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洪，1936年出生。我爺爺這一輩、我爸爸再到我們，三代人都在澳門生活。據我所知，有三代人了，因為我爺爺也在上架行。當年上架行在珠海有一塊墓地，我爺爺就是葬在那兒，所以我們才知道爺爺是好早就入上架行。我爸爸是做泥水工的，加入了泥水工會。我爺爺和爸爸早在民國初期，已加入上架行會，那時清政府是反對籌辦工會的。

我沒有見過我爺爺，但是我到過爺爺的墳，很遠的，在珠海白蓮洞、吉大附近，那塊地很漂亮的。當澳門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期”¹之後（即1945年後），有很多人都到處找尋自己的祖宗山墳，以前日本侵略中國時，有很多山墳都不見了，我太公的石碑都遺失了，在垃甲山（垃圾山）即是在近拱北上面，那時日本人要用石碑來建堡壘，有很多石碑都因此找不到了，慶幸我們找回爺爺的墳，太公的墳就找不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們就找尋祖宗的山墳，找回了爺爺的墳。我們工會有一塊墓地，是屬於上架行的。

在50至60年代期間，政府就收回該地，將那裡的墳全都遷到合羅山，所以爺爺和爸爸的墳都遷到合羅山了。

那時的墓地有很多都是同鄉會的，有姓陳，有姓李，在拱北上面有很多墓地，亦有林西河堂等，很多會都有地的。我爸爸的墓地就在灣仔那邊，西樵同鄉會的，是傅老榕買了塊地供同鄉會使用，他是西樵人，開賭，大把錢啦，在灣仔買了幅地。清明節，就會邀請全部鄉親回鄉祭祖。那時全部用“花美大渡”（有漂亮裝飾的大船），舉辦的活動挺好的。

現在都沒有了，現在全部墳都遷到合羅山，合羅山之後再轉變，全部搬到澳門。時代變遷了，無論在用地方面、費用方面，令我們都全部搬回澳門了。

三年零八個月的“風潮”時，我五六歲，本來生活是不錯的，因為我爸爸是做泥水判頭，以前新馬路著名的英記餅家、顯記餅家的泥水工程、打灶頭等，都是我爸爸負責做的，就是做裝修同打灶，但主要是打灶頭。之前打灶頭的要求是能“慳柴火”，最緊要是“慳”，以前要“平、靚、好”，無論做甚麼都好，最重要是“慳料”，那時生活環境都比較好。

後來三年零八個月，環境變遷，在我六歲時，爸爸去世，我們的生活很艱苦很慘，無糧食。因為當香港淪陷，就無米運輸到澳門。以前很多物資都要靠香港運輸的，大多數的人都是因缺糧而餓死，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兄弟都是因為這樣而死的。

本來我有三四個兄弟，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了，其他都是在那時候餓死的。我是第四個，是幼子，靠媽媽帶大我的。我媽媽是做神香的，即是拜神用的神香。

我在深巷仔出生，即是清平直街後面有條叫深巷仔，後期就搬上三巴門，即是白鴿巢行落少少。都是住木屋，那種兩層高的木屋，主要是租住。早期在深巷仔就全個平面地下自家住，後期生活困難，在三巴門就住兩層高的平房，一層五伙人住，一個廳就兩伙人，走廊住一伙，兩間房就住兩伙，就是這樣子，那時候生活是很困難。

當時我們主要是吃菜頭菜尾，吃粥水，後期連粥水也沒得吃，那時生活真的很困難。

在澳門，我每日看見有人在街上撿屍骸，日日我都見到，是在我七八歲，第三年，在街上，死的人最多。該如何形容呢？那時就如現在的垃圾車在垃圾站收垃圾，就是這樣撿屍的。屍體就堆放在街上，堆滿了，就每天早上來撿屍。不是用車撿，是用木頭車推着撿。

那時我聽人說，屍體都是丟放在氹仔墳場的對面，即是氹仔北安，就這樣用木頭車推去青洲上船，再送到氹仔北安，淨用泥土埋屍，其餘甚麼也沒有。

這就是三年零八個月的環境，非常艱苦的。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人是餓死的，有些年青力壯，就像我舅父，他有能力工作，但都無工作可以做，最後都是餓死。我大哥也是這樣，到後期餓到水都無辦法飲，用粥水餵他，他都吃不下，連吞的力氣也沒有，想救都不能救了。

我們要生存，就要到處掙扎求存，去打工。我八歲大，就到現在的望廈體育館，以前那裡是海，現在的俾利喇街的公屋，以前是兵營，是山來的，我們就在那裡掘山泥石，用來填現在望廈體育館那塊地。那時我只有幾歲大，有些較年長的好心人就向我說：“細佬，你撿一塊咁大的就得啦！跟住我行啦！”這樣做一朝，就有一碗“Sopa”（葡文：湯，粥），即是將一些馬鈴薯、豆類、蕃茄等煮成粥。

我媽媽就在新口岸，聖心學校的位置，以前那裡是山來的，她就擔泥到總統酒店對面的位置，那裡有一條長命橋，就在那個位置填海，以前那裡是海來的，即是松山腳位置是海來的，現在是聖心學校，一直出去就是利澳酒店等，那邊的地方都是填海填出來的，所以要用人來擔泥。

媽媽由早上擔泥至夜晚，大約可以擔到十擔泥，因為路程較遠，擔一擔泥就有一個籌，十擔泥就可以換到一碗粥，那只夠她吃，僅足夠一人吃，我們沒飯吃。後期就到同善堂，在台山口派發粥水，有很多人去的，那時候顧不了那麼多，哪裡有得吃就到哪裡去了，這樣才得以生存下去。

那時是葡國政府填海的。他是救濟，不過在救濟過程中，他不讓你不勞而獲就有飯吃。而同善堂是需要憑證才能取粥的，那時要有社會人士認為你很窮才能拿到那張證，不是隨便派給人的。

在1945年，我九歲，正正是日本投降的時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1、12月，我就到蓮溪廟報讀寒假班，下學期的課程，在蓮溪廟旁邊的位置，以前是平民學校的分校，現在那學校還在。

請了半年之後，到1946年就去到竹林寺對面那裡，即現在百佳超級市場的位置，那裡是平民小學，由何賢先生當校長，全免學費的。

我們澳門人都會記得何賢，因為沒有他辦免費學校，我們就沒有書讀了。

1949年，我就在俾利喇街至美副將轉角位置的鏡湖平民聯合小學讀書，合稱為鏡平小學，當時也是由何賢當校長，直至1951年，我就小學畢業。之後就投入社會，去當學徒。

我小學畢業就去學木藝，跟林姓師傅學師，他是新會人。他已經走了很久了。那時在石牆街魚鯉圍學師，做了四年學徒。

當學徒是一定要做家務事的，包括擔水、煮飯、洗衣服、整理師傅的用具等。那時我要住在師傅的家，因為你不住師傅家，是沒法做完那些功夫的。早上最遲六點半要起床，做到晚上11點，中午食完飯可休息一會兒，之後就沒有休息時間。每天晚上都要開夜工，逢初二、十六我們稱“做伢”，就各休息一晚，一個月有兩晚休息。過年都有三日休息。

我學師四年，1955年出師，到外面自己做木工，做傢俬，都是在澳門工作，沒有到香港工作。我在鴻昌隆傢俬，位於花王堂街，一般俗稱“長樓”，即大三巴那兒，我在那裡工作了三年。現在那位置已全部重建，店舖已不在了。

之後我就四處做散工。通常我們做傢俬都是逐件計工資的，例如做一個櫃要多少錢，做一張床要多少錢，做一張椅要多少錢，當時我在鴻昌隆做最大的工程就是冠男茶樓，位於十月初五街。現在冠男茶樓都已結業，那兒的枱和椅子、卡位等全都是我們做的。

我們都是按“件頭”計，即依每一個製成品多少錢來計算工資的，稱為“計件工資”，做一個櫃，一張床，一張木椅，要多少錢，依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

無論我們或是師傅，平均每人大約每天四塊五毛錢。各有一個小時食午餐和晚餐，但大多數都是少於一小時的。

我們當時大部分人都是單身，生活環境比較好。如果是有家庭，有幾個人需要照顧的話，是很辛苦的。我的一個拍檔跟我說：“我回家吃飯，不是坐着吃飯，吃完就休息，我是要口中那口飯還未吞就要起程開工，邊吃邊走。”

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但亦要視乎你的工作能力、效率。工作快，就可賺多點錢，最厲害的那個人可以賺到一日五塊錢，有些人就賺四塊錢，我們就剛好是中位數，四塊五毛錢。

從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要14個鐘頭啊。即是“計件工”之中，你只能賺這麼多錢，老闆們對工資都計對計盡，不給你多亦不給你少。

每天都要工作至晚上十點，不工作這麼長的時間，你簡直連三塊錢也賺不到，如果你有家庭，真的就要借錢度日、借貸度日。

要說起有什麼保險？甚麼都沒有，沒有任何保障。假若發生甚麼事，有甚麼困難，就要靠自己的親戚朋友、工友們湊錢來幫你。有些人有病，不能工作，就靠工友們大家互相幫助、接濟。

我1968年結婚。在鴻昌隆之後我一直做散工，若社會上有些較大的工程，就會找幾位拍檔合作，接下工程一起做。

新公司，即現今的澳博，以前稱為澳娛，當初接手舊公司（我們稱為中央公司的，老闆是傅老榕），在1962年，澳娛投得賭牌，我們一班行家，包括羅泉在內，共二三十人，接下澳娛的臨時裝修工程，須於11日內完工，要趕緊開張。

那時澳門有七個地方被租了開賭場，我們就從早到晚，不停趕工，我們都慣了長時間工作，就日夜做。主要是做賭枱、天花、牆身等。我們11天完工，趕起七個賭場，一班人完工就各自散。

有時我們都會做學校的書枱和椅子，或政府有工程，我們都會做的。

雖然是做散工，但工友間都會互相合作，誰有工作，都會介紹給大家一起做，很多工作都是這樣判給的。

我現在有三個子女，三個孫。他們都不繼承我的行業，我們上一代的行業都已沒有人接手再做了。慶幸子女們都讀到書，現在有幾個子女都是教師，沒做我這行業，全都做文職。我們三代都是工人，我爺爺是工人，我爸爸是工人，我也是工人，到我的下一代就全變成文化人。

在70年代，我們一班工友接了葡京酒店的裝修工程，足足做了四年，主要做酒店內的裝修和傢俬，葡京酒店內的酒樓餐廳的裝修和設備、枱子、椅子等，我們由1970年開始做，做到1974年。

之後我自己成立一間公司，做一些類似我師傅的“山寨”式工程，自己接到工程就找一些工友一起做，由我負責聘請一些人做散工。那時我做的工程種類較多，包括水電、冷氣、油漆，所有屬於裝修範圍內的工作，我都承包，然後再分判給其他人做，我就充當判頭的角色。判頭是一個工程內，他只佔一部份，我做的是總承判，即將整個工程總攬之後，再分判給其他人。這不是生意上的老闆，是工程上的老闆，要自己動手的，木工就自己做，水電等工作就分判給別人做，這是一種合作的形式。

這樣的收入比打工理想，自己有一份人工，再多少加一點其他利潤，生活上算是不成問題了。

在80年代之前，我也有教過一些學徒，有些讀不成書，有些讀到書，我曾教過一位學徒，是在培正讀到中五畢業的，我就跟他說：“你係中五畢業生，你學我呢行好似有點浪費。”但他喜好做木工，結果他表現都不錯。年輕人學一些手藝是有好處的，他現在是導師，我眾學徒中前景最好是這位了。

可能是因社會環境變遷，有些學徒出到社會找不到工作，就轉行做警察。現在我還不算是完全退休，接到一些工程，我都交給我的“下手”做，幫我工作的時間比較長，知道怎樣的功夫才能交貨，標準在哪裡，我就交給這些人做。

木工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就是捨不得這個興趣。但現在都逐步退下來，自己已經不會動手做，都交給別人做。

“一二．三事件”那段時間，澳門好困難，我聽我的前輩說，從未看見市面一片蕭條，沒有工作做。1967年那時候，我剛好沒工作，每天往街上跑，足足三個月。幸好自己出身於困難環境，平時不會隨便亂花一分錢，儲蓄起來，那時候就有錢花，有些人沒錢就借錢度日。

我足足“行街”三個月。這可說有好有不好，我就在這三個月中結識了女朋友，之後1968年結婚，本是壞事卻變成了好事，不然連拍拖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日日都要工作，所以我把它看成是好事，我多了自己的私人時間。

“一二．三事件”對澳門市民有很大的影響，整個澳門市面全都靜下來，以前澳門的經濟是靠香港的旅客來帶動消費，澳門其他本身的經濟發展是很慢的，以前澳門少工業，後期才發展旅遊業。

發展旅遊業之後，澳門的社會環境變好。後來葡京酒店開業，澳門的經濟發展隨之興旺。

我1955年加入工會。那時會員應該有四百多人，領導人是梁培、馮培、伍培，合稱“三培”。

初期我是聯絡組的組長，我在三巴門曾經派聯絡通告，例如有師傅誕等活動、勞資糾紛、提工資等資料，都會派通告給工友。基本上我整個三巴門中有24至25戶人家是由我負責聯繫、派通告的。聯絡組的工作我做了約十年。

後來工會成立福利會，主要處理勞資糾紛、辦保險。那時候愛都酒店加建樓層，有個女工意外失足死亡，該建築商不願賠償，結果促使工會成立福利會，主要負責辦保險等事宜，向建築商徵收一天四毛錢，以作為每一位工人工作一天的保險金，不是從工人的工資拿四毛錢。

愛都酒店的事大約是1963、1964年，那時娛樂公司開業不久，要加建一層。我們沒有參與加建樓層，只在地下做裝修。在此單工程中，那位女工在加樓的時候，不斷退後，由於沒有圍欄，失足下墮至天井。

這是我親眼所見，很可憐，一屍兩命。

後期建築商想推卸責任，我們為表支持，開始鬥爭，結果都爭取到，建築商要賠償數千元，那時候一個工人的工資約為11元。之後就成立工人福利會。直至現今福利會仍存在，只是沒有再收四毛錢，現在全部有保險。

我一直都有參加工會的活動，亦有參加青年團體的工作，主要著重於青年團體的工作。我是“語運合唱團”的成員，位於十月初五街106號三樓，它是“國語運動協進會”屬下的一個合唱團，簡稱“語運合唱團”。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有學過一些普通話。

現在的青協，由三個青年團體改名而來，“語運”、“群青”、“青聯”。

合唱團有百多人，主要唱革命歌曲，我們每年的“七．一七”是紀念聶耳先生的，例如《黃河大合唱》，我們以前都有唱過，有四部合唱。

以前我們多舉辦的是籌款活動，由數個青年團體，包括學聯（學生聯合會）。以前有很多籌款活動的，例如勞校籌款、鏡湖醫院籌款，很多的社團籌款活動我們都有參與。

我在1955年參加青年團體工作。工會和青年的工作，我較為著重於青年的工作。那時我年輕，20歲左右，正式青年，亦可以學習一些其他活動，例如音樂、普通話、攝影、縫紉、裁剪等。

我們的活動場地都是用會費租的，月費是五毛錢一個月，由大家來支付，房租是70塊，每個月的支出是120塊。

由我做學徒的時候，師傅已經叫我去參加師傅誕的聚餐。那時師傅誕有兩餐，（農曆）六月十三日一餐，年尾十二月尾誕有一餐，共兩餐，就算師傅不出席，我們都會自己出席的。

我做學徒時，梁培、馮培有來過我們工作的地方訪問過，他們說“你們做學徒都可以入會的。”動員我們入會。

後來我到出來工作才入會，但未入會前我都有參加工會的活動，例如一年兩次聚餐。

那時的聚餐都是在工會裡面，飯菜都是找人來煮的，八個人一圍枱，一張四方枱，菜式有粉絲煮蝦米，拜完師傅後，我們就有燒豬肉食，要食魚就一定要食鯇魚。那時在正門口煮兩大桶飯，有很多街坊排隊取飯的。以前的人較迷信，相信食完師傅飯的人會乖、快高長大。除了有飯，還有餸，都是一些瓜菜類、少肉、粉絲蝦米等普通的餸，沒有計算要派多少份飯，就是一桶那麼大，派完就沒有了。多數都是附近街坊來取飯，直到沙欄仔那邊都有人來，以前澳門的人口不多。

到酒家食飯的時期，已經開始沒有派飯了，大約是在工會辦學校之後，因為沒有地方煮。1950、1951年的時候還有煮。後來工會變成勞校的分教處，後期就全部人都入了勞校。

1952年興建勞校，位於永樂對面，我們親眼見到起勞校的。初期第一天，我就跟一個泥水師傅到蓮溪廟，工作了數月就沒有做了，結果我就入了木工這行。

我參加青協的活動，若以彼此會員間的關係，一直到今時今日都在的，但以負責的工作來說，自1968年結婚後就開始減少了。我在社團工作了數年，以前是合唱團的團長，後來是主席，正所謂“曲不離口，工不離手”，現在我少練習了。

木藝工會的會長我剛剛上任，我是掛名的，主要是靠他們理事長幫忙工作，我只是在整個架構上掛個名而已。

在澳門搭建牌樓，我們積極參與。之前我們有建過南光的牌樓，以前雷洪是做南光的，南光的牌樓年年都是我們搭建的，位於下環街南光舊貨倉。大會的牌樓我們較少搭建。

“文化大革命”時期封了木藝工會的魯班師傅神像，我只是知道這件事。大約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就封了，賣出工會的香爐鼎，聽說賣出時為數百元，後來有個香港人拿去美國拍賣，叫價萬元以上，那是古物來的。很久前遺留下來的，是清朝咸豐年的時候，大約距今有170年。

說到要找工作就到上架行會館，我曾經有回去過，以前在澳門，我們的行家、判頭，那時林渠、陳滿、黃錦全、張冠福他們四個人，分屬澳門不同的建築公司，大家合作，我這裡請人，就到你那裡找人來工作，他們四個人基本上有工作做的。但我們做散工的，若想找工作，就到工會找他們四個介紹。他們四個都是負責人，是理監事來的，以前有些是做副主席、財政。這是60年代的事了。

工會有章程，我們現在三年一次改選。我是今年這一屆，剛剛當選的會長。現在我們會有900多位會員，以澳門來說，我們會館算規模是比較大的，因為我們是工聯創會的會員之一。

上架行會館是由我們這行業的人士成立的，以前有慈善機構永壽堂、廣義堂，永壽堂每年有一個會慶活動，按照俗例，五月初八龍母誕會舉行集會，因為以前清朝時是禁止集會的，不批准工會集會，以防造反，我們就只可藉着廟宇、神誕來舉行集會，叫永壽堂。

永壽堂一樣是有會員證的，我仍保留着該會的會員證，這樣東西我保存得最好的。入會的時候會有一本證給你的，你入會要一次性交會費，之後每年都有免費聚餐。後期由於要辦醫療福利，但工會無錢，每人只有收很少的會費嘛，所以吃完一餐以後每人要支付五毛錢，以作為醫藥補助。

以前我們工人到工人醫療所，只需支付數元醫藥費，但工友們仍可享有幾毛錢的醫療補助。每個會員參加永壽堂的，以前就免費，後期就每人支付五毛錢作醫療福利補助。

1956年期間鬥爭最激烈，最主要在搞國慶活動時，除了要建牌樓，還要守夜，我都有試過守夜守牌樓，晚上要輪更。另外我在自己的社團，晚上也要輪更守夜，一人守兩小時，因為怕晚上有人破壞、搗亂，那時澳門形勢很緊張。所有要扯五星國旗的社團機構，晚上都要有人守夜，因為只要國民黨搗亂到一個社團地方，他們就會大肆宣傳，所以要防止他們搗亂任何一間社團。後期他們在街上扯國民黨旗，趁無人發現的時候在街上丟傳單，因為他不敢到社團的地方鬧事，就唯有這樣做。你有準備就好，你沒有做準備，別人就會乘機破壞。以前我們每個人都很緊張的，10月1日的時候我們都穿大褸，那時天氣很冷，又是年輕人，半夜要起床很辛苦的。那時候也很後生啊，20多歲。

對國民黨勢力，我們沒有醜化他們。以前他們多找一些黑社會的人，例如14K、水房等黑社會都是他們的人，他們的人多屬於流氓，他們很少是做正行正業的人。正行正業的人多數是我們的人。

雖然我現在到這個年齡，一方面要打理自己的生意，另一方面要當900多個會員的會長，但是我盡自己的能力，做到多少就做多少，支持會務和集體的活動，爭取大家工人的利益。

現在我們的會員，大部分都是大年紀的，年輕人佔很少。我們這個是行業的工會，如果這個行業沒有年輕人願意做，就肯定沒有年輕人的會員。所以直到現在，我們木藝工會都了解到這行業逐漸式微的情況，同時為了能將魯班先師的木工藝傳承給世人知道，即使這行業日漸式微，但我們亦希望可以傳承給後人知道，因此現在我們利用上架木藝工會會館的一個地方，籌備一個名為“魯班木工藝”的陳列館，將我們所使用的工具，通過介紹這些工具的使用過程，令更多人認識木工藝，現在正在籌備當中。

現在的年輕人，怕辛苦，收入不穩定，真的要做這一行，無醫療，無福利，無退休，幾樣都沒有的。就像我們，雖然回歸以後，很多福利也沒有享受到。現在主要靠社會保障基金，即每一個月供多少錢，然後到65歲的時候可以拿到多少錢，其他甚麼退休金，我們都沒有的。

我們靠的都是自己的積蓄，有精神、有能力時多做點工作，把工資儲蓄起來。因為我們這代人初初出到社會，知道生活困難，就比較珍惜錢，不會輕易亂花錢，全都是辛辛苦苦、有血有汗的一分一分錢儲蓄起來的。我們學師，做學徒的時候，一個月才一塊錢作工資。你替師傅工作，他就包食宿，那時理髮要五毛錢，買一個麵包要一毛錢，一日就要食兩個麵包，早上八點食一個麵包，直到下午四點再食一個麵包，一日食兩個麵包，一個月才一塊錢工資，錢就必然是不夠用的，我們就問媽媽拿錢，這個環境足足生活了四年。那時候我媽媽是做神香，做了幾十年，做到80歲才沒有做。

講到我為什麼會加入工會呢？主要是有兩個原因，一方面是工會的負責人來動員，另一方面我跟媽媽到工會鬥爭，爭取解決勞資糾紛。在50年代的時候，1,000枝神香就“七點子”，即係“七分錢”，不足一毛錢，那時我們要求廠商加到一毛錢1,000枝香，後來我們爭取到八分錢、九分錢，一分錢、一分錢逐漸增加嘍。那時要大家開會，爭取其他工會的支持，這才可以鬥爭成功的。要鬥爭得好激烈才能爭取到一毛錢。那時我跟媽媽一起去開會，為了那一毛錢，已經鬥爭得好激烈了。要爭取到自己的利益，就要參加工會，所以我加入了工會。

記得大約是1950年，在鏡湖馬路的濠江小學，當時國民黨的人來搗亂，不給升起五星紅旗，國民黨的人扯着國民黨旗來搗亂，一大班人彼此維護自己支持的黨派，就開始鬥爭，你推我撞。但是很快就解決問題了，因為擁護五星紅旗的人越來越多，人多對人少，國民黨的人少，所以就離開了，停止搗亂。當時我雖然年紀小，但我們都很喜歡去看這些的。第二枝紅旗我就沒親眼看到，但我聽說是在十月初五街的志光百貨公司，老闆為陳植生，他是愛國商人，在澳門有很多愛國商人都很熱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