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羅泉，1929年出生，在鄉下廣東四會長大的，約1948年來到澳門，先坐火車到香港拜師學了一年，後來才來澳門。因為老闆在香港和澳門都有一間造木的公司，我們是去學師的。

抗戰時我在四會。生活很平凡，周圍去玩和讀書。那時候在鄉下讀書的機會不多，因為隨時會遇到危險，可能會被飛機炸到。讀書是在廟堂，而不是在學校，老師也不想教，所以常常會更換老師，而我們會把一些穀物給老師們。那時候日本人打來，到了我們鄉下四會。

在我們鄉下，距離我們家很遠，有一個戰壕，周邊有一些竹圍着，機關槍交叉豎起；我們這班小孩不小心玩的時候去到那兒，他們（日本人）招手叫我們過去給我們東西吃，帶我們進去戰壕，叫我們幫他們丟棄豬頭，豬的腸臟和雞皮，而我們就把那些東西帶回家。那些人躲日本仔跑到山上，以為我們死了，見到我們回來，問“啊，你們沒有死啊？”我們把整個豬頭都帶回來。當時的我是十二三歲。日子過去，有一天睡醒，發現見不到他們，人們告訴我們日本人投降了、走了。國民黨有軍機炸他們的集中營，日本仔住的，炸彈拋在魚塘裡，雖然沒有響，但大家都不敢去那兒挖。之後過了三年多的時候，有一個親戚的舅父在香港，回鄉下的時候，說需要人去學師，這樣差不多1948年，我和其他人跟着他到香港學師。

我沒有爸爸了，而媽媽在新加坡。以前我們的家庭很困難，爸爸的哥哥（大伯）的一家想拿走我們的家產，只剩阿嫲（奶奶）。我長大後聽人說我一歲多時，媽媽把我拋在垃圾鏟上，然後走了。最後外婆接我走了，舅父也照顧我長大。很複雜，我們以前的田是上一輩（阿公阿嫲）留下的，和親戚一家一半，我們也把一些田租了給同鄉，但是親戚把他那邊的田基不斷擴大，我們這邊的就不斷變小。媽媽也曾經被逼去嫁別人，後來她的鄉下朋友告訴她，新加坡那兒要請人工作，於是她把我丟下給外婆，就去新加坡工作。

我沒有兄弟姊妹，只有我一個。我未出世時，聽人講爸爸是被人打死的，所以我也未曾見過爸爸。我媽媽20多年也沒有回來。後來因澳門政府聘請人去東帝汶，於是我就過去了。其實我心中都想找媽媽，但卻找不到。

我是1950年去東帝汶，一共四年，以為兩年的合同，有人就不斷罵我，“說是兩年，怎麼搞的……”最後過了兩年期限，是西洋人招我們過去的，也不能說是欺騙，不知不覺做多了兩年，自己也喜歡在那兒。因為學滿師，來到澳門，找工作很困難，我們的老闆本來要趕我們返回去鄉下，但我們不想回去，就周圍跑跑，捱到去了那邊（東帝汶）。

1955年，我回來澳門。從東帝汶回來時，我去新加坡找媽媽。但因為我不可能入新加坡，臨時就可以，長久就不行，所以我就先返回澳門，把媽媽從新加坡接回中國，她先回鄉下住，我想她可以在鄉下住一年六個月這樣，再回去新加坡嘛，我就先回澳門，我回祖國只是一個月的時間。

她先在鄉下住，住悶了再帶她返回去。結果她說有很多契女什麼的，就沒有再回去新加坡。她不想過來澳門，在鄉下一直住到離世。我一直都有寄錢回去。我自己就在澳門一路做到現在。

1955年，我跟一些建築工友的合照（指着圖3、4、5），要分別了，大家依依不捨。當時我也就20多歲。

初初回來澳門，主要是在黃安那裡，在教會做木工，當時每間教會我都有去做，如聖羅撒學校、竹仔室、大廟頂、台山花地瑪，還有青洲的聖德蘭。主要是維修，因為當時學校的枱是木造的，所以主要是修理學校的書枱，還有維修學校其他的東西。竹仔室、聖羅撒、望德學校也維修過一些櫃和凳子。

那時工資是五六元一天。在黃安公司做了兩三年，直至進入新開的娛樂公司。

新公司是娛樂公司（即現在的澳博），最早期成立是葉漢的公司，不是傅老榕的了，傅老榕是舊的，那間中央（酒店）是他的。我去的新公司是葉漢、葉德利他們先做，後來葉漢自己出了一點問題，想自己做，就出外面去開馬場。之後才由何鴻燊入手接任了。

娛樂公司，現在改叫“澳博”的，澳門博彩公司。我在娛樂公司樣樣都有做，但建築沒有做，主要做裝修。做皇宮船的裝修啊，賭枱啊（在筷子基內港那艘船都已經不是最早的了），好大的船，有兩條龍在外面的，好威的，在岐關車站對面停泊的那艘船，好大個的。

自從有娛樂公司開始，我就一直做。從裝修新花園開始，新花園以前是舞廳來的。起初我在娛樂公司是做剫木的工作，但後來因為做領導的工作，所以30多年不用做辛苦工作，只是打理工程。

我在娛樂公司做了40多年，光是打理工程都有30多年，開始進去時做了十多年，公司便升了我做管理層，如舊葡京賭場就是我裝修的，但酒店就沒有。那時候裝修有100多人，因為趕着新年開幕，而且賭場實在很大，“剫木佬”都不少啊。當時澳門街很難找人工作，舊葡京酒店先裝修，過年前趕工裝修賭場。

2009年，我79歲時退休。

從帝汶回來後，我拿了澳門身份證。以前香港不用身份證，3元就能坐船去香港。回了澳門，人家就說，“去拿身份證啦。”那時候拿身份證是很難，西洋人會問東問西，很挑剔和凶惡，好似不想給我們，你有錢都不是容易拿的啊。身份證的費用很便宜，但辦理速度不是很快；不過因為我把在東帝汶做過的證給他，而那個地方也是西洋人管理的，所以就較快一點。

辦理證件是在龍嵩街的二樓，這也不得，那也不得，問你“拿這個證要幹什麼？”很麻煩啊。

香港身份證我本來有，後來不要了。要香港身份證很簡單，後來就需要“回港證”，因為我沒有空去香港，最後不如不要了。光有身份證不行，要“回港證”才行的。每次都要去拿。

我參加工會是一九六幾年。那時工會領導人有梁培、馮培、伍培，即“三培”；馮培在工會工作，梁培在工聯和本會（木藝工會）工作，伍培除了在工會工作，還有很多工程要做。

入木藝工會的手續，他們會問我們在哪兒學師，我告訴他我在木橋街學師。如果入會時沒有資料提供，就要找人擔保，又要學滿三年師，挨一年師。看成績如何才可以入會，又要找人介紹，有擔保人，因會有人來查我們的，不是像現在什麼人都可以入會，以前入會是很艱難的。

員工全部可參加職工會，不過故意去破壞的人就不能參加，要調查過那些人，真心才可以。現在他們很多人都做了議員。以前只有澳娛，叫“娛職”，現在有一間博彩業總工會，全澳娛樂公司的員工都可入會。

入會是講團結，若有事情發生，工會看看合不合理，然後就會幫你出頭。要交會費的，起初是10元一個月，現在收得很貴。

我在公司做了這麼久，退休我應該不單只補這點小錢，本來我是在澳娛，但後來我立了合約轉到澳博，即使要補錢，都只是澳博補。又因我在澳博只有十多年，而且以前沒有勞工法，現在有工資補貼都是按照現在的勞工法補給我的。

我做了40多年，真的不止這些退休金，但上一代的高層人士像葉漢等人都不在世了，沒有人為我做證明。所以公司藉現時勞工法的規例去補就算了，以前我做的已沒有得計了。

以前公司用“澳娛”，後來轉“澳博”的名，他們真的很“精”啊！所以以前有職工會就是這個原因。

以前娛樂公司很複雜，很多人都知道啊。它是一個獨市生意，聘請的人都是他們自己喜歡的，入去工作都要給很多的介紹費。以前一家獨大，除了有一些人能做政府工，很多人搵食都是困難的，不像現在澳門很多賭場，到處都請人，但澳門卻不夠人工作。

我們根本沒有退休，公司沒有退休制度。但想要年輕人上任，所以以現在有的勞工法去辦，讓我們到了一定年齡的人退休，使我們離開工作崗位，其實他們是讓自己年輕的親屬能接任。我們都幾十歲，要退休就退吧！

它沒有補我們什麼福利，在澳娛工作的年資已沒有計，只能以澳博的工作年資去補，簽了合約的，去到勞工處［注：應為勞工局］也這樣說，沒有得補。

最初入職娛樂公司，我薪金是一天十元左右。做日工，很久仍是日薪，因為娛樂公司很聰明，他們會覺得長工工人沒有那麼勤力，散工的工人會比較搏命做。起初我一直做散工形式為主，十幾年才轉長工，即使我當領導了都不是長工，是做散工的身份。

其實轉了長工，個人會懶一點。以前趕工很緊要，公司叫我們做什麼都要做，做通宵我們都要做。無論高層啊，中層至下的人啊，“你怎麼怎麼去做”，叫我們去做什麼都任他們吩咐。公司有退休金。養老金沒有。

“一二．三事件”時，那時我在澳門葡京裝修，五點半放工，有人說在新馬路有活動，我走了過去，原來是戒嚴，車不能駕駛在道路上，聽人講打死了很多人，當時我也不是很清楚。有部分新馬路的人，斷了很多道路的指示牌，向新馬路營地街市周圍拋。

因我急着去小便，到了木藝工會，卻關了門，就回家去了。當晚我不知發生什麼事，但第二天，有人說打死好多人，在關前街也有一個人只是把頭伸出去窗口，就被打死了。

我在那段時間只忙着趕工，所以很多事情都不清楚，只有晚上放工的時候才去留意看看。當時市政廳（郵政局門口）有一架裝甲車，我們在那裡走來走去，見到有人拿槍，我們就都走開了……

宵禁那段時間，連上架行會館也曾被葡兵用槍掃過，因為他們知道我們有人守工會值夜，但幸好沒有人傷亡。

1950年，我剛從香港回來。我們都見到有人用水射向鍾子光的志光國貨公司，因為想把五星旗除下。是新馬路那間志光，屬於陳植生的，他是永樂戲院的老闆，是一個愛國人士，澳門第一支五星紅旗是他掛的。他為人很好，他已逝世，他的家人我也認識。

那時他的戲院播一些祖國片，如《白毛女》、《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們都很喜歡去看戲。

那時我也入過群青會（群眾青年會，即鏡平、勞校的老師也有參加）協助活動，我是一個很踴躍參加活動的人，很多地方都去幫手做些事情。年輕時我好活躍，到處玩，不怕生，也不怕死。

木藝工會、娛職會、群青會，工聯的文化委員會，我都有參加。總之周圍有得玩我就去，我什麼也不懂，成班人說去哪兒好，我都會跟着去。

我成日周圍去玩，又去不同的工會周圍借東西，因為以前工會的資源不是很充足，如去借枱凳、棋等康樂物資。

以前我收工之後也有幫手在工人球場挖沙。有一晚還下大雨，我們一班人都濕了身呢！起初工人球場只是泥地，那些學生、群青的人都喜歡在那兒玩、辦活動。

木藝工會的師傅誕，我當然有參加，我有上去拜過師傅，現在我都不記得在哪兒了，有半斤燒肉給的²。清明節，因清明拜山嘛。我們在山頭那兒吃“磅包”（方包）、燒肉來送，現在已沒有。我記得在良田（燒臘店）那兒拿燒肉。我在工會幫手拿東西去公祭，不過什麽時候我都忘記了，不記得那麼多東西。

我以前在工會也有做過幹事。（農曆）六月十三日的早幾天就做工作，就在工會樓下吃，六月十三當天就在酒家飲。這是工作人員吃飯，所有會員吃的，會去酒家吃飯³。工會擺聚餐是早期的時候。工會後來辦了學校，因為辦了學校，所以沒有地方在工會聚餐。

“文化大革命”的時間家庭糾紛挺多，很多人認為是迷信，回到家要丟掉家裡的東西，木藝工會的“菩薩”（指魯班師傅像）工會也封存起來，因怕別人見到，會來搗亂，走進工會打爛菩薩。

什麼時候開封我不知道，對於工會的事我沒有很留意，我成日都沒有空，好少去工會，因為娛樂公司工作很忙，到處都要裝修，要我們一定要在期限中起貨，因為大老闆何鴻燊會過來看，我們需要立即趕工。

何鴻燊大老闆我們也會見到，因為工程通常都是十姑娘（何婉琪）過來跟進，何鴻燊不會常常在，他會一個星期來一次左右，來一天。

當時何鴻燊常留在香港多，他周圍去辦賭場，越南、北韓（即現在的朝鮮）等，我們曾經也去過越南、北韓酒店裡的賭場，我去過幾天去裝置賭枱，擺好位以後，要我們焊好。坐飛機每次去一個星期左右，我覺得那些地方很落後。去北韓、越南是十多年前。我覺得北韓是很窮的地方，撿一個煙盒、膠盒都沒有。但那個地方好靚，如馬路好看，廣場又大；開大會時，車子載了很多漂亮的燈來，相比澳門，整個新填海區都沒有他們的廣場那麼大。我們去那兒參加過開大會，不然我如何得知呢？放了很多好靚的大燈在車上。

北韓那裡我自己一個人去，他說裝修那兒有人，不過後來那班人走了，幸好有兩個泥水佬幫忙裝置，不然我一個人怎麼搞！也就是六張賭枱，不算很多賭枱啦。

以前全部賭枱都是在這兒（澳門）做的，但現在不是，我教一些人學會造賭枱之後，就帶回到珠海去造了。現在全部賭枱都改了。以前皇宮船的賭枱要四個莊荷的位置，但現在一個莊荷就可以，因為以前科技沒有這麼好，上面的閉路電視沒有那麼好，現在的閉路電視，周圍都能錄影。科技不同了。其實為什麼以前娛樂公司願意自己去製造賭枱，原因都是防止被人作弊，怕被人偷錢，以前連地下也會放了一些透明膠，不過現在已拆了。

賭博成為正式的娛樂，好像美國拉斯維加斯，都是娛樂嘛，沒必要這麼大賭。澳門貴賓賭場的人（賭客）是很大賭的，十幾二十萬或100萬作一次的賭注，但外國就不會那樣，他們好像都是娛樂，玩玩老虎機而已。

美國我都去過。有些人玩玩老虎機，然後走去游水都可以，把錢放下都沒有人拿，他們隨處在賭場行一行，飲下嘢（飲品），看看表演都可以，那是正式高級娛樂。而澳門不是這樣子的，這兒是正式賭，別人是正式娛樂，很不同呢！別人玩的時候是開心笑的，但在澳門的人輸了錢會發脾氣，拍枱拍凳，又叫人要即刻改什麼改什麼。老闆也是輸了錢也會叫人即刻換賭枱。

澳門賭場的員工，自己找辦法就可以，因為我們員工不能在自己的賭場賭，但放工後，換了衫，到另一個沒有相識的人地方玩一玩都可以，或者叫人幫忙下賭注就可以；自己正式坐在自己公司裡賭就不可以。

何鴻燊規定自己的員工不能去賭錢，職工會有時開會的時候都會提醒，叫我們不要犯規，不然會增添工會的麻煩。就算有錢跌在地下也不能撿在自己的袋裡，要通知糾察。所以職工會樣樣都會教我們。

有些公司會特意考驗員工，特意有些錢在櫃裡不拿出來，看看員工會不會自己講出來。所以不是有心就有好報，給員工錢反而會累了員工，所以賭客贏了錢，給小費給旁邊的人，但卻是累了他／她，如果公司的夥計接受了就會被“炒魷魚”，因為規矩不對。

我在澳門一直工作，身體都沒有其他病痛。起初工作時常常要通宵，我要打理工程，還要管理一班工人，又要教導他們如何做。

我沒有什麼文化，我初做管理的時候，已經逝世很久的經理潘達（音），會覺得我好奇怪，我會想到一些別人想不到的東西而知道這樣做，潘達是繼葉漢後的經理，那時候何鴻燊還未上場。因為舊葡京要裝修，沒有人幫他工作，他又不認識澳門的人，那時去工會找人都找不到，不夠人啊，因為舊葡京樓下那一層要趕着過年開幕，所以潘達調我去舊葡京裝修。

徐洪那幫人在酒店工作做傢俬做了很久，後來賭場舊葡京也要趕新年開幕，你說當時澳門怎樣找人！總之是“一二．三事件”期間我在葡京裝修，因公司趕着年尾先開幕一部分。我記得是這樣，但具體日子我就不清楚了。即使是葡京，它是開幕了之後一期期繼續發展，開了樓下之後，二樓是遲了一年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