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方都流傳著秘道的都市傳說，例如香港禮賓府的秘道、台北圓山飯店的密道等。當然，澳門也少不了自己的秘道傳說，當中最廣為流傳的秘道在澳門的地標——大三巴牌坊。

既然是一條秘密的通道，它理應是秘密地帶人前往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大三巴秘道的傳說亦不例外，就目前流傳兩個版本。

第一個版本是通往耶穌會的金庫，相傳耶穌會士在澳門收集大量金銀財寶，這些財寶放在聖保祿學院內，但因為大火令教堂倒塌，通往金庫的入口因而封閉，使耶穌會的財寶自此下落不明^【1】。第二個版本是耶穌會的避難通道，因耶穌會士初來中國時，引起不少華人對這些外邦人的厭惡，因而時常襲擊教堂，為了躲避攻擊，他們在聖保祿學院的地下修建秘道來躲避襲擊（這個傳說後來被進一步改寫為鬼故）^【2】。據說，大三巴的秘道有兩條，一條是通往旁邊的大炮台，另一條是通往關前後街附近的李家圍內，還有一些非常離譜的版本，例如通往青洲、東望洋炮台和氹仔等^【3】。

大三巴秘道的傳說，聽起來更像是虛構的怪談，但這些「虛構」的背後或許帶給我們不一樣的視角，讓我們重新認識最熟悉的地標的歷史，今次我們先從失落的耶穌會金庫出發。

「失落金庫」傳說的背後，是把耶穌會當作一個非常富饒的組織。耶穌會在十六世紀中葉初赴澳門，便陸續興建聖安多尼堂、聖老愣佐堂和聖拉匝祿堂（望德聖母堂），其後開辦聖保祿學院，儘管大部份的學院建築已經消失，但從宏偉的大三巴牌坊可以看出這是不惜工本的建築物。不過，眾所周知耶穌會士遠赴世界各地是為了「愈顯主榮」（Ad Maiorem Dei Gloriam），而不是謀財賺錢的商人，人們又為甚麼覺得傳教士比商人們更富有呢？

雖然耶穌會士前來亞洲的目的是傳教，但傳教的工作可不是單靠三寸之舌即可，被派到異邦的傳教士可是面臨不少困難，如飲食、衣著、住房、僕人、宗教儀式、救助教友等，即使是應省盡省，細水長流之下仍然是一筆可怕的開支。耶穌會的傳教策略亦加深了財政的困境，不論在中國或日本，他們採取由上而下的策略，與當地社會的上流權貴建立密切友好關係，即使他們沒能信教，仍可以為耶穌會提供保護傘，但代價就是少不了各種高昂的社交和禮物的開支^【4】。除此之外，耶穌會在中國、日本及其他地區傳教期間建設教堂、學院或其他設施，這些組織也需要固定的資金來維持營運。因此，儘管傳教士理應按照傳統過著清貧和貞節的生活，但傳教工作的現實困境卻使他們不得不思考世俗的問題——如何獲得資金維持傳教的工作？

對宗教組織而言，其中一種最直接的經營來源就是資助或捐獻。的確，耶穌會早期在澳門修建的會院是得到葡萄牙商人捐贈土地或資金。在1593年，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為創建聖保祿學院的事情向總會長報告，便提及興建學院的開支中有達三分之二是來自富商佩德羅（Quintero Pedro）的臨終捐贈，其後范禮安還獲得眾多朋友的金錢援助^【5】。當時，一些像佩德羅那樣沒有子嗣的老人，把積累的財產慷慨地捐給耶穌會，而耶穌會也會收到商人們的捐款，作為對自己靈魂的救贖。然而，商人和教徒並不能無限地捐獻資產給教會，每次收到善款對耶穌會而言只是一場及時雨，讓他們勉強度過財政緊絀的日子。

哪麼教廷和擁有保教權的葡萄牙國王不是該出手，用實際行動支持遠東的傳教事業嗎？事實上，不論是教廷或葡萄牙國王都應予耶穌會在傳教的年金，一來遠水不能救火，二來途中不同官員和機構以各種理由來攔阻這筆款項，使年金不是遲到，而是無法送到澳門^【6】！范禮安多年來一直向葡萄牙王室爭取穩定的資助，哪怕是在逝世前三天，他仍然為聖保祿學院營運的資金一事操勞，但都無法從國王得到長遠的資助^【7】。因此，等待國王的資金或教徒們的捐贈是不可能支撐耶穌會在遠東的經費，他們必須要自力更新，而幸運的是，當時澳門的海上貿易正好讓耶穌會得到自救的機會。

在十五、十六世紀，中國與日本因外交而停止貿易往來，但雙方卻對彼此的貨物互有需求，日本貴族渴求來自中國的絲綢和瓷器，中國更需要日本出產的白銀。無法直接貿易的局面使中日之間的走私貿易變得猖獗，當時初至遠東的葡萄牙人亦抓緊這個天大的商機，在這片海域站穩陣腳。隨著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中葉入居澳門，澳門成為他們從事中國與日本貿易的重要據點和富饒的港口。對捉襟見肘的耶穌會士而言，籌集資金並不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情，他們只需要踏出第一步的契機。

在1556年，葡萄牙人阿爾梅達（Luis de Almeida）加入耶穌會，為在遠東地區的耶穌會增添一名得力的成員。阿爾梅達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參與創立日本第一所西式醫院，它位於九洲府內（今天的大分市），是耶穌會為貧民而開設的醫院，而阿爾梅達亦被視為西醫引進日本的第一人^【8】。另一方面，阿爾梅達在入會時奉獻了4,000十字錢（Cruzados）的財產給耶穌會，並建議利用這筆財產從事中國與日本的絲綢貿易^【9】。雖然這有違耶穌會自身的作風，但在巨大的財政壓力下，只能靠這筆「啟動金」走上經商之路。

范禮安在1578年抵達遠東地區，作為耶穌會在當地傳教的主導者，資金問題一直是他要解決的難題，而他不是唯一想要處理貿易利益分配的人。按照葡萄牙國王的命令，澳門與長崎的貿易由日航艦隊司令（Capitão-mor da viagem do Japão）所壟斷，但隨著澳門開埠後居民增加，海上貿易的利益只集中在少數富商的手上，很多居民根本無法分享商業的成果。為了更平等地分配貿易的利潤，澳門署理主教賈尼勞（Belchior Carneiro Leitão）出面，讓貿易艦隊司令、澳門葡人代表和范禮安（耶穌會代表）作談判，最終達成名為「裝船」（Armação）的船貨協議^【10】。按照契約的內容，澳門葡人選出三名貿易代表，他們帶著2,000擔（Pico）生絲跟隨貿易艦隊前往日本經商，每次貿易所獲得的利潤將按居民的生活狀況作分配，而耶穌會每次可以攜帶五十擔的生絲到日本出售^【11】。透過「裝船」的船貨協議，耶穌會可從海上貿易的利益中分一杯羹，獲得資金維持遠東地區傳教的巨額開支。

除了絲綢之外，黃金亦是當時耶穌會在絲綢之外重要的貨物。由於日本在十六、十七世紀大量出產白銀，銀價大幅降低，也使黃金和白銀的比價一直上升，出現金貴銀賤的市況，這令商人把黃金從中國帶往日本出售變得有利可圖^【12】。這不單是利潤上的考量，黃金作為貨物具有其他優點，如一份相信出自耶穌會士陸若漢（João Rodrigues）的備忘錄所述：

金塊的體積細小，能夠輕易隱匿在衣服和箱子裡，可以悄無聲息地交易，亦不會擔心被海水浸壞和蟲蛀，成為耶穌會除了五十擔生絲之外的貨物。

從澳門與日本的貿易中，耶穌會士並不僅僅是隨船的乘客，他們在貿易的過程中扮演足以影響成敗的角色。據聖保祿學院院長李瑪諾（Emanuel Dias Sénior）所述，由於日本人與葡萄牙人在交易和訂約的方式上有極大的差異，所以澳門的貿易代表往往依靠在日本的耶穌會士，因為他們長年駐留在日本，不但擅於與日本人交涉，也熟悉當地的行情，方便協調葡萄牙人與日本商人的交易，這也難怪李瑪諾這樣說：

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能夠順利開闢日本，離不開與傳教士的緊密合作。傳教士充當葡萄牙和日本商人之間的翻譯，克服彼此的語言障礙，而傳教士亦以自身的品行、修養和學識等為交易建立互信，促成訂立交易的契約^【15】。更重要的是，耶穌會與其他傳教組織接觸日本上流和下層的社群，亦有數量眾多的基督教徒，使葡萄牙人在日本貿易上獲得相當的優勢和支持。

由於耶穌會在遠東地區的資金短缺，他們不得不選擇就地取材，依靠海上貿易來維持，而且這件事亦不是甚麼秘密，但即使如此，他們仍然嘗試把世俗的商談和交易與神聖的學院分開。范禮安在1594年的報告中描述聖保祿學院的環境時，提及交易的地點選擇在學院入口的附近：

范禮安與澳門葡人達成「裝船」的契約時，便在澳門、日本等地設立理家神父（Procurador），其中駐澳門的理家神父負責籌備運往日本的資金和物資^【18】。范禮安在1594年給予聖保祿學院院長的訓誡中，其中一項提醒院長應該「盡可能援助負責日本物資補給的（日本）理家神父」，也就是執行耶穌會日本理家神父有關貿易的命令，范禮安甚至強調「如果沒有這一貿易，日本或該學院都將無法維持」^【19】。雖然理家神父處理貿易的事務，但范禮安仍不希望理家神父直接從事採購和交易，建議「通過他人購貨，而不要親自參與」，委派值得信賴的人到廣州採購貨物^【20】。儘管試圖與商業劃一界線，但這種公然在聖殿旁做買賣的行為，依然招來耶穌會內部及其他傳教組織的抨擊。1592年，澳門的馬爾廷斯（Fernão Martins）神父向耶穌會總長控訴人們將他們當作商人而非教士：

雖然耶穌會面對種種指控，但從沙勿略（S. Francisco Xavier）依靠商船打開日本大名的港口，兩者幾乎是無法切割的^【22】。葡萄牙商人和耶穌會傳教士的「商教一體」模式，一方面使葡萄牙人在日本的貿易得立足，另一方面使九洲形成廣大的「吉利支丹」（日本基督教）群體，兩者相輔相乘的合作使他們得到難以憾動的優勢。在「商教一體」的模式下，耶穌會進而採取「以商養教」的策略，透過澳門的海上貿易來支撐日本和中國的傳教事業^【23】。然而，當基督教的勢力危及德川幕府的政權時，幕府最終選擇以火與刀鏟除九洲的「吉利支丹」勢力，而作為一切的禍源——來自澳門的葡萄牙商船亦在1639年中斷。當澳門葡人在1640年派往長崎的使團被斬首時，亦徹底斬斷澳門與長崎之間航線恢復的可能。

與日本的貿易結束不過是澳門災難的開端，葡萄牙的復國戰爭（1640年）、荷蘭人攻佔馬六甲（1641年）、清軍入關（1644年）……一系列的災難使澳門一直仰賴的海上航線幾乎斷絕。當時，耶穌會不但面臨收入切斷的問題，聖保祿學院內收容了大批從日本驅逐而來的傳教士和教徒，大大增加學院的開支，更雪上加霜的是，大多數在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都依靠澳門提供資金。在這個收入中斷、物價高漲和物資短缺的困境下，在中國的耶穌會士只能依靠行乞和借貸過日，儘管清兵入關後的「末世」促使皈依基督教的中國教徒增加，但正如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成際理（Feliciano Pacheco）在1661年的信中所說「沒有必備的物質基礎，人們很難去追求精神的教化。」^【24】，中國的傳教士連生存都成問題，更不要提傳播福音。

提到聖保祿學院在遠東地區基督教傳播的角色，往往視之為一所培養傳教士的教育場所，但實際上，它亦承擔了耶穌會在中國、日本等地傳教的後勤工作，包括籌募資金和物資，在缺乏穩定的資金下，耶穌會透過澳門的海上貿易網絡來獲取資金，支撐早期遠東地區的傳教事業。因此，聖保祿學院不但反映澳門在基督教在遠東地區傳播的重要角色，亦見證了十六、十七世紀澳門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地位。

最後，聖保祿學院金庫內的「財寶」是否存在？這就不為人知，但考慮到十七世紀澳門和在華耶穌會的絕境，數十年來貿易積累的財產相信已經耗盡。值得一提，據日本學者的研究所知，聖保祿學院的金庫不單單是保管耶穌會的財產，它也曾經是澳門市的金庫所在地。在1625年，澳門總督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命令把澳門從海上貿易賺取的利潤和關稅保管在聖保祿學院內，而金庫的三條鎖匙分別由總督、最年長的議事會議員和負責商務的官員保管，後來在1637年時，澳門的王室金庫代表萊莫斯（Romão de Lemos）向葡萄牙國王滙報時，亦有提到貿易的收益保存在聖保祿學院的金庫裡^【25】。

哪麼，為何這個城市金庫選擇設在聖保祿學院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