨員則創辦與依託學校及書店，面向青年學生開展工作。

包華原本在中國共產黨日本橫濱支部擔任宣傳委員，1929年10月，日本政府搜捕中國共產黨人士，包華被捕入獄。次年初，被驅逐出境，幾經輾轉於1932年來到澳門，任教於望德女子中學，撰文宣傳進步思想，並編輯出版《學生雜誌》。

之後，包華聯同進步人士一起創辦濠江中學及濠江夜校。依託兩所學校，大量招收青年學生。同時，在校內組織各種讀書會、劇社，以演講、戲劇、座談等方式，進行抗日宣傳，培養與發現青年骨幹分子，其中不少人後來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可以說，包華等創辦的濠江中學為澳門本地黨組織的恢復重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繼包華之後，馬來西亞共產黨員陳少陵因身份暴露於1934年來到澳門。在澳門，陳少陵與他人合作經營“小小書店”，傳播進步思想，影響青年學生⁷。

在澳門黨組織的恢復重建過程中，黃健與杜嵐是兩位較為關鍵的人物。黃健（黃如誠，字曉生），中山縣長洲鄉人，1926年入黨。1927年4月23日，因在中山發動農民武裝起義失敗而被捕。廣州起義時，黃健從獄中衝出加入戰鬥，起義失敗後，避走日本學習軍事，並在日開展革命活動，再度被捕。保釋回國後，流亡上海。期間，因參加黨的宣傳活動，又遭拘捕，以共黨嫌疑監押於南京。1934年底，黃健出獄。不久，輾轉到澳門尋找黨組織。其時，澳門黨組織尚未恢復，黃健遂留澳工作，並接手管理濠江中學。黃健接辦濠江中學後，大量招收貧苦子弟入校就讀，同時，凝聚一批愛國進步教師，包括黃一峰、曾枝西、區白霜（區夢覺）等。自此，濠中校園成為澳門愛國師生彙聚之地。不久，黃健獄友杜嵐也來到澳門。杜嵐（又名杜曉霞），陝北米脂人。時因參加反帝大同盟而在北京被捕，解押至甯，與黃健同監於南京監獄，因證據不足而被保釋出獄，出獄後南下廣州、澳門。1936年冬，黃健、杜嵐結為夫婦，二人依託濠江中學開展黨的工作⁸。

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南方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此後，南臨委着手恢復原轄的各地黨組織工作。1937年春，經南臨工委介紹，廣州市工委恢復了救濟會華南區總部（香港）周楠的黨組織關係。不久，周楠回到澳門，發展澳門歧關車路公司統計科的廖錦濤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是年夏，廣州市工委將廖錦濤的黨員關係交濠江中學杜嵐。1938年，廖錦濤發展澳門青年余化（余美慶）成為黨員。至此，澳門本地的黨員越來越多，已經可以獨立成立支部組織了。

隨着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中共中央加強廣東黨組織的建設。11月，中國共產黨澳門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書記由杜嵐擔任，組織委員廖錦濤，宣傳委員余化。12月，支部設兩個黨小組，廖錦濤與余化各領導一個小組。1938年1月，澳門支部改為中共澳門特支。不久，廣東省委明確澳門特支由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領導，香港市委宣傳部長周伯明具體指導澳門特支工作。8月，周伯明攜林蒂⁹一起赴澳門召開特支會議，宣佈成立中國共產黨澳門工委，林蒂任工委書記。

1939年11月，粵東南特委撤銷，澳門工委改由廣東省委直轄。1940年6月，廣東省委一分為二，分為粵北省委和粵南省委。12月，粵南省委在香港成立，梁廣擔任新成立的粵南省委書記。澳門工委劃歸粵南省委負責。1942年2月，粵南省委撤銷。1943年1月，廣東黨組織成立臨時工委，設機關於廣州、香港及澳門，由梁廣負責指導，“各城市分設特派員一人，採取單線領導方式”。至1944年10月，在澳門，中國共產黨黨組織仍然隱蔽活動，黨員之間不發生橫向關係¹¹。正因此，就不難理解1943年柯正平奉命從香港調往澳門工作，與當時在澳門為黨工作的兄長柯麟之間並不發生橫向組織聯繫。而事實上，在澳門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組織或黨員個人應屬於不同的組織系統，相互之間很少聯繫。

內地全面抗戰爆發後，澳門黨組織的一項重點工作是發展黨員。在對一些黨的骨幹分子恢復黨員關係或重新入黨的同時，依託救亡社團、工廠及學校、報館等，從中物色與發展新黨員。

當時，流落在澳門的黨組織骨幹分子包華、陳少陵、黃健等都有着恢復關係或重新入黨的經歷。同時，澳門黨組織十分重視培養與發展新黨員，尤其是從產業工人與青年學生中發展。通過努力，至1937年10月，黨員人數發展到20餘人，先後建立了學生支部、婦女互助社支部、拱北海關支部、岐關車路公司支部、紗廠女工支部¹²。

此後，中國共產黨組織繼續發展，並進一步擴大發展黨員的對象，從工廠轉向醫院、學校、報館等機構的人員。到廣州淪陷時，澳門黨的組織有了相當發展，黨員人數達50人¹³。而1939年7月鄺任生任書記後，黨組織工作較前有所進步。至1939年11月，中國共產黨澳門工委下設8個支部，有黨員46人，其中，產業工人25人，教員12人，學生6人，商人2人，自由職業者1人。許多都是抗戰後新入黨的黨員，包括8名支部書記¹⁴。

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開展的主要活動包括組織救亡團體進行抗日宣傳、參加籌募活動以及動員青年回國服務等。

在組織與參加救亡團體方面，在“九一八”事變後，流落在澳門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包華等人就在自己任教的望德女子中學等校組織文藝社、讀書會、劇社等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救亡宣傳活動。1936年，廖錦濤、陳少陵等人在澳門成立文化界抗日救國會理事會。廖還以岐關車路公司為基地，成立讀書小組、中華青年救護隊等，又與鄒焰等人組織“大眾救亡歌詠團”、“前鋒劇社”等救亡宣傳社團。

在“七七”事變後澳門華人社群成立的形式多樣救亡團體中，由中國共產黨領導與掌握的社團是澳門四界救災會¹⁵。四界救災會成立於1937年8月12日，時由《朝陽日報》社長陳少偉倡議，聯合全澳學界、音樂界、體育界、戲劇界人士而成立的。代表前鋒劇社參加大會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廖錦濤當選理事，並策劃及組織救亡宣傳與籌募活動。

款物籌募的工作主要是通過公開合法的社團進行的。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一方面號召黨員、進步青年參與及協助澳門社團發起的多次募捐活動。另一方面，依託“澳門四界救災會”開展救亡捐輸，支持內地抗戰，協助進行難民救濟與安置工作。

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在動員青年回國服務及參加抗日武裝方面發揮了領導作用。實際上，當時在澳門最為活躍的青年救災團體——“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澳門四界救災回鄉服務團”，都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

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是由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直接領導創立及指揮行動的。1937年8月，經陳少陵、楊梅嶺等人提議，召開了澳門抗日救亡工作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救亡宣傳及服務團體到內地農村進行宣傳動員，並由陳少陵與楊梅嶺具體負責組團及籌辦回國事宜。在社會各界支持下，10月2日，第一批16名“旅澳服務團”團員在陳少陵、楊梅嶺帶領下開赴江門鄉村進行抗日宣傳。1938年8月1日，續派出第二批回國服務團。服務團堅持2年多時間，直至1939年11月，受困於政治環境惡劣與經濟來源中斷，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被迫解散¹⁶。

繼旅澳中國青年鄉村服務團開赴內地後，1938年10月，澳門地下黨組織開始動員和佈置澳門地下黨員和愛國青年回國服務。中國共產黨澳門區工委通過“四界救災會”召開全澳青年團體代表聯席會議，商討發動青年回國參加戰地服務，即席議決成立“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工作委員會”。21日，“澳門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成立，中國共產黨澳門區工委成員、歧關車路公司職員廖錦濤任團長。從1938年11月到1940年6月，四界救災會回國服務團先後組織10個工作隊與1個機工隊共167名隊員，前往廣東的開平、鶴山、順德、番禺、東莞、寶安等城鄉地區，從事抗日救亡宣傳、戰地救護、民眾動員、部隊政工、機械修理等等多種抗日救國工作¹⁷。

在回國服務團中，一些隊員直接參加抗日武裝，戰鬥在抗日前線，為抗日而貢獻了寶貴的生命。其中，“旅澳服務團”犧牲的成員包括陳少陵、李靜山、馮劍青、李偉洪等。澳門四界救災會回鄉服務團遇難的隊員有梁捷、陳壽彭、陳曼、蘇達民、黎景尹、梁滿、崔楷等，而作為中國共產黨黨組織的重要領導人的廖錦濤則在“皖南事變”後被國民黨頑固派以“企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加以殺害¹⁸。

在營救護送工作方面，柯麟發揮了重要作用。自從1935年由香港轉來澳門後，柯麟利用擔任鏡湖醫院醫師的身份，在其精心運籌之下，鏡湖醫院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秘密交通站。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中共中央與南方局要求廣東及港澳黨組織想方設法營救滯留在港的文化名人與民主人士¹⁹。考慮到轉移途中的安全，需要儘量避免途經敵佔區，因此，由香港乘船到澳門，再由中國共產黨澳門黨組織安排前往附近的台山、斗門等非敵佔區，就成為一條比較安全的轉移路線。於是，柯麟在鏡湖醫院設立接待站，承擔了轉移從香港偷渡出來的民主人士經澳門返回內地的繁重地下交通任務。范長江、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一批新聞界、電影界進步人士，就是從澳門轉到內地安全地帶的。

除了鏡湖醫院外，濠江中學也是香港淪陷後接納與護送多位抗日人士的中國共產黨地下交通聯絡站。其中，由香港轉移到澳門的李少石、廖夢醒夫婦就是通過濠江中學校長黃健的安排在澳門停留的。

此外，1943年初，柯正平轉到澳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柯正平被派到澳門後，很快打開工作局面，恢復和加強了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了澳門經廣州灣（今湛江）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還按上級指示將電台和東縱報務人員張小章等人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瓊崖縱隊恢復了與中央的電訊聯繫²⁰。

抗戰勝利後，共產黨組織仍然以秘密方式在澳門活動。

1945年，廣東區黨委成立。對區、縣黨組織的領導沿用自1943年後設立的政治特派員制度。當年9月，廣東區黨委在澳門設立中國共產黨澳門中山特派員，負責領導澳門、中山和順德的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工作。1947年2月，中國共產黨澳門中山特派員被撤銷，改設中山特派員，隸屬中國共產黨香港分局²¹。澳門本地中共組織同樣歸1947年設立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導，具體由中國共產黨香港分局下設的城市工作委員會負責。“城委，下分香港市委、廣州市委、澳門市委、湛江市委、桂林工委、有黨員約1500名”²²。其時，澳門有黨員19人²³。

當時，在澳門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組織並非實行統一領導的，而是圍繞着共同目標，各自承擔着不同的工作任務。

與中國共產黨黨組織保持單線聯繫的柯麟以鏡湖醫院為依託展開對澳門工商界、教育界人士的影響與爭取工作。1946年，柯麟出任鏡湖醫院第一任院長，由此鏡湖醫院作為柯麟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澳秘密工作據點的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同時，1943年被中國共產黨派到澳門的柯正平，則側重經濟領域工作，在創建經貿機構、協助通過澳門採購與運輸戰略物資方面功績卓著。

國共戰爭在內地爆發後，為了衝破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控制地區的物資封鎖，柯麟、柯正平兄弟聯絡澳門工商界人士馬萬祺，在澳門開辦新中行的貿易公司²⁴。實際上，新中行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澳門地下工作的據點之一。1948年9月，在柯麟兄弟及馬萬祺的安排下，一條從山東、蘇北聯結澳門的海上運輸線悄然開通。經過該航線，在港澳採購的西藥、布匹、紙張、五金器材等運往山東、蘇北等地，從而彌補了解放區的物資短缺²⁵。

考慮到應付戰後可能出現的物資封鎖，中共中央決定加強在澳門的進出口貿易方面工作。1948年，南光貿易公司（南光公司）設立，柯正平擔任總經理，自此，柯正平陸續在澳門創辦一些貿易、金融、旅遊等經濟組織，逐漸變身為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經貿機構的“老闆”。

依託濠江中學開展工作的黃健夫婦²⁶，其工作對象與任務有別於柯氏兄弟。1945年，抗戰勝利後，濠江中學面臨着經濟困難、政治迫害等問題，黃健經請示上級，決定設法維持濠江中學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澳的工作據點與文化陣地地位。1947年，黃健卸任濠江中學校長職，由杜嵐接任。濠江中學繼續承擔着掩護與轉移黨員領導及其家屬的地下交通任務。

1949年3月，香港方面派方源湜等到澳門協助黃健工作。其時，黃健等人的主要工作任務包括：（1）開辦青年訓練班。（2）策動黃森起義。黃森時任國民黨中（山）新（會）聯防主任兼中山縣聯防大隊長，管轄聯防武裝。（3）開展武裝鬥爭。

為策動黃森起義，黃健與方源湜一起拜訪陳滿醫生。陳滿是黃森的至交，也是一位愛國進步人士。1949年，在陳滿醫生的協助下，成功動員黃森率其部280餘人起義。其後，黃健又先後動員廣東保安師一師、東江護路總隊、順德糖廠駐軍等武裝人員起義，獲得成功。他還耐心說服逃到澳門的國民黨某部汽車連歸降中山，發動前山拱北海關人員起義。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國成立的當日，濠江中學也掛起了五星紅旗。11月20日，柯麟、馬萬褀在澳門平安戲院主持召開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會。

隨着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取得政權，需要大量人才回國工作。1949年12月，黃健調入中山縣軍管會工作，從此結束在澳門的工作生涯。另一位重要的地下黨成員柯麟也於1951年離開澳門回廣州出任廣州中山醫學院院長。柯正平則留在澳門以企業負責人的公開身份繼續進行秘密戰線上的工作。

總之，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1949年取得全國政權，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黨組織雖時有中斷且以秘密方式存在，然而，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與影響則始終未有停止，其活動範圍及影響人群可分為兩個層次。負責聯絡及影響澳門工商界上層人士的是柯麟、柯正平兄弟，二人在不同時間經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黨組織體系派到澳門，其中，柯麟以鏡湖醫院為工作據點，而柯正平則着重經濟領域工作。

除上層工作外，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在澳門發展黨員與建立組織同樣注重產業工人與青年學生。除了自身組織建設與黨員發展外，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在澳門的主要工作是利用澳門特殊的政治環境，配合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的鬥爭需要，從事統一戰線、動員及訓練進步人士回國服務、情報收集、經費募集、物資轉運等工作。應該說，經過長時期的鍛煉與探索，中國共產黨澳門地下黨組織逐漸發展出適應澳門特殊環境的工作策略與方式，工作成效顯著，既有力地配合與支援了中國共產黨在內地的鬥爭，又為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後更好地在澳門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