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2月6日─1618年1月25日）澳門仁慈堂修訂管理章程。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4章，第52頁。

天花已於1980年代絕跡，今天只能在長輩的手臂上看到當年接種牛痘的印痕… 你可有想過，200年前的種痘，是一個接力的過程？

“日據時期，廣東、香港的一些著名品牌都紛紛將藥廠轉移來到澳門，有流傳到如今的著名藥品品牌，就是那些避難到澳門的藥廠，當年日據時期在澳門所創立研發出來的。比如至今仍暢銷港澳和國內外的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就是當年在新馬路噴水池附近的藥廠生產的；再比如胃仙U，是當年日本在澳門開設的藥廠生產的，後來轉移到香港，至今仍然暢銷不衰；再比如我們澳門人更加熟悉的幸福傷風素系列，當年也是澳門的藥廠生產，後來再將藥廠搬到香港，如今已經成為了香港人消費最多，也是最耳熟能詳的藥品之一。所以，澳門的製藥業，特別中藥業盛極一時。”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2月1日─1547年1月21日)耶穌會士保祿•卡梅爾特(Paulo Camerte)在聖信學院附近建起了一座貧民醫院(Hospital dos Pobres)，以治療貧窮的印度教徒，也有專門的地方收留痲瘋病人。 Leopoldo da Rocha, As Confrarias Goa, Séculos XVI—XX, pp. 80—81，轉自董少新的《形神之間——早期西洋醫學入華史稿》，第41頁。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1月28日，西班牙方濟各會澳門醫生安哆呢神父去世後，澳門聖方濟各會院藥房即由安哆呢的助手若瑟．吉勒芒（José Guillemon）接管。若瑟．吉勒芒為人粗暴，對傳教工作不熱心，甚至不願意為華人治病，導致藥房處於半癱瘓狀態。澳門方濟各會遂請求馬尼拉再派一名外科醫生來，於是方濟各會士安伯老（Martin Palau）修士遂於本日抵澳。安伯老，西班牙人，17歲加入方濟各會。1747年8月到馬尼拉，在此期間，在馬尼拉皇家醫院和方濟各會修道院診所學習醫學，專攻外科。安伯老修士一到澳門，便重整方濟各會修道院藥房，添置和配製了許多藥物、藥品。方濟各會修道院藥房每年都會收到澳門居民的大量佈施，澳門仁慈堂每年也給該藥房100兩白銀。另外，在修道院附近有一塊田，用來種植藥材，這也節省了許多購買藥材的錢。有了這樣的經濟來源，安伯老既可以為澳門市民提供醫療服務，還可以給在中國內地傳教的各修會傳教士寄去藥品。Severiano Alcobendas, Religiosos médicos de la Provincia de San Gregorio Magno de Filipinas, in AIA, Tomo 36, pp. 565—566; Tomo.37, 1934, p. 101.

澳門所在的嶺南地區自古就是傳染病的高發地，被歷朝歷代稱為“瘴癘之地”。1820年全球第一次霍亂大流行波及澳門，澳門開始有相關瘟疫的文獻，期後的兩百年間，澳門經歷了眾多的傳染病肆虐，霍亂、鼠疫、天花、麻瘋、愛滋病、肺結核等不同的瘟疫，奪去不少人的性命。

在《澳門流動小販》明信片第一輯中，見到《草藥小販》及《跌打醫生》兩幀老照片，引起我一些模糊的回憶。街頭賣藥在數十年前仍很流行，晚上常見在康公廟前地、司打口前地及南灣等處大笪地開設攤檔。江湖賣藥師父與幾個伙計開檔，燃點大光燈，敲鑼打鼓，表演武術及“心口碎大石”、劈磚等硬氣功，有聲有勢，吸引觀眾圍觀，頗為熱鬧。演出至高潮時，就開始售賣膏丹丸散之類醫治跌打刀傷藥物，師父在介紹藥物時，伙計在旁和應，大力推銷，雖然圍觀者眾，但購藥者寥寥。一般跌打藥攤檔較為簡單，檔主單人匹馬走江湖，揹着一個大藥箱，選定熱鬧街道，就地開檔，在地上鋪一塊寫有藥名藥效的白布，放置藥物，靜待客人光顧，檔主還會替人診病。售賣蛇藥的攤檔也無助手，檔主用布袋盛載幾條蛇，開檔時將蛇拉出布袋，讓牠在地上爬行，作為生招牌，途人好奇地駐足觀看，聽着檔主介紹蛇藥好處。不過，售賣春藥的，多是晚上在街上開檔，檔口簡陋，在地上鋪了一小塊紅布，上置火水燈及數小瓶藥物，檔主揚言自誇藥效神奇，途人多是匆匆而過，檔口冷清，偶爾有人上前與檔主交談、購藥。藥物中以售賣草藥較多，除店舖外，還有流動攤檔，檔主熟悉藥性，自採生草藥擺賣，掙錢謀生；有的還懂得一點醫術，替人診病。其中乾草藥檔攤，除了自製藥油供銷外，還陳列各種乾草藥，在藥草上加上藥名、藥效的簡單標籤。隨着時代變遷，西醫藥普及應用和當局管制藥物，江湖賣藥及草藥攤檔逐漸消失，今已鮮見了。

從2020年1月21日應變協調中心成立開始，記載着澳門三年間抗疫的每個關鍵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