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不是自古就有的稱呼，它是德國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圖1）在他1877年出版的一本叫做《中國：我的旅行和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eter Studien）的書中首次使用的概念，用來指中國通往歐洲的貿易交通路線。這個詞很快流傳開來，被人們所熟悉和使用。後來，中外學者根據新的發現和研究，不斷往“絲綢之路”這個概念裡注入新的內容。目前多數學者的看法是：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連接歐亞大陸其他部分的長途商貿和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線的總稱。絲綢之路上的貿易產品不僅有絲綢，還有瓷器、紙張、茶葉等等，只是因為絲綢在早期各類貿易產品中最具代表性，所以就叫“絲綢之路”，簡稱“絲路”。

需要說明的是，絲綢之路不只有一條路，而是許多條道路交織在一起的道路網絡。隨著朝代更迭和地理環境的變化，舊的道路被廢棄，新的道路被開闢。因此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絲綢之路有著不同的面貌，有陸地上的絲綢之路，也有海上的絲綢之路，這就是歷史上的“一帶一路” （圖2）。

這裡的早期，是指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這時期地圖中關於絲綢之路的描述主要有兩個知識來源。

第一個來源是古希臘－羅馬的描述。早在公元前三世紀，中國絲綢已經通過陸路或海路到達西亞，經過地中海運到歐洲和北非各國。根據羅馬人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¹在其《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當中的記載，一世紀的羅馬人已經狂熱地迷戀著中國的絲綢，並且認為這種織物是用從樹上採摘下來的原料製成的。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收藏的1265年《普尤廷格地圖》²（Tabula Peutingeriana）（圖3），是根據一張公元四至五世紀地圖而繪製的抄本，它描述了羅馬帝國及其周邊國家的道路、河流、山脈等，城市之間的連線就是當時的道路，反映當時“條條大路通羅馬”的盛況。這張地圖的最東邊，一條道路被標記著“Sera major”（大賽利亞），表明這條路就是通向絲國的首都賽利亞的絲綢之路。

公元二世紀生活在亞歷山大港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 100-170）在他的著作《地理學》（Geographia）中總結了古羅馬對中國的描述：秦尼（Sinae，即羅馬人對中國的稱呼），其西與印度相鄰，南臨大海，海岸線向南不斷延伸通向南半球的未知大陸；秦尼的北面則是想像出來的絲國（Serica），那裡盛產絲綢，首都是賽利亞（Sera)，國民叫做賽利斯人（Seres）。實際上這兩個地方都是中國，但因為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記載，讓古羅馬人誤以為秦尼和絲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托勒密的《地理學》原作中繪製的地圖已經遺失，但十五至十六世紀湧現出大量根據托勒密著作中的製圖原理和坐標還原複製出的地圖作品。在大英圖書館收藏的哈雷專藏 （The Harley Collection）之中，就有一幅繪製在羊皮紙上的復原托勒密《世界地圖》（Totius Orbis Habitabilis Brevis Descriptio）（圖4）。這張地圖是15世紀下半葉的抄本，在地圖的右上角就分別繪出了秦尼和絲國。

第二個來源是以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1324）為代表的探險家遊記的描述。十三世紀，蒙古人建立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掃清了陸上絲綢之路的障礙，因此湧現出許多到遠東貿易的歐洲商人，馬可波羅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這個時期的地圖上出現了許多絲綢之路的地名，例如，契丹（地圖中寫為Cathay或Chataio）這個中國朝代的名稱，其首都叫做汗八里（Chambaleth），也就是元代的大都和今天的北京；陸上絲綢之路上的西夏，蒙古人把它叫做“唐兀”（Tangut）、南方漢人的蠻子省（mangi pro）、當時海上絲路的起點泉州刺桐城（ciutat de zayton），等等。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1375年卡特蘭地圖集（圖5-6）、意大利的威尼斯科雷爾博物館收藏的約完成於1450年的毛羅世界地圖（圖7-8）是這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兩套地圖。

這一階段的地圖上不同歷史時期中國地名混雜，不少還繪製了傳說中的各種奇人異獸。這顯示出早期的絲綢之路的一個特點，即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有足夠的力量可以完全控制或掌握整個絲路，而必須通過一段一段地進行區域接力傳遞，才能完成整個行程。由於這種特點，早期絲綢之路東西兩端的人們只能對自己熟悉的區域進行較為真實客觀的描述，對遙遠的彼端的了解大多依靠舊知識與道聽途說來填補空白，其中不乏人們的想像和虛構。這種情況，限制了製圖學的發展；反過來，又因為沒有準確的地圖，進一步限制了地理的發現，加上各種條件限制，也就很難真正形成全球範圍的大規模貿易和文化交流。

十四世紀中後期，蒙古帝國走向衰亡，絲綢之路再度陷入重重阻隔。但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東方遊記中對中國的描述激起了歐洲人到東方貿易和傳教的巨大渴望。以1415年國王若昂一世攻取休達港（Ceuta）為起點，葡萄牙人拉開了大航海時代的序幕。他們沿著非洲海岸線和島嶼，一點一點向前探索未知的海洋，用了83年的時間，才將航線推進到東非的馬林迪（1498年），這時他們只完成了東方航線的一半。在那裡，華士古．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1524）率領的船隊得到了阿拉伯航海家馬吉德的幫助，當年就順利地橫跨印度洋抵達印度的卡里卡特。之後，葡萄牙人只花了短短十年的時間將航線推進至馬六甲，1514年前後就已經到達珠江口附近，基本完成東方航線的開闢，前後剛好一百年。與前面的八十多年相比，後面十幾年的發展速度非常驚人。這不是因為葡萄牙人的知識或科技發生了突飛猛進，而是因為在這段線路上他們完全繼承了阿拉伯人掌握的航線。也就是說，葡萄牙人對航線的掌握，實際上是繼承了原有的海上絲綢之路，同時把原先從中國到阿拉伯海的海上絲綢之路大大地向西延伸和擴展，繞過了好望角，通過大西洋直接進入西歐。

這樣一來，儘管葡萄牙人建立的東方航線上仍然充滿了風暴、疾病、海盜等各種險阻，但它徹底改變了過去絲綢之路的格局——完成了過去需要經過多個國家接力傳遞才能完成的航行。同時，這條航線上的貿易比過去更加直接和高效。以葡萄牙的克拉克大帆船（葡語通常稱為“Nau”）為例，一艘克拉克大帆船的載重往往超過了100噸，運力相當於一隻300頭駱駝的龐大商隊，更不用說幾百噸甚至上千噸位的大帆船。這是陸上絲綢之路根本無法比擬的。在這條葡萄牙人控制的東方航線上，澳門正是中國的始發港，因此她也就成為早期全球化以來，中國最早納入世界城市網絡的城市，在近四百年的中外貿易和文化交流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地圖清楚地展現出葡萄牙駛向東方的過程，對於中國沿海和澳門的描述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模糊到清晰、從錯漏到準確的演變。下面用幾套最具代表性的地圖來說明。

《坎蒂諾地圖》（Cantino Map）（圖9）是現存最早的葡萄牙人製作的世界地圖，繪製於1502年，保存在意大利摩德納圖書館。全圖採用被稱為“王室樣式”（Padrão Real）的葡萄牙航海圖風格，由三張羊皮紙拼接而成，除了海岸線與沿岸城市外，還用寫實的風格描繪了各地的城堡、人物和動植物，色彩艷麗，堪稱一件精美的藝術品。

該圖描述了當時最新的地理發現，並在許多地方寫有大段的注釋，用來記錄當地的主要物產或商品。圖中在當時葡萄牙所佔領的各個據點上標出繪有葡萄牙徽章的旗幟，將這些據點連接成線，就可以清晰反映出當時葡萄牙的航線。圖中畫出了地圖完成前兩年剛被發現的巴西（1500年）；而非洲西側的大西洋東岸輪廓已經相當準確，顯示出葡萄牙人對這片區域非常熟悉。但非洲東側印度洋沿岸則有些失真，印度的輪廓與比例與實際情況有較大偏差。這是因為這時葡萄牙把航線推進到印度只有幾年時間，對當地的地理狀況還不熟悉。印度以東地區的描畫則更加模糊，比例也明顯錯誤——馬來半島的長度和面積都畫成印度的兩倍，半島的南端畫出了馬六甲城，旁邊有一段文字注釋：此地有來自印度的貨物，還有大量貨物來自中國。

地圖（圖10）中沒有註記澳門，但記錄了葡萄牙人早期對華南沿海的認識。馬六甲以東的東亞沿海更是簡單地畫成近似直線，並留下大量的空白，表明這是一片近乎未知的區域。地圖畫出了赤道和南北回歸線。圖中的東亞海岸線與北回歸線相交處下方有一河口，旁邊有一段文字注釋表明這裡是交趾支那（原文為chinacochin，後來常用cochinchina），這是十六世紀以後歐洲對越南的稱呼，所以這條河應該是指越南的紅河。紅河外較遠地方有一較大的島嶼被塗成鮮艷的紅色，從對應位置推測有可能是海南島，但圖中註記的名稱為“普薩島”（ilha de pussa）。在這條海岸線的北部有一個較大的海角（圖11），上面標有一個地名“Quiritiria”，並注釋該地盛產絲綢、蠟、麝香、香料和各種寶石。葡萄牙大約12年後（1514年）才來到中國沿岸，因此這時對中國沿海的情況還缺乏清楚的認識，很可能是根據東南亞人的傳聞而繪製。

里貝羅（Diogo Ribeiro, ?-1533）被認為是十六世紀初最著名的製圖師，目前有5件作品存世，其中4件都是“王室樣式”風格。里貝羅是葡萄牙人，他做過領航員，曾參加過達伽馬1502年、阿爾布克爾克（Afonso de Albuquerque, 1453-1515）1509年前往印度的航行，並且掌握了地圖繪製的知識和工藝。但在1518年，他和當時的麥哲倫等人一樣離開了葡萄牙，來到西班牙為皇帝效力，直到他去世。麥哲倫的船隊正是帶著他所繪製的地圖和羅盤、象限儀等航海儀器 ，在1519年踏上征途並成功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由於他出色的表現，里貝羅被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一世任命為該國印度交易所（Casa de la Contratación de las Indias）的首席製圖師，他的團隊所繪製的地圖成為西班牙官方繪製航海圖和世界地圖的樣版。

收藏在梵蒂岡的1529年里貝羅世界地圖（圖12）不僅是他的代表作，也是大航海時代最著名的地圖之一。圖中的頂端和底部有兩段文字，分別是：“全部已知世界的環球地圖，王室製圖師里貝羅1529年製作於塞維利亞”和“西班牙天主教雙王和葡萄牙若昂國王根據1494年托爾德西利亞斯條約將世界一分為二”（即所謂的“教皇子午線”）。地圖繪製了西班牙的最新地理發現，包括美洲海岸線，特別是當時被稱為“新西班牙”的中美洲東西海岸線，以及麥哲倫海峽等等。從非洲到印度以及巴西等地的海岸線可以明顯看出，里貝羅的航海圖同時也繼承了葡萄牙的航海知識和發現。

該圖以教皇子午線為中線向兩邊延伸，“Mare Sinarum”（中國海，即指今天的中國南海）重複出現在地圖的左右兩端。圖中（圖13）珠江口東邊的位置上用紅色字注記了“cantam”（廣州），廣州的右下方與北回歸綫相交處附近標記了一個叫做“matan”的地名。早期西方地圖中，絕大多數都是把澳門的地名標記在珠江口的東岸，這個位置與圖中“matan”的位置吻合。在十六世紀上半葉西方人繪製的中國沿海圖中，同一位置常常會出現這個“matan”的地名標記。但在十六世紀後期明確標出澳門的地圖當中，“matan”這個地名都不再出現。“matan”很有可能是西方人踏上澳門這塊土地之前對澳門的稱呼，這有待進一步研究和證明。

葡萄牙製圖師維利烏（Bartolomeu Velho , ?-1568）以他繪製的星圖和航海圖的準確性聞名於世，目前有4套地圖作品存世。這套收藏在亨廷頓圖書館的羊皮紙航海圖集（圖14）大約創作於1560年前後，沒有署名，曾經被人認為是多拉多的作品。科爾特桑根據與維利烏署名的另一套保存在佛羅倫薩的圖集進行對比，特別是該地圖對日本諸島的輪廓、以及多處細節和筆跡的分析，從而斷定它是維利烏的作品。

圖中珠江口右側註記有“廣州城”（cidade de cantam），和1529年《里貝羅世界地圖》類似，緊挨著廣州城右邊的陸地上註記了一個叫做“matam”的地名。不同之處在於，本圖（圖15）將matam註記為“I. da matam”，即“Ilha da matam”（馬坦島）的縮寫，顯然是指珠江口的一個島嶼，但由於沒有足夠的地方標記，因此寫了在陸地上。而在葡萄牙早期文獻當中，澳門有時候也被稱作“Ilha de Macao”（澳門島）。但這些都不能確鑿證明“matan”和“macao”的關係。如要確證，還需要更多證據。珠江口外的海面上還註記了若干個島嶼的名稱，例如“I. da uiniaga”（貿易島）和“I. branca”（意為白色的島，即大星簪）。本圖繪製時，澳門已經開埠，但地圖中真正出現“macao”³則要等到1570年。

迭戈奧門（Diogo Homem, 1521-1576）是葡萄牙製圖世家奧門家族的成員，也是早期葡萄牙製圖師當中最多產的一位，至少有23套作品存世，其中包括5套《寰宇圖誌》航海圖集。這部收藏在俄羅斯國家圖書館的1565年《寰宇圖誌》（圖16）繪製在羊皮紙上，共由20幅地圖組成，較完整展示了從非洲東海岸到華南沿海的廣大區域。

地圖用“CHINA”來表示中國。華南海岸線珠江口左側註記有“R. de cantam”（珠江）和“cantam”（廣州，字母“t”剛好被北回歸線遮蓋）；右側位置上標有“Ma_a”，第三個字母也恰好被北回歸線遮蓋；珠江口外則是“I. da binniaga”（貿易島）。對於這裡的“Ma_a” （圖17），同一時期地圖的同一位置的文字註記還有“Maco”、“Malo”、“Mato”和前面提到的“Matan”，而“l”和“t”都很可能是“c”的誤寫，因此這個被遮蓋的字母應該是“c”，而這個地方應該就是指今天的澳門。

多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 c.1520 - c.1580）是出生於葡屬印度的葡萄牙人，被認為是十六世紀下半葉最好的製圖師之一，現有6套航海圖集存世。根據科爾特桑的考證⁴，證據表明他長期生活在果阿，參加過航行，因此熟悉印度和東南亞的地理環境；同時他還受過良好的教育，曾就讀於科英布拉大學，這些經歷造就了他的製圖作品不僅精美，而且相對更加準確，具有很高的質量。

多拉多繪製了許多套《寰宇圖誌》航海圖集，充分利用了葡萄牙人最新獲得的地理發現和知識，比較真實地描繪了東南亞及中國東南部的海岸線。保存於美國亨廷頓圖書館的1570年《寰宇圖誌》航海圖集（圖18）是多拉多作品中最精美的一套，同時還首次在繪有中國及東南亞的一張地圖中，於珠江口的東岸用“macao”一詞標記出澳門的名稱和位置（圖19）。這是目前已知第一張以“Macao”一詞標記澳門的地圖。

自此，澳門正式出現在西方人繪製的有關東方的地圖之中，並以“Macao”的註記形式漸漸固定下來，成為十六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之前三百多年幾乎所有西方人繪有中國、東亞、乃至世界地圖上必須繪製的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