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一年（1583年1月24日─1584年2月11日）4月10日，在薩主教（D. Leonardo de Sá）的倡議和主持下，居澳葡人選舉成立議事會。並規定議事會每3年選舉一次。每個葡萄牙居民都有選舉權。居民由王室大法官召集起來，排成隊，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6名選舉團成員。這6個人宣誓公正廉明後，分成3個小組。各組隔離在議事會中，相互之間沒有任何聯繫。每組推舉1名適宜擔任議事會職務的人。王室大法官根據這三份名單再擬出一份名單，呈交果阿總督。果阿總督據此確認3個人選，密封後送回澳門。其中一份名單在年末議事會開會時當眾打開。名單中對議事會成員的任命：2名法官（Juizes），3名市議員（Vereadores）以及1名城市檢察官（又稱理事官，Procurador de Cidade）。另設1名會議書記（Escrivão de Câmara）。3名市議員輪流擔任議事會主席。法官負責審理判決案件。假如有人對判決不服，就可以向王室大法官申訴，也可以上訴果阿高級法庭，其判決為終審。起初，檢察官又兼任澳門財政長官、海關總監、公共事務主管等職，同時還代表議事會與明朝政府打交道。遇有重大問題，議事會則召集由良民組成的前任議事會成員、兵頭、主教、神父及一些公民與議事會成員共同商討採取什麼措施。這種會議被稱為大會。議事會的職位繼承：議員不幸死亡，空缺就得補上。議員們集中在棺材周圍，議事會主席宣佈死者姓名三次，一名醫生正式證明議員已死，接著就打開適宜繼承的名單。主席根據名單指定一個繼承人，然後將原屬於死者的木杖交給繼承者。每個市議員都有這樣的一條木杖，作為權力的標誌。另外，還有兩名治安官，由上一年的行政長官及議員的兒子組成。他們每月兩人當值，一月一換。議事會還保留一支市衛隊，發生緊急情況時還會得到使用武器的市民的幫助。此外，海關中還雇用了一小隊黑人，中國人十分懼怕這些黑人，因為他們異常驍勇，用扁擔就可以彈壓騷亂。議事亭還附設有監獄，《澳門記略》：“獄設龍松廟右，為樓三重，夷人罪薄者置之上層，稍重者系於中，重則桎梏於下。有土窟，委幹牛馬矢，炷火其中，名曰矢牢。”文德泉稱：“澳門議事會大樓最初的建築物要追溯到1584年，那時該建築已附設監獄或牢房。從那時起，舊監獄巷和牢房街的命名，與公共街道連在一起。”龔翔麟《珠江奉使記》稱議事會為議事亭（Ο Senado）：澳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事經四人議，眾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王植亦稱，又有名頭人者四，公事集議則與焉，皆兵頭所定，一年一易。[10]議事會，最早的名稱為“金巴喇（Câmara）”，或為Caza da Câmara。[11]《市政廳古文獻》第91本，第8—9頁稱：1583年4月，澳門市政廳作為市政當局首次由居民選舉產生，轉自潘日明的《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95頁；博克塞的《熱帶葡萄牙社會》一書稱：“1582年6月，果阿批准了第l屆選舉，於1583年4月10日成立。”轉引自潘日明的《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95頁。很多澳門史著作如龍思泰、施白蒂或澳門教會方面的書籍均將賈尼勞視作澳門議事會的創始人，這是十分錯誤的。一、1581年教宗任命的澳門主教薩主教已經來到澳門，賈尼勞1580年提出的辭職已被接受，作為一名無職銜的神父，他怎麼可以越權組建議事會？二、賈尼勞神父1583年8月19日去世，之前他一直有很嚴重的哮喘病和結石病，1583年8月之前，他已經是臥床不起的重病人，何以有精力組建議事會？議事會，葡文為 Ο Senado， 明代及清中前期均譯為議事亭。《澳門記略•澳譯》稱議事亭的葡文讀音為“事打的”，“事打的”之原文為“Cidade”，即城市，此處不作原解。在古葡語中，Cidade與Senado（元老院）同義，而Senado也稱Senado da Gâmara。吳曆：《三巴集•皋中雜詠》詩自注雲：“凡海上事，官紳集議亭中，名議事亭。”議事亭，當即葡人的議事會，是葡萄牙人自己成立的自治機構。但由於中文文獻多有這樣的記載，如申良翰《（康熙）香山縣誌》卷10《澳彝》稱：“澳門舊有提調、備倭、巡緝行署三所，今惟議事亭，凡文武官下澳，率坐議事亭上，彝目列坐進茶。”其他如《澳門記略》、暴煜的《（乾隆）香山縣誌》亦如是說。並且《澳門記略》附《議事亭圖》所繪議事亭建築為一中國式的建築，因此，有很多中國學者均將議事亭視之為明朝政府在澳門設立的機構。這在澳門史研究中形成一普遍的常見錯誤。議事亭，即議事會，是葡萄牙人於1583年在澳門建立的一葡萄牙人的自治機構。該機構所在地原為一兩扇門的院落，中有—8根樑柱撐起四面無牆的亭子式結構的建築。因為議事會之理事官員負責與明清政府打交道，故明清政府文武官員下澳視事，來議事會宣讀上級的檔批示或同理事官共同處理澳中事務，這是當然的事情，但並不代表議事亭這一機構為中國政府所建。參見湯開建：《委黎多箋正》，第17—22頁；金國平、吳志良：《“議事亭”歷史》，載《過十字門》，第150—155頁。原澳門議事會大樓本是一座葡式建築，不過在庭院中建有一中式的“接官亭”，此亭華人則稱為“議事亭”。參見金豐居士：《議事會大樓，大將登台氣象萬千》，載《新報》2009年7月9日。議事會選舉的兩名法官（Juizes）即通常所言之“普通法官”。議事會普通法官最初是由市民選舉產生，任期也是3年，可續任一次，但必須是30歲以上的市民方可參選。由於當時願意且有能力擔任公職的人並不多，因此，一旦獲選，便不能拒絕出任，否則將受罰乃至喪失公民權利。1626年4月26日，葡印總督授權澳門議事會可以直接任命普通法官，條件是其人必須是白種人。普通法官在民事管轄權方面，負責審理澳門葡人內部發生的較輕的民事案件。超過12萬雷阿爾的動產和8萬雷阿爾的不動產民事案件，則須送往果阿高等法院審理。在刑事案件方面，葡人若有犯罪，輕案亦由普通法官進行簡易判決，較重的案件由王室大法官判處。在司法實踐中，普通法官對居澳葡人的審判權有一定的限制，“以他是否信教為標準而區別對待。這樣，異教徒的法律即便有極深的宗教淵源，例如印度和伊斯蘭法，他們仍要受自身法律的約束”。普通法官不僅負責審理一般案件，還負責監察議員。議事會成立以後，從整體而言，市政司法在不斷地加強，且逐漸朝地域性方面演化，將所有居民都包括在內。直至18世紀後期，其司法職權才“開始受中央的限制，中央政權根據新的主觀觀念，力爭將華人及澳門土生全部納入其管治之中”。見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65—66頁；何志輝：《明清澳門的司法變遷》第2章，第40—41頁。檢察官，葡文為Procurador，《澳門記略》所附《澳譯》稱管庫為“備喇故路多盧”，與葡文音合。中文文獻稱理事官。暴煜的《（乾隆）香山縣誌》卷8《濠鏡嶴》稱：“澳中彝目為西洋理事官，督理濠鏡澳事務。”印光任、張汝霖的《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稱：“理事官，一曰庫官，管本澳蕃舶稅課、兵餉、財貨出入之數，修理城台街道，每年通澳僉舉誠樸殷富一人為之。凡郡邑下牒於理事官，理事官用呈稟上之於郡邑，字遵漢文，有蕃字小印，融火漆烙於日字下，緘口亦如之。理事官食其所贏，不給俸。”祝淮的《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稱：“理事官，掌稅餉、財貨，澳夷推擇，一年一代。”據1863年3月21日《關於起草澳門華人司法組織意見的委員會報告》稱，1583年第一屆議事會確定理事官除正常職務之外，亦行使對華人的司法權。但至1587年12月16日頒佈《王室大法官章程》時，取消了這一許可權。參閱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41頁。19世紀初，著名澳門王室大法官眉額帶曆（Miguel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評價理事官稱：“理事官在中華帝國縣官的眼中不過是一下級官吏，縣官及其下屬（指縣丞）可就本澳及其政府的一切問題向理事官發號施令。但它是與中國官衙接觸的唯一機構。”參閱José de Aquino Guimarães Freitas,Memoria Sobre Macáo, p.31. 引用眉額帶曆在議事會所作的演講。葉權《賢博編》附錄《嶺南遊記》稱澳門葡人，“左手持念珠，右手拽一杖”。蔡汝賢《東夷圖說》第26頁稱葡人“手持一紅杖而行”。陳仁錫：《皇明世法錄》卷28《佛郎機》稱葡人“手持紅杖而行”。杜臻《粵閩巡視紀略》卷2稱葡人“手握赤藤杖，質如珊瑚，光潤通明而柔韌可卷，不知何物，為彼國所重，非王賜不敢握，若符節。然澳中握杖者四人而已”。王士禎：《池北偶談》卷22《香山澳》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澳中四人而已”。紅杖、赤藤杖，即議事會成員之權杖。關於澳門葡人海關的建立還是一個不清晰的概念。根據1783年《王室制誥》第4條聖諭（《王室制誥》一內閣大臣給印度總督索薩之指示，轉自吳志良的《生存之道》第391頁）：“著令在那個據點（澳門——引者注）建立一個海關，設立關長1名及少量的官員為之服務。”這就是說1783年前澳門沒有設立海關。但徐薩斯的《歷史上的澳門》第28頁稱：“殖民地的歲入全部來自海關稅收。關稅是以實物形式徵收的。徵收的貨物得到海關總監的允許後，削價5%公開拍賣，拍賣總收入的一半給孤兒院的姑娘做嫁妝。另一半給賈尼勞主教在澳門建立的仁慈堂。最初，假如殖民地的收入大於支出，議事會成員則有權處理剩餘的部分；另一方面，假如殖民地入不敷出，就要由議員自己設法解決不足部分。”這又說明，至少在澳門議事會建立時，澳門即建有海關。這就是說，早期的澳門海關是澳門葡人自行設立的徵稅機構，並沒有獲得葡萄牙官方的認可。而至1783年之後，葡萄牙國王才正式頒佈法令在澳門設立代表國家的海關。澳門葡人海關徵稅辦法：“先將貨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餉，又有羨余，則解回本國”（張甄陶《制馭澳夷論》）；“其夷目舶稅：上貨抽加二，次加一五，又次加一”（梁廷枏《粵海關志》卷27《夷商》2）。實際上澳門葡人自設海關對其徵稅辦法各個時期都不一致，對不同的貨物亦征不同的稅。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7—28頁；Manuel Teixeira, O Fundador do Leal Senado, p.7; TA-SSI-YANG-KUO, Vol. 1—2, p.526, No.1。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文獻均說議事會成立在1583年，而《大西洋國》中引錄的一份1592年的葡語文獻稱：至1585年澳門仍無任何形式的議院（Cãmara），於是在主教及本地首領的建議下集議，決定澳門如同王國及葡屬印度的城市那樣組織政府。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卷下《澳蕃篇》；文德泉文轉引自金豐居士《議事會大樓，大將登台氣象萬千》，載《新報》2009年7月9日。王士禎：《池北偶談》卷N2《香山澳》；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澳門》稱為“四大頭人”，又稱“四大頭人如中國紳士”。四大頭人即指三名市議員及一名檢察官。《澳門記略》附《澳譯》稱四頭人為“事打丁”，中文史料均只提四人，則是將兩名法官不計其中。[10]王植：《崇德堂稿》卷2《香山險要說》。王植所言，錯訛較大，議事會成員不是由兵頭定，也不是一年一易，僅檢察官（理事官）為一年一易。[11]金國平、吳志良：《過十字門》，第155頁。

萬曆十三年（1585年1月31日─1586年2月17日）4月10日，第39批耶穌會遠征隊的12位耶穌會士分別乘坐6艘大黑船從里斯本出發前往澳門，其中有日本第二任主教佩德羅•馬丁斯（Pedro Martins）和後來出任中國和日本教區巡視員李瑪諾（Emanuel Dias Sénior）。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22頁。

萬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4月10日，葡印總督杜阿爾特•梅內塞斯在澳門居民的要求下，沿襲中世紀葡萄牙市政組織模式，並報葡西聯合王國國王菲利浦二世批准，恩賜澳門稱城特權，命其為天主聖名之城，給予其基督十字盾形城徽，並准許該城享有埃武拉城那樣的特權——唐•菲利佩（D. Felipe）奉天承運，葡萄牙及阿爾加維，非洲海內外之王，幾內亞、埃塞俄比亞、阿拉伯、波斯、印度及滿刺加諸國征服、航行及貿易之主，特頒如下書：朕恩准據朕手下前任印度副王馬斯卡雷尼亞斯•帕利亞（D. Francisco de Mascarenhas Palha）伯爵的函件，在位於中國澳門港的上帝聖名之鎮由居民所選出的市政委員、法官和官員。該鎮在以我的名義寫的函件中開始稱城。從今起，享受一切宣佈的特惠。要更好地遵守他們的義務，為朕服務，管理當地。尤其是由朕任命的每年的對日貿易巡航首領帶來的法律缺陷和日益增長的混亂，因為他們為盡快完成航行，在中國逗留很短，而且在無首領的情況下，在此次選舉前，無人執法管理。鑒於這是一個邊界城市，大家各行其是。因無首領，即便巡航首領也得不到應有的尊重，人人袖手旁觀。由於該鎮如今已是城市，有了市政委員和官員，可以得到妥善的管理和治理，有安寧、平和及法律。這是主要的，也是朕對朕屬下各國城市及省份的厚望。這在中國尤要嚴格執行，因為它距印度遙遠，鞭長莫及，每年只有一次交通，為此，上述城市（澳門）及其居民極宜得到朕的恩佑，得到特權及管轄權，以便更好為朕效勞，造福於國家，造福於國家的治理。遵守上述一切及所有事項和更改。為此，鑒於以前作為朕之優良、忠誠子民而為朕的效勞及以後的效勞，朕高興地通過本書授予上述中國之城的居民即人們所有的我的埃武拉（Évora）城所享有的特權、自由、榮譽及顯赫。中國之城完全享有之。應該全部並特別保護之。享受所有給予埃武拉的一切，這是我對中國之城的恩准。將頒發正式的鈔件，使在一切葡印城市的市政府處理生效、享有。為此，朕通令所有的巡航首領、船長、總王室大法官、王室大法官、法官、司法官、官員及其現在和將來的所有下屬，要完全遵守之並督促遵守本書的內容，不得遲疑、刁難。國王命令國務委員會成員，其印度副王杜阿爾特•梅內塞斯頒佈。庫尼亞（Cunha）傳達。我主耶穌基督誕生1586年法利亞（João Faria）責成抄寫。 埃武拉的特權由曼努埃爾一世於1498年賜予。他在葡萄牙王國中是僅次於首都里斯本“位居第二位”的重要城市，給予澳門埃武拉的特權，足見澳門在葡萄牙東方帝國中的重要性。Arquivos de Macau 4a série, Vol.8, pp.36—37.見金國平的《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世紀）》，第255—256頁。

萬曆十四年（1586年2月18日─1587年2月6日）4月10日，葡印總督杜阿爾特•梅內塞斯下達敕令，授予澳門議事會任命任期三年的官員及普通法官和孤兒法官權力，但公共和司法書記官還是要由國王任命。葉士朋：《澳門法制史概論》，第62頁。

1586年（明萬曆十四年）4月10日， 葡印總督唐‧梅內塞斯寫信賜名澳門為“中國的聖名之城”，並賦予澳門與柯欽的聖‧克魯斯（Santa Cruz）同樣的特權，即與埃武拉（Évora）享有的特權及科英布拉（Coimbra）得到的二級行政權（1179年）級別相同。

天啟七年（1627年2月16日─1628年2月4日）3月6日，澳門總督菲利浦•羅博稟告葡王稱，澳門炮兵司令梅洛•卡布拉爾（Nuno de Melo Cabral）將兩名華人工匠送往果阿，但由於這兩名華人工匠不習慣使用果阿鑄鐵，從中國運去的鐵質量又不合適，造炮事毫無進展。並稱華人工匠在澳門鑄炮更為方便，因為澳門的原材料成本要比印度低得多，因此這兩名華人炮匠又返回澳門。先是中國工匠在澳門鑄炮廠表現出高超的技藝後，很快引起西葡國王的注意，1626年，國王致函葡印總督，要他從澳門聘請中國工匠，將鑄造鐵炮的技術傳授給果阿工匠，並稱“此舉十分重要，因為葡萄牙沒有這類工匠”。Documentos Rernetidos da Índia ou Livros das Monções, Vol. 24, p. 70; Vol. 25, p. 31; 博克塞：《1621—1647年葡萄牙援明抗清的軍事遠征》，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84年第9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2月9日－1691年1月28日）4月10日，根據教宗亞歷山大八世的敕書，成立北京和南京教區，葡萄牙國王攀有推薦主教的權力。於是，中國分為三令主教區：一是澳門主教區，兼轄廣東、廣西；二是北京主教區，兼轄直隸、山寨、山西、蒙古、河南、四川；三是南京主教區，兼轄江南、浙江、福建、江西、湖廣、貴州、雲南。三教區均尊果阿總主教為首長。葡萄牙國王的用意，是將當時中國所有的宗座代牧主要人士升為正式教區的主教，從此將宗座代牧制取消，而以澳門、南京、北京三主教，分治中國教會。澳門主教區由葡萄牙籍神父賈修利（D. João de Casal）任主教。意大利籍神父伊大任為北京主教，羅文藻任南京教區第一位中國籍主教。賈修利出任澳門主教後，由於澳門議事會的刁難，他每年僅能領到600兩白銀的薪金，但主教的薪金應該是2000兩，還有一座寬敞的府邸，包括一座小教堂。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 第64頁； 龍思泰：《早期澳門史》， 第177頁； 羅光：《中國天主教歷代分區沿革史》，載《天主教在華傳教史集》，第302—303頁。

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4月10日，根據亞歷山大八世教皇敕書，成立北京和南京教區，屬葡萄牙護教權。澳門教區的管轄權重新調整，由唐‧若奧‧德‧卡薩爾（D. João de Casal）任主教。他於1692年抵達，任職至1735年去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1月31日－1700年2月18日）4月10日，葡萄牙耶穌會士小羅安當（António Lopes）神父在澳門逝世。小羅安當，1669年5月生於科英布拉，1696年抵達澳門，1697年在澳門聖保祿學院完成學業，兩年後在澳門去世。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380頁；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490頁。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2月5日－1705年1月24日）4月10日，意大利耶穌會士何多敏（Giandomenico Paramino）離開澳門前往北京，6月抵達北京，成為康熙皇帝的御醫。何多敏抵達澳門是在1697年，在澳門居停近八年。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481—482頁。

雍正六年（1728年2月10日－1729年1月28日）4月10日，索洛國入貢清朝使團阿石丹、龔廷采並隨從45人乘一艘船從福建歸國，途中遇風難，漂至澳門。澳門議事會按廣東布政司之令，將貢使人等搬移上岸，住居公館，並撥人照料，每日發給口糧銀米。又幫助修船，等候風汛，送其歸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楊文乾奏報蘇祿國貢使阿石丹座船被風飄至香山澳已加安頓給修船桅情形摺片》，第156頁。

乾隆十二年（1747年2月9日－1748年1月29日）4月10日，位於三巴炮台南麓、北坑尾附近的仁慈堂所屬的貧民醫院重建工程正式動工。先是，仁慈堂主席路易斯．科埃略（Luís Coelho）因仁慈堂所屬貧民醫院過於破舊，病人所在的診所，髒亂不堪，醫院的小禮拜堂已徹底成了廢墟，遂決定投資重建。路易斯．科埃略建議動用教友們捐給仁慈堂的遺產500多兩白銀，如果500兩不夠，則再加大投資數額，最後，共花了750兩白銀，完成了這一次重建。重建的仁慈堂醫院最大的特點是將醫院分成兩部分，即分為男女兩個住院部，各有30張床位，中間為小禮拜堂。重建後的仁慈堂醫院改稱為市民醫院。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o e a Assistência, p.151, BA:JA Cód49v—29, fl.225，轉自董少新：《西洋傳教士在華早期行醫考述》，第10頁。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2月18日－1758年2月7日）4月10日，清政府批准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及兩廣總督楊應琚之奏章稱：“近年奸牙勾串漁利，洋船至寧波者甚多，將來番船雲集，留住日久，將又成一粵省之澳門。”故下旨：“赴浙之船必當嚴行禁絕。”“將來也許在廣東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准入浙江海口。”馬士則言：“廣州的中國人深感他們的一個軟弱的側翼必須加強，於是在1757年便有一道上諭頒佈，把廣州作為唯一的市場，並且禁止其他任何口岸的一切對外貿易。”《清高宗乾隆實錄》卷533乾隆二十二年二月甲申；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1卷，第76頁。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2月2日─1765年1月20日)4月10日，澳門總督李美同意議事會作出關於禁止西蒙•羅咱在未向議事會請示的情況下將自己的船出售給一位西班牙人的決定。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Ⅷ, p. 532.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2月14日─1791年2月2日)3月21日，澳門華人褟亞全家內雇工張亞意夜裡回家途中，當與鄰人譚亞成行至楊亞泉酒米店側時，適遇夷人些嘛試吔英(Sebastião)出街買煙，與張亞意誤撞，互相爭吵。些嘛試吔英拔取佩劍劃傷張亞意左眉稍後，隨即跑走，張亞意追及拉住，些嘛試吔英情急圖脫，用劍向後戳去，致傷張亞意左肋，棄劍逃逸。譚亞成奔救不及，將張亞意扶到夷目委黎多家投訴。不久張亞意傷重，旋即殞命。兩廣總督福康安委派廣州府知府張道源前往澳門，會同署香山協副將托爾歡，率同知彭翥，令夷目提出該凶夷些嘛試吔英訊明案情，初始理事官匿兇犯不交，彭翥嚴責之，後則“詭以他夷代”，又被彭翥識破。遂以“該夷平日良善，並非有意殺人”求情， 彭翥回復“該夷目平日恭順守法，最為本縣深悉”，但“豈善良之人便可聽其殺人不問耶？”理事官最後又“治金餅以獻”企圖賄賂彭翥，彭翥將金餅“擲諸街”。其凜然正氣將澳門葡人震懾，理事官“計詛始以夷犯對簿”。於4月10日，照例絞決。《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兩廣總督福康安等奏報些嘛試吔英刀傷致斃民命遵例審辦緣由折》，第505頁；《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匯編》上冊《香山知縣彭翥為番人殺死張亞意案事下理事官諭》，第331頁；祝淮：《新修香山縣誌》卷4《海防》附《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74 稱此案發生時間在1789年12月2日。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4月10日，嘉慶帝寄諭兩廣總督百齡，根據韓崶奏報，令葡人在自伽思蘭炮台至西望洋炮台迤南沿海一帶，本擬加築女牆一道，增高4—5尺，共長200餘丈，著百齡抵任後，先親往各該處查看情形，會同詳細酌籌，妥議具奏。第二年，澳門葡人遂開始大規模地修築南灣、西灣沿海工事，修築了一條自伽思蘭炮台逶迤直至娘媽閣炮台的高大麻石海堤，並在海堤上修建了1米多高麻石砌成的女牆，曾有葡人稱此海堤女牆為“百齡牆”。《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寄諭兩廣總督百齡澳門加築女牆令剋期興工以資防護其餘事項酌議具奏》，第727頁；金豐居士：《西灣炮台百齡牆拆毀必生不靖》，載《新報》2009年1月29日。

清道光五年（1825年2月18日─1826年2月6日）4月10日，碇泊澳門海面東印度公司“卡斯爾雷勳爵”號的駁艇一艘從澳門載回蔬菜，被碼頭邊中國稅卡的巡艇拘捕，理由是駁船拒絕交付購買蔬菜的關稅。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4卷，第119頁。

咸豐十一年（1861年2月10日─1861年8月5日）4月10日，葡萄牙托法國代為說項，欲與清廷議約。經法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y）再三申說，並答應勸阻葡使來京後，清政府總理衙門同意與葡國在津議約。5月5日得到上諭允准。後因哥士耆受命南下廣東等地辦理天主教傳教等事，葡萄牙議約遂被暫時擱置。《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2冊《法使哥士耆為可否准葡使到津換約事致總理衙門函》，第604—605頁；《法使哥士耆為葡國全權大臣向系駐紮澳門未必來京勿存疑事致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奕訴申陳》，第606頁；《總理衙門為准葡國在津通商並設法阻其來京事致法使哥士耆函》，第606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4月10日，律師若瑟‧司利化代廣源稟求在東望洋馬路的顧辣地花園（Chácara do Goularte）內開設製造爆竹廠。該花園東西北便皆向空地，南便則向馬路。5月22日獲准。《澳門政府憲報》1885年4月11日第15號。《澳門政府憲報》1885年5月23日第21號。

《知新報》第八十三期刊登《禦史餘(誠格)奏陳練兵宜求實際摺》、《厦門南太武馬永和煤礦公司招股章程》、《大同學校開校式》、《美使述日本商務》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4月10日，著名澳門土生報人若瑟‧司利化（José Maria da Purificação da Silva）在風順堂區逝世。若瑟‧司利化為澳門土生施利華（Silva）家族的第13代，1824年1月26日生於澳門。1880年曾擔任過葡萄牙駐上海領事館臨時代辦。他主要是以長期從事報業工作而聞名。從1867年起至1898年，他堅持辦報達30年之久，並且一直對澳門政府持批評態度。受其影響，他的兩個兒子康斯坦修‧施利華（Constâncio José da Silva）和塞薩里奧‧施利華（José Cesário da Silva）亦投身報業，並繼續其辛辣尖刻的辦報風格，形成了澳門著名的施利華報業家族。Jorge Forjaz, Famílias Macaenses, Vol.3, p.700.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4月10日，《澳門政府憲報》公佈警司處新規章，將治安警察歸入警司處，且規定警司處之一般任務及其上層架構。Eduardo A. Veloso e Matos, Forças de Segurança de Macau, p. 47.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4月10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高橋清本日報告稱：內港工程已經投入50萬澳元，工程進展順利，預計今年底或明年春可以完成。內港工程主要為了便利在澳門及近海各地區間進行貿易的大量中國式帆船進出港及停泊。而且港口設備的重點放在便利近海漁船作業。現在中國式帆船停泊點已移到內港，安裝新設備工程也大體完工。徐薩斯說：內港的工程完工了；填出的土地僅有55公頃(或140英畝)，它目前的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4元，這幾乎不能彌補這些年來的花費，更不用說由此而引起的麻煩和擔憂了。日本外交史料館藏：《關於澳門情況的報告》(1926年4月10日)，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第2085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277頁。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4月10日，澳門政務廳兼警察廳發佈公告，凡娼寮寮主對於澳門自治定例所定之款不遵者，按規處罰；凡娼寮之妓女欲離寮者，可隨時離去，所有合同視為廢止，寮主不得藉故強留，違者按規懲辦。《澳門政府憲報》1923年4月10日第15號。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四月十日，同善堂致函鏡湖醫院，稱因鄰埠厲疫滋生，請鏡湖醫院由四月十日起每日下午三時派西醫生到同善堂義務防疫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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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10日，中葡聯合聯絡小組達成協議，確定中文在澳門的官方地位。

1995年4月7日，葡萄牙總統蘇亞雷斯（Mário Soares）抵澳訪問。4月10日，啟程到中國訪問。

1999年4月10日，澳門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200名委員在北京經特區籌委會選舉誕生。

2002年4月10日，行政長官出席海南省“博鰲亞洲論壇2002首屆年會”。

沙士時期，澳門鏡湖護理學院讓學生接受系統培訓，鼓勵參與支援工作，並且臨時改動教學安排，讓全部學生早上上課、下午參與防疫，基本一日做三至四小時，每星期可任意報名一至三日，最後逾六成學生自願參加，並且得到正面反饋，很多學生直言是畢生難忘的經歷，自己從來未做過這麼偉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