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則傳說——床下秘道裡的老伯伯
我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大三巴秘道的金庫傳說,但秘道的傳說並不只有一個,另一個說法是秘道曾經是昔日傳教士們的避難通道,後來這個說法又衍生成為一個鬼故事……
曾經有一家四口居住在大三巴牌坊附近,有天婆婆發覺孫子經常自言自語,於是問孫子在跟誰說話,孫子提到他與一個老伯說話,但婆婆卻不見有任何人。婆婆初時以為是孫子太悶,於是找來外孫女陪伴孫子,但兩個孩子一直留在房裡,之後外孫女跟婆婆說老伯講故事好有趣。父親回家後把房間的大床推開,發現床下有一個秘道的入口,孫子說要帶父親去見老伯伯。兩人進入漆黑的隧道,走了一段路後,孩子說見到身穿黑袍的老伯伯,但父親眼前卻只看到一具白骨。父親和孩子離開秘道後報警,警察調查後認為這是一個年老的傳教士,因為避難躲到秘道裡,但因無法離開而在秘道裡活活餓死【1】。
雖然這個故事不過是一個怪談,但揭開怪誕的劇情,這個虛構的故事又為我們帶來大三巴牌坊怎樣的歷史呢?
傳教士入侵的陰謀?
在回答這個疑問之前,我們不妨先看看「避難道」的說法,也就是傳教士為躲避華人的襲擊而修建秘道。哪麼華人是否經常闖入教堂襲擊傳教士呢?
據利瑪竇(Matteo Ricci)的憶述,他們在內地傳教的過程中,曾經數度被華人襲擊,例如在1588年肇慶居民為修建堤壩,於是闖入耶穌會士住所的園地伐取木材,其後與黑奴發生衝突,居民於是闖入耶穌會士的住所搗亂。利瑪竇和另一名傳教士石方西(Francisco de Petris)在1592年7月遭到賊人入屋搶劫,兩人被賊人擊傷等【2】。除了被搶劫之外,更可怕的攻擊是來自謠言,其中一件謠言發生在1606年,人們流傳著耶穌會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3】來到中國的目的,是企圖利用葡萄牙人和日本人從澳門入侵中國,攻入北京奪取皇位。在今天看來,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謠言,但百姓卻深信不疑,很多人擔心爆發戰爭而離開澳門。當時,廣東的官員亦因謠言而恐懼起來,很不巧一名耶穌會士——生於澳門的華人黃明沙來到廣州,他正準備返回澳門,黃明沙被逮捕後遭嚴刑逼供,最終慘死在牢裡【4】。此外,廣東官員派兵包圍澳門,又中斷澳門與內地的物資往來,雙方的關係處於劍拔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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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裡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插圖。在利瑪竇進入中國多與官員和士人交流,不僅是擴大傳教團的名聲,也為他們提供庇護,讓耶穌會士得以留在中國內地傳教。(圖片來源: Wikipedia )
華人對關於郭居靜的謠言深信不已,其中一個原因與我們的主角——大三巴有關。聖保祿學院在1601年發生大火後,澳門市民出資重建學院,包括修建一座宏偉的教堂,也就是天主之母教堂,但對於很多華人來說,這座由「夷人」和「倭人」修建的巨大建築物,卻有著無比可怕的威脅力,甚至令人懷疑它是入侵中國的前線堡壘【5】。為了平息廣東官員的懷疑,議事會派人與廣東官員見面解釋事件,消除官員們的擔憂。
郭居靜事件雖然只是因虛構的謠言而起,但華人對傳教士乃至澳門的恐懼卻是真實的存在,這不僅僅是「外夷」與本地傳統宗教的矛盾,更夾雜著人們對佛朗機人和倭寇的擔憂。在十六世紀初期,葡萄牙人派出的皮萊資(Tomé Pires)使團失敗,其後又爆發屯門和西草灣海戰,令明朝對葡萄牙人的印象跌到低谷,甚至有佛朗機人「擄嬰兒烹食之」的傳說【6】。從佛朗機人食人的傳聞,明代一些文人對葡萄牙人的印象與禽獸並列,其恐怖比夷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葡萄牙人之外,當澳門透過與日本通商帶來繁華的同時,同時亦承受著與日本人勾結的輿論壓力。與葡萄牙人一樣,倭寇曾經是嘉靖年間嚴重的海患,後來倭寇問題平息後,日本在1592年因入侵朝鮮半島,明朝派兵支援藩屬的朝鮮,當明朝與朝鮮軍隊在對抗日本的入侵之際,澳門卻仍然保持與日本的貿易往來,城內甚至有不少日本基督徒和奴隸,這進一步激起朝廷官員對澳門城的擔憂【7】。
即使澳門開埠已經半個世紀,但朝廷中仍然不乏驅逐澳門葡人的聲音。在1630年,當徐光啟向朝廷提出從澳門調動葡萄牙士兵到北京防守時,出身於香山縣的官員盧兆龍上書反對,他稱葡萄牙人「其性悍桀,其心叵測」,在澳門建城築寨,曾經從事拐賣華人和走私,而傳教士亦是葡萄牙人的陰謀之一【8】。
由此可見,郭居靜事件和對大三巴的恐懼反映明代人們對葡萄牙人和傳教士們的擔憂,這份恐懼既是出於他們是異族,更與當時澳門特殊的背景有關。
聖保祿學院——早期澳門葡人的防線
明代華人把教堂當作堡壘是很荒謬,但澳門在1630年代把城防建設完成之前,聖保祿學院確實是擔當澳門葡人的最後防線。
在1601年,荷蘭人的船隊首次出現在澳門的海面上,引起葡萄牙人一片恐慌,非常擔心荷蘭人派出軍隊入侵澳門。耶穌會士格雷羅(F. Guerreiro)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市民們認為自己的家並非安全之地,便紛紛把他們的全部銀両和財物藏到(聖保祿)學院裡,並一起要求院長神父,一旦敵人企圖登陸,請允許他們的妻子和家人進入學院躲避。他們(葡萄牙人)決定如果敵人佔領了海灘,他們就退入學院,因為這裡地勢較高,易於防守;如果上帝為了懲罰他們而讓敵人得勢,那麼,死在神父身邊也能讓他們感到安心。【9】
在開埠初期,澳門沒有城牆和炮台,也沒有派駐守軍,幾乎是一座不設防的城市。雖然葡萄牙人嘗試興建城牆,但這些防禦工事卻在明朝官員的反對下拆卸,這也難怪當荷蘭人出現時,他們宛如面臨大敵一樣。在這樣的危機下,聖保祿學院不但成為葡萄牙人的避難所,安置妻兒和財物的地方,也是守軍的防線,既是因為學院居高臨下,易守難攻,也是由於學院被圍牆包圍:
不僅如此,我們還在與學院相連的整座山的周圍建造了一道非常堅固的土牆,圍牆包圍著(學院)。直到工程完全結束,中國官員們沒有干預它,我想他們不可能再干預它了。【10】
聖保祿學院的圍牆把世俗與聖地分隔,目的是讓修士們安心地學習,但在戰爭的時候,則成為保護居民的防線,抵達敵人的入侵。這也不難解釋,當澳門城防完全建立起來之前,葡萄牙人曾經選擇把金庫設在聖保祿學院裡【11】。
值得一提,大三巴秘道的傳說中不是只有單一入口,而是可以通往其他的地方。那麼秘道是通往甚麼地方?相傳,秘道連接的地方有兩個地方,第一處是旁邊的大炮台,另一處是在關前後街附近的李家圍;此外還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說法,例如東望洋燈塔、青洲隱修院和紅窗門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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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位於關前後街附近的李家圍,相傳是大三巴秘道的另一出口所在。
這條秘道通往大炮台的原因,大家相信非常容易理解,一方面大炮台曾經是耶穌會的物業,另一方面也是澳門半島上的戰略要地,從1622年荷蘭人入侵時,就可以看出大炮台在防禦上的重要性。至於李家圍,雖然今天這裡是澳門舊城區內的街巷,但它在十七世紀時可是北灣的海岸。若果聖保祿學院與李家圍之間真的存在一條秘道,它將把學院與港口連接,既是便於運輸物資,也能用作逃難到海邊的通道。時至今日,李家圍內的盡頭仍然保留一處以石塊和磚頭砌成的門口,據說它與聖保祿學院相連。
發掘大三巴的秘道
既然我們知道大三巴牌坊與李家圍之間可能存在秘道,哪麼澳葡政府有沒有計劃挖掘它,讓秘道重見天日?
事實上,澳葡政府在1961年曾經嘗試挖掘大三巴的秘道【13】。
在1961年3月尾,一批工人在大三巴牌坊側的大炮台山腳挖掘,還有警察在現場監視,引起了居民的好奇,有人更懷疑工人們是在挖寶藏【14】。不久,政府出來闢謠,解釋這是對耶穌會士住處遺址的調查,但他們為何突然搞這場「大龍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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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華僑報》1961年3月29日報導
這次挖掘的推動者是阿馬羅(Fernando da Silva Amaro)中尉,他是澳門總督府的侍從室主任,起因源於妻子——安娜.阿馬羅(Ana Maria Amaro),她在日後以人類學家的身份發表多篇澳門歷史的著作,包括土生葡人研究,但當時她只是隨夫到澳門,並在利宵中學任教的老師【15】。安娜在閱讀有關耶穌會的著作時,認為大三巴牌坊附近的空間值得勘查,阿馬羅中尉於是向馬濟時(Jaime Silvério Marques)總督提請,並在他的同意下進行挖掘【16】。
政府挖掘大三巴牌坊的消息傳出後,一時引起澳門居民的討論,包括大三巴的秘道傳說。工人嘗試在大三巴牌坊的入口開挖,但沒有發現,其後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婆婆說,在小時候曾聽聞秘道的入口在哪吒廟背後,從那裡通往李家圍的出口,於是把挖掘的地點集中在牌坊的背後【17】。這次大三巴挖掘吸引不少路人圍觀,甚至有人從香港坐船過來,為免路人打擾工作,政府圍起鐵網,把挖掘現場封鎖起來。直到5月22日,澳葡政府突然宣佈停止工作,但他們沒有交待叫停的原因【18】。
經過一個多月的挖掘後,到底在大三巴牌坊的背後發現了甚麼?是耶穌會的大寶藏,還是傳說中的黑衣老人?
的確,工人們挖了大片土地,起初在牌坊背後找到多個用磚頭砌成的坑洞,初時以為是地基之類的遺跡,但隨著愈挖愈深,他們陸續在坑裡找到骸骨,而且數量至少有數十具【19】。至於那條傳聞中的秘道,卻一直未能找到。哪麼這些遺骨為何出現在大三巴牌坊的地下呢?
作為墓地的教堂
在大三巴牌坊地下埋藏的遺骨,確實引起不少的猜測,其中最容易想到是聖保祿學院在1835年發生的火災,以為是被燒死的神父屍骨。不過,聖保祿學院在火災發生時已經淪為兵營,只有少數駐兵留守,所以教堂的遺骨不可能是燒死或活埋的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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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位於大三巴牌坊背後東側的墓穴
事實上,這些遺骨是安葬在天主之母教堂的人。在天主教的傳統裡,教堂不但是聚集教徒們的神聖場所,也具有墓葬的功能。由於教堂被視為接近神的地方,因此教徒一般是環繞教堂安葬,但若果那人是神職人員或社會權貴,他的遺體或骨髑可獲安葬在教堂裡【20】。這種情況不僅見於大三巴牌坊,許多澳門的古老教堂內都安葬了教徒的骨髑【21】。在1740年,耶穌會修士布里杜(Domingos de Brito)曾經製作天主之母教堂埋葬者的清單,而從1638年至1742年間教堂內共埋葬了152人【22】。
在1835年的大三巴火災之後,澳門市政機構曾經把教堂遺址開闢為公共墓地,一直使用至1852年【23】。在1851年,總督基瑪良士(Isidoro Francisco Guimarães)興建聖味基墳場,也就是今天的舊西洋墳場。在新落成後,人們把大三巴牌坊背後的墓地遷往新墳場,但一些更古老的墓地並未發現,於是留在原地,直到1961年被挖掘出來為止。在挖掘工作叫停後,澳葡政府把這些遺骨在原地重新安葬,並把原本挖掘的大坑回填,就像這次挖掘從未發生一樣,而這件事情也漸漸被人遺忘【24】……
在1980年代,澳葡政府在大三巴牌坊背後進行考古調查,其後把遺址興建成天主教藝術博物館,其中一部份的遺骨現時放在納骨堂裡展出來【25】。
結語:熟悉的地標,陌生的過去
毫無疑問,大三巴牌坊是澳門人最熟悉的風景,也是外地旅客最常到的澳門地標,但對它的認識似乎就是「前身是教堂」、「經歷三次大火」等印象,對它的過去卻非常陌生。
翻開大三巴牌坊的過去,它的前身——聖保祿學院是耶穌會在中國和日本的重要傳教基地,既是堅負培訓傳教士的任務,同時也籌備傳教的資金和物資,包括貿易。由於聖保祿學院的位置及設施,使它在澳門開埠初期成為防禦要地,但這也引起明朝官員的猜疑及恐懼。除此之外,天主之母教堂的空間也曾經用作墓地。由此可見,聖保祿學院絕非單純是一座教堂或學校,而是充滿各個面貌,全都與澳門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次透過「大三巴秘道」的故事,讓大家深入地了解大三巴的過去。不過,正如未解開的秘道傳說一樣,仍然有無數的謎團充斥著這座古老遺址,等着大家去發掘。
注釋
【1】筆者為了方便敘事簡化故事的情節和內容。
【2】利瑪竇(Matteo Ricci),文錚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28、129、177頁。
【3】郭居靜生於1560年的意大利薩匝羅(Sazzano),在1594年前往中國。他在1958年在南京傳教。利瑪竇在1600年前往北京時,指派郭居靜主理南京教務,後又前往上海、杭州和嘉定開展傳教工作。他在江南地區傳教達四十多年,不少當地的士人歸皈受洗,包括朝廷大員楊廷筠,直到1640年病逝。參見趙殿紅,〈明末清初進入江南地區的耶穌會士(中)——以郭居靜、衛匡國、潘國光、魯日滿、殷鐸澤為中心〉,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109年(2020年),第124 - 126頁。
【4】利瑪竇,文錚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398 - 403頁。
【5】湯開建,《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澳門:澳門大學,2012年),第76 - 78頁。
【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基金會與暨南大學古籍研究所編,《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頁。
【7】湯開健,《明清天主教史論稿初編——從澳門出發》,第64 – 72頁。
【8】吳志良、湯開建與金國平編,《澳門編年史》第一卷(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8 - 429頁。
【9】費爾南.格雷羅(F. Guerreiro),蔚玲譯,《1601年荷蘭人突襲澳門》,載於《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5期(2010年夏季刊),第33頁。
【10】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兼談耶穌會在東方的教育機構》(澳門:澳門文化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96頁。
【11】岡美穗子,《商人與宣教師,南蠻貿易的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9 - 221頁,載於戚印平,《澳門聖保祿學院研究》,第216頁。
【12】王文達,《澳門掌故》,第98頁。
【13】由於1961年有關大三巴牌坊附近的挖掘暫未找到相關的報告及調查文獻,因而難以視之為考古調查,故僅「挖掘」稱之。
【14】〈葡女考古家炮台山腳進行挖掘古物〉,載於《華僑報》,1961年3月29日,第3頁。
【15】António Aresta, “Ana Maria Amaro (1929 – 2015)”, Jornal Tribuna de Macau, retrieved from: https://jtm.com.mo/opiniao/ana-maria-amaro-1929-2015/ (May 18, 2015).
【16】湘堤,〈聖保祿大修院遺址出土〉,載於《華僑報》,1961年4月1日,第3頁。
【17】〈八十老婦指出在哪咤廟後便〉,載於《華僑報》,1961年4月14日,第3頁。
【18】〈牌坊腳發掘隧道 突奉命停止進行〉,載於《華僑報》,1961年5月23日,第3頁。
【19】〈牌坊腳發掘隧道 突奉命停止進行〉,載於《華僑報》,1961年5月23日,第3頁。
【20】梁錦英與蕭潔銘,《澳門墳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澳門:澳門基金會,2011年),第12頁;吳宏岐與趙超,〈十九世紀澳門葡人天主教公墓研究〉,載於《澳門研究》第64期(2012年第1期),第118頁。
【21】Lindsay Ride and May Ride, The Voices of Macao Ston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安東尼.加瓦萊羅.巴依勝(António Cavaleiro Paixão),〈關於對澳門聖保祿教堂(聖母堂)的考古發掘〉,載於《澳門大三巴遺址:面向未來的豐碑》(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4年),第61頁。
【23】吳宏岐與趙超,〈十九世紀澳門葡人天主教公墓研究〉,載於《澳門研究》第64期,第118 - 121頁。
【24】〈發掘牌坊隧道 工作暫吿結束〉,載於《華僑報》,1961年5月25日,第3頁;〈發掘隧道停止後 破毀地段全部填復舊觀〉,載於《華僑報》,1961年6月8日,第3頁。
【25】費爾南多.安東尼.巴基斯塔.佩雷拉(Fernando António Baptista Pereira),〈聖保祿教堂遺址的復原和陳列計劃〉,載於《澳門大三巴遺址》,第67頁。
更新日期:2024/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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