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1月22日─1785年2月8日）10月1日，澳門聖若瑟修院開學。有學生8名；修院由遣使會士負責管理，來自果阿的科雷亞‧瓦倫特神父擔任修院第一任院長。先是，葡萄牙人方濟各會士湯士選主教在果阿見葡國遣使會管理的修院頗上軌道，於是他決定在澳門亦成立一座修院，遂將聖若瑟修院重新修繕，湯士選主教提供必需品，並指定規則，修院教授拉丁文和中文語法、數學、修辭學、 哲學、倫理神學等。為此他請了果阿的二位遣使會士瓦倫特和魏臘兒至澳門，在耶穌會昔日的聖若瑟修院內，收了第一批修生；一切費用由葡國女王維持，因她曾批准成立。這是澳門著名的聖若瑟修院的來歷，最初是教區的，後來成為全國性的。它先後從海外招選了一批教師。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它由開始時葡法兩國遣使會士合作的局面，改變為各自為政。它的主體部分為葡國遣使會控制的聖若瑟修院葡國會院，另一部分為由法國遣使會管理的法國會院。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 668; 樊國陰：《遣使會在華傳教史》，第128—129，160頁；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第88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83頁；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宣聖委員會：《中華殉道聖人傳》之《聖董文學司鐸》，第130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8日，孫逸仙由澳門紳商吳節薇擔保向鏡湖醫院借款1440兩銀，不久，又借第二筆款為1728兩，共計3168兩。在澳門草堆街80號開設“中西藥局”，向病人贈送西藥，其住所則在仁慈堂近鄰（議事亭前地14號）。該藥局又獲澳門紳商盧焯之、陳賡虞、陳席儒、吳節薇、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人資助，給到中西藥局治病或往孫先生寓所延請診治者，贈送“醫金”。孫逸仙在澳行醫期間，其醫生之品德及高明的醫術獲得澳門輿論的盛讚。後因澳門“葡人定律，凡行醫於葡境內者必須持有葡國文憑，澳門葡醫以此相齮齕。始則禁阻予不得為葡人治病，繼則飭令藥房允有他國醫生所定藥方，不得為之配合。以是之故，而予之醫業之進行猝遭頓挫，資本損失為之不少，旋即遷徙至廣州矣”。馮自由稱：孫逸仙“居澳半載，時欲物色熱心同志如鄭士良、陳少白其人者，杳不可得。只有同邑人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數人往來石岐、香港、澳門間，相與暢談時政，餘人皆不敢引為知己，因之遂有易地廣州另創門面之意。剛好此時當地葡醫因總理醫業興盛，大招所忌遽提出禁止外籍醫生在澳門操業之議。總理早認識澳門一地不能為政治之活動，乃乘機收束中西藥局而移於廣州”。孫中山中西藥局從澳門遷廣州時在1893年9月以後。廣東社科院歷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揭本生息贈藥單》，第6頁。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3—24頁。《會史》稱：“吳節薇後期代孫中山還了一筆，1919年孫中山先生自還1728兩。”吳節薇為楊鶴齡妹夫，而楊又是孫中山之革命同志加密友，孫中山在澳期間，所往來者主要是陸皓東、楊鶴齡、楊心如等數人。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頁。據鏡湖醫院殘存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年正月二十一日（1907年3月5日）記錄：光緒十九年（1893）由吳節薇擔保，中西藥局還向鏡湖醫院借過一筆2400元的款項，五年歸還，一分息。參見吳潤生主編：《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會史：1871—2001》，第24頁。陳席儒，華僑富商陳芳次子，西名東尼‧阿芳，是陳芳夏威夷的妻子朱麗亞所生，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隨父回國後，在港澳兩地經商，曾出鉅資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1915年任鏡湖醫院主席，又與陳炯明私交篤厚，於1922年任廣東省省長。1936年逝世。參見《珠海市文物志》第3章“陳席儒墓”，第125—126頁。《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第17—18頁；《鏡海叢報》1893年7月18日《鏡湖耀彩》及9月26日《春滿鏡湖》。《鏡海叢報》1893年7月25日《神乎其技》。廣東社科院歷史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1卷《倫敦被難記》，第50頁。阿馬羅稱：“孫中山精通中醫和西醫，由於他的學歷證書是香港的，在當時葡萄牙管治的澳門無法律效力。或是這個原因，或是政治原因，他返回廣州。在澳門，根據當時的法律，他只能是一位郎中。這是當時葡萄牙法律對沒有葡萄牙醫學文憑的中醫地位的唯一規定。參見《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5頁。馮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72—73頁。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1月20日，九澳女麻風病人收容所建成並交付使用。該麻風院在選址問題上遇到重重阻力並幾經改變，先是在澳門（馬交石、關閘），後來又是氹仔或路環，最後終於在該日將圍欄及四周劃定的區域一併移交完畢。駐望德堂內的最後3名麻風病人也遷出該堂前往九澳。建於望德堂已有300餘年歷史的麻風院終於結束。5月1日，將舵尾島白沙欄之麻風病人全部搬往九澳。據程佐衡《勘地十說》，這次遷往九澳的僅為女麻風病人，時間是光緒十年（1884）。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37頁；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78頁。《澳門政府憲報》1885年6月13日第24號。《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幕客程佐衡著（勘地十說）》，第342頁。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月25日─1907年2月12日）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盧焯之、余冠南（和安號洋貨店）、蕭文登（瀛洲）、陳大棟（陳聯馨香店）、柯翼堂、阮友三（新益棧九八行）、朱砥如（朱昌記煙絲行）、趙立夫（茂隆店杉集行）、朱禮臣、陳葦航（大隆號紙料店）、楊澤棠（致祥號金銀店）、陳仲韶（文章號綢緞行）。《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7頁。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7月23日，孫逸仙以“最優異”成績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孫逸仙在香港學醫時，曾應澳門紳士曹子基、何穗田之邀，治癒他們久病的家人，故與澳門紳商稔熟。其醫術在澳門已有一定聲望。9月，孫逸仙到澳門，孫先生向澳門鏡湖醫院值理們推薦西醫，故鏡湖亦一破舊例，兼用西醫西藥，並聘孫先生主持。孫先生遂成為澳門的第一位華人西醫。孫逸仙入鏡湖後，“自籌經費，開創西醫局，益人甚多。初時每日街症百餘人，後以經費不多，則限贈50人之藥，又遇有大症，則收入院內醫治”。然該院醫生值理均頗為妒忌孫逸仙的醫術，西醫局只好停辦。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l卷第58—59頁。《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第17—18頁。《總理開始學醫與革命運動五十周年紀念史略》，第17—18頁；卡洛斯‧高美士‧貝薩認為，孫逸仙進澳門鏡湖醫院行醫是其朋友弗蘭西斯科‧飛南第介紹的（參見《澳門與共和體制在中國的建立》，第17頁）。阿馬羅認為：“似乎孫中山並不是第一位在澳門執業西醫的中國人。可能有在香港獲得西醫學歷的人曾在澳門行醫，但沒有留下名字。”參見《澳門醫學：名醫、藥房、流行病及醫務治療》，載《澳門史新編》第3冊，第995頁。《鏡海叢報》1893年12月9日《照譯西論》。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月26日─1839年2月13日）7月5日，由中華醫藥傳教會（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Soceiety）在澳門建立、由美國醫生伯駕主持的醫院（俗稱美國醫院）開張。伯伯駕花了5000美金在花王堂街或大三巴街購買了一座兩層樓的房產，是一座磚結構的漂亮建築，十分寬敞，可容病人200人。在二樓，有19間通風良好的大房間；在一樓，有許多對應的房間。在院舍的後面，有一座相當複雜的花園，其內掘有三口水井。前面有一個院子。該建築物由磚頭建成，很堅固。它佔地三分之一英畝，四周有圍牆圍住。它位於一處俯瞰內港的、衛生的地點，能從水陸兩路方便地到達。10月，由於廣州眼科醫院重新開張，而澳門醫院又無人能接替伯駕的工作，故不得不將醫院暫時關閉。在這個時期，醫院接收了700名病人。Chinese Repository, Vol.7, No.8, pp.411—412; 愛德華．V. 吉利克：《伯駕與中國的開放》第5章，第68—69頁。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1月29日─1904年2月15日）本年，澳門各行公推鏡湖醫院總理12位：梁郁明、鄺子麟（永義堂白米店）、何善階（合泰和杉集行）、鄭岳宗（安生和魚欄店）、許亦荷（寶裕號金銀店）、黎品卿（永泰號故衣店）、李瑞階（大寧堂藥材店）、楊潤生（兆源號南北行）、薛佳培（錦章號綢緞行）、阮穗楠（順合號山貨店）、黎偉臣（廣源號炮竹行）、陳慧泉（元記號洋貨店）。《鏡湖醫院征信錄》上，第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