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文輝，我是1928年出生，1934年來了澳門，我是從南海附近的農村長大的。我爸爸因為在農村很難搵食，於是去了星加坡，但在星加坡搵食也很困難，結果就自己一個人來澳門，但是一個人無人依靠，無事可做，就寫信回家，“如果你不寄錢來或者幫補一下，我便會餓死他鄉”。那是1934年，澳門當時人口有十五六萬。

澳門人口最多的時候，應該是1942年至1945年，“風潮”¹的時候，香港人、廣東人也來澳門。如黃賓虹他們都來澳門，因為和日本打仗，那些人來避難。

我是1934年，七歲時來澳門。剛好有一個同鄉，我叫他做阿伯，他有一個同鄉的兄弟介紹我父親去昌明火柴廠工作。

昌明火柴廠，現在叫做昌明大廈，在提督馬路。這邊是提督馬路，廠另一邊是惠愛街，出面有一幅圍着的爛地。這間廠現在建了三座大廈。昌明火柴廠足以造一個足球場那麼大，而且仍有餘。

火柴是當時澳門最主要和最大的產業之一。澳門當時發展到1945年和平後，有五間火柴廠：東興、大光、萬國、昌明、大邦等，他們的規模都挺大，昌明火柴廠是其中最大的，最興盛時有工人1,200多個。我爸爸在昌明廠工作時，我們在鄉下很難搵食，所以一家都來了澳門。

來到澳門，起初沒有地方住，所以和爸爸一起住在工廠，在貨倉的角落；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因為覺得一個家庭總需要找一個地方安置，於是我們租了青草街酒房的二樓，又住過東興火柴廠，即現在聖心學校的游泳池那兒，以前是一個水塘，年年都會有人淹死，那時候火柴廠的東主租了成為貨倉，而我們就幫東主看貨倉。

聖心後來才做學校，原本是一塊爛地，先鋒廟也是一塊爛地，全部都還沒有樓宇的。

我是看着紅街市興建的，它是1936年起的，用了三四年，那時候西洋人不允許一些人隨處擺檔。大麵包（葡人稽查）來查牌，如果被捉到就會用膠棍來打人，要我們入街市擺檔，但要給租，至少也要給一兩毫租金；當時候當街賣東西是不用租金、又方便，所以起初街市雖然開了，但不會見到他們進去賣，但現在就旺了。

嚴格來說，我只讀了一年半書，當時讀至三年班；一年半讀三年班，為甚麼呢？因為我十歲才入學。我是在田畔街和柯利維喇街之間的轉角位，那間崇本學校讀書。那時開學，因為有病，或許剛從農村來到澳門不是很適應，之後就沒有讀，於是我八歲就在工廠工作。

在工廠，我主要是做“執雞”，那個部門叫做“執雞”，那些柴格有隻“鐵雞”穿下去來管住火柴枝，那些“雞”打脫之後，才可以放下火柴枝。我們小孩子去撿起來，然後送去另一個部門。

我八歲到火柴廠，一直做到十歲，讀書停歇了一年多。當時要在澳門讀書是很艱難的，鏡湖有義學，但招生時我們要撿籌仔，我見到好多小孩都去排隊，所以我自己都走去排。

當時我十歲才入學，其實已經超齡了，實際上我都未曾讀過書，不過最後都能撿到籌仔，讀了鏡湖義學。另外，我有個同學，現在都已離世了，他是崩哥，又叫呂蘇（音），但他在學校的名叫陳泉，因為有一個人撿了陳泉的籌仔，那個人不讀，就把籌仔給了呂蘇，就此，他直至逝世都叫陳泉，實際上他叫呂蘇。

當時我有得讀就讀，但開學了半年，我又病了半年，到考試時都要照常考，不過我都考得合格哦！因為年紀較其他人大呢！我十歲，其他人是七歲、八歲、九歲，老師都覺得我又考得合格，就給我升上了二年班。所以我讀了半年就讀二年班。讀二年班的時候好奇怪，我考到第15名，學校升15個特別生，我考到15，還有另一個同學同我一樣考15名，不過我的操行甲，他的操行乙。我就升了三年級。升三年級時，是1941年，香港淪陷，讀了半年之後又不能再讀。所以我讀了一年半書，就讀三年班，就是這個原因。

以前義學是不收錢的，而且書簿費也免費，但我記得制服要自己做，全部人都要穿陸軍裝和軍帽。

校長叫梁彥明（被日本人殺害）。那時候老師好嚴格，我們在鏡湖讀書出來，四年級就可以畢業，不是六年級，而我三年級就不能再讀，因為我的爸爸就是那年過世的。

以前鏡湖醫院打一支針都要去香港買，因買不到。1941年香港淪陷，父親過世後，我們沒有書讀，只有母親和我們一家大小，我們都試過隨街撿垃圾的日子。義字街、勞校那邊本來是一幅爛地，放了很多垃圾，我們到那兒用一些大釘撿鐵去賣。

真的沒有得吃，當時我老母是餓死的，臨死時都說，“這一生人，如果有一餐蓮藕煲豬肉就好了！”臨死都唔得吃啊！

我們四子妹，只吃粟米（像白豆碎粒的粟米），因為最便宜就是粟米，但是都不夠吃，當時老母買一斤粟米要五個人吃。最節儉的是用鹽煮一煮，若有油就加一點油去煮。若果沒有其他東西吃，只吃粟米，其實人是很難受的。

老豆死了一年之後，老母又死了，只剩下我們四子妹。本來我是排第三的，在我之上還有兩個大佬，因養不活都死了。變成我最大，老母死時，我細佬只有五歲。一個妹是九歲，一個是七歲。

當時老母死了，沒有人照顧我們，廠裡有些工友要把我們四子妹送去一間“白頭姑”。白鴿巢對面有一間叫做“白頭姑”，是修女，實際上是間教會。

這麼大間廠，總之不送我們去修道院，我願意在廠裏工作，好過我去修道院，當時我13歲，廠的老闆娘叫二太，叫我在廚房工作，沒有人工，總之廠裡有得吃，你就有得吃啦。

那時候餓到我們啊，我的膝頭比大腿還要大，好艱難。所以突然在廚房，做擔水，有得吃了。講來沒有人相信，我一天吃七餐。為何我要吃七餐呢？因為餓。當我一早起床，外面的人沒有得吃，但我在廚房有飯焦可以吃。不過七餐不是碗碗都是大碗的，有兩餐正餐。

朝早吃飯焦，到了開飯的時間，做廚房嘛，又有一碗吃，已經有兩餐了吧。到了正餐，午餐時我吃五碗，晚上我吃七碗。碗的大小像街市裝豆腐花那樣子。廚房的工友會跟我說，“靚仔，唔好食咁多，食得多唔得架！”

食完飯後，下午從昌明廠出去營地街市買餸，會經過大三巴，我大三巴一天行四次，來回買餸一次擔回來，下午兩點鐘又再出去、四點鐘又擔回來。師傅去買餸我就要等。

我弟妹和我一起，老闆娘說在她那兒吃和住，幫做事，但是沒有工錢。我的細佬因為養雞，又餓又沒有東西做，所以他曾經說，“做雞好過做人”，因為雞都有人養。

當時昌明廠對面叫做中華電筒廠（做電筒），倒閉了以後，後來用做宿舍，二太等人在那兒住，我的細佬和兩個妹都在那兒幫手。

那時候，有些人沒有得吃，在柯高馬路（現在的高士德馬路）撿榕樹籽吃。不是現在的榕樹，是很大棵的，應該還有四五棵在提督馬路吧！即狗場那兒，有四五棵這麼大棵的。那些榕樹有籽的，一粒粒從樹上跌落下來。那些人因沒有東西吃，所以拿榕樹籽來吃，有些人吃了不能消化又拉出來；還有一些人吃粟米，把圓粒的粟米拉出來，他們有的人又洗了拿來再吃。

就在昌明廠轉彎處，有一間叫先進印務局，是西洋人印銀紙的地方，因為是北風口，門口日日都有死人在。有些人實在未死，都被撿上車送到青洲／筷子基尾，那兒有隻船，會把那些死了的人運送去氹仔的“萬人坑”。就是最旺盛的樹那兒，因為有一條坑，一些人就這樣被丟進去，然後會有人用泥土埋一埋。到了第二天，又有一車死人，所以就叫做“萬人坑”。

1942年至1944年生活艱難，一些人去拱北走私，關口有日本人守着，日本是所謂禮儀之邦，即任何人行過就要好深地向他鞠躬，一定要他們看到你鞠躬，否則嚴重時他們會殺死你，所以寧可鞠多幾次都要讓他們看到。他們看不到的話，會嘰哩咕嚕的，我們都不會講、不會聽他們的語言。

一些人去（珠海）前山買豬肉，價錢是兩塊六一斤，一斤都挺大份的；當時我13歲，跟媽媽去前山，買豬肉回來澳門，就去跟別人換錢買麵包，那時四毫一個大的咸麵包。從大陸買斤豬肉來澳門會賺四毫子。四毫子可以賺一個麵包，而且麵包都要用政府發的糧食紙才能買，不然不能買，因為那個麵包真的好大，夠飽。輪買麵包的地方就是現在新建的望善樓，即以前的鏡平學校。

那時澳門的人真的好慘。以前我住在青洲17街的地方，要行過一條河，現在都是這樣闊，挺窄的。坐船過去夏灣買米，坐隻艇仔回來澳門，又把米賣給譚根（音），即廣州面粉廠那個人。

賣了米給他，有了點錢，因為大陸那兒好缺乏鹽，所以又買鹽拿回大陸去賣。賣了鹽之後就可以買些米回來，這就是所謂的走私。當時走私不是一兩個人，有好多人。總之有人敢，有人不敢，有人敢就去做，不敢就做其他的事。

當時澳門的米價錢是四元一斤，四元斤米餓死好多人，原因是若要四元斤米，還需要有政府糧食簿，即發的紙，去政府買，才是這個價錢，平時的人買是不止四元一斤的。譚根向我們這些人買，他自己造沙河粉的，然後我們去換麵包。

廣州麵粉廠，以前在昌明廠旁邊，這樣也可養一些人啦。那時“風潮”澳門餓死了不少人。那時澳門人口是最多的，我記得澳門統計過，當時有18萬人口，是最多的，以前沒有這麼多人。當時來說是18萬人口，和平²後，社會開始復原，一些人返回去廣州、北京，如黃賓虹當時就從澳門回去家鄉。

我做昌明廠做了三年後就和平了，那年我17歲。

當時我們不用想要有鞋穿，連“屐”都沒有得着。我們這班木工，梁蘇（音）、李進（音）、張軍（音）都是上架行會員，自己學做“屐”，自己找板和用車軚去釘“屐皮”，因當時好窮沒有錢。

至和平後，開始有工資，兩元一個月。經濟發展，廠當時是百廢待興，全世界都是這樣子。那時澳門有好多文人，因為那時流行“復原返鄉”，好多人返回去香港或廣州，在廠工作的也有十幾人返回去廣州。

那些人來的時候，廠辦了一間“慶堂工業學校”，老板叫董慶堂，所以叫“慶堂工業學校”，免費招收了好多人去讀書。教書的老師，白天在廠兼職。對面坤昌麵包鋪，現在是坤昌，就是“慶堂工業學校”的地址。另外，也辦了一間夜校，凡是工人願意讀都可以。

我那時沒有書讀，和平以後有夜校，我就去讀夜校。所以當時我讀了兩年夜校。

和平後，我們1946年辦工會，國民黨要我們用公家的“公”，不能用工人的“工”，而我們不會聽他們講。你們有機械及後來刨火柴，他們（國民黨）說你們都有機械，屬於機器工會，機械工會用工人的“工”。機器總工會澳門支會第十八分部，就在青草街86號二樓，是1946年開的。

我們是工人自己去辦的工會，為甚麼會這樣呢？原來有些人“有吃無工”（指工資），或人工好低，1941年至1944年這幾年間，廠因貨物滯銷而停工，所以對工人來說，人工是“八折支薪”，後來又“八折復八折”，最後廠都支持不住，要倒閉，或者要給工人40元白銀作遣散，所以有些人認為這麼艱難，唉，拿了40元離開廠，食了再算吧！所以有些工友用完錢後就餓死。

有幾個我認識的朋友，拿了廠裡的“遣散費”，就自己賣了自己，賣豬仔去了廣州灣（接近海南島附近），下四府（前清管理廣東分上六府、下四府，其中有湛江、徐聞等）的地方。那兒好大浪，有東興隆的貨船，當時是日本統治的，去到廣州灣（湛江那裡），那兒沒有米吃，豬肉就好多，其中有一個工友每天都食豬肉，所以之後見到豬肉都怕。

和平後，我們年輕人辦工會，要求恢復薪金，只是“恢復”不是“要求”啊，以前工資“八折又八折”，只求有得吃就算了。

我們這班人很努力辦工會，但管理和領導是國民黨，他們“叉了隻腳進來”，我們年輕人是不懂的。國民黨派了黨部專員李秉碩。

國民黨駐澳專員李秉碩，對我們說“這樣不可以，那樣不可以”，他說“歡迎你們加入國民黨”。他講的話好誇張的，對我們說，有公會襟章坐公車不用收錢，其實哪有這回事，但我們後生仔就信了。公車公司主席叫陳卿，怎會不收錢？雖然那時候搭車只需要“斗零”，不用一毫子，只是半毫子，但我們都覺得不妥。

他還說“看醫生不用給錢，我們哪裡哪裡有些醫生，你們喜歡看誰都可以”。康樂館隔離有一間“補中氣”，是國民黨的，你也是國民黨，所以不用收錢。每個人都信以為真。我沒有加入。他們叫我們加入，但我們不想加入。當我們辦工會時，國民黨又說不對，要我們用公家的“公”，而不是用工人“工”，那時我們都和他們爭論，工人的“工”沒有甚麼理由要用那個字（公），可能那時年輕吧！結果我們都沒有加入。

李秉碩是所謂黨支部的十八分部，他叫我們叫國民黨十八分部，我們又不是“公會”，又不是十八分部，所以他們寫他們的，我們都沒有理會。我們的那次復薪成功。我們辦了工會之後就要求恢復薪金，恢復之前的薪金，不要“八折復八折”。當時廠在發展，不單止發展還擴大了，他們就好快應承了我們。

我們搞工會，開始時連櫈都沒有，租麥秀明的家裡。當時他是在勞校第一分校，搬了岐關公司五樓，而我們在校內地方開會。我們做會址，加劉光普他們一起。兩個會合在一起租一個地方，開會時同時向廠借了一些長櫈，不單止夠兩個人坐，可以坐到十個人，因為那間廠的人要坐在一起入火柴。我們開會的時候就會向他們借。

幾年之後，1949年，解放了。沒有人敢領導（工會），我們所辦的工會成立了，而國民黨的人來搶奪領導權，我們這班後生仔日做夜做，名分都沒有，在1948年，將近解放的時候，居然沒有人敢做理監事，個個都不想理會，不敢做，不敢當頭。我們這班後生仔就被推出來接手去辦，但他們卻阻撓我們。不關李秉碩事。是廠裡面的人（阻撓我們），有好多人信國民黨，有些人參加國民黨，我們這些人就沒有。

那時澳門有一間“精華報館”，在青草街“天香冰室”對面那兒。《精華報》說國民黨反動，有好多人都跟着他們走。我們這班後生仔沒有什麼權，但真正要取得領導權，他們又不給我們。總之一些人要推我們出來做，但權力我們就拿不到。

最後1950年1月，澳門工聯成立，我們1950年5月，發動全體簽名，那時候有人站出來，如黃細蘭啊、黎老B（音）啊、黎實（音）啊、黎友（音）啊，他們都找我們這班後生仔，簽名將工會改組，1951年正式成立，叫“昌明火柴廠職工協會”。當時譚仔（譚明東）來做工會的領導，與廠方談判，協助組織工會。

國民黨的人對我們不滿，因為我們組織搶回了工會，所以他們不忿氣，又組織了“火柴自由工會”，聯合大光、萬國一起。有個叫鄧佩珍的，堅持不參加自由工會。所以火柴廠有三間工會，我們叫做“昌明火柴廠職工協會”、鄧佩珍是“火柴工會”、李鶯辦“自由工會”。

我們的工會領導，譚明東，那時國民黨以三元買人來打我們工會的人，他們有80多人，而我們只有20多人。有一天當我們在廠裡吃完飯，在提督馬路行去道咩卑利士街回工會途中，距離100公尺左右的未建樓的爛地方，他們有80多人來打我們，而我們只有22人。

當時我們有防備的，在廠裡面磨了一些劍仔、單車鏈、鐵尺，我們每個人都有“架生”（工具）的，用來傍身。他們全部人進攻我們時，我們都集中在一起。原來國民黨的人是用三元請一個人來，去就給三元。當國民黨的人見到我們個個都有“架生”來迎戰，他們都走了，結果他們80多人被我們追打，他們走去紅街市那兒，最後我們追他們追到雲華茶樓那兒。大家之後就不追了，我自己走回工會。

這是1951年的事。那時我們覺得你用武力，我們有智慧。當時譚仔來工會做書記，每晚十點才回家，他和我一起踏單車，守衛着彼此。我護送他回家到國際，他會說，“得了，你不用再送，可以先回家了”。我不知道他住哪兒，總之是保護他而已。那時工聯的糾察隊都來幫我們，差不多間間工會都來幫我們。因為你不知道一班人會什麽時候出現，他們突然間會用石仔扔我們。這不是發生一兩次的事。如晚上的時候，我們工會的木招牌會被人拆掉，後來有一次被我們捕到了他，原來拆我們招牌的人也是廠的人，他非常強壯，我們審他為何拆我們的招牌，打了他一頓。無辦法，被我們捉到嘛。其實我們大家都認識的，我和他應該是師兄弟，因為我們都在同盛堂。那間是武館來的。晚上我在那兒學英文、他們一些人在那兒學功夫，所以他比較強壯；而且我們也是做同一間廠，他是做“鎅木”，我做“刨木”，結果他被大家打了“一餐”。

所以那一段時間，我們和國民黨鬥爭得很激烈。這樣子的鬥爭，大約1951年至1958年。國民黨那時候的勢力越來越弱，其中原因一個是“人的覺悟”，跟國民黨走的人越來越少；另外一個，澳門同廣州近，國內正在發展，所以那時我們的廠開始走下坡。

1953年1月1日，我們被廠開除，因為廠收縮，部份結束，所以不再用我們。離開工廠後，我在工會做，當時譚明東轉去另一個工會做，我就替了他的位置，做秘書的工作。那時候開始有領導，有工聯。那時開始見到一條道路，以前大家都是“盲公”，不知要做甚麼好。後來有了工聯，我們的工會就是這樣子慢慢走上軌道。

1952年，工聯在全澳籌款，辦了三件事，第一件，救濟失業工人，因為當時美國禁運，1951年，好多人沒有工作做，所以籌款救濟失業工人；第二件，辦了勞校；第三件，辦了工人醫療所。這三件事，團結了廣大的工人，而工會就走上正軌。

那時澳門的炮竹業好龐大，好多人，組織了一個同心社。所以我就去協助炮竹工會，最後變成我要兼兩間工會的秘書。那時候都算好，有30元一個月的工資。1953年開始辦炮竹工會，到了1966年，反葡鬥爭，“一二．三事件”。當時我已經離開火柴工會，到氹仔的炮竹工會，一直做到1970年3月15日。因為木藝工會沒有人，沒有秘書，所以我在氹仔回來，在1970年就在木藝工會工作，直至1985年，一共做了15年。

木藝工會按現在手上有的資料，是1888年成立廣義堂，為什麼呢？做木的工人來到澳門沒有地方落腳，南海、番禺、順德一一南、番、順，統稱為三邑。四邑是開、恩、新、新一一開平、恩平、新會，還有一個我不記得。一些人從那些地方來到澳門工作，沒有地方住，大約在1888年，四邑的人組織了廣義堂；三邑是永壽堂。

那些人在那些地方來澳門，沒有地方落腳，最初在康公廟前地，有一些做苦力的人就手拿擔挑，做木的人擔了一個四方箱，他們在（康公廟）門口等人聘請，會有人找他們工作。

後來就在叫魯班師傅廟的地方，最初不是叫上架行，就是那些人聚集、“聚腳”的地方。他們會一直到新年節日的時候才回鄉下，過完年以後，他們再回來澳門搵食。那些人多數是那幾個縣的人，他們同聲同氣，組織起來，叫永壽堂、什麼堂，等等。

當時，一九二幾年西洋鬼（指澳葡政府）不允許我們辦工會。據梁培說，一九二幾年，澳門理髮工會、拉車仔工會都挺龐大的，和西洋人發生鬥爭，那件事叫“捷成事件”，1922年。工聯對面的碼頭叫捷成，所以叫“捷成事件”。整到西洋鬼都沒有什麼辦法。大家工會的人全部回去灣仔，西洋鬼無辦法，就取締工會，原來是有工會的。

當時人以群分，三邑、四邑的人組成不同的堂。後來有一個做領導的人提出，“我幫你做了事，你要回報”。最初時，造木的工人刨木的時候，剩了一些刨花，他們會把刨花拿回家做柴。因當時生活艱難，1926年的時候，應該是南番順的人起頭，當時上架行不完全是工人，像廣榮（木鋪）都可以保管工會所收的錢。工會都有些錢收入的，組織起來，那時講東、西家的，就同東家提出要拿些“刨口”（刨花），後來發展成一個“行例”，那時候有鬥爭，會發生罷工、罷市的情況，政府也同意這班人提出，要有一些行例，做一個窗，一個門，以前是用兩、錢去計，後來現代建築都是以幾錢幾毫去計，就搞了這個行例，統一了。

最初工會的財政，以永壽堂的四方箱是最多人給的。廣義堂1936年正式向政府註冊，有文件資料顯示，廣義堂是正式註冊，政府承認的，它（廣義堂）不是叫工會。

以前大家“一個對一個”或者“一間間舖頭”講價幾錢幾錢，但卻沒有統一工資，我記得造船工會每日八元一工人，上架行六元一工人。做船一個人做一日就八元，做木就六元。

造船，上架行的人不懂得造船，當時造的船是木船，所以有造船工會的人，還有很多木藝工會的人，船表面的細節，如刨、入榫等，是造木工人的工藝較好，當時兩行人分了上架和下架，船的下架是我們做的，你來就做上面的，分了上架、下架。下架，是造船工會。甚麼時候分我就不清楚了。

上架行，當時的魯班廟延伸到路中心，現在已收縮了三四米！當時總督叫巴波沙。大約是1938年、1939年，要開路的緣故，當時是和平前，要割街，所以魯班師傅廟縮小了，像現在的情況一樣。

那幅地原來是有街名、無號數，39號至41號之間，所以上架行在政府裡面立案，那幅地就是這樣的情況。

“西洋鬼”時代有一個三姑，我還未在工會工作時，每年廣義堂的地，要去白鴿巢（即現時的東方基金會）交地租，她是來收地租的。

我們也不知道為何要交地租，我和梁培都不清楚。劉勝做數的時候，是處理財務的，要找“西洋鬼”，有一個評政院，現在還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廣義堂每年都要交帳目給評政院，帳目要怎樣做呢？要找那個“大寫”（管帳目的）,“西洋鬼”幫你做，並且我們都會給他一點錢。

其實租金不多，但工會的收支要向政府呈報。因為是正式團體，所以每年要交帳。廣義堂立了案，政府承認你，所以每年都要交帳一次。

我們去找他們請教寫帳，他們卻說，“很簡單，任你寫”，帳裡面包含工資多少，隨意寫一張紙。只是交地租的。

後來交了一段日子，我沒有去交，她又沒有來收。劉勝就有交過。他沒有人來收，又沒有人追，而我們又不知道去哪兒交。劉勝當時說過，去白鴿巢側門口進去。

劉勝是會的財政，一九四幾年開始。但他是負責保管錢的。他一九四幾年就是工會的負責人。

我在1970年進入工會，以前負責收行例的那個人，你怎麼能叫他走遍全澳門？但我會踩單車，所以第一年的時候我收了10,000多元，你可以去找一找1970年的帳目依然看到。第二、第三年，1973年是收得最多的一年，有幾萬元。因為我很勤力。去到那間樓，有幾多塊地板，一幅是收幾多錢，一個木門是收幾多錢，窗都是一樣，但之後做了鐵窗就沒有了。

1973年是最高峰，到146個地盤去收，都還有漏啊。結果最高峰是收到有七八萬元一年，工會也發展了，這個行例就是這樣得來的。因為這是我工作的責任。

七八十年代，凡六月十三日，盧生（工會雜務）只是簡單地點香和燒元寶。1971年開始，工會擺酒，餸菜是自己做的，兩個位、兩個位連在一起，即八個人一枱。最初廣義堂、永壽堂各自去煮食，後來就去酒家擺酒。

我來那年（1970年）是去陶陶居擺酒。有80多圍，600多人。到了1970年，行例多了，我來工會第二年，去國際酒家擺酒，12人一圍，所以在1971年以後就不在工會做了。

1971年以前，叫酒家來到工會擺酒，工會成埕酒買回來，然後一些菜在地下煮，二樓天台都有擺酒。擺酒最多都要分三輪，因為人多地方少，所以輪流讓會友聚餐。

1971年以後去國際酒家，也要把會友分成兩輪進去吃，因為已編好了一些圍，你超過了人數，便要吃第二輪。1971年之後，工會也會選擇適合的不同酒家去擺酒，曾經去過五洋，好似中央那兒也有試過。

六月十三一定要擺酒的，行友很重視這一天。以前尾誕是沒有辦的。一年好似有三個誕，五月八日魯班生日，這麼多年已沒有擺過。六月十三日是魯班昇官、拜尚書，傳下來是這樣。

擔任（上架木藝）工會秘書，一年的工作是動員人入會、收會費，點行例，辦工會活動。當時工會活動不多，有年輕的人，所以辦了籃球隊三四年，最厲害那年是1975年，工會拿了全澳籃球冠軍。然後工會組織一些人去順德打籃球，上半場我們這班工人輸到……因為所謂“冠軍”只是工人隊伍，人家縣裡比賽的代表隊十分勁，下半場他們不出，出女子和我們比賽，連女子籃球都贏我們。那時候真的好狼狽。

工會也辦一些工藝，如“體積”或者“方圓”，因為我不是這一行，所以找人回來工會教。有興趣的人晚上就可以來，辦過幾期。

一年裡頭最忙的是六月十三日，慶祝五一。

我以前未辦過，50年代之前就會有“開燈”，應該是正月十五的時候。一些工會的人，即使生仔也要來工會，掛燈啊，當天有些活動來獎勵那些人。我來了（工會）的時候已經沒有辦了。

5月1日會辦唱歌。那時工會有粵曲，如二胡、鐺鐺（鑼鼓）、琴。1987年工聯屬下的老人中心“松柏之家”成立，工會就把鑼鼓送去了。

1985年我又轉了去另外一個工會，飲食業工會。做了兩年才退休。

在木藝工會當秘書的時候，我的工資每個月150元。我1949年結婚，有7個子女。養家糊口肯定不夠，當時我外母會補貼一點，因為她在天神街賣豬腸粉（在近西街、天神巷那些地方），收入會比做工較好，當時我們一起住，我賺的錢給她，她就給我們一家人食和住。

我在鏡湖馬路租了一間房結婚，現在就叫“裸婚”。無樓、無車，什麼也沒有，我們不止三無、五無都不止。

那時候我在廠工作，19歲拍拖，21歲結婚。因為我還有細佬、細妹，所以我就想早一點成家。當時每個月30元租一間房，我每個月才剛好有30元工資，但復薪之後，第二年要求加薪，由30元加到60元，於是就結婚了。

我們無樓，甚麼都沒有，所以去到鏡湖馬路油果里那裡去租一個地方，但租不到，沒有地方住。1950年，青洲那塊爛地有很多木屋，是一些人隨便搭的，並且有些人在養豬。我向“西洋鬼”申請了自己搭一間木屋，十元一年地租，自己搭，四平方搭一間木屋。

那些杉仔（杉木樑）這麼大條，大約是一丈長，買了幾條，我向工友借錢，而且工友和我一起去搭，大概用了300元，搭了四條柱上去，用木板釘，頂用葵搭。

大約1950年11月初一入伙，因是初一，都已不用揀日子了，但是初五火燒！

沒有全部燒完，於是自己拆了，雖然未能燒完但都拆了。沒有地方住，向廠借了一塊大帆布，用杉豎起來撐住帆布，差不多在那裏住了一兩個月。

後來四大社團，同善堂、鏡湖、工聯、中總，發起募捐搭木屋。那些燒了的屋全部都拆平了。每一戶有一張木床，有四張櫈，一張枱，大約400元一間，工聯當時募捐了約四間。

後來一些屋重建了，以撿籌仔的方式分配，我拿了台山第十街籌仔的屋住。

1955年那次燒得最慘。那年半夜燒得更厲害。

當時和自由工會鬥爭，我們要保衛工會，所以我在工會睡，早上七時醒了，有人告訴我，“你的屋企燒晒”。我說，“講笑要找日子”，他說“真的”。於是我立刻踩單車回家看看，真的全部燒了！

我心想，我的家人在哪兒？不知道啵。原來當時木屋燒的時候，左鄰右舍真是好，找了一個艇仔幫我們搬很多東西，搬棉被，搬去台山燒垃圾附近（現在還在的），而我的家人都在那兒落腳，我去到那兒就找回我的家人！

那年火燒的時間是蘇聯展覽會後，蘇展是1955年11月。

之後再搭的時候用鋅鐵，搭鋅鐵未曾試過，落雨的時候，雨水好大的“噠噠”聲，“劈里啪啦”，好嘈。

第二次火燒後，也是四大社團發起募捐。最初的時候，捐200元就可夠建一間屋，不知400元還是200元，我不記得，看看那些人要捐多少間。

第二次的募捐都建了同樣數目的住屋。後來一些教會在我們住的屋之前，也建了七條街，一些教友可以住，所以那時候第十街變了第十七街。

1955年燒了之後，1957年又燒，但不是我們這一帶，是另一邊的，燒的是鋅鐵就比較難燒，第一次火燒的是葵尾，跌下來就著火了。真的好猛火，甚麼也救不了。

那時住在青洲，無水喉的，當時我們的屋燒了之後，政府在那邊設了街喉，你可以去擔水，而且不用給錢的。

開始時沒有電，後來有電都好慘，電的供應也不夠，只有20W，澳門本來應該是110W，那時候由110W跌到20W，就好像螢火蟲的燈光，連聽收音機也開不到！

我1950年11月搬進去木屋，1978年2月搬出來，住到連勝馬路。

那是50年代的事情，我們在永樂（戲院），奏《團結起來到明天》，“西洋鬼”（葡人）不准我們做，就剪了一些電線。我們有一個水電工友，叫鄭球，他們雖然剪了，但他會立刻駁回再做。是1952年3月1日的事，也叫“三一事件”。

葡人把我們這些工人拉去，當時拉了黃保銓、黎老B等，所以產生了“五一鬥爭”，即澳門1952年5月1日。“西洋鬼”有一個警察，他的名字我都記得，花名叫“無事打三槌”（有事不得了，無事都要被打三槌），這是“五一事件”。

說到1966年“一二．三事件”，我的女兒17歲，在澳門在氹仔坊眾學校做教師，因為她當年畢業就在7月。9月開課的時候，澳葡政府都還不批准，所以我們就要自己辦了嘛，葡人就出動差人，11月15日打人，就引起了“一二．三事件”。我的女兒被打傷了，還要住醫院。

大約1967年1月29日，澳葡政府道歉，這就是“一二．三事件”。

“三一事件”我在香港，那天不知甚麼事情我去了香港，因為我有香港身份證，我外母也去香港。那天晚上澳門戒嚴，聽電台講了以後，我在灣仔立刻坐夜船回來澳門。

1966年11月15日那天，我剛好也在香港。我一聽到澳門又出問題，我又即刻晚上回來澳門。

作為引起“一二．三事件”的起因，當時澳葡政府不允許氹仔坊眾學校開辦。當時有炮竹工會和自由工會，炮竹工會是紅底，而我就是炮竹工會，那時自由工會在良義場（氹仔二樓）做會址，我們辦（學校）葡人不允許，而偏幫他（自由工會），自由工會又允許辦，所以辦了聖善學校。聖善學校是教會的，但又和自由工會有關，葡人批准了自由工會但不批准我們，我們就自己去做，他們說，“未經政府批准，擅自修飾，是不允許的”。

我們已搭了排柵，要油漆，學校爛溶溶的，不行的嘛！最初是從辦夜校開始，後來轉為日校，他始終都不批准，所以引起此件事。

當時蘇錦泉（音）是做船的，炮竹有一個姓杜的，另外還有三四人，被打傷了。

當時我回來，就被調了去氹仔。我本來在飲食業工會工作過，所以後來1985年因飲食業工會沒有書記，就把我從木藝調了過去。

我現在每天都游水，最冷的時候是7度，都要堅持。我曾經是老年組游水冠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