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唐宋時期起,嶺南的傳統貿易格局以廣州為內港,屯門為外港。然而在明朝正德年間,葡萄牙人的到來改變了這一佈局。特別是在嘉靖年間,準確說是從1525年開始,廣州─屯門的貿易模式演變為廣州─浪白滘格局。隨着1557年澳門正式開埠,廣州─澳門架構最終確立。廣州仍保持着內港地位,澳門則成為外港。自1521年中葡在珠江口發生衝突以來,葡萄牙人放棄了珠江口,轉而選擇西江口。走西江,既可抵達廣州,還可連接中國更廣闊的經濟腹地。大多數葡萄牙文沿海地圖將澳門標注在一個大江口的右側,該大江口實際上代表的是西江口,而非珠江口。
浪白滘地處傳統的西洋內溝航道上,該區域擁有諸多大小島嶼與天然良港,而且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歷史悠久。明清時期,浪白滘成為東南亞地區貢船攜帶的“市舶”按照規定停泊的港口,葡萄牙人隨着東南亞人的船隊進入了該地區。同時,浪白滘也是西洋航線與海上絲綢之路上中外船舶往返的交通要道。為加強對中外海上貿易的管理,明朝設立了市舶司,負責管理海上往來的船隻及徵收關稅。
綜上所述,在澳門開埠之前,浪白滘區域不僅是中外互市的場所,更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之一。在明清等歷史時期,浪白滘發揮着關鍵作用。我們建議,將西江口流域作為一個整體,把珠海、澳門、香港、中山,乃至粵港澳大灣區聯動起來進行歷史與貿易研究。
二
珠海南部的橫琴島亦屬於廣義的浪白滘範疇,猶如坐落在南中國海上的一顆明珠,是一個迷人的海島。該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遺產,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景點莫過於相思瀑布。瀑布位於腦背山的山頂上,為珠海地區第二高峰。瀑布高約20多米,水流湍急,形成了壯觀的飛瀑景象。此外,流水周邊的景致更是美不勝收,無數綠樹和灌木在周圍生長,形成了一個天然綠色屏障,為遊客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清涼避暑勝地。
圖1 相思瀑布。2023年4月29日由高琳拍攝。
圖2 相思瀑布。2023年4月29日由高琳拍攝。
這條沿崖壁下瀉的溪澗原稱馬尿河。珠海當地的名稱是“馬尿河溪水”。[1]一條山溪自橫琴山瀉下馬夾口海灣,冬春溪水如流,夏秋瓢潑如瀑,沿崖壁奔流而下,水花飛濺,形同馬尿滾滾,故名。後雅化為“馬料河”[2]或“馬廖河”,或“馬廖河”,因為“尿”與“料”和“廖”諧音。[3]
圖3 標有“Man-ió o”(馬尿河)的葡文地圖 。[4]
類似的景觀,在唐家灣銀坑的“小九寨溝瀑布”也可見到,只是流程沒有那麼長。
中國許多地方,如雲南、四川等地都有“馬尿”的地名。香港也有相同的名字。位於香港新界北區東北部的“馬尿”,是一個靠近海岸的丘陵地帶。在“馬尿口”地區,有一條壯觀的瀑布。馬尿村則位於觀音峒北部、黃竹涌西部、長排頭南部和“馬尿河”東部。
1958年改名紅旗村。“紅旗 [Hóngqí] 在香洲區西南部18千米,與澳門路環島隔海相望。屬橫琴鄉,是鄉政府駐地,106人。清代雍正年間興寧、五華、中山等地農民遷來定居。原名‘馬尿河’,村北之上角有溪澗,遇暴雨時,坑水沿崖壁直流而下,激起很高水花,形同馬撒尿,故名。因原名粗俗,1958年改為現名。”[5]
圖4 紅旗村葡文碑刻介紹。2023年由盧春輝拍攝。
1989年置橫琴鎮。然而,除了壯麗的瀑布景觀外,相思瀑布旁上還有一則水泥葡語銘文,這是一段珍貴的歷史遺存。這則銘刻的歷史可以追溯至20世紀30年代,那時橫島尚未得到大力開發。當時葡萄牙人曾到此地建立了至今仍存的蓄水池,並在其池壁上留下了一塊碑銘。這些字跡至今仍然保留完好,用葡萄牙語寫着:“R.T.O.P.M EM JUNHO DE 1937 POR MARIO BORGES”,其中文譯文是“澳門工務專理局,馬里奧‧博爾赫斯於1937年6月代書”。
2007年,陳振忠和梁振興在橫琴政府有關人員的帶領下,考察了這一景觀並將其命名為“流水瀑布”。
圖5 “葡文碑”時稱“紅旗村水泥刻”,2009年廣東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攝。
圖6 “葡文碑”坐標為北緯22°07'03.5",東經113°32'33.6",2023年由盧春輝拍攝。
圖7 筆者與“葡文碑”。2023年5月21日由葉農拍攝。
“R.T.O.P.M”是“Repartição Técnica das Obras Públicas de Macau”的縮寫,它是澳門一官方機構,主管公共工程,分為六個職能科。其中澳門的消防隊也歸其管理。銘文作者“MARIO BORGES”的全名是“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Mário Augusto Tancredo Borges, 1898-1958)。[6] 他是一位澳葡政府工程部門的中級官員。立碑不僅具有政治上的象徵意義,也反映了在當時橫琴島的淡水資源對澳門是多麼的重要。
1999年,澳門資深的史地學者唐思曾發表文章,涉及了1937年葡萄牙人在“馬尿河”立碑的史實。“‘馬尿河’溪流自高山上潺潺而下,終年不絕,且水質優良。一九三七年間,澳門市政廳在山腳興建一個半圓形蓄水池,供給當年澳門的漁船到這裡汲取淡水應用。池壁鑿有一個西洋標誌,而今已成遺跡,歷史卻是令人嘆惜。” [7]
唐思的研究成果為我們深入了解“葡文碑”的歷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然而,其研究尚有可補充之處。例如,儲水池和建立碑刻的單位並非澳門市政廳,而是澳門工務專理局。根據唐思的說法,這座儲水池是為了供應當年澳門的漁船汲取淡水而建。這是一個重要信息,但也不排除供給路環島居民使用的可能性。此外,唐思提到了一個“西洋標誌”,無疑它指的就是如今我們能見到的“葡文碑”。
在2023年4月27至29日的實地考察中,我們一行與金蓮花(珠海)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兼總編趙殿紅博士等人前往相思瀑布進行勘察。而在5月21日,我們再次前往橫琴,與暨南大學澳門研究院院長葉農教授、趙殿紅博士、珠海博物館唐越先生、澳門科技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項方和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沈曉鳴等八人一同做了第二次勘查。
在此次研考中,我們對這塊碑的樹立目的有了新的理解。此碑為1937年12月日軍佔領大橫琴島前,由葡萄牙人於當年6月所立,其目的是向日軍表明這裡是葡萄牙人的領土。根據中立條約,日軍不得佔領其領土。葡萄牙人此舉可謂一劍雙雕,一方面是向日軍宣示此地是葡萄牙的領土;另一方面是趁着日軍大舉侵華之際,說出了他們在和平時代不能說,也不敢說的話。於是乎將中國領土巧妙地“變為”了葡萄牙的領土。如果日軍不侵佔“中立國”的“領土”,這等於是承認了葡萄牙對大小橫琴的“主權”。
在第二次考察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重要的人工結構──“蓄水池”。實際上,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葡文碑”下面是一堵池壁。它巧妙地利用山腳的凹陷處建造,其中三面依山勢而建,一面則是人工起壁。它採用麻石壘造,使用水泥溜縫技術,因此在視覺上產生了一種似乎高低不平的淺浮雕效果。在池子的底部,有一個約十厘米口徑的水喉,其右側有三級石階。顯然,這是為了上去控制水量而設置。出水口現在還有滲水的痕跡。從水喉的大小來看,可以看出當時取水的規模相當大。
圖8 ①“葡文碑”; ②水喉;③石階;④蓄水池。2023年5月21日由趙殿紅拍攝。
圖9 水喉細部。2023年5月21日由金國平拍攝。
建立鋼筋水泥結構的蓄水池和立碑都需要涉及資金,因此必須進行預算,並在澳門工務局檔案中留下記錄。目前,我們的重點工作是尋找有關資料,如果發現了相關信息,我們將獲得更多的資訊。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需要我們認真對待並立即執行。
碑文的作者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的名字100%源於葡萄牙語,但他是出生於澳門,是否具有葡萄牙本土的背景還需要進一步的考證。
根據澳門土生葡人家譜的資料顯示,他的出生地是澳門。其父是若澤‧阿貝拉爾‧博爾赫斯(José Abelard Borges),是一名警官。母親則是維利西瑪‧埃烏拉利亞‧杜斯‧雷梅迪奧斯(Veríssima Eulália dos Remédios)。因此,他是一名澳門土生葡人,而非葡萄牙本土人士。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在澳門港務局開始了其職業生涯,開始擔任書辦(escrivão da Capitania dos Portos)一職。[8] 他很快獲得了升遷,在兩年後的1922年,成為澳門浚港工程局第二科的“技術主管”。這個職務負責水利工程和內港填地的工作。
據1925年出版的一本關於澳門港口改造的書籍稱,他擔任了第二科的“助理技術主管”(Auxiliar técnico)的職位。而澳門檔案館中的一份檔案也證實了其職位為“助理技術主管”。檔案館還保留有其他三份關於他的檔案資料,年份分別為1923年12月20日以前、1926年7月和1934年6月。這些資料都表明,直到1946年,他仍然擔任着這個職位,這反映了他在澳門公共工程領域具有豐富的知識和領導經驗。此外,1958年的《澳門地名錄》中也出現了他的名字。[9] 他於同年去世,享年60歲。[10] 1937年,時年39歲的他立下了那塊保存至今的“葡文碑”。
根據1937年的《澳門年鑑》,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時任澳門工務專理局第三科科長,職稱是“助理技術主管”。[11] 該科主管海洋工程、橋樑、碼頭和防波堤等。
圖10 1937年《澳門年鑑》關於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的資料。
在擔任第三科科長期間,受命前往橫琴島勘察水源。在工作期間,他為了解決澳門的水源問題,在相思瀑布下興建了一座蓄水池,並在此樹立了一通葡語碑。這碑上銘刻的葡語文本被認為是珠海和澳門歷史之間聯繫的重要見證,具有極其重大的遺產意義。
據相關資料顯示,直至1937年,儘管葡萄牙人並未正式擁有小橫琴和大橫琴的主權,但他們在實際上行使了一定的行政權力。例如,他們任命了地保[12] 、部署了警察[13] 和做了人口普查。[14] 人口普查是一項重要的國家行為,其意義在於幫助政府了解國民的基本情況和分佈情況,為制定相關政策提供依據。同時,人口普查也是一項主權行為,體現了國家對自身領土和人民的管轄權。通過對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和研究,國家可以更好地了解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狀況、社會問題等方面的情況,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政策和規劃發展。總之,人口普查不僅是一項國家行為,更是一項重要的主權行為。另外,葡萄牙人也在白沙欄設立了麻風病院並開辦了數所學校,其中包括“鱭魚灣公局學校”(Escola Municipal de Chai-Ngui-Van)和“薯莨岡公局學校”(Escola Municipal de Si-Leong-Cong)。 [15]
圖11 Anuário de Macau上關於鱭魚灣公局學校和薯莨岡公局學校的著錄。
在馬尿河村也設立了一所名為“馬尿河公局學校”(Escola Municipal de Manihó)的學校,只有一位中文老師,名叫“Lam Pui Sam”。[16]
圖12 關於馬尿河公局學校的記錄。
在20世紀初,葡萄牙人公然在馬尿河村向村民收稅。[17] 收稅是一項主權行為,是國家行使權力的表現。而葡萄牙人公開在中國領土上向中國居民收稅,這不僅僅是對中國主權的公然挑戰,更是對中國國家尊嚴的踐踏。這一行為足以說明,葡萄牙人已經將大橫琴島置於其主權控制之下,雖然並未正式宣佈對該地區的主權,但已經實現了實際控制。
這塊碑的設立,最終完成了將中國領土從實際控制到名義上公開變為葡萄牙領土的步驟,這是向日本人宣示的重要舉措。碑文的目標受眾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這一行動的背後,是葡萄牙對於中國領土的蠶食。因此,此碑文的存在,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標誌,更是一個政治象徵。它向日本展示了葡萄牙人在大橫琴的“主人”地位。這一舉措,無疑對於中國的主權和尊嚴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但是,對於葡萄牙人來說,這是一次重大勝利,也是他們在向澳門周邊地區擴張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在國際法上,領土主權是國家主權的核心內容。一旦某國的領土被其他國家所控制,那麼該國就失去了自己的主權地位。對於葡萄牙人來說,他們在中國領土上收稅的行為,無疑是在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這種無主權之名,卻有主權之實的情況,在國際法上是不被認可的。因此,當時的中國政府採取了一定的措施,以維護自己的領土主權。
19世紀末,澳門葡萄牙人的歷史著作普遍認為大小橫琴島屬澳門。[18] 即使在1922年發佈的有關小橫琴主權和管轄權的備忘錄中,也公然聲稱:“它(小橫琴)是大西洋氹路武備局(Comando Militar da Taipa e Coloane)和大西洋氹路政務廳(Comissão Municipal da Taipa e Coloane)的一部分。上述兩個機構均位於小橫琴所在的氹仔村(Vila da Taipa),涵蓋四個島嶼的領土。……(大橫琴)人口稀少。居住在北部和東部的居民居住在葡萄牙的管轄範圍內,從事漁業,採石,養殖牛、水牛和其他物種的活動。”[19]
實際上,在1922年之前,早在19世紀末,葡萄牙人已經把大小橫琴的中國居民算作澳門人口的一部分。在進行1878年的人口普查時,當時澳門的行政結構分為澳門政務廳(concelho de Macau)和氹路政務廳(concelho da Taipa e Colovan)。[20]
圖13 1889年關於氹路政務廳的記錄。
十字門四島中屬中國的大小橫琴竟然被置於氹路政務廳的管轄之下[21] ,但未做人口調查。在1896年的人口普查中,大小橫琴的人口分別劃歸了過路環和氹仔。[22]
大小橫琴島的歸屬問題在歷史和地理上一直存在爭議。雖然該島位於珠江口南岸,距離澳門很近,但並沒有直接的隸屬關係。歷史上,大小橫琴島隸屬於廣東省中山縣,而非澳門。因此,中國學者堅持認為,大小橫琴島並不屬澳門。儘管歷史上存在爭議,但現在的重點是加強橫琴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的合作,共同推進區域發展。我們應該尊重歷史和事實,堅持客觀公正的學術態度。
三
在歷史的長河中,葡萄牙曾是一個重要的殖民帝國。16世紀,葡萄牙人開始向東方擴張,佔領了許多海外領土。在澳門開埠後,葡萄牙人認為大小橫琴島是“生成屬地”(dependência),極力謀求之。為了發展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葡萄牙人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通過設立機構來構建一個行政管理權的既成事實,這些機構大多具有公權力的性質,為日後謀取大小橫琴島的主權打下了基礎,並提供了法律依據。葡萄牙人這一戰略的核心在於擴大自己在該地區的存在,他們深刻理解和把握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並通過一系列舉措不斷擴大自己在大小橫琴的影響力,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葡文碑”的設立,旨在加強宣示葡萄牙人對大橫琴島行政管理的痕跡。這一舉措不僅體現了葡萄牙人在日軍侵略中國的情況下的覬覦之心,更突顯了他們對於地緣政治的深刻理解和把握──如果日軍不侵佔大橫琴等於是承認了葡萄牙人對該島的領有,這對葡萄牙人在未來與中國交涉主權問題奠定了有利於他們的基礎。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發現,葡萄牙人在大小橫琴的擴張過程中推行了逐步蠶食的政策,“葡文碑”便是其中的一項。
雖然這個碑銘是葡萄牙人於20世紀30年代所留,且有針對性和政治目的,但它仍然是橫琴島上發現的第一處與澳門有直接關係的歷史資料。這通葡文取水碑刻見證了橫琴與澳門之間“同飲一水”的密切歷史鄉鄰關係,也為珠海市的旅遊業提供了一份獨特的文化遺產,吸引着來自各地的遊客前來參觀。
為了更好地保護和展示這一歷史遺迹,珠海市政府在2013年對相思瀑布進行了全面修繕,提升了景區的觀賞環境和遊覽體驗,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欣賞美景。政府還制定了相應的管理措施,確保相思瀑布的生態環境得到有效的保護和維護(本文已經對碑文的內容以及立碑者的生平進行了勾勒,並且深入探討了立碑的背景和對象)。
我們深信,這一文物將會成為橫琴島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因此,我們需要採取有效的措施來保護這一“西洋標誌”,以確保其長期保存和展示。
注釋:
[1] 珠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編:《橫琴紅旗村遺址》,載《珠海市文物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頁。
[2] “馬料河 在昆明東南部郊區。發源於昆明東郊官渡區阿拉鄉新村附近的黃龍潭,南流經呈貢縣北部的果林水庫,又入官渡區西南部,經小新村、矣六、王官村匯入滇池。長20.2千米。原名馬尿河、馬溺河,《辭海》:溺‘同尿。小便。’馬溺河即馬尿河的雅稱,諧音演化為馬料河。究其由來,一說,因歷史上常有馬幫涉水過河,於河邊飲水撒尿得名。另說,因該河水源不豐,常至中游即涸;若逢山洪暴發,一瀉而涸,渾濁如馬尿,故有此稱。”參見吳光范著:《昆明地名博覽辭典》,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頁。
[3] 標有“Man-ió o”(馬尿河)的葡文地圖,見Carta Chorographica das Possessões Portuguezas ao sul do imperio da China, Feita e desenhada pelo tenente Ramiro da Roza, 1891, depositado n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在澳門的葡文檔案、地圖和著作中,多作“Ma Nio Ho”, “Má Ni-Hó”, “Man-ió”,“Manió”或“Manihó”。澳門的歷史著作常有涉及,例如Bento da França, Macau, Lisboa: Companhia Nacional Editora, 1890, p. 28; Bento da França, 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 Lisboa: Impr. Nacional, 1897, p. 97 e Manuel Teixeira, Os militares em Macau, Comando Territorial Independente de Macau: Imp.Nacional, 1976, p. 337。最新出版的關於二戰中的澳門的英文著作對這個地名也多有涉及,例如Shiu Hing Lo, Macau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1937-1945: diplomacy, politics and society,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Cham, 2022, p. 42 and Helena Ferreira Santos Lopes, Neutrality and collaboration in South China: Macau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p. 86。
[4] Carta Chorographica das Possessões Portuguezas ao sul do imperio da China, Feita e desenhada pelo tenente Ramiro da Roza, 1891, depositado na Sociedade de Geografia de Lisboa.
[5] 劉孟宇、周英堯主編:《南粵百鎮叢書》橫琴卷,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22頁。
[6]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I,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 533.
[7] 唐思:《夾馬口誤為馬尿河》,載《澳門風物志》(續篇),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第6頁。
[8]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Lisboa: Fundação Oriente; Macau: Instituto Cultural de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1996, pp. 532-533.
[9] 關於馬里奧‧奧古斯托‧坦格雷多‧博爾赫斯的資料,除了Famílias macaenses, Vol. I上的生平資料外,可見Anuári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Macau1, 1922, p. 308; Obras dos portos de Macau, servicos hydrograficos e subsidiarios: relatorio 1919 a 1923 / pelo Justino Henrique Herz, Macau: N. T. Fernandes e Filhos, 1925, pp. 38,77, 481; Anuário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 12a edição, Lisboa: Edição da Emprêsa Nacional de Publicidade por contrato com a Agência Geral das Colónias, p. 327; Anuário estatístico de Macau de 1958, 13a edição, Macau: A Repartição, p. 226。澳門檔案館中還有數件關於他向政府租用地皮和申請從事電影工作的檔案文件。
[10] 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 1, p. 533.
[11] Directório de Macau, Macau: A Inspecção, 1937, p. 431.
[12] “起初,過路環(Coloane)村的地保(tipú)兼管馬尿河(Man-ió)村。後來,該村居民選出了自己的地保,並且幾乎同時,大橫琴島東部的其他兩個村子居民也選舉出了自己的地保。所有這些選舉都得到了氹仔(Taipa)守軍指揮官的確認。”參見José Luis Marques, Breve memória documentada acerca da soberania e jurisdição de Portugal na ilha de D. João, Macarira ou Sio-Vong-Cam, uma das dependências de Macau, Breves memórias acerca da soberania e jurisdição portuguesa nas aguas do porto interior de Macau, Ilha Verde, Lapa, Taipa, Coloane, D. João, Montanha e Território Neutro,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51, 2a. Edição, p. 120。根據澳門檔案館的檔案資料,華人地保拿葡萄牙政府的錢,被視為是它的低級公務員,參見澳門檔案館MO/AH/AC/SA/01/18212 Aumento dos vencimentos dos tipus de Coloane,de D. João,de Hac Sá, de Ká Hó e de Manihó 1941/04/17-1941/04/21。清代地保是一種基層社會組織,詳見邢賽男著:《清代地保與地方社會研究》,河南大學2017年碩士學位論文;薛理禹著:《明代保甲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
[13] 澳門檔案館MO/AH/AC/SA/01/18648 Transferência do posto militar-policial de Manihó para a tutela da Administração Civil 1943/03/30-1943/04/08.
[14] Repa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Estatística Geral, Secção de Estatística,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a provincia de Macau feit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Macau: Typ. Mercantil de N. T. Fernandes, 1897, p. 45.
[15] Directório de Macau, Macau: Repartição Central dos Serviços Económicos, 1937, p. 411.這兩所學校,在Anuário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 1922, p. 300)上已見著錄。
[16] Directório de Macau, p. 470; Anuário do império colonial português, Lisboa: Empresa Nacional de Publicidade, 1937, p. 495.
[17] 參見澳門檔案館MO/AH/AC/SA/01/02127 Conflito com a China-imposto de Ma Nio Ho, 1909/01/08-1909/06/25 e Cobrança de contribuições em Má Ni-Hó 1.
[18] José Gabriel Bernardo Fernandes, 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Lisboa: Typ. Universal, 1883, p. 15; Bento da França, Macau, Lisboa: Companhia nacional editora, 1890, p. 28; Bento da França, Macau e os seus habitantes, relações com Timor, Lisboa: Impr. Nacional, 1897, p. 97.
[19] José Luis Marques, Breve memória documentada acerca da soberania e jurisdição portuguesa na ilha de Tai-Vong-Cam, Breves memórias acerca da soberania e jurisdição portuguesa nas aguas do porto interior de Macau, Ilha Verde, Lapa, Taipa, Coloane, D. João, Montanha e Território Neutro, pp. 110, 119.
[20] The Chronicle & directory: for China, Corea, Japan, the Philippines, Cochin-China, Annam, Tonquin, Siam, Borneo, Straits Settlements, Malay states, & c. For the year 1889, p. 356.
[21] José Gabriel Bernardo Fernandes, Apontament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p. 15.
[22] Repartição Provincial dos Serviços de Economia e Estatística Geral, Secção de Estatística, 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da provincia de Macau feito em 13 de fevereiro de 1896, pp. 45, 43.
更新日期:2024/03/15
留言
留言( 0 人參與, 0 條留言):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共同填補歷史空白!(150字以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