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六年（1578年2月7日─1579年1月26日）8月4日，葡萄牙國王唐•塞巴斯蒂昂（D. Sebastiāo）在對北非穆斯林戰爭中遇難。承襲王位者為塞巴斯蒂昂在葡萄牙唯一合法男親屬即其叔祖父殷利基（Cardial D. Henrique）。 諾埃爾：《葡萄牙史》，第180—181頁。

崇禎十二年（1639年2月3日─1640年1月22日）7月，由瓦斯科•阿爾梅達（Vasco Palha de Almeida）指揮的4艘澳門槳帆船離澳赴日，途中遇風暴，l艘沉溺，l艘折返澳門，其餘2艘槳帆船載150萬兩銀的貨物於31日抵達長崎，他們遇到了很多阻攔，不准卸貨，不許進行貿易。並接到日本幕府驅逐葡人出境的命令。8月4日，這位幕府代表宣佈了將軍7月5日簽署的命令：禁止葡萄牙人在日本經商。原因是：第一，澳門商船違反了本國禁天主教的敕令，偷運傳教士進入日本；第二，澳門商船為傳教士運送各種供應品；第三，澳門商船走私運來人及錢財，促成了島原叛亂。出於上述理由，你們這些人是該死的。天皇陛下本可公正地處死你們，但皇恩浩蕩，饒你們不死。現特命令你們離開日本，永遠不得返回，以後你們若違背這一命令，必將受到你們現在罪有應得的懲罰。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81頁；C. R. Boxer, 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 1549—1650, p. 384.

順治六年（永曆三年/1649年2月11日─1650年1月31日）8月4日，澳門制定了一份《貨物稅單》，其中可以看到澳門議事會的政策是將進出口稅納入議事會的收入中以作政府管理的開支費用。在這份檔案中，那些未指明來源的貨物，可能是澳門從印度支那各地進口的，也有從其他地方進口的，如檀香、胡椒、檳榔、沉香、燕窩、象牙、藤條、海參、雲母、玳瑁、安息香、乳香、犀牛角、麝香和銀，此稅單中還規定了各種貨物的關稅。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稅單未涉及絲綢。 Arquivos de Macau, 3ª série, Vol. 3, pp. 173—174；Termo dos direitos das fazendas—1649, 轉引慕容（Isabel Augusta Tavares Mourão）：《澳門葡萄牙人與印度支那半島幾個地區之間的關係（16—17世紀）》，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661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8月4日，葡王使臣瑪納•撒爾達聶大使到達澳門。澳門議事會為其籌備禮品共17種，即國王畫像、金剛石飾金劍、金箔書箱、珊瑚樹、珊瑚珠、琥珀珠、伽楠香、哆噦絨、象牙、犀角、乳香、蘇合油、丁香、金銀乳香、花露、花幔、花毯等，還有一些送給各級官吏的禮物，其價值共約17634兩銀。 《葡萄牙國王唐•若奧五世遣中華及韃靼雍正皇帝特使出使簡記》，載金國平：《中葡關係史地考證》，第168頁，然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103及TA-SSI-YANG-KUO, Série1, Vol. 1—2, pp. 754—755均作8月6日。 《清會典事例》卷503《禮部•朝貢》6。

雍正十三年（1735年1月24日－1736年2月11日）8月4日，賈修利主教把總督職位交給乘“聖安娜”號船從印度來到澳門的費禮喇(Cosme Damiâo Pinto Pereira)。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23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p.358.

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1月24日─1782年2月11日)5月25日，兵部尚書福康安寄兩廣總督巴延三信稱，據南海縣洋行商人潘文岩等稟稱：意大利人德天賜[“又譯阿頭大多(Adéodat de St. Augustin)”]和顏詩莫[又譯“漢色勒莫(Anselmo da Santa Margheerita)”] 二人搭附雙鷹國(德國)船從澳門到廣州，聲稱願進京效力。德天賜27歲，善於繪畫；顏詩莫，32歲，為外科醫生。二人後於1784年8月4日離廣州赴北京。《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第1冊《兩廣總督舒常為西洋人德天賜顏詩莫進京效力事致軍機處諮》，第341—344頁。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2月5日─1838年1月25日）8月4日，澳門市政議員西帕里亞諾·叭之咕就三層樓地區渡船上的娼妓問題致函澳門佐堂：“本人通告佐堂先生，在三層樓地區有一些小渡船停泊，船上的人違法居住在那里，在這些人中還有妓女，她們挑逗士兵和青年，引起很多混亂：除了花柳病外，這些女人還帶來了偷盜行為。為此，本人請求佐堂盡快進行調查，以趕走停泊的船隻，並把附近所有酒店里的酒和其它飲品搬走，因為這些酒和飲品使士兵黑人在那些小娼婦面前神魂顛倒，不可自立。這些小娼婦是所有混亂和偷盜的根源，如不照此辦理，本人將就所發生的任何不幸事件表示抗議，佐堂將承擔一切責任。”伊莎貝爾·努內斯：《舞女和歌女：澳門妓業面面觀》，載《文化雜誌》第15—16期，1993年；原譯文將“Cso-Tam”譯作“曹譚”，誤，應譯作“佐堂”。

光緒六年（1880年2月10日─1881年1月29日）8月4日，葡廷頒佈關於澳門入籍華人分產業之事上諭：按照大西洋國新增國政律典內第15款附款1所予之權諭列於後：條款1，將來所有中國入本國籍在澳居住人等，凡有分產業之事，除該人特稟稱說，自願照西洋例辦理外，其餘均准照中國風俗而辦。條款2，前1869年11月18日所定條款第8附款l內B之諭，即是上款所解，並將前1862年11月26日所定之條款1作為更易，其餘所有相反之例，盡行銷廢。《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10月2日第40號。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7月20日，在離島有一些為富家子弟開設的私立學校。然而，其他孩子卻無所事事前途渺茫。行政長官林慕士請求並說明建一所學校的必要性。7月21日，由於總督離任，輔政司噶哋‧喇啞以賈拉沙總督的名義於7月22日向海島市行政長官作了答覆，但於次日才批准該項建議，同時說明在市財政方面會得到支持。這樣，便批准建立兩所學校，一所在氹仔，另一所在路環，以便讓“交不起學費的窮家子弟接受中文教育”。該意見受到歡迎。但由於沒有漢語編寫的“葡萄牙歷史”，該計畫在當時不可能實現，因而最大的願望就是只能為中國孩子提供葡萄牙語言和文化教育。8月4日，路環小學為26名中國男童開學。作為海島市政府所在地的氹仔首先在路環建立學校，這種情況十分罕見。8月21日，為華人男童設立的氹仔小學落成並接收25名學生。該校未能像路環學校那樣獲得居民捐贈，因此市財政除每年撥款75元為經費外，還得購置用品和傢俱。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6—227頁；Manuel Teixeira, Taipa e Coloane, PP. 98—105.

光緒八年（1882年2月18日─1883年2月7日）8月4日，路環官立議事公局學校（Escola de Coloane）正式開學，有中國男童26名，華人社團為辦學捐獻了物資。21日，氹仔官立議事公局學校正式開學。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397.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6月下旬，葡萄牙國王特使及全權公使、前澳督羅沙抵達澳門。7月7日乘船至天津，7月13日抵達北京。8月4日，展開中葡立約談判。經過三個多月的反復談判，於12月1日，雙方簽訂了條約五十四款、緝私專約三款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各約均用中、葡、英三種文字書寫繕就，一式兩份。其中有關澳門地位最關鍵的兩款在《里斯本草約》的基礎上改為：“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永居管理澳門之第二款，大清國仍允無異。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彼此均不得有增減改變之事。”“前在大西洋國京都理斯波阿所訂《預立節略》內，大西洋國允準，未經大清國首肯，則大西洋國永不得將澳門讓與他國之第三款，大西洋國仍允無異。”羅沙在條約簽字後，迅即南返澳門。這個條約起因於鴉片稅厘並征，但清廷最後同意簽署的原因，除了鴉片稅收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葡萄牙人將澳門交給法國或其他歐陸強國，這樣才會令中國南疆的形勢更為不安。這一條約的簽訂對葡萄牙人來說雖然沒有如願爭取到對面山及撤銷澳外關卡，但獲得了爭取數十年而一直未曾獲得的“澳門地位條款”及“最惠國待遇”，故於澳門葡人仍是一大喜事；對中國來說，除了海關的鴉片稅大增這一十分實惠的經濟利益外，確定澳門地位只不過是承認一個數十年以來存在的事實而已，對清廷損失十分有限，而通過確定澳門地位以落實澳門不會轉移到其他歐陸強國手中，這使清政府多年以來的擔心變為放心，這更應是這一條約簽訂後帶來的最為正面的效應。中文條款的“永居管理”，其英文為Perpetual Occupation，為“永久佔有。之意，而條約又是以英文為准。於是1887年之後澳門的法律地位不是如何如何確定，而是更加含混，對澳門的屬性便出現了“割讓地（Cession）”、“租借地（Leased territory）”、“佔領地（Occupation territory）”及“管理地（Administration territory）”等等多種說法。參見譚志強：《澳門主權問題始末：1553—1993》第3章，第178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總理各國事務奕劻等奏報葡約已議成請旨派員畫押折》，第370一381頁；《清季外交史料》卷74之《總署奏葡約現已議成請派員畫押折》。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8月4日，澳門理商局判定華人區光所開義聚泰利雞鴨豬只燒肉店倒盆。此為澳門出現理商局之最早記錄。澳門理商局由澳門按察使司何利華（António Marques de Oliveira）兼任理商局長，成員包括安東尼奧‧古路斯（António Augusto da Cruz）、何連旺、盧九、曹善業、律政司阿爾梅達‧亞雷斯（António Augusto de Almeida Ares）等人。《澳門政府憲報》1894年8月11日第32號。

光緒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8月4日，因貪污被控的南海知縣裴景福在逃往澳門四個多月後，兩廣總督岑春煊派兵船兩艘進入澳門，以武力逼澳門政府交人；幾經交涉，後由澳葡政府將裴景福交於華官押解回省。粵督岑春煊雲：廣東吏治廢弛，貪黷成風，貪人之尤以南海縣知縣裴景福為最，經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七月間電奏，予以革職查辦。因裴景福才足濟貪，平日彌縱極為周密。經查確有簿據者，為收受盧華富（即盧九）等四案陋規賄賂，總銀224200餘元。後逐款勒追，裴景福始而自認繳銀12萬元，已陸續繳出4萬元，既又變計延抗不交。本年二月間臣札局飭催，裴景福竟乘間逃往澳門洋界，延請律師強詞辯護，複唆其黨羽妄造謠言，謂臣派兵輪往攻澳門，將構成中葡兩國交涉。幸澳門總督辦事認真，知在廣商民皆恨之入骨，不足袒庇。我外務部複與葡使力持於內，乃於六月由澳督仍將該犯交回，此遵旨查辦裴景福之大略情形也。裴景福此次逃澳系投奔盧九，因盧九承充廣東小闈姓的緣故，兩人多有往還，關係非同一般。裴景福，字伯謙，安徽霍丘人，以名進士為宰粵東，屢任劇邑，在番禺知縣任內，一月之中破盜劫案凡五十樁，以善治盜而知名，1899年底，又接任南海縣令，在任內更顯其酷吏本色，加強對盜匪的打擊和鎮壓，幾年中公開處決盜匪的頻率和人數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岑春煊入粵督後，以貪墨罪將裴氏參革，裴氏遂逃匿澳門。參見陳灨一：《新語林》，第30頁；《申報》1905年3月5日《粵督岑奏官犯潛逃洋界交回酌擬懲處折》及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9章，第295頁。金英傑稱：裴景福在澳門有兩家賭館，一家名景然公司，在夜呣街與夜呣里交界的一幢唐樓；另一家稱福臨公司，在草堆街與庇山耶街交界處一幢中西合璧的洋樓，這兩家賭館均是盧九支持下開設。裴景福被抓後，這兩家賭館為盧家收回。金英傑：《景然福臨兩公司，番禺貪官避澳開設》，載《新報》2008年10月30日。《清代外務部中外關係檔案史料叢編——中葡關係卷》第1冊《外務部為請轉飭澳督將案犯裴景福照約交解事致署理葡萄牙駐華公使阿梅達會稿》，第270—271頁；《東方雜誌》第l卷第7號《中外交涉匯志》、《申報》1905年3月5日《粵督岑奏官犯潛逃洋界交回酌擬懲處折》。《申報》1905年3月5日，第9頁。此案錯綜複雜，關節甚多。據桑兵考證，南海知縣裴景福在查抄康有為家時，將發現的岑春煊與康有為的信交與了粵督譚鐘麟，因而遭到岑春煊的挾嫌報復。桑兵：《庚子勤王與晚清政局》第8章，第264頁。至於盧九，因受到此案的牽連，而引出中葡交涉的“小闈姓”一案。

1910年（清宣統二年）葡軍殺害路環島村民的事件。路環是澳門半島南面的一個小島，原名九澳島，在十字門的入口處。早在1864年（清同治三年）葡萄牙人就佔據路環島上的荔村灣，在那裡建築炮台、駐軍防守。島上這時僅有居民1900多人，全以捕魚為生。1910年7月初，廣東新寧、開平發生教案，10餘名天主教徒子女被困在路環島上。教民先稟告兩廣總督袁樹勛，袁因“澳界尚未勘定，不便派兵往緝”而遲疑。教民又向澳門主教求救，澳葡當局即以此為藉口，以“剿匪”名義派軍隊進攻路環，島上居民武裝自衛，擊退葡軍3次進攻，打死葡方官兵數人，並奪回炮台。澳葡當局立即又調軍艦炮轟路環，一連幾天，島上居民得不到支援，最後失敗。8月4日，葡軍登陸，縱火焚燒九澳全鄉，村民數百家家毀人亡。有一艘逃難的村民船，被葡軍追逐擊沉，船上38人全部喪生。路環慘案發生後，全國人民無比憤慨，紛紛要求政府廢除條約，收回澳門。清政府鑒於群眾強烈要求，遂派駐法大使劉式訓赴里斯本，再次提出劃界談判問題，但此事最後不了了之。

民國九年(1920年1月1日─1920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門政府批准澳門葡人文第士及施之古在嘉思欄炮台、馬交石炮台、濱海公路及聖美基山之間地帶開採石料。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民政管理檔，第381號卷宗，第S-P號文件，轉引自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42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門市政廳一份報告稱：1922年5月澳門的騷亂或許有種族的寓意，明顯受到廣州罷工者的啟示，但事件很快帶上階級的特徵，矛頭對準了澳門政府，並給這座城市帶來了緊張，也帶來了很大的商業損失。與此同時，廣州的危機驅使很多居民到澳門來尋求庇護。澳門當局認為，中華總商會實際上充當了當時迅猛發展的“工人協會”的堅強後盾，還有一些非法團體紛紛浮出水面，回應這一事件，它們包括“中國人民反對葡萄牙協會”和“澳門工人階級誓言罷工總委員會”。AH/LS/P21，澳門，市政廳，1922年8月4日，轉引自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第157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4日，盧廉若向澳門總督遞函，要求執行賽馬專營權合約中規定，即投得專營權者有義務建造一賽馬場及其配套設施，而土地可通過向政府租賃。起初專營公司申請將馬場地點設於望廈地區，及後獲悉政府征地困難而放棄，最後確定選址黑沙灣港(Areia Preta)馬路側的大片填土地，並在同函中向澳門總督申請允許建造一個跑馬場及有關之建築物。5日，澳門政府秘書處向工務局發函，確定批示黑沙灣港馬路一幅面積 49381. 17平方米的土地給予“澳門萬國賽馬娛樂俱樂部”。邢榮發：《澳門馬場區滄桑六十年(1925─1985)》，載《文化雜誌》第56期，2005年。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8月4日，澳門正國課衙門發佈公告，宣佈擬於12月30日上午10時30分在國課衙門大堂內將澳門番攤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即自1926年2月1日起至1929年1月31日止，底價為1128600元，押票銀為112860元。最終由高可寧、李際唐的“集福公司”以1224000元的承充餉銀投得。《澳門政府憲報》1925年8月4日第32號；“Orçamento da receita para o, ano economico de,1930─1931”; 《澳門政府憲報》1926年10月13日第41號。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八月四日第六次理事會會議錄，通過決議招義務救傷員二十人，受訓六個月畢業，期滿再招。

民國三十五年 (1946年1月1日-1946年12月31日)8月4日，澳督戴思樂離開澳門前往里斯本述職，下午3時澳門各機關衙署、各葡政要官員及華僑社團領袖、商紳名流，齊聚在皇家碼頭歡送。駐澳地亞士艦艦長薩目爾‧維耶拉 (Samuel Vieira)負責署理一切事務。戴思樂在離澳前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駐澳專員郭則范進行了一次會晤，中心議題就是漢奸引渡和移交偽產事宜。郭專員指責澳督就上述二事未有切實合作，澳督聲辯稱已協助引渡漢奸四五十名 (實為36名)。但對於高可寧和傅老榕兩名“經濟漢奸”，戴思樂表示“應分別其行為而定功罪”，並稱二人為“忠實商人，受本督之指導向各方面採購物資救濟數十萬澳民而與日人聯絡者，則不特無罪，且屬有功。”戴思樂離澳十天後，又由民政局局長向郭則範轉交了一封信，信中再次為高可寧、傅老榕二人申辯，力言二人與日軍交往全為造福澳門居民，並請求中國政府將兩商人的名字從戰爭罪犯名單中刪除，並將控案撤銷。澳門政府不僅對“經濟漢奸”高可寧、傅老榕二人百般庇護，幾乎被中國政府列為逮捕對象的澳門“經濟漢奸”如鐘子光、畢侶儉、梁基浩等均受到澳督的庇護而無法逮捕，澳督還表示，這些人不特無罪且屬有功。《世界日報》1946年8月4日《戴督偕高秘書長今日首途歸國》。1946年9月5日外交部駐澳專員公署代電；秘字第25號，澳門引渡漢奸戰犯案，第128頁；1946年8月3日總督戴思樂致中國外交部駐澳專員密函，澳門引渡漢奸戰犯案，第137頁；1946年7月16日外交部收張發奎電第4383號；轉自陳錫豪：《抗日戰爭時期的澳門》，第94—95頁。

拍攝時間：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八月四日 前排左起：鄧景范、柯麟、李秉碩、李大超、何賢、潘毓華（右二）、周蘭陔（右一）； 中排左起：陳毅生、孔宗周、孟憲民、朱給、謝再生、陳直生、陸湛渠； 後排左起：梁秀珍、朱劍飛、梁燕燕、趙玉珠、何自強、梁少珍、馮愛勤、梁秀嫻、陳佩珍。

2003年8月雕塑“東方明珠”（由葡萄牙雕塑家羅若誠設計的中葡友好紀念物，喻意中葡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生生不息的精神，1997年6月10日揭幕）周邊待開發的土地，即今住宅海天居和明珠都匯的地段。

26號碼頭寶興（Ponte Pou Heng）碼頭1950年落成，曾由大華船務主理，停泊新祥興和新安記等貨船。

澳門於2021年8月3日再次出現本土個案，一家四口確診新冠肺炎，其中女兒於七月中跟隨濠江中學到西安交流期間感染，再傳染給父母與哥哥。澳門於8月4日首次啟動全民核酸檢測計劃。該次全民核檢累計採樣614,465人，另加自8月3日後自行前往核酸檢測的101,786人，合共716,251人完成核酸檢測，所有樣本的檢測結果於8月8日淩晨二時完成，全部結果呈陰性。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僱紛紛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時前已有大批準備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關，不少人手持行李箱過境，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青茂口岸50條驗證通道全開，雖然客流不斷，但無須實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珠澳口岸恢復免隔離通關第二日迎來離境高峰，離境大堂全日擁擠，治安警實施人潮管制，限制進入離境大堂的人數。當日經青茂口岸出入境約176,100人次，其中入境約77,100人次，出境約99,000人次。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僱紛紛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時前已有大批準備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關，不少人手持行李箱過境，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青茂口岸50條驗證通道全開，雖然客流不斷，但無須實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恢復通關翌日，至晚上十時，口岸外仍然萬人空巷。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僱紛紛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時前已有大批準備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關，不少人手持行李箱過境，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青茂口岸50條驗證通道全開，雖然客流不斷，但無須實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僱紛紛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時前已有大批準備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關，不少人手持行李箱過境，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青茂口岸50條驗證通道全開，雖然客流不斷，但無須實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

珠澳口岸2022年8月3日傍晚六時起恢復免隔離通關，因拱北口岸整改工程，大批市民和外僱紛紛取道青茂口岸北上。五時前已有大批準備北上人士聚集青茂外面等候通關，不少人手持行李箱過境，大批警員在場維持秩序，青茂口岸50條驗證通道全開，雖然客流不斷，但無須實施人潮管制，秩序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