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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牆與城門

歷史回眸關俊雄

城牆和城門在澳門的歷史上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自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在澳門建立定居點以來,澳門成為東西方貿易的樞紐和葡萄牙在遠東的重要據點,隨著貿易活動的增多和人口的增加,防禦需求漸長,葡萄牙人逐漸建設了完善的軍事防禦系統,包括炮台、城牆以及多座城門。這些防禦設施不僅作為澳門防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當時的建築技術和防禦策略,也劃定了昔日葡萄牙人租居範圍,是城市歷史變遷的獨特見證。

一、 守衛澳門:建設城牆的源起

葡萄牙人遠東的貿易據點向來著重軍事防禦設施的建立,然而,由於明朝的强大及葡萄牙租居澳門而非武力佔據,“在最初幾年,本市既無圍牆也無炮台,這是為了尊重當地人,中國人害怕葡萄牙人會把那個島嶼變成入侵並征服中國的練兵場。”【1】誠然,這種不設防的狀況始終構成了安全上的隱患,於是在海盜和荷蘭人的持續威脅下,城牆終於在澳門這片土地上由葡萄牙人建設起來。

1. 抗擊海盜

葡萄牙王室貴族特里斯藤.瓦斯.達.維加(Tristão Vaz da Veiga)於1564年1月15日獲國王恩准,作兩次印度-中國航行。【2】1568年初,他抵達澳門,因尚未交稅不能裝貨,所以既不能啓航前往印度也不能前往馬六甲,只能留在澳門過冬,同年6月12日,中國海盜曾一本【3】的百餘艘帆船出現在澳門附近水域,翌日拂曉前來登陸攻打澳門。當時澳門的葡萄牙人不到130人,其中還有很多老人和孩子。特里斯藤.瓦斯打發大概35個或者40個人到船上去保護船隻,自己則帶領餘下的人到居民點外面迎擊敵人,先後四次把海盜趕回船上,於是海盜改作從遠處挑釁,又包圍了澳門八天之久,直至廣州的中國官員派人命令雙方不要再交戰,因為海盜即將歸降中國皇帝,然而,後來又有消息傳到澳門,指離開了的海盜又聚在一起,說要再次攻擊葡萄牙人,主教和耶穌會的神父們於是勸特里斯藤·瓦斯修建工事,同時鼓勵人們幫助他。特里斯藤.瓦斯則認為:

要建的工事不應僅著眼於目前的需要,所以他命令建一道土坯圍牆,由於特里斯藤·瓦斯指揮有方,圍牆在短短幾天的時間裡就建起了一大段。他把葡萄牙人組織成每五人或每六人一組,每組裡都有窮人和富人、家庭人口多的人和家庭人口少的人,使各組在錢財和人口上平等,把這些組編為20個連隊,由他認為最勤奮的人負責各個連隊,另外,又把當地天主教徒編成10個這樣的連隊;每個連隊負責修建一段土牆,神父也參加了建牆工作。他們爭先恐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負責的那部份工程,以最先建成自己那段牆為榮。這樣,除了木板門尚未裝上外,在16天的時間裡不知不覺建成了271隻手臂長的土坯牆,牆的底部厚度是6隻手掌張開的大小,上面厚5隻手掌,高14-15隻手掌…圍牆上有四個正方形碉堡;由於時間緊迫,沒有別的辦法,只能在牆外挖一道溝取土壘牆。特里斯藤·瓦斯想把規模縮小一點,以便更快建成…他沒有完全建成圍牆,兩邊還沒有合攏,因為他擔心中國官員們不會同意,所以只把上面提到的那段牆造好就停了工。【4】

就是這樣,這次修建的土坯牆成為了澳門建造城牆的濫觴。

然而,城牆的修建並未得到明廷認可,不久便被拆毀,因此,一份1582年的報告中才會説“澳門至今沒有武器與防禦工事”;【5】約繪於1598年的地志畫〈亞馬港〉(Amacao)亦未見城牆的蹤影(圖1);而1605年在里斯本出版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活動年度報告》(Relação Anual das Coisas que Fizeram os Padres da Companhia de Jesus nas Partes da Índia Oriental)第二卷亦指1601年時的澳門“既沒有城牆和堡壘,也沒有炮兵和衛戍部隊。”【6】

拜耶亞馬港城圖,約1598年

圖1:地志畫〈亞馬港〉(Amacao),約1598年。

2. 荷蘭人的威脅

除了海盜,澳門當時還面對著荷蘭人的覬覦,1594年開始,荷蘭人在準備尋找通往東印度的航道時,已經將澳門作為一個進入中國的戰略要點,【7】因此,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在遠東貿易上存在著競爭關係,1601年,荷蘭人更在澳門首次與葡萄牙人發生衝突,自此拉開了雙方一段長時間內對澳門開展進攻與防守的角力,荷蘭人其後分別於1604、1607、1622、1627年先後發起對澳門的進攻,而在歷次戰役中,以1622年的戰況最為激烈(詳情請參閱“澳門記憶” 葡荷澳門之役四百周年”網上展覽)。在這樣的背景下,城牆的修建再次成為焦點,期間,“萬曆三十三年(按:1605年),私築城垣,官兵詰問,輒被倭抗殺。” 【8】便反映了葡萄牙人私下修建城牆及明廷對此興師問罪的張力,然而,隨著荷蘭人的威脅日益加劇以及葡萄牙人賄賂中國官員,城牆終於得以全面修建:

為了全面加强防務,對中國人做了艱鉅的工作;再次給他們賄賂後才來了幾個中國官員察看敵人的艦船和留在戰場上的屍體,他們還把幾顆人頭帶往廣州,以證明我們要建的城牆只用於保衛本市,而本市位於中國皇帝的土地上,所以敵人要索取的是中國的土地;給錢就能辦成一切事情,這樣,終於克服了最大的困難,開始動工。中國官員們佯裝不知,參加建築的人越來越多,並且熱情高漲,工程在進展,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就建成了幾大段18拃寬、35拃高的長牆,上面有堡壘、雉堞等等,這樣一來本市的陸地部份就幾乎全都圍起來了。【9】

馬士加路也(D. Francisco Mas Carenhas)在 1623年出任澳門兵頭後更是加快城牆的修建,然而,葡萄牙人不久之後又被中國官員下令自毀城牆:“今內奸絕濟,外夷畏服,願自毀其城,止留海濱一面以禦紅夷。”【10】當然,經歷多年來屢拆屢建的葡萄牙人並未放棄重新修建城牆,雖然後來又再被“舉報” “夷人擅築城台”【11】,但最終又再次以賄賂解除了危機。

二、 圍城而居:澳門城牆的佈局及城門

謨區查(Charles Ralph Boxer)指出:“1629年,整個工事在真正意義上得到很好地完成”【12】,而從繪於1634年的澳門半島平面圖來看(圖2),所描繪的城牆包括東望洋山至馬交石山之間東部海岸段(以下簡稱劏狗環段),考慮到荷蘭人在1622年便是從該處搶灘登岸,葡萄牙人在此防守的軟肋處修建城牆可謂情理之中;西部海岸向東經沙梨頭炮台再延伸至聖保祿學院以北段(以下簡稱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向東經聖若奧堡壘至聖耶路尼炮台段(以下簡稱大炮台往東南段);聖耶路尼炮台向南經聖方濟各炮台及東部海岸段(以下簡稱聖方濟各炮台段);燒灰爐炮台至西望洋山段(以下簡稱西望洋山段);南部海岸至聖地牙哥炮台段(以下簡稱聖地牙哥炮台段);北灣亦似乎繪有斷斷續續的城牆(以下簡稱北灣段)。

澳門

圖2:澳門半島水彩平面圖,1634年。

事實上,不同年代的地圖對城牆的佈局有不同的呈現,雖然,製圖者的主觀意圖、知識框架、文化背景等,固然有可能導致在城牆描繪上的差別和取捨,然而,我們亦不能忽略澳門城牆存在著動態變化的客觀現實,總括而言,劏狗環段、北灣段、聖地牙哥炮台段城牆只見於1634年的澳門半島平面圖,而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往東南段、聖方濟各炮台段、西望洋山段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的地圖上均存在,另外,在歷史繪畫中亦多次出現大炮台往東南段、聖方濟各炮台段、西望洋山段城牆的身影(圖3-7)。

圖3:澳門觀景台,19世紀。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圖3.1:澳門觀景台局部:西望洋山段城牆。

圖4:南灣景色,約1824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圖4.1:南灣景色局部:大炮台往東南段城牆。

圖4.2:南灣景色局部:大炮台往東南段城牆及聖方濟各炮台段城牆。

圖5:南灣及澳門漁婦肖像,錢納利繪,1833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圖6:南灣景色,約1840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圖6.1:南灣景色局部:西望洋山段城牆。

圖6.2:南灣景色局部:大炮台往東南段城牆(圖中右側牆體)。

圖6.3:南灣景色局部:聖方濟各炮台段城牆。

圖7:南灣景色,約1880年。澳門藝術博物館藏。

圖7.1:南灣景色局部:西望洋山段城牆。

澳門的城牆設有多個城門供人員及物資進出城區,歷史上曾存在三巴門、水坑尾門、沙梨頭門等城門,《澳門記略》稱“大門一,曰三巴門;小門三,曰小三巴門、曰沙梨頭門、曰花王廟門” 【13】,可見作為“大門”的三巴門是當時最重要的城門。漢語中的三巴門,葡人稱為聖安多尼堂門(Porta de Santo António),直譯作花王廟門,而由於《澳門記略》的作者不諳葡文而將三巴門與花王廟門重複列出。【14】作為城門,三巴門對城牆內外的兩個空間起著連接/隔絶的二元一體作用,交通樞紐作用顯著,1699年的〈澳門城市及港口圖〉(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圖8)中,連接葡人居住區域至半島北部只描繪有一條道路,其起點即三巴門,而兩廣總督吳熊光等於1808年隨折進呈之〈澳門形勢圖〉中,亦只列出一處之路程,即於關閘營汛旁標注“至三巴門十一里”(圖9),而中國官員入澳亦是經由三巴門:

凡天朝官如澳,判事官以降皆迎於三巴門外,三巴礟台然大礟,蕃兵肅隊,一人嗚鼓,一人颭旂,隊長為帕首鞾袴狀,舞鎗前導,及送亦如之。入謁則左右列坐。如登礟台,則蕃兵畢陳,吹角演陣,犒之牛酒。其然礟率以三或五發、七發,致敬也。【15】

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

圖8:〈澳門城市及港口圖〉(Plan de la ville et port de Macao),1699年。

圖9:〈澳門形勢圖〉,1808年,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年,第77頁。

圖9.1:〈澳門形勢圖〉局部

在多份澳門同知來澳前下葡人理事官諭中可見,其常常會知會葡人就迎接事宜列明三項要求,分別是“預備公館”、“夷兵在三巴門伺接”、“大砲台放砲”,【16】可見三巴門的樞紐作用。

正因三巴門屬於葡萄牙人居住界址內外的要道,通過對城門的嚴格管理,方能够有效控制進出,保障城市的安全與秩序,因此,葡人特意派兵戍守三巴門,《澳門記略》稱“夷目右兵頭,遣自小西洋,率三歲一代,轄蕃兵一百五十名,分戍諸礟台及三巴門”【17】,另外,三巴門並非一如今天的青茂口岸全天24小時通關,而是有特定通關時間的,通關時間在不同歷史時期可能存在差異,龍思泰(Andrew Ljungstedt)稱三巴門於晚上關閉,至早晨打開,【18】至於具體的關閉時間, 1826年,澳門同知馮晉恩下理事官諭中提及三巴門“於定更後關閉”,【19】定更即晚上八點左右,而繪於1886-1905年間的〈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則稱是“晚間九點鐘關鎖,鎖匙閘門樓上洋人管”。【20】至於三巴門的具體位置,筆者曾結合傳世文獻(包括文字史料、地圖、繪畫、照片)、實物遺存(包括考古出土的遺物或遺迹,亦指保存在地表至今的歷史建築或遺迹)、城市肌理(包括城市的空間格局、路網形態、街區尺度)以“三重證據法”考訂三巴門的具體位置,確定三巴門位於連勝街與新勝街交界處。【21】

三、 擴張界址:澳門城牆的消亡

在很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澳門城牆除了軍事防禦作用外,亦具有劃定葡萄牙人租居界線的功能,雖然關閘在地理上位於澳門半島的邊緣空間,亦是如今澳門的邊界,但是,明清政府從未視關閘【22】以南的整個澳門半島為葡人居留地,恰如清末耆英等人所言:

關閘之設,係因地勢扼要,並非劃分界限…以三巴門牆垣為界,不得踰越【23】

《香山縣志續編》等文獻亦稱“租界由家私欄炮台向北轉西至水坑尾門,又轉西北至大炮台,再西北至三巴門,又轉北沿白鴿巢至沙梨頭閘門向西南至海邊高樓,舊有現成界牆,牆以北為華民村居,牆以南為葡人租地”。【24】可見,葡萄牙人租界範圍是由城牆劃定的,其中,大炮台往西北段、大炮台往東南段的界線作用尤其明顯(圖10),該線以南即葡萄牙人在澳門半島的租居範圍,該綫以北除了東望洋炮台、望德堂等零星葡人建築,主要是望廈村、龍田村、塔石村等華人村落。

澳門葡國租界圖

圖10:〈澳門葡國租界圖〉,約1900年。

然而,隨著清政府於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中落敗,天朝上國的神話徹底破滅,西方列國認清了清政府的積弱無力,葡萄牙人便開始挑戰清政府對澳門的主權,澳門總督亞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除了拒絶繳納地租、強行關閉關部行台以外,又於1847年張貼佈告,宣佈計劃修築三條馬路,分別由水坑尾門到蓮峯廟、環繞望廈山、由三巴門連接水坑尾門到蓮峯廟的道路再延伸至關閘門,【25】這三條馬路全屬澳門城牆的界線以北,代表著葡萄牙人越過原有租居範圍的意圖,翌年他又通告澳門華人,特別是三巴門至關閘一帶的居民,凡擁有耕地的華人必須在十五日內到澳葡政府辦理土地所有權證書,逾期不辦者,即意味自動放棄,其耕地歸澳葡政府所有。【26】同時,亞馬留指出:

為了排除任何人在任何時候再對關閘門以內的土地屬於我的權力加以任何質疑的可能性,我下令在中文門碑之上又置放了一塊葡文的石碑。葡文是漢語譯文‘Portado Limite’,即‘界門’。【27】

意味著嘗試把“邊界”的意義賦予關閘,澳門城牆的界綫作用亦由此隨著葡萄牙人越過城牆向北擴展勢力範圍而消弭。

在葡人擴張居住界址的背景下,澳門城牆和城門被逐步拆毀,謨區查稱:

城牆由灰泥構成,灰泥由泥土、稻草和石灰混合,並與牡蠣很好地搗碎在一起。城牆的堅實度得到了事實很好的印證,約70年前(按:即約1878年)毀掉城牆時,人們發現需要用1,800磅的火藥摧毀130米長的城牆(每 1 米需要14磅)。【28】

這道出拆毀堅實的城牆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值得留意的是,城牆分佈範圍較廣,每段城牆的拆毀年份事實上有所不同,因此,20世紀初的照片仍能不時看到城牆的踪影(圖11)。

圖11:東望洋山遠眺大炮台,1909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澳門城牆的主體雖然已被拆毀,然而,至今仍有部分牆體保留下來,對於哪些牆體屬於昔日城牆,不少人往往有著錯誤的認知,例如將聖方濟各斜巷夯土牆、利瑪竇中學中小學部近蔡記里夯土牆、新勝街夯土牆、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近東望洋新街夯土牆視作城牆,【29】然而,這四段夯土牆以其位置及走向而論,均與歷來諸多歷史文獻、地圖、繪畫,以至照片所反映的城牆佈局存在差別,其中,聖方濟各斜巷夯土牆雖然屬於世界遺產“澳門歷史城區”的組成部分,並被命名作“舊城牆遺址”,然而,該夯土牆與位於蔡記里及新勝街的夯土牆一樣,實際上屬於聖保祿學院的圍牆,而東望洋新街夯土牆則屬於聖家辣修院的圍牆(圖12)。而至今保留下來的澳門城牆只有三段,分別位於西望洋聖堂、若憲馬路、加思欄馬路附近,屬西望洋山段、大炮台往東南段、聖方濟各炮台段城牆的組成部分,見證著昔日葡人居住界址和澳門的歷史變遷。

圖12:聖保祿學院的圍牆(圖中左側大三巴牌坊與大炮台間之牆體)及聖嘉辣女修院的入口(圖中右側),1832年。澳門博物館藏。

注釋:

【1】[葡]塞巴斯蒂昂.曼里克(Sebastião Manrique)著,范維信譯:《東印度傳教路線》,《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夏季刊(總第31期),第179頁。
【2】金國平:《從Chapa de Prata到Chapa de Ouro》,《澳門研究》(澳門),1999年第1期(總第10期),第95頁。
【3】結合陳吾德:《謝山樓存稿》卷一《條陳東粵疏》的記載,該海盜為曾一本。
【4】 Gaspar Frutuoso, “Second Book of Memories of Lands”, Review of Culture, vol. 33, no. 4, 1997, p.15-20; [葡]加斯帕爾.福魯圖奧佐(Gaspar Frutuoso)著、范維信譯:《懷念故土(第二篇手稿)》,《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夏季刊(總第31期),第122-123頁。
【5】Pastelles, "Catalogo de los documentos relativos a las islas Filipinas existente el archive de índias ae Savelia",轉引自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編,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98年,第 253-254頁。
【6】[葡]費爾南.格雷羅(F. Guerreiro)著、蔚玲譯:《1601年荷蘭人突襲澳門》,《文化雜誌》(澳門),2010年夏季刊(總第75期),第33頁。
【7】博斯(Arie Pos):《“以夷制夷”:明代的澳荷關係》,吳志良、金國平、湯開建主編:《澳門史新編──第二冊》,澳門:澳門基金會,2008年,第561頁。
【8】《明神宗實錄》卷五二七 , 萬曆四十二年十二月乙未條。
【9】[葡]迪奧戈·卡爾代拉·雷戈(Diogo Caldeira Rego),范維信譯:《澳門的建立與强大記事》,《文化雜誌》(澳門),1997年夏季刊(總第31期),第149頁。
【10】《明熹宗實錄》卷五十八,天啓五年四月癸卯條。
【11】[清]汪楫:《崇禎長編》卷四十一,崇禎三年十二月丙辰條。
【12】[英]謨區查(C. R. Boxer)著,李慶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1770)》,澳門:澳門大學,2016年,第69頁。
【13】[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刻本,2010年,下卷頁二十三。
【14】湯開建:《道光七年〈香山縣下恭常都十三鄉採訪冊〉的發現及其史料價值》,《澳門研究》(澳門),2011年第4期(總第63期),第143頁。
【15】[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刻本,2010年,下卷頁二十八。
【16】〈署澳門同知梁爲臨澳查閲飭備公館等事下理事官諭〉、〈代理澳門同知馮晋恩爲臨澳巡閱飭備公館事下理事官諭〉、〈澳門同知顧遠承爲回任閱澳飭備公館事下理事官諭〉,載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387、389頁。
【17】[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北京:國家圖書館影印乾隆西板草堂刻本,2010年,下卷頁二十七。
【18】Andrew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Mission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p.24.
【19】〈澳門同知馮晉恩為嚴禁蕃人黑夜攔拿過路民人事下理事官諭〉,載劉芳輯、章文欽校:《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澳門:澳門基金會,1999年,第437頁。
【20】〈望廈及其附近村落地圖〉,轉引自《文化雜誌》(澳門),2010年冬季刊(總第77期),第188頁。
【21】關俊雄:〈三巴門歷史沿革及位置考〉,《文化雜誌》(澳門),2018年春季刊(總第102期),第125-126頁。
【22】明清歷史語境下的關閘,多指建於萬曆二年 (1574年) 的門樓,位置約在今三角花園一帶。
【23】〈欽差兩江總督耆英等奏報大西洋意大里亞國通商章程議定各情形摺〉,載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合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8頁。
【24】厲式金:《香山縣志續編》卷六,頁七。
【25】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Vol.1,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de Macau, 1979, p.419, 491.
【26】Boletim do Governo da Provincia de Macau, Timor e Solor, 13 de Maio de 1848.
【27】澳門總督1848年9月22日致海事及海外部公函,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48年函盒。轉引自薩安東(António Vasconcelos de Saldanha)著,金國平譯:《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里斯本、澳門:葡中關係研究中心、澳門基金會,1997年,第97頁。
【28】[英]謨區查(C. R. Boxer)著,李慶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逸聞(1550-1770)》,澳門:澳門大學,2016年,第99頁。
【29】〈葡人防外敵建城牆炮台〉,澳門日報,2020年6月26日,第A13版;〈夜遊世遺城牆探秘獲好評〉,澳門日報,2021年6月17日,第B06版;〈文使協夜遊世遺二期報名〉,澳門日報,2021年7月18日,第B05版;維基百科,“舊城牆遺址”詞條,於2024年6月1日瀏覽。


更新日期:2024/09/17

作者簡介

關俊雄

在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專業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學位,長期從事澳門歷史文化、文化遺產、考古學、街道地名等範疇的文化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在《澳門研究》、《文化雜誌》、《長江文化論叢》等中國內地、澳門及海外的學術刊物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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