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6月24日,東望洋山下是硝煙瀰漫的古戰場,無數人拼命地揮動手上的武器,火槍不停地射出子彈,地上躺着多具死者的屍體,鮮血染紅了大地。這天,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遠征軍登上澳門,誓要從葡萄牙人手上奪取澳城,雙方爆發了這場“澳門之役”。
到底這場400年前的戰役是怎樣的過程?澳門守軍如何抵禦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部隊,讓我們為大家介紹“澳門之役”的歷史。
3月26日:巴達維亞總督的計劃
“您可以看出,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與澳門的葡萄牙人一樣,多年來窮困不堪。我們竟然錯過如此難得的機會,實在是一大失誤!現在我們等待機會,若有上帝的援助,我們定能如願以償。” 1
1622年3月26日,巴達維亞總督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遞交報告,向“老闆”交待公司在亞洲各地的事務,科恩一方面為之前錯過佔領澳門的時機感到可惜,另一方面認為現在是出兵的大好機會,不可一錯再錯!
圖1 科恩在1618至1623年、1627至1629年兩度擔當巴達維亞總督,他一手確立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勢力。(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xIlIhU)。
四年前,即1618年,年僅31歲的科恩獲任命為荷蘭東印度總督,但當時巴達維亞正被爪哇人2和英國人圍攻,幾乎陷入絕境。不過,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科恩的領導下,不僅解除圍困,他用武力控制爪哇群島、班達群島和摩鹿加群島等香料原產地,並且重建巴達維亞城,確立公司在亞洲的統治地位。
然而,科恩的野心可不止於此,他早已把目光放到中國的貿易。對他而言,打開中國的市場不但讓老闆們的錢包更豐厚,也是打擊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亞洲的勢力。當時,葡萄牙人在澳門與中國人貿易,而西班牙人則在馬尼拉與來自福建的中國海商做生意,當時葡西合併,這個龐大的帝國幾乎壟斷對華貿易。科恩認為,只要他們能駐紥在中國沿海,獲得貿易的許可,荷蘭人即可奪得中國的市場3。
該如何打開中國的貿易市場呢?1621年底,荷蘭人的“勇敢號”(Gallias)在馬來半島海域截獲一艘葡萄牙船隻4,船上的信件讓科恩得知澳門和葡萄牙人的情報,並將之向荷蘭東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會匯報:
“澳門是一處可隨便出入的地方,無軍隊把守,只有幾座炮台和一些工事。我們如果派出1,000至1,500人的兵力即可輕易奪取,再加強防守,可抵禦一切外來攻擊。倘若可能,現在我仍可借助上帝的援助,派上述兵力攻取澳門。”5
澳門,作為遠東重要的貿易港,是一個匯集無數珍貴的貨物和金錢的地方,葡萄牙人竟然沒有派軍隊來防衛,有如打開大門的寶庫。當然,葡萄牙人也深知敵人對澳門虎視眈眈,他們曾經嘗試修建城牆來防衛,但在明朝官員的反對下被拆毀6。現在,澳門的葡萄牙人陷入極大的困境,他們膽戰心驚地躲在城內,不敢派出商船出海貿易,所以這是搶佔澳門的絕佳時機!
經過一番商討後,科恩在3月26日計劃組織一支由12艘船、1,000名荷蘭人及150名奴僕組成的艦隊,目標是“前往中國沿海,調查我們是否可奪取敵人與中國的貿易”7。雖然情報顯示澳門是一座“空城”,但科恩讓艦隊自行決定是否攻打澳門,因為他不肯定艦隊的兵力能夠拿下城市,也不知道明朝官員對攻打澳門作出怎樣的反應8。萬一艦隊放棄或無法攻打澳門的話,科恩還有一個Plan B,就是讓艦隊北上前往九龍江口或澎湖,在當地尋找一處環境優良的海灣建立據點。
“我們認為,若有能力則攻佔澳門;不然,則放棄這一計劃,並在適合之處築堡駐紮,然後分別派艦隊到澳門和漳州附近巡邏。如此一來,我們認為可阻止馬尼拉、澳門、馬六甲、果阿的敵人從事與中國的貿易,從而使我們獲得這項貿易。”9
科恩已經決定向中國進軍,當他在撰寫向董事會提交的報告時,艦隊正密鑼緊鼓地在巴達維亞的港口整裝待發,不久即將起航。
4月10日:遠征艦隊,起航
荷蘭東印度公司雖然名為“公司”,但她實際上更像一個政府組織,在荷蘭議會的授權下擁有行政、軍事和外交的權力10。為了公司的利益,他們可選擇用武力搶佔貿易市場,就像奪取東南亞的香料產地一樣,只要這筆投資能帶來翻倍的回報。我們儘管不知道科恩為這支艦隊花了多大的開支,但一口氣派出十多艘、上千人員,這可謂是大型的軍事行動。
圖2 1656年的巴達維亞要塞,由荷蘭畫家Andries Beeckman所繪。當時荷蘭人已從葡萄牙人手上奪取馬六甲、爪哇和日本的貿易,使巴達維亞成為十八世紀亞洲最重要的商城。(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xPYeaL)
在巴達維亞的碼頭上,水手們和工人忙於把糧食、武器和彈藥等物資搬運上船。科恩的算盤可不只把艦隊作遠征之用,他長遠地(或是樂觀地)考慮到艦隊之後與中國人做貿易,所以準備了兩箱白銀,以及一批胡椒、檀香木,到時即可做生意,賺取在中國的第一桶金11。
當碼頭那邊忙個不停時,城市內也集結了1,000多名出征的人員,當中有些人已隨公司四出征戰多年,如利邦(Elie Ripon)中尉。他的家鄉是著名的傭兵之鄉——瑞士,他在加入公司後,一直參與公司在摩鹿加和班達群島的戰役,是一名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士官12。然而,像利邦這樣的士兵只有約200人(佔整支艦隊人員的五分之一),這次出征的人員大多數的本職是水手和工匠等船上的人員,他們或許懂得如何揮劍和使用槍械,但能否真的在戰場上作戰,利邦也心存疑問13。除了從歐洲招募的人員外,這支軍隊還不乏來自其他地方的面孔,包括班達人、爪哇的穆斯林(Guseratten)、日本人、黑人等,甚至還有投靠公司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14。
在4月1日,4艘帆船作為先遣艦隊出發,率先前往澳門15。至於主力艦隊,則在較後的時間起航,雷爾生(Cornelis Reijersz)獲任命為艦隊司令,他在1610年擔任公司的船長,受到科恩的賞識和信賴,可見總督對他的成果寄寓厚望。雷爾生的主力艦隊共有8艘船,其中6艘是大船(Schip),這類型的帆船是公司最“百搭”的大型船種,既能上貨運輸,也能武裝起當戰船使用,並且可配備約200名的水手和士兵16。
在4月10日破曉之際,雷爾生的主力艦隊從巴達維亞港口出發,他們先經過巨港(蘇門答臘島東部城市Palembang)的海峽,再往北航行,但艦隊的航程並不順利,艦隊不但受到暴雨、逆風和逆浪等天氣因素,老舊的“代爾夫特號”(Delft)因損壞了而“拖後腿”,種種原因拖慢了艦隊的航行速度17。
經過一個多月的航行後,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在5月26日抵達賓童龍(越南Panduranga)18,獲得國王的招待,而雷爾生的主力艦隊其後與先遣艦隊匯合,12艘前往中國的荷蘭軍艦正式會師19。在賓童龍期間,雷爾生一方面安排艦隊補給物資,另一方面派人打聽葡萄牙人的情報,結果發現葡萄牙人在賓童龍以北的金蘭灣(Commorijin)有處造船的地方,於是派人前往當地20。利邦帶着100名士兵突襲金蘭灣的葡萄牙據點,把新造的船隻付之一炬,他們原本也活捉一名葡萄牙人,但那人卻成功逃走21。
金蘭灣的小戰鬥可算是這支荷蘭遠征艦隊的首次勝利,既然百多人的部隊已能把葡萄牙人嚇到落荒而逃,那麼整支艦隊進攻小小的澳門,絕對是不費吹灰之力。不過,澳門城的居民真的毫無防範嗎?
5月29日:封鎖澳門
當荷蘭人在金蘭灣摧毀了葡萄牙人的造船據點之際,4艘船隻在5月29日突然出現在沙瀝,驚動整個澳門城22。
雖然科恩的算盤是以12艘船隻攻佔澳門,但為了保險起見,他從其他地方調動船隻到澳門。早在雷爾生的艦隊出征之前,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切斷中國與馬尼拉的貿易,他們與英國人合作,組織由楊松(Willem Janszoon)率領的荷英聯合艦隊(一共九艘船),在馬尼拉附近海域襲擊往來的船隻23。科恩就是從這支聯合艦隊調動人手,包括兩艘荷蘭船和兩艘英國船,她們在5月29日出現在澳門海域。這支船隊擺出登陸的態勢,似乎準備隨時進攻。雖然荷蘭人突如其來地出現,但澳門城的居民卻沒有陷入恐慌中,反而迅速加強各個據點的防衛。
當荷蘭人蓄謀已久入侵澳門,但城內的居民可不是坐以待斃,他們很清楚敵人隨時上門入侵。當時,賈羅布作為中日貿易艦隊司令(Capitão-mor da viagem da China e o Japão)被派到澳門。在往常的日子裡,中日貿易艦隊司令會率領艦隊從澳門前往日本長崎貿易,但在危急時間,艦隊司令將留守在澳門。當賈羅布來到澳門後,立即鼓舞居民拿出勇氣面對敵人:
“他以不可戰勝的勇氣,面帶笑容,顯示出對上帝非常信賴,鼓舞意志薄弱的人們,消除了許多人的驚慌和幾乎使他們崩潰的恐懼心理。”24
賈羅布穩住軍心後,下一步就是想方設法地加強澳門的城防。議事會曾立即向馬尼拉救援,從當地獲得一批火炮,不但能加強各據點的防禦,也大大加強居民的士氣25。然後,賈羅布開始思考澳門半島的弱點,以及敵人會從何處進攻。
十七世紀初期的澳門半島,是一處三面環海的地方。敵人最直接的入侵路線,就是從平闊的南灣大海灘登岸,直取澳門城,雖然海灘上沒有險要,但南灣北面的方濟各修道院(加思欄)是一處高地,只要裝備火炮即可作為炮台防禦。另一處從十字門水道,經過媽閣廟前的海域進入內港,但只要派兵扼守水道的入口,敵人就難以進入內港。
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是在城外,位於澳門半島東北面的劏狗環海灘是一處不錯的登陸地點,加上旁邊是馬交石山和東望洋山,一旦被敵軍佔領海灘和山頭,將會對澳門城構成極大的威脅。儘管葡萄牙人無法在劏狗環建立堅固的城牆,但他們用沙土夯建一道土牆,用來攔阻登陸者。工程開始時,賈羅布身先士卒地搬運泥沙,人們見到他如此積極,也紛紛跟隨修建土牆26。
荷蘭和英國艦隊於5月29日出現在澳門海域後,賈羅布開始駐留在加思欄炮台,每晚巡視炮台四周,與士兵們留守在戰場的最前線,準備荷蘭人隨時入侵。當然,荷英艦隊在澳門外海不是白等的,他們的工作是封鎖澳門。在5月30日,賈羅布派出塔瓦雷斯(Francisco Tavares)率領七艘葡萄牙船隻突破封鎖,讓一支船隊離開澳門27。然而,並非所有艦隊都能順利突破,一艘葡萄牙船隻在保護三艘運載絲綢的船隻前往馬尼拉時,被荷蘭人截獲,船員被囚禁起來28。
6月22日:初次相遇
回到雷爾生的艦隊上,他們離開金蘭灣後,雷爾生在6月10日召集艦隊的人員開了一次大會29。按照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慣例,每當作任何決策前,主管人員必須先召開會議共同決定行動。這次會議討論了兩日,眾人正式決定進攻澳門,並且制定行動的人員安排:全軍分為3個營(前鋒、中鋒及後衛),每個營隊又分為三隊(一共九隊),每隊50至60人30。雷爾生理所當然地擔任軍隊的司令官,而魯芬(Hans Ruffijin)擔任第一隊隊長,他也是所有士兵的指揮官。然而,九支隊伍只有三支是軍官率領,其餘六支是由商務員或船長率領,可算是“專業不對口”。
雷爾生制定了基本的進攻安排,但該如何登陸、從何處進攻等細節,卻沒有詳細的計劃,這很可能因為他們連澳門半島實際的情況也未清楚!因此,雷爾生在6月18日派魯芬帶員先行一步到澳門偵察,而艦隊在6月22日正午來到沙瀝31。此時,澳門海上有14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軍艦及兩艘英國的軍艦,隨時入侵這座城市。
不過,雷爾生並不急着進攻,他派出三批人在澳門半島四周測量炮擊的距離,而他自己也親自帶人觀察城市32。果不其然,雷爾生也察覺到劏狗環海灘是個登陸的好地方,決定軍隊在這處海灘登岸。看到荷蘭人派出小船偵察,一些葡萄牙人向敵人開火,但沒有對荷蘭人造成傷亡33。
圖5 荷蘭人林旭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在《葡屬東印度遊記》(The Voyage of John Huyghen van Linschoten to the East Indies)中的中國人畫像。(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xKaVUx)
值得一提,一批在澳門城東面作測量的荷蘭人曾經上岸,他們按科恩總督的指示去尋找華人對話,但他們卻連一個人都找不到34。顯然地,荷蘭人入侵澳門的消息絕非只是葡萄牙人的事,城外的華人早已聞說這場“風暴”,所以趁早離開澳門。至於明朝官府,他們雖然沒有插入“澳夷”與“紅毛番”的事情,但也密切關注事態最新發展35。
6月23日:加思欄的炮戰
艦隊抵達後第二日,荷蘭人原本打算在今日登岸,可惜天公不造美,下起大雨,加上兩艘軍艦與艦隊有點距離,所以延後一天登陸,但荷蘭人卻沒有停下來36。下午時,“格羅寧根號”和“勇敢號”駛近加思欄炮台,向炮台發炮轟炸,但葡萄牙人也不是一味挨炸,他們也開炮還擊:
“敵人派出兩艘大船,其中一艘船裝着兩排重25至30阿拉斯特爾37的大炮,並開始炮轟加思欄炮台,炮轟從下午兩點一直持續到晚上六點。巨大的炮聲像令人恐佈的雷聲,瘋狂的炮彈像一道道閃電,密集得像驟雨一樣。空氣渾濁,天空硝煙彌漫,遮住了太陽,喊聲震天,原本用來叫醒人們的鼓聲和哨聲現在混亂地響成一片。密集而連續的炮轟炸燬了一些房屋,然而多謝上帝的保佑,並沒有傷及街上驚慌的人群……”38
圖6 荷蘭人入侵澳門的插圖,源於1665年出版《荷使初訪中國記》法譯本。(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ncC9Oy)
加思欄的炮戰只是大戰前的小交鋒,荷蘭人僅是試探炮擊的距離,更可怕的戰鬥還未開始39。儘管炮戰在晚上結束,但雙方隔岸的交戰並未就此結束。賈羅布聽到荷蘭人的艦隊吹笛和敲鼓,想必是敵人舉行晚會,於是命令士兵們同樣舉行晚會“回擊”,為明天的勝利提前慶祝。
正如電影中一樣,賈羅布也向澳門城的守軍發表戰前的宣言:
“這天夜晚,賈羅布作為一個謹慎的兵頭,到各個炮台鼓舞士兵和土生葡人,告訴他們人人都必須去戰鬥,保衛神聖的教堂,以免其受到與我們神聖信仰為敵的異教徒玷污,保衛婦女的自由和我們親愛的孩子們的生活。他特別告訴大家,一旦那些無辜和幼小的羔羊落入敵人的手,將可能發生巨大的危險。這是上帝不允許的,這些由殘暴的狼養大的羔羊將會變成更加殘暴的狼,就算他們逃到中國人那裡,也不會得到善待。”40
賈羅布的宣言讓守軍燃起士氣,但荷蘭人的兵力可是遠多於葡萄牙人,戰況仍然對守軍非常不利。明天,他們拿出自己的信仰、勇氣和決心,那麼上天會否回應他們呢?
6月24日:澳門之役
多少人在祈禱中度過晚上,晨光開始了血腥的一天,不論結果如何,這是被澳門城後世銘記的日子。
“格羅寧根號”與“勇敢號”再次駛到加思欄炮台,向炮台發動無情的轟炸,但雙方都知道真正的血戰是在劏狗環海灘。150名澳門守軍早已整裝待發,在沙土牆等待荷蘭人,待他們登陸時用槍彈“迎接”他們41。不過,荷蘭人的小艇們快速把部隊送到岸上,守衛劏狗環的葡萄牙人見無法阻擋,只好撤出沙土牆,離開劏狗環。雖然守軍的抵抗看似失敗,但他們發出的無數子彈中,卻有一顆擊中雷爾生,中槍的艦隊司令只好被送離戰場,作戰的指揮權交到魯芬的手上42。
圖7 17世紀初的荷蘭火槍手(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https://bit.ly/3nboS9e)
魯芬看到葡萄牙人如此不堪一擊,根本無力抵禦荷蘭軍隊的攻擊,認為是直取城市的大好時機。他沒有等待部隊補充手上的彈藥,就命令全軍追逐葡萄牙人,乘勝追擊。澳門似乎已經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囊中之物。
荷蘭人從劏狗環海灘前進,向澳門城進擊,雖然路上有一些葡萄牙人零星地開槍反擊,但都無法阻擋大軍的步伐。不經不覺間,荷蘭人來到一處山泉的地方,這裡平日是人們洗衣服的地方43。然而,荷蘭人在這裡遭到炮擊,這些炮彈從何而來呢?
雖然劏狗環海灘是較容易登陸的地方,但澳門半島屬於丘陸地形,高高低低不一,只要葡萄牙人架設火炮,就可以成為一座防禦工事。澳門半島中央有一座小山崗,它位於耶穌會士的聖保祿學院旁邊。隨着澳門城受到的威脅日益嚴峻,耶穌會士們於1617年在山崗上架設火炮,構成一座簡陋的炮台(即大炮台的雛型),防範任何從澳門城北面的入侵44。
在此五年後,簡陋的聖保祿炮台終於能派上用場,在炮台上發炮的人並不是士兵,而是耶穌會士羅雅谷(Jeronimo Rho)45。耶穌會士以學識淵博見稱,大家別以為他們都是“文弱書生”,耶穌會創辦人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本身就是軍人出身,所以修會參照軍事組織的模式設立,擁有如軍隊一般的紀律。當時,明朝受到後金(女真族)的入侵,朝廷多次透過在北京的耶穌會士向澳門購買大炮及招募炮手。因此,一位耶穌會士懂得發炮射擊,並非甚麼怪事46。
圖8 明朝官員孫元化著的《西洋神機》內頁。孫元化為天主教徒,曾經協助明朝向葡萄牙人購買火炮,甚至組建火炮部隊,可見西方火炮受到明朝的重視。(圖片來源:https://bit.ly/3HtaMcn)
羅雅谷從聖保祿炮台向荷蘭人發射了數炮,其中一炮擊殺了一些敵軍,使荷蘭軍隊緩減了進攻的步伐,雙方在山泉處陷入膠着狀態,互相射擊47。按照雷爾生在戰前的安排,三個營隊各配備六桶火藥,各攜帶一門火炮(合共三門火炮),但火藥卻遲遲無送上前線的士兵48。儘管荷蘭人開局時攻勢凌厲,但在缺乏補給的情況下,士兵們的手上的彈藥開始不夠。不過,當他們等到了彈藥送來的時候,又發生另一件突發狀況——一桶火藥發生爆炸,據說是一名士兵操作失當引發的49。這次爆炸僅是令一些士兵受傷,但小小的意外卻可造成雪崩的效應,荷蘭人不但士氣受損,葡萄牙人也趁機向敵人反擊。
在荷蘭人登陸後,賈羅布馬上組織城內的守軍,並且鼓勵大家的士氣,靜待着反擊的時機。當荷蘭人的火藥桶爆炸後,他立即帶領守軍們,全員一起高喊“聖地牙哥!”的戰號衝向荷蘭人50。聖地牙哥(Santiago),其實是天主教聖人聖雅各伯,傳說他在“收復失地運動”的一次戰役中顯現,協助基督徒擊敗摩爾人(穆斯林),因而獲得“摩爾殺手”(Santiago Matamoros)的稱呼。儘管“收復失地運動”已經結束,但“聖地牙哥”仍然是葡萄牙軍人的精神支柱。除了守軍之外,300名黑奴和耶穌會士拿起武器,紛紛趕到戰場上殺敵51。
澳門守軍猛烈的攻勢,使荷蘭人的部隊崩潰,一些人開始落荒而逃。魯芬看到形勢不利,嘗試命令部隊撤到東望洋山上的聖堂,佔領高地重整旗鼓,但當他和士兵趕到時,卻遭到埋伏在聖堂的葡萄牙人射擊52。荷蘭人的最後希望也消失了,只好落荒逃跑到登陸的海灘,人們爭相爬上小艇,無數的子彈從身後向他們發射,但仍然有大批人在逃亡的路上被殺。
相傳,這些荷蘭軍隊的鬼魂一直徘徊在劏狗環一帶,人們因而稱這地為“海角遊魂”(後改為“海角遊雲”)53。
尾聲:勝者留下,敗者離去
1622年6月24日,葡萄牙人擊退荷蘭人的入侵,由於這天是施洗者約翰(João Batista)的贍禮日,他們立即到教堂舉行瞻禮,為感謝上帝賜予這場戰役的勝利54。黑奴們在戰鬥中勇敢的表現(據說有一名黑奴是女扮男裝上戰場),他們當場獲得自由,除了他的主人看到之外,明朝官員也賜予大米給黑奴作嘉許55。
當葡萄牙人大肆慶祝勝利之際,荷蘭人在悲哀中度過慘敗的一天,他們點算部隊的損失,雷爾生稱“在此次攻擊損失了136人、另外有126人嚴重受傷”56,當中陣亡或失蹤的高層共有九人,包括魯芬,據說他在撤退時被葡萄牙人圍攻,身中多刀戰死57。翌日(6月25日),雷爾生派員手持白旗到澳門,希望對方交回俘虜的荷蘭人。實際上,葡萄牙人活捉了七名荷蘭人,但他們以“現在不是時候”拒絕58。
雷爾生的艦隊在澳門停留了數日,不但是重整旗鼓,也派人到廣東尋找明朝官員,那名官員是廣東海道副使59。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向官員請求劃出土地讓荷蘭人駐留,像葡萄牙人入居澳門一樣,但這位官員拒絕了,並要求荷蘭人立即離開。最終,雷爾生的荷蘭艦隊在6月29日離開澳門海域,北上前往澎湖,執行科恩總督的Plan B,在當地建立一處貿易據點60。
戰役的痕跡
圖9 得勝花園紀念碑。勞加裕攝。
荷蘭艦隊離開後,葡萄牙人並沒有因此而放下戒心,他們為防範敵人再次入侵,於是向葡萄牙王室請求派駐將領和士兵,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在1623年以首位澳門總督的身份到來。澳門總督的設立,不僅是作為一名將領,也標誌葡萄牙王室派駐代表到澳門,影響着日後澳門政制的格局。另外,馬士加路也在任期間大規模修建炮台和城牆來抵禦外敵,這系列的防禦工事仍可見於澳門各個角落,而它們也影響着城市的規劃和發展。
儘管葡萄牙人在“澳門之役”守住這座城市,但這並不代表阻止荷蘭人搶佔中國與日本的貿易市場。相反,雷爾生的艦隊前往澎湖後,曾於1622年攻打廈門,遭到擊退,後於1624年在台灣島的大員港(即今天的台南)建立據點,確立在遠東的貿易基地。荷蘭人從1639年起,取代了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貿易,使澳門的貿易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換句話,荷蘭人雖然沒有攻取澳門,卻奪走了澳門的商業價值。然而,荷蘭人的勢力也非無堅不摧,清兵將要全面佔領中國時,鄭成功在1661年渡海進攻大員,最終荷蘭人不敵,放棄了這個據點,明鄭勢力在荷蘭人的基礎上經營這片土地,直到1683年向清朝投降為止。
400年後的今日,半島上的烽火早已成為遙遠的過去,但“澳門之役”的痕跡卻隨處可見,如得勝花園、荷蘭園、城市日大馬路等地名。這段歷史不但銘刻在街名上,也影響了澳門,甚至東亞的歷史。
註釋:
1.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第7頁。
2. 即萬丹蘇丹國(Banten Sultanate)。1610年,萬丹蘇丹國允許荷蘭人在雅加達城附近建立貿易站,但隨着貿易站擴大,萬丹與荷蘭人在1618年爆發戰爭,而英國人曾經與萬丹結盟對付荷蘭人。
3.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3頁。
4. 謨區查(Charles Ralph Boxer),李慶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 – 1770)》(澳門:澳門大學,2016年),第52頁。
5.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4頁。
6.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4頁;林發欽,〈海盜曾一本犯澳與澳門城牆的首建〉,載於《澳門史稿》(澳門:澳門近代文學學會,2005年),第142頁。
7.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7頁。
8.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7頁。
9.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8 - 9頁。
10. Adam Clulow,陳信宏譯,《公司與幕府:荷蘭東印度如何融入東亞秩序,台灣如何織入全球的網》(新北:左岸文化;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46頁。
11.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10頁。
12. Elie Ripon,賴慧芸譯,《海上傭兵回憶錄——一位傭兵的日誌:1617 - 1627》(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13. 雷爾生在1622年6月11日制定進攻澳門的人員安排,記錄艦隊總共有1,108人,其中763人為船上人員、士兵為201人。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載於《臺灣文獻》(2003年9月第54卷,第3期),第160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11 – 112頁。
14. 據雷爾生的記錄,主力艦隊的八艘艦上有38名穆斯林、83名班達人、九名黑人及兩名日本人。雖然這些人加入艦隊,但荷蘭人對這些人存有疑慮,並且加以防戒。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40、141、143及162頁;邦特科(Willem Ysbrantsz Bontekoe),郭頤頓譯,〈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5期(2010年夏季刊),第67頁。
15. 四艘船為“聖十字號”(St. Cruz)、“德海恩號”(De Haen)、“老虎號”(De Tiger)和“勝利號”(Victoria),由奈傑魯德(Cornelis van Neijenroode)率領。參見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9 - 10頁;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48頁。
16. 八艘船包括大船“濟里克澤號”(Zierickzee)、“格羅寧根號”(Groningen)、“代爾夫特號”(Delft)、“恩丘森號”(Enchuysen)、“勇敢號”(De Galliasse)、“英國熊號”(Engelsen Beer),以及快船“聖尼古拉號”(St. Nicolaes)和“帕利卡號”(Palleacatte)。參見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10頁;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40 - 141頁;Parthesius, Robert, Dutch Ships in Tropical Water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Shipping Network in Asia, 1595 – 1660.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43 - 149頁。
18. 即賓童龍占婆。占婆王國在1471年被黎朝滅亡後,黎朝把賓童龍封給占城王族,作為黎朝的屬國。
19.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1 - 153頁。
20. 雷爾生打聽的消息指,金蘭灣有約100名葡萄牙人和混血兒造船。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1頁。
21.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1 - 155頁;邦特科,郭頤頓譯,〈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文化雜誌》,第66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07頁。
22. 羅薩里奧(António do Rosário),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5期(2010年夏季刊),第59頁。
23. 楊松率領的九艘船有“忠誠號”(De Trouw)、“希望號”(De Hope)、“萬丹號”(Bantam)、“伊利莎白號”(Elisabeth)等。當荷蘭艦隊抵達賓童龍後,雷爾生按照科恩總督的命令,在5月30日派出“聖尼古拉號”前往馬尼拉尋找楊松的艦隊,但“希望號”等4艘船似乎已提早在5月離開楊松的艦隊,前往澳門。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3、162及163頁。
24.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59頁。
25. 科恩在1622年1月21日的東印度公司報告上,提到馬尼拉運送了12門火炮到澳門,而澳門也將自行鑄造五門火炮。參見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59頁;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4頁。
26.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59 - 60頁。
27.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0頁。
28. 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13頁。
29.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7 - 160頁。
30. 值得一提,科恩在1623年6月20日的東印度報告中,提到艦隊派出11支隊伍登岸,雷爾生可能在抵達澳門後調整登岸部隊的安排。參見程紹剛譯注,《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第13頁。
31.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2 - 163頁。
32.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3 - 164頁。
33.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4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0頁。
34.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4頁。
35. 林發欽,〈一六二二年荷蘭人攻奪澳門始末〉,載於《澳門史稿》,第112頁。
36.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4 - 165頁。
37. 計量單位
38.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
39. 相較於羅薩里奧誇張的描述,荷蘭人對炮擊加思欄的描述較輕描淡寫。作為“格羅寧根號”船長的邦特科稱,他們只向澳門城發射五炮而已。參見邦特科,郭頤頓譯,〈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文化雜誌》,第66頁;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頁。
40.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
41. 駱日祿(J. Rodrigues),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5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
42. 雷爾生在日誌中沒有提到中槍的身體部位,邦特科稱“他被擊中腹部”,而利邦則寫道他的額頭被炮彈碎片擊穿。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頁;邦特科,郭頤頓譯,〈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文化雜誌》,第67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09頁。
43. 這座山泉可能是二龍喉泉,即葡萄牙人稱的“嫉妒之泉”(Fonte da Inveja)。參見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
44. 聖保祿炮台的設計者之一是耶穌會士羅(Francisco Rho,不是之後提到羅雅谷)。參見顏東萊(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澳門的“頂峰”——耶穌會宗教、文化及軍事綜合體〉,載於澳門博物館項目組編,《與歷史同步的博物館——大炮台》(澳門:澳門博物館,1998年),第48頁。
45. 葡萄牙人的文獻記錄沒有提到在聖保祿炮台的炮手是甚麼人,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指炮手為一名耶穌會士,而羅雅谷的說法是源自謨區查。參見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5 - 56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徐薩斯(Montalto de Jesus),《歷史上的澳門》(澳門:澳門基金會,2000年),第55頁;謨區查,李慶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第56頁。
46. 林發欽,〈一六二二年荷蘭人攻奪澳門始末〉,載於《澳門史稿》,第107 - 110頁。
47.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頁。
48.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59及165頁。
49. 很多人認為葡萄牙人的炮彈擊中荷蘭軍隊的火藥桶導致巨大的爆炸,導致荷蘭人戰敗,但雙方文獻並未提及兩件事存有因果關係,只有利邦提到火藥桶由一名爪哇人點燃的。火藥桶爆炸的傷亡也不如傳聞中那麼巨大,爆炸造成的影響更多是使荷蘭人缺乏彈藥作戰,以及士氣崩潰。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頁;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6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邦特科,郭頤頓譯,〈1622年穿越中國南海的航行〉,《文化雜誌》,第67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10頁;林發欽,〈一六二二年荷蘭人攻奪澳門始末〉,載於《澳門史稿》,第106 - 107頁。
50. 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6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 - 62頁。
51. 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8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09及111頁。
52.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6頁;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1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09及111頁。
53. 王文達,《澳門掌故》(澳門:澳門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3頁。
54. 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57頁。
55. 羅薩里奧,蔚玲譯,〈1622年荷蘭人襲擊澳門〉,《文化雜誌》,第62頁;林發欽,〈一六二二年荷蘭人攻奪澳門始末〉,載於《澳門史稿》,第112頁。
56. 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頁。
57. 雷爾生記錄他們損失了十張旗幟、七名隊長、四名中尉、七名旗手、七名士官、九名號手,當中包括第一隊隊長魯芬、第三隊隊長積及臣(Hans Jacobsen)、第四隊隊長安德里亞斯(Willem Andriese,“德夫特號”船長)、第五隊隊長(Evert Hermansen,“勇敢號”正商務員)、第六隊隊長Dirck Vettingh(“公雞號”船長);還有“勇敢號”和“公雞號”正商務員、“希望號”副商務員及日本人的隊長。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5 - 166頁;Elie Ripon,《海上傭兵回憶錄》,第110 - 111頁。
58. 駱日祿,蔚玲譯,〈1622年澳門擊敗荷蘭人〉,《文化雜誌》,第58頁。
59. 澳門戰役翌日(6月25日),雷爾生召開一次會議,其中一個決議是派人前往南澳與中國官員會談,由奈傑魯德和博舍特(Bosschaert)擔任代表。6月28日傍晚,奈傑魯德返回艦隊,對於荷蘭人入侵澳門一事,與之見面的中國官員沒有譴責他們。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6 - 167頁。
60. “希望號”、“聖尼古拉號”和“帕利卡號”被安排留在澳門監視葡萄牙人的船隻,3艘船在8月28日才抵達澎湖與雷爾生的艦隊匯合。參見林偉盛譯,〈雷理生司令官日誌(1622年)〉,《臺灣文獻》,第166、167及176頁。
更新日期: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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