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傳教士。字繼元，原名謝務祿。葡萄牙尼札（Niza）人。1602年入耶穌會。1608年東來。1613年入華，傳教金陵，南京教案後於1616年被驅至澳門，繼在聖保祿學院任教（1617-1620）。1620年改用曾德昭名再入內地傳教，初居江西，繼赴江南、浙江。最後到西安。在此，他見到新出土的唐德宗建中二年所立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並將其譯為拉丁文，轟動歐洲。1637年自澳門赴羅馬，出席耶穌會總會召開的各國耶穌會代表大會，1640年抵羅馬。1644年會畢返華後，出任在華耶穌會會長至1650年。1649年往廣州主持教務。1650年清軍攻克廣州，曾被捕。後因湯若望的關係始獲釋。1658年歿於廣州。著有《大中華帝國誌》（Relação da Grande Monarquiada China）一書。其遺著《葡漢字彙》今藏里斯本國立圖書館。

劉雅覺，外文名Jacob Lao，廣東花縣（今屬廣州市花都區）白泥墟牛軛塘村人。著名音樂家、教育家、語言學家。 雅覺生於一個虔誠天主教家庭。父親劉興祥，母親李氏。兄弟姐妹六個，雅覺有一個姐姐和三個弟弟。雅覺少年時，全家人來到澳門避難。他入讀聖若瑟修院，1894年學成晉鐸，翌年被派往新加坡、麻六甲佈道。1899年，他回到澳門，成為聖若瑟修院教師，擔任中、英、葡、拉丁文及音樂課40多年。由於他教導有方，桃李滿門，培養了不少傑出人才。 雅覺熱心社會公益，特別是澳門教育事業。1900年，他開始被長期委任為嘉諾撒會主理的仁慈會主理司鐸；1905年組織聖母無原罪兒童院（今慈幼中學）銅樂隊。兒童院銅樂隊持續發展，在澳門培植音樂幼苗，該樂隊是現在警察銀樂隊的源頭。當時，雅覺藉此樂隊培養青少年的音樂素養，陶冶性情，服務社會。他為樂隊選編中國名曲，演譯成西樂五線譜，讓樂隊演奏。 雅覺把中樂介紹給外籍人士，為華人表演時，倍添親切感。樂隊經常參加社會慈善賑災等公益活動，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1911年，雅覺西方樂理引進，編寫《西樂快捷方式圖解》。1916年，鑒於華人子弟失學嚴重，他和教友崔諾枝等組華童教育會，在望德堂區籌辦天主教公教小學，1923年該校開學，雅覺擔任校長，後轉任督學，1944年學校結束。 1920年，一些華籍校長籌組中華教育會，雅覺應邀參與籌備工作，承擔會章葡文翻譯及向澳葡政府申報等事宜，他被選為第一屆會長，崇實校長梁彥明被選為第一屆評議長。之後，該會在兩位愛國知識分子的領導下，朝愛國團結的方向，推動教育改進，維護教育界權益。特別是抗戰時期，他教育教師和學生，紛紛出錢出力，抗日救國，做了大量實效的工作。1944年公教學校結束，中華教育會特聘雅覺為高等顧問。 1922年，雅覺被教區委任為主教座堂主持，是澳門首位獲此殊榮的華籍神職人員；同年出任聖若瑟修院附屬中學的教師。 1923年，澳門政府成立諮詢委員會，雅覺被委任為首任華人代表，便於官民溝通，他為華人謀福祉作出不少努力，如為澳門商人利益爭取到取締“綠衣銀”稅等。 1933年是天主教救贖年，雅覺聯同江蘇海門佈道會朱開敏主教帶領136人訪問羅馬教廷，並前往耶路撒冷朝聖。之後，他周遊列國，行經英、法、德、比、葡、瑞士及日本七國的大城市，順道考察教務和教育。 雅覺知識淵博，服務熱忱，他參與《澳門教區公報》工作，在高若瑟主教（葡人稱魯彌士主教）創辦的《東方》雜誌上，發表了不少文章。 雅覺一生十分勤奮，是當時社會上少有的雙語精英。1924年，雅覺自告奮勇為官立中葡學校主編教科書《談話要語》供中國兒童學葡語。他編寫一本葡語教科書《葡文切音快捷方式》葡文書名為《Método Progressivo de soletração para Escolas Luso-Chinesas》，共40課，為華人學習葡語語音，提供一套既系統又快捷的教材，其中不少是他教華人學外語的心得和經驗。 雅覺認為只要利於教務、教育，利於學生，利於社會的事，就自覺地去做。特別是別人不一定能做到，而在他專業之內的事情，他一定當仁不讓，編寫教科書、譯中樂為西樂合奏曲譜，其中為愛國歌譜曲等。 雅覺和靄可親，為人誠懇，工作熱誠，愛人如己，深受親友、教友、學生等大眾愛戴和尊崇。 1951年5月26日深夜，雅覺安然辭世，終年80歲。劉雅覺是澳門天主教首位華人紅衣大司鐸、澳門中華教育會首任會長、澳葡政府委任的華人代表。 [1]劉羨冰：《為教育界增光的首屆會長劉雅覺》，載“澳門鄉土教育資源庫”網，2012年10月22日，http://www.history.mo/a/article/Macaohistoricalfigures/2012/0215/89.html。

徐佩之，澳門官員、葡語翻譯。 20世紀30-40年代，徐佩之是澳門華務局主管檢查中文報刊和翻譯工作的華籍官員。[1] 1944年8月15日，徐佩之和何曼公、余寄萍、陳霞子、李鏗、潘豪等創辦《市民日報》，這是澳門市民報業公司（民營股份制）創辦的報紙。 《市民日報》原為週刊，出版後不久改為日報，最初出版時，內容以副刊、娛樂消息為主要內容，沒有新聞版，之後，改為一般性日報。社長由何曼公擔任。1955年由嚴慶騏接任社長。60年代初期，該報每日出對開一張至一張半，主要有澳門新聞及少量中國新聞、國際新聞、狗經、連載小說和廣告。近年來以議論政府施政的言論增多。社長何曼公，督印人飛歷奇，總編輯龔文，總經理朱耀德，社址設在澳門大街45號三樓。[2] 1937年抗戰爆發後，澳門四界救災會辦事處設在澳門營地大街104號二三樓《朝陽日報》、《大眾報》共用的社址內。其後，該會聘請28位各方面具有社會影響力的知名人士為名譽顧問，包括著名醫生柯麟，澳葡政府華籍官員徐佩之、何仲恭，葡籍官員施基喇，中山縣長楊子毅，國民黨澳門支部負責人、教育會會長梁彥明，商會主席徐偉卿，華人代表梁後源，著名殷商崔諾枝、高可寧、范潔朋、黃照、畢侶儉、李際唐、陸電明、劉敘堂、盧煊仲，天主教神父嚴紹漁、顏嚴若，還有社會知名人士梁鴻勳、曾仲衡、盧光功、黃槐、馮順遇、陳聲始、劉玉麟、葉伯衡、陳作基等人。[3] 1956年4月1日，鑒於澳門沒有一個面向社會的群眾性美術組織，吳喜雨、關萬里、徐佩之、陳善朗、趙偉夫、馮印雪、陸昌、郭奇波、陳子明和譚智生等成立“澳門美術研究會”，並聘請何賢為名譽會長，該會與廣東美術工作者協會有聯絡。1968年改名為“澳門美術協會”，是目前規模最大而且人數最多的民間文化團體。[4] 現澳門大學圖書館藏有《葡國魂詩集本事》（Sumariodosluziadas），由AntonioMariadaSilva（施多尼）撰寫，徐佩之翻譯，鉛印本。[5] 1939年，汪兆鏞去世。徐佩之、王惺岸合撰挽聯：[6] 嶺南文獻賴公傳，驚聞絕筆空山，薄海共悲頹魯殿； 濠上風煙堪自悅，留得避兵故宅，小樓長記榜湖船。 [1]濠江風雲兒女編輯組：《濠江風雲兒女》，澳門：澳門星光書店，1990，第107頁。 [2]《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760頁。 [3]《澳門歸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124-125頁。 [4]中國文聯港澳台辦公室、中國文聯理論研究室：《當代中華藝術的多點透視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藝術論壇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第494-499頁。 [5]“澳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影像系統＂，載“澳門大學圖書館＂網，2013年12月1日，http://library.umac.mo/html/e_resources/rarebook/mainview.asp?Id=167。 [6]胡善兵：《文獻整理的優秀成果：〈汪兆鏞詩詞集〉》，載“澳門文獻信息學會＂網，2013年5月1日，http://macau-mdis.org/art_show.php?id=591。

明末來中國的一位博學多才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1578年（明萬曆六年）3月24日，奉派參加第三十批耶穌會傳教士遠征隊，從里斯本出發前往印度和遠東。應耶穌會巡視神父范禮安的要求，1582年8月7日從印度果阿到達澳門，後被任命為中國傳教士使團領導人。1583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在廣東肇慶傳教，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之始。1584年第一次為兩個皈依者洗禮。1589年，他們被趕出肇慶，遷往韶州，繼續傳教活動。1595年經南昌到南京傳教。他初到中國，帶來自鳴鐘、三稜鏡、渾天儀、時晷、地圖等器物和大量西書，開始了明季西學東漸的新紀元。1600年5月19日，利瑪竇在龐迪我神父陪同下，作為葡萄牙使臣到北京準備覲見明朝萬曆皇帝，並以當時作為葡萄牙君主的西班牙國王的名義贈獻許多禮品。1601年1月，第二次到北京準備覲見萬曆皇帝，不久即移居北京，直到1610年5月10日去世。萬曆皇帝特批一塊墓地安葬，表示對他的敬重。利瑪竇精通漢語，博覽群書，深刻瞭解中國的歷史、地理、宗教、法律、經濟、禮俗等情況。他改穿儒服，“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與中國的文人學士、皇室貴族有密切的交往。利瑪竇主張將孔孟之道和宗法敬祖思想同天主教相融合，把四書譯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把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介紹給中國學者，推動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利瑪竇在中國居住28年，著作甚豐。1584年與羅明堅神父合編《葡華字典》，1589年編輯《中西字典》，1605年編輯《西字奇蹟》。又與郭居靜神父合作，採用拉丁字母和中文讀音對照的方式編成一部《西文拼音華語字典》。這些工具書的編寫與出版，為後學者開路，使傳教士能克服學漢語的困難。他翻譯《幾何原本》（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這是西方幾何學傳入中國之始，還翻譯和編譯有：《同文算指》十一卷、《渾蓋通憲圖說》二卷、《乾坤體義》三卷、《西國紀法》、《圜容教義》、《測量法義》等。著有《山海與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華圖奇觀》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的天文歷學、算學、地理學、物理學、哲學、醫藥學、建築學、倫理學等都產生重要影響。利瑪竇逝世前，留下的（自題為《論耶穌會及天主教進入中國》）意大利文手稿記載了自1552年第一批耶穌會士來中國直到1610年間在中國傳教的經過，特別是他自己從1582年到1610年的經歷，介紹了他對中國的學術思想和儒家經典的體會，以及對中國的認識，記錄了他再中國和朝野人士的交往。這部書在歐洲引起廣泛重視，被譯成德、英、法等國文字多次出版，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印象耳目一新。

耶穌會傳教士。法國人。1594年入耶穌會，1610年來華。次年至南京，隨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高一志（Alphose Vagnoni）神父學習華語。他是第一個向教廷請准以中文舉行彌撒，行其他聖事，以及誦念日課的。金尼閣在歐洲時，遍歷意、法、德、比諸國，其主要目的是向各方募集書籍。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金尼閣與其他22位教士再度來華。明泰昌元年（1620）抵澳門，帶來了大批藏書，後來分批運至北京，對中外文化交流有所促進。

林君復，生於香山縣隆都安堂（今屬中山市大涌鎮安堂村）。香山起義組織者和領導者、同盟會澳門總支部創辦人。安堂第19世孫。 君復出身於名門望族，家庭富裕，幼年在村中私塾讀書，後到廣州入讀格致書院（嶺南大學前身）。期間，他深感清廷腐敗，外侮日甚。受到康梁變法維新思想的影響，清光緒年間，他東渡日本。他摒棄封建八股文，希望學有所成，報效祖國，先後入讀東京宏文書院、早稻田大學。 1900年，孫中山多次在東京向留學生演講，鼓吹民主革命，並聽取師生的意見。君復當即站起，慷慨陳詞，公開支持孫中山開展革命，給孫中山留下深刻的印象。[1]在孫中山的鼓勵下，君復加入同盟會，並接受孫中山安排的任務，負責革命籌款工作。孫中山將廖仲愷、朱執信、黃興等人分別介紹給君復認識。[2] 1906年，君復奉孫中山之命前往澳門，成立同盟會南方統籌部澳門支部，組織香山起義。君復、鄭彼岸等組織“醒同仁”劇社（後稱“仁聲”劇社），暗中進行武裝起義的準備。[3]他和鄭彼岸、林警魂等制訂細緻周密的計劃，籌集起義資金、偷運軍火回香山、策反前山新軍。在起義前，他親自潛回香山，在蕭家大宅（今民生路）主持召開骨幹緊急會議，宣佈起義。 1908年，君復潛回香山大涌，動員妹妹林壽華、表妹黃文軒，以及蕭世冰、劉振群、黃芙蓉等人參加革命，並發動她們從香港、澳門分批攜帶武器至廣州，為廣州起義作好準備。林壽華和黃文軒等以秋瑾為榜樣，冒著生命危險，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多次往返港澳與廣州之間，擔任運送武器的任務。 香山起義成功後，1911年11月建立香山縣臨時革命政府，君復將各路起義軍整編成香軍，並親自率領3000名香軍開赴廣州，與廣東各路軍民會師，為光復廣東作出突出的貢獻。 之後，君復揮師北伐，先後參加宿州、徐州戰役，戰功卓越，受到孫中山的讚揚。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廣東各界一致推舉君復為廣東省都督，被他婉拒。孫中山親筆書寫“毀家紓難，功成身退”條幅相贈。 “五四”運動以後，君復與魯迅會面，魯迅問他對國運之設想如何，他答以反帝反封建為根本國策，願民眾奮起救國，挽狂瀾與未倒。他對魯迅之幽默與諷刺文風，表示欽敬不已。當時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君復經常閱讀《新青年》刊物，每年寒暑假，他大量閱讀新文化運動雜誌，並教育子女必須接受“五四”運動的新思想，以適應新形勢發展。 1933年，中山大學舉行畢業典禮，君復以家長身份出席，學校請李宗仁講話。會後，李宗仁迎前與他握手寒暄，並頌贊他“高風亮節，不勝欽佩”。 君復向來重視文化藝術和教育事業。他在澳門時，以南灣41號為社址，創辦“仁聲”劇社。為了開展革命宣傳，他和革命黨人張若屏、林了儂等變賣田產得白銀兩萬多元，作為劇社常年活動經費；並親自粉墨登場，先後扮演《血淚》、《金錢毒》、《齊家鏡》等劇碼角色。該劇社被史家譽為“我國現代劇第一塊奠基石”。 1906年，君復在家鄉安堂創辦“覺群小學”、“同仇女學”，邀請鄭彼岸相助。“同仇女學”貼著一副門聯“同袍同澤，仇滿仇洋”，見者無不瞠目結舌。覺群小學成立典禮時，香山縣知事鄭榮親臨觀禮。拜桌不供皇帝萬萬歲牌，僅安孔子牌位，又令學生不行三跪九叩禮，以三鞠躬代之。 當時革命思潮澎湃，山高皇帝遠，隆都民風向來強悍。鄭榮知道上報“逆情”，只會給自己惹來麻煩，索性裝聾扮啞。“覺群小學”成為當時中山最早的小學之一。君復不當高官，為革命捐出自己所有的資產，自己的後代變成貧窮的知識份子。 君復治學甚篤，尤喜翻譯，生平沉浸在《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等大量古籍書中，無一不精通。他的文學修養淵博，偶有所感，詩詞、對聯計有四千餘首，抗戰時散失無存。 前海軍部長程璧光在護法鬥爭中被暗殺。程璧光石碑立於廣州長堤，碑刻的《殉難記》，是君復遵孫中山的囑咐，用“四六駢文體”撰寫。 20年代末，君復赴日本大量翻譯禪宗佛經和中醫書籍，孜孜不倦，數年如一日。他的翻譯工作，不但體現個人的治學精神，而且對中日兩國文化交流，貢獻頗大。 君復精通德文、日文、英文，追隨孫中山期間，總統府一切對外對內重要文件都由君復撰寫，孫中山對他非常信任，嘉許他的工作。 君復與伍廷芳友善，酷愛研究禪宗佛經。1168年和1187年，日本人榮西禪師兩次來中國學習禪宗，我國與日本友情源遠流長。君復在日本期間住長崎妻弟家，終日孜孜不倦翻譯佛經及中醫書，他所攜帶書籍有五六箱，每夜必挑燈繕寫，常常伏案書寫而至通宵達旦，數年如一日。這種堅毅不拔精神，令人十分欽佩。 晚年時候，君復對腐朽舊社會，產生悲觀情緒，前往惠陽象山寺削髮為僧。當時民主人士陳銘樞及李宗仁多次勸他下山。君復表明了心跡，長居古刹。 1942年，君復在古刹病逝，終年63歲。臨終時遺言“只帶赤心來，不攜寸草去”。 林君復一生不謀名利，身無長物，但對革命戰友，情誼深厚，經常解囊相助。他與劉思復為肺腑之交。劉思復刺殺清水師提督李准未成，出獄後肺病危殆。君復日夕守望照顧，直至劉思復與世長辭。之後，君復出賣衣物，將劉思復安葬在杭州西湖。[2] 林君復之孫林紹聲擔任中山市政協副主席、中山市民革主委。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他與小兒子一家住在中山市區。林紹聲回憶，從他出生到五歲，一直與祖父生活在一起。之後，祖父去了香港、惠州等地，與他相處的時間實在太短了。當時自己是個孩童，但祖父對自己的那份疼愛，牢牢地留在記憶的深處。[4] [1]《香山起義裡的大涌安堂》，載《中山僑刊》，第100期，第36-37版，2012年6月1日。 [2]林小慧：《回憶先父林君復烈士》，載《中山文史》（第07-09輯），中山：中山政協，1992，第7-13頁。 [3]王奮強、丁慶林：《鄭彼岸：革命志士兩袖清風》，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25日。 [4]林君復：《毀家紓難功成身退》，載《深圳特區報》，2011年10月14日。

左秉隆，字子興，別號炎州冷宦，生於廣州。新加坡總領事、詩人。 先祖原籍瀋陽，清代改隸漢軍正黃旗駐防廣州。清同治三年（1864），秉隆14歲時，入讀廣州同文館，後又入京師同文館，隨總教習丁韙良研習英文。他精於文法，為曾紀澤所賞識。清光緒四年（1878），秉隆隨曾紀澤出使英國，擔任翻譯官。光緒七年至十七年（1881-1891），通過曾紀澤推薦，他三度連任清朝駐新加坡領事。 秉隆歷任英文教習，英文翻譯，駐新加坡領事、總領事，廣州洋務處總辦等職。在新加坡任職期間，致力於振興華僑文化教育事業。 光緒八年（1882），秉隆倡議成立會賢社，每月出題課士，提高學生道德修養和華文水準；舉辦英文雄辯會，以政治、社會、文化等論題公開進行討論或辯論，以啟發華僑學生的愛國思想與民族精神。在他的推動下，先後開辦培蘭書室、毓蘭書室、樂英書室、養正書屋等塾學，並重修、擴建崇文閣和翠英書院，新加坡華僑教育出現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光緒三十四年（1908），秉隆接到清政府學部函告，每年從新加坡選送45名學生到暨南學堂就讀，在新加坡、吉隆玻、檳榔嶼各埠學堂選送54名學生回國，入讀暨南學堂。根據“啟迪新知，溝通中西”方面所作的貢獻，秉隆獲授英國牛津大學學士學位，又獲授日本、法國、比利時三國勳章。他政績顯著，由駐英使署保獎進道員，加布政使銜。後由黃遵憲繼任領事。 光緒二十九年（1903），秉隆總辦廣東滿漢八旗學務。光緒三十一年（1905），他隨鎮國公載澤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擔任頭等參贊，遊歷日本、英國、法國、比利時等國。光緒三十三年（1907），擔任新加坡總領事。 清宣統二年（1910），秉隆辭職，居住新加坡、香港及廣州。 1924年，秉隆在廣州去世，終年74歲。 左秉隆工詩，常與曾紀澤唱和，而且擅音樂，其藝術造詣為當時名流所推重[1]；著有《英國史記》、《新政筆記》、《南洋志略》、《勤勉堂詩鈔》等文獻。[2] 現錄左秉隆的詩一首： 《東望洋》[1]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鄉？ 高築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3] [1]章文欽：《澳門詩詞箋注》（晚清卷），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第312-313頁。 [2]《左秉隆》，載“讀秀＂網，2013年8月22日，http://book.duxiu.com/peopleDetail.jsp?dxid=061000794092&d=7E4C7DF585F2E76D68575A25E08827。 [3]陳國華：《先驅者的腳印——海外華人教育三百年1690-1990》，加拿大：Royal Kingsway Inc.，1992，第37頁。 [3]詩人在隨鎮國公載澤出洋考察回國時，道經香港，登太平山。又順道遊澳門，登東望洋山。故這首詩應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上半年。

早期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西西里人，貴族出身。1635年4月13日東來，1636年抵澳門。1638年入江南。1640年創始成都教堂。1643年至1646年間，與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ães）被迫在張獻忠起義軍中供職。1647年，為清軍所俘。次年與安文思同被押至北京。1651年獲釋後，設立北京東堂住院（Residência de São José），1662年建東堂教堂（Igreja de São José）。1664年教難中被捕。1669年獲康熙帝恩釋。1682年10月7日卒於北京，賜葬柵欄教堂。在當時耶穌會會士中被公認為漢語造詣最高深者，所遺著作、譯作多達20餘種。

外交官。字葆林，廣東香山（今中山）人。幼時學於上海廣方言館。1875年（清光緒元年）赴美，為中國第四批赴美幼童留學生之一。1881年回國後，入天津電報學堂和醫學堂，並被李鴻章聘為家庭敎師。後任駐紐約領事館翻譯。1884年充駐美使館翻譯。嗣任直隸候補道、洋務局總辦、北洋大臣洋務文案。後歷充駐新加坡及澳洲總領事，駐英、法公使館參贊。1910年任外務部右丞，旋任駐英國大使。民國成立後，再任駐英公使。1914年6月返國後，常住澳門，出任澳門華人代表，曾任廣東省政府高等顧問等。1942年病逝，葬於西洋墳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