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6月4日，澳門市議事會召集澳門市民徵詢意見，以便決定如何籌集款項並派兩位重要市民帶禮品去日本拜見該國國王要求通商。市民們回答說，由於日本兩年來的禁運以及缺少印度來的船隻，澳門缺少白銀人盡皆知，現只有四位市民家中尚存白銀，絕無可能向市民借貸。於是，建議派一隻船於9月去馬尼拉，以出售一船貨物所得作為赴日經費。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8頁。

崇禎三年（1630年2月12日─1631年1月31日）6月4日，禮部左侍郎徐光啟致信澳門耶穌會巡視員班安德（André Palmeiro）稱： 來自澳門城的統領、使節和其它人，通過我向皇帝陛下建議，為了結束戰爭，最好從澳門調派一些葡萄牙武裝戰士，在皇帝的訓練指揮下，投入抗擊帝國境內韃靼人的戰爭中。皇帝高度評價了葡萄牙人保衛帝國的忠誠和熱心，且對使用來此的少量葡萄牙武裝這一經驗十分滿意。皇帝派遣一使臣前往廣州和澳門，與其同往的有耶穌會陸若漢神父。皇帝對陸神父的多次熱誠效忠感到非常滿意，故派他一同前往廣州和澳門，以便在短時間內與救兵一起返回。神父攜有皇帝詔書一份，慷慨特許，使團一切相關需要都由省的都堂和都察院承擔。該省都堂和都察院對忠誠的澳門城提供特殊的保護和關心。詔書還命令他們負責神父此行的所有開銷，並向將從這里來此的葡萄牙人提供一切所需。徐光啟極力推薦69歲高齡的陸若漢負責此次入澳募兵之事：掌教陸若漢年力雖邁，而德隆望重，尤為彼中素所信服。是以眾共推舉，以求必濟。阿儒達宮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Cód. 49—V—9，第73頁b－第74頁b，《中國禮部徐保祿致澳門尊敬的耶穌會巡視員神父書》。徐光啟撰，王重民輯：《徐光啟集》卷6《守城制器疏稿》之《聞風憤激直獻芻蕘疏》，第300頁。

崇禎十七年（1644年2月8日─1644年6月4日）6月4日，新澳督劉易斯•蘇沙（Luís de Carvalho de Sousa）抵達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Ⅶ, p. 80.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2月3日－1686年1月23日）6月4日，戈麥斯•波地里奧（Francisco Gomes Botelho）出任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43.

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月17日─1761年2月4日)6月4日，澳門議事會寫信給聖方濟各修道院院長若阿金．聖羅沙(Joaquim de S. Rosa)要求懲罰他的下屬。聖羅沙在7月5日的回信中說，他已命令這位修士離開澳門。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05.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2月18日─1769年2月6日)4月18日晚，一夥竊賊在基督徒住宅前溜門撬鎖。五名巡邏隊巡捕上前盤問，他們拔腿就跑，其中一個竊賊方亞貴在其躲藏地草屋裡被捕，不肯就範，年齡較小的巡捕咹哆呢•迪亞斯(António Dias Caldeira)就朝他頭上猛擊一拳，又重重地抽了一記耳光。另一位巡捕黃弗蘭西時咕(João Francisco)也上來幫忙，毆打方亞貴。拳打腳踢之後，將其押往附近的巡捕所。由於方亞貴本來身體就有病，再加上這一頓毆打，幾小時後就死去。後地保向中國官員報案並驗屍，發現在左耳處留有傷疤。20日，議事會收到前山寨與香山縣的來函，說要親自來驗屍並審訊兇手。議事會當時即會同總督開會，要理事官米蘭達•索薩不要判被告死刑，理由是尚未經葡萄牙法律審議。會議決定贈予前山寨與香山縣2300兩白銀作為酬金，請他們協助圓滿解決此案。4月20日香山縣丞堅持要交出兇手，議事會想用錢來結束這個事件。4月21日，香山縣丞繼續堅持，議事會決定讓咹哆呢和黃弗蘭西時咕兩位士兵抓閹決定哪位是兇手。在多次會議之後，議事會給了香山縣官員400兩，他們仍不能平靜，議事會將那位抽到的士兵交給他們處置。4月28日，理事官米蘭達•索薩通知委員會通過每月給予被判處的咹哆呢妻子二兩的補助，這個決定將持續，沒有人提出異議。5月10日，理事官出示了廣州和香山縣官員的命令，他們要在五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之中做新的審問；犯人們並沒有承認，將他們交給這些官員審問。5月12日據說又來了兩個中國官員。21日，召開議事會第三次會議。香山知縣宋錦親臨澳門，並揚言，如果中午之前不交出兇犯，則要把議事會的通事逮走。常住法官初步調查後向議事會報告說，無法查明誰是真正的兇手。於是請通事佩德羅•彼加多(Pedro de Gouveia Bicardo)協同常住法官和立契官重新調查。他們一致認為咹哆呢•迪亞斯和黃弗蘭西時咕均同死亡事件有牽連，但兩人均未被判為充分有罪，只好抽籤決定命運。第一次得分相同，不分勝負，第二次黃弗蘭西時咕得10分，咹哆呢得6分，澳督沙丹耶下令，將咹哆呢罰款6兩白銀，並送交香山知縣審訊。咹哆呢承認，他對方亞貴擊了一拳並抽了一記耳光。22日，召開第四次會議，香山知縣提出要審訊巡邏隊的五名隊員。理事官來回奔波，從中斡旋，又給知縣腰包塞滿後，並要求知縣不要判咹哆呢死刑，知縣答應在兩廣總督面前為兇手說情。5月10日，香山知縣宋錦再次來澳，還是要求提審五名巡邏巡捕。議事會不同意，也不同意重新提審咹哆呢。並稱，即使真將咹哆呢判死刑，也要根據葡萄牙法律執行。12日，理事官和其他議員繼續同香山知縣交涉。6月3日，粵海關監督強烈要求交出五名士兵。議事會成員與澳關委員在望廈村的縣丞衙署會晤，議事會又贈給海關監督1200兩白銀，又給其他官員400兩。最後仍決定把咹哆呢交出處死，其他人員不交。議員們提醒清朝官員說，1748年兩名巡邏巡捕將兩名華人打死，並沒有判死刑，只判處流放。澳關委員回答稱：上次因判罪太輕，處理此案的官員已被撤職，受到乾隆帝的懲罰。議事會成員要求兩廣總督向乾隆提出減刑，但海關監督回答說，兩廣總督的判決是不得上訴的。代表團帶著壞消息返回澳門。澳督沙丹耶說，由他向葡印總督負責，將巡捕咹哆呢交給清朝處理，他將如實向葡印總督匯報。最後，清朝官員判決于6月4日將咹哆呢“照例用繩勒斃”。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541.指乾隆十三年(1748)的“李廷富、簡亞二案”。 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13—114頁。中文資料記此事與葡文資料有很大的差距。《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報咹哆呢毆死民人方亞貴按律擬絞摺》，第390—391頁。中文記案件經過為：方亞貴腹瀉，年夜去臨鋪討火，適遇巡夜警察咹哆呢，被按住，並毆打，傷重殞命，援引乾隆八年(1743)陳千輝例，將案犯用繩勒斃。《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1冊《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報咹哆呢毆死民人方亞貴按律擬絞摺》，第390—391頁。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月3日─1792年1月23日)5月30日，雙桅帆船“嫁嚦(Argonaut)”號船長詹姆斯•科爾內特 (James Colentt)從聖布拉斯(S. Bias)及美洲西北海岸到達澳門，該船於1789年4月25日從澳門裝備出發到美洲西北海岸，是在諾特卡海峽 (Nootca Sound)被西班牙人俘獲的船隻之一，在1790年6月4日被釋放。 據悉，他們從墨西哥總督那裡收到40000元作為全部損失的賠償費。船上載有很多海獺皮，但由於最近的禁令而無法出售，他們獲得葡萄牙總督的准許，在氹仔修理。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5卷，第503頁。

清嘉慶十二年（1807年2月7日─1808年1月27日）6月4日，若阿金·萊特神父在其生活的澳門聖若瑟修院創辦《消息日報》（Diário Noticioso）。它一直出版到1834年10月，文德泉神父稱：“這份刊物，至今沒有公開出版，所以不為人知，但它是名副其實的澳門歷史寶庫，有許多寶貴的資料可以照亮澳門的歷史。”該報很可能是僅在修院內部流通的通訊類刊物，而不是公開出版的刊物。Manuel Teixeira, Arquivos da Diocese de Macau, Vol. 1, pp. 113—114;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8頁。關於這一條資料，尚須查找證據。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57頁稱7月4日創辦，參見林玉鳳的《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每年新聞出版事業（1557—1840）》，第71—76頁。從文德泉、施白蒂所見，《消息日報》原件現今應該保存。但由於介紹簡略，這究竟是一份什麼樣的報刊，其性質尚待進一步深究。

咸豐十年（1860年1月23日─1861年2月9日）6月4日，法國輪船“飛剪王后（La Reine des Clippers）”號從土倫（Toulon）啟航，載著500名乘客、12000噸煤和許多提供給在中國作戰的遠征軍的裝備駛往香港，但在距澳門5海里的氹仔島附近擱淺並失火。在無法滅火的情形下，船長安排全體乘客下船，用船上帶來的帆布搭起帳蓬。儘管前來救援的“亞馬遜”號軍艦和“因維亞多（Invejado）”號輪船十分盡力，終因火勢太大而無法避免船和貨物被大火吞噬。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41頁。

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9日─1873年1月28日）6月3日，上午巳刻，有澳門西洋水師兵總肥啦喇（Ferreira）、船頭官總兵啤呢士（Peniche）、小火船遊擊基嗎啦士（Guimarães）、管理華人事務官若阿金．巴斯托（António Joaquim Bastos）、正副翻譯試架哆祿、愛德華多．瑪琪仕（Eduardo Marques）等六人到小馬騮洲厘廠，邀集各委員會議，稱奉澳督歐美德之命，定有章程一紙、地圖一張，強欲劃分地界。其章程稱：由小馬騮洲對正大高旗頭州，自南至北直開一線，線之西邊，任從查私；若線之東邊，不得越入盤查；自拱北灣東南嘴以至小馬騮洲之海道，查私之船俱不得停泊。並自定議後，止准暫在小馬騮洲開廠查私，不得在小馬騮洲建造炮台，並設炮位汛弁。並要各委員簽名定議，各委員不依，告以澳門原隸天朝地輿，奉委稽征厘稅，未奉兩廣閣督憲札諭，斷不敢擅自定界。葡人見不肯定議，即在帶來章程後批寫稅厘兩廠委員均不肯簽名字樣，將章程、地圖擲留於桌上而去。是日申刻，西洋遊擊基嗎啦士又帶一通事洋人到廠，據稱奉澳門大臣之命，令稅厘兩廠巡、拖各船定於4日午後移至小馬騮洲西邊停泊，如明日不遷，定將各船拉去。至4日早，洋人駕小火船、舢板各一隻，攜帶洋槍兵十餘名，洶湧而來，持刀威逼，令扒、拖各船起錨開行。無奈之下，稅厘兩廠各船隻得放至小馬騮洲偏西近大馬騮洲背後停泊。離澳門愈遠，距拱北灣亦不甚近，查船不易，緝私尤難。接報後，瑞麟以為“此時固未可輕啟邊釁，而厘稅要務又不能任其阻撓辦理，頗為費手”。遂調熟悉洋務之副將彭玉，委赴澳門，細察中外情形，妥為辦理。並照會葡國駐澳總督歐美德，所有稅厘兩廠巡拖各船，應仍駐泊原處，以便查緝而符舊章。《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匯編》第3冊《兩廣總督瑞麟為小馬騮洲緝私糾紛事致總理衙門函》附件3，第48－50頁。

同治十三年（1874年2月17日─1875年2月5日）6月4日，任命山度士．瓦吉尼亞斯（José dos Santos Vaquinhas）中尉出任第二屆氹仔與路環軍事要塞長官，但至30日又改命埃利亞斯．若瑟．施利華（Elias José da Silva）上尉擔任。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17頁。

光緒十三年（1887年1月24日─1888年2月11日）6月4日，奉葡國上諭自本日起相助中國抽收洋藥稅項，澳門總督公會批准新設立的《澳門及其屬地查緝生洋藥章程》，總計29款。其中規定：“公菇煙不及一顆、白皮波斯金花不及三斤者，均不准買賣交易，如有人欲買賣洋藥以便出口者，倘系公菇一顆以上、白皮波斯金花三斤以上惟未及一箱者，必須赴督理衙門（澳門管理局）領取牌照方可。”“所有領取牌照以便按照上款第二端買賣零碎洋藥者，如有賣洋藥不及一箱，須於每包洋藥粘貼憑單一紙。”“除承充煮賣熟洋藥商人及領牌照買賣洋藥之人外，無論何人如未有上款所言之憑單，則不准收存，亦不准代人收貯。不至一箱之洋藥倘有憑單，亦須另有督理官特發之出口准單，方可收存。”“凡有違上述款項者，即將其人罰款，所罰之項不得逾一千元，另將其洋藥充公。”同時任命澳門船政廳安東尼奧·塔羅內（António Talone da Costa e Silva）暫充澳門及屬地出口入口生洋藥之督理官，並簡派水師守備副船政廳庫尼亞·利馬（José da Cunha Lima）暫充澳門督理生洋藥委員，又簡派氹仔、過路灣政務廳林慕土暫充氹仔、過路灣督理生洋藥委員。《澳門政府憲報》1887年6月4日第20號附報；《申報》1887年6月25日“澳門徵收洋藥稅銀章程。”

民國七年 (1918年1月1日-1918年12月31日)6月4日，下午3時，澳門國課衙門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期限自1918年6月5日起至7月31日止，不定底價，每一暗票必須將存在西洋銀行5000押票銀之收據呈出。至7月10日，國課衙門又將澳門、氹仔、路環開收白鴿票、山票生意出投，招人承充，以3年為期，即自1918年7月16日起至1921年7月15日止，投價以12萬元為底，實際投得價為168000元。《澳門政府憲報》1918年第22號，第386頁及第23號，第409頁；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 (1887-1946)》，第103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4日，澳區主教高若瑟由意大利返回澳門。《中華民國十一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1923年3月5日)，載莫世祥等編譯：《近代拱北海關報告匯編(1887─1946)》，第341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4日，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歷史學家朱希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文中揭露葡萄牙人種種罪行，並陳述收回澳門諸種理由，呼籲“我國民宜群起驅除，以完我疆土，保我民命”。朱希祖：《葡萄牙人背約侵略我國土殺戮我國民擬廢約收回澳門意見書》，載《東方雜誌》第19卷第11期，1922年6月4日。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4日，廣東省省長伍廷芳向葡駐廣州領事提出三項要求，限其三天之內答覆：(1)所有非洲軍隊從澳門撤出；(2)對被殺戮的中國人賠償損失；(3)永遠禁止在澳門吸鴉片煙和賭博。M. 鮑羅廷、M. 沃林、E. 約克：《廣東省大事記》(1922─1926)。

民國十二年(1923年1月1日─1923年12月31日)6月4日，由崔諾枝、李鴻恩、譚國材、劉雅覺及李美樵等熱心教友創辦的慈善會所──澳門華童教育會經澳督羅德禮正式批准立案。先是，望德堂區教友為幫助失學兒童，由崔諾枝先生發起募捐活動，以便創辦義學。崔諾枝先募得善款l萬餘元，以作首倡，各界人士紛紛響應，於是獲得一批鉅款，遂決定在望德堂原聖若瑟會所基礎上建公教學校。該校1918年動工，至1923年落成，為望德堂區失學兒童提供免費教育。新校舍建成後，尚無辦學經費。崔諾枝先生又力請澳門政府每年撥款2880元作為經費，同時創立“華童教育會”，提倡實用教育，造福華人兒童。該校於1945年停辦。林家駿：《澳門第一座華人堂區》，載《澳門教區歷史掌故文摘》，第77頁；劉雅覺：《公教學校之籌建與維持》，載《崔諾枝先生善績紀略》，第20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6月4日，葡萄牙政府免去羅德禮澳督職務。26日，任命馬嘉禮 (Manuel Firmino de Almeida Maia Magalhães)為新澳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一1949)》，第185頁；《關於澳門總督更換件》，載張海鵬主編：《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下冊)，第2081頁。

1928年（民國十七年）1月17日，有代表性的利為旅酒店開張。3月10日，澳門－石歧公路開通，全程約80公里。7月22日，“總統酒店”（2年後易名為“中央大酒店）開張。這是澳門第一座高層建築。初為6層，後加高至11層。7月27日，澳門空中電話線改為地下電纜。澳門與離島接通電話。8月8日，澳門供應飲用水公開招標。1932年6月4日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與市政廳簽訂專營合約。12月19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與葡萄牙共和國駐華特命全權公使畢安祺（João de Bianchi）簽署《中葡友好通商條約》及其6個附件。該條約從1929年3月27日起生效，但沒有提出澳門主權問題。總統酒店中設置的兩台電梯（每座可乘坐9人）、電影院及冷凍廠成為澳門一時新聞。

民國十九年 (1930年1月1日-1930年12月31日)6月4日，葡萄牙著名外交家、作家、詩人安東尼奧．巴特利西奧 (António Patrício)在聖珊澤宮去世，享年52歲。巴特利西奧1878年3月7日生於波爾圖市維多利亞 (Vitória)區，中學畢業後進入波爾圖學院學習數學，之後進入里斯本海軍學校，1901年進入波爾圖醫學院，1908年畢業。1911年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後又出任多國領事與公使，1930年獲任葡萄牙駐華公使，抵達澳門後，與他的妻子及5個孩子住在聖珊澤宮，在赴任前不幸去世。巴特利西奧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還是著名作家和詩人。作品有1905年完成的詩集《海洋》，1909年完成的詩歌散文集《終結》，1910年完成的短篇小說集《焦躁》，1918年完成的戲劇《殘酷的彼得》 (Pedro O Cru)，1919年完成的小說《丹尼斯與伊莎貝爾》 (Dinis e Isalel)，1924年完成的悲劇《唐．若奧和他的面具》等。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 1, pp. 259-260.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6月4日，市政廳與澳門自來水公司就該公司在海島區經營飲水諸問題簽訂合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55頁。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六月四日值理會第五次聯席會議兼十八次常務會議議案錄，記述民國三十年（1941年）起收容難童人數，除死亡及領回外，仍留院難童百餘人，因需教養治病支出龐大。因此，要求社會各界人士大發慈悲慷慨解囊解決經費問題提案。

1974年6月2日～4日，由江沙維（Maia Gonçalves）和李安道（Garcia Leandro）少校組成的葡萄牙武裝部隊運動代表團訪澳，以便評估政治局勢並親自解釋有關新秩序問題。

梁昌，原名梁潤昌，廣東番禺（今屬廣州市番禺區）人，生於澳門。港澳知名富商。 年青時代，梁在銀鋪和辦館任職。[1]抗戰時期和戰後初期，梁因為認識當時知名商人鍾子光，又結識經濟局長兼富商葡人羅保(Pedro José Lobo)，獲得羅保賞識。 40年代中期，梁在內港海旁開設英昌行（潤昌的諧音），經營火水（煤油）及白米生意。 二次大戰結束後，澳門開始成為世界主要的黃金走私地方，當時國際訂定黃金價公價為每安士是35美元。許多地區包括香港在內，黃金進口受到管制，而澳門因為不是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成員，不受國際公價的規限，因此，成為世界知名的黃金市場。1973年，黃金的國際公價撤銷。香港取消限制黃金進口後，澳門才失去這一地位。 1948年開始，澳葡政府將黃金進口生意批給一個恆昌公司經營，由經濟局局長羅保、商人何賢、鍾子光等組成，從外國（主要是英國和南非）進口黃金，這些貴金屬由國外用飛機運到香港，再用飛機轉運到澳門。當時飛航港澳航線的水陸兩用客機，當黃金運到香港時，梁在恆昌公司任職，負責將黃金轉運到澳門；並獲邀加入專營黃金的恆昌公司成為股東，獲得分紅，他開始賺得第一桶金。[2] 60年代，梁在香港開辦港澳水翼船公司，經營港澳兩地水上交通生意；又在香港開設燕昌置業公司，在地產、股票上發展順利，成為港澳兩地著名富商。 梁一生宣導文化體育事業，熱心慈善公益事業；1961年捐資50萬元，在澳門南灣興建孤兒院；1965年再捐款為梁文燕培幼院增添設備。 梁兩次獲得葡國授勳；太平洋戰爭時期，他因援救英軍有功，1973年獲英皇頒授CBE勳銜。 1979年6月4日，梁在香港要司機開車載他兜風，到了淺水灣道1001號淺水灣花園大廈下車。他獨自進入大廈A座，不久便墜下大廈入口處地上，當場身亡，終年61歲。[1] 梁昌與元配妻子梁文燕生育五子二女。1962年，梁文燕因癌病去世。 梁昌向當時澳門政府公共救濟處（今社會工作局）捐款50萬元，作為撫育孤兒之用。在西環“燒灰爐”興建了一座梁文燕孤兒院，後改名梁文燕培幼院。梁昌捐錢在香港沙田興建一所梁文燕紀念中學。 後來，梁昌娶了原是管家兼子女的家庭教師何杏莊為繼室，生育三子。1977年，何杏莊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與梁昌離婚，後雙方協議離婚。之後，梁昌心情大受打擊，性情大變，經常拿著一疊鈔票，在街上向途人分派；在一家錶行買了一大堆手錶，見人就派。[3] 明朝末年，澳門被葡人佔據開埠時，西望洋山有疍家人在此建寮屋樓居住，形成“燒灰爐”和“竹室仔”兩條自然村。清朝時，澳門正式成為中國唯一的洋場租界並由澳葡管治，當時西望洋山兩條自然村自然消失了，之後二百多年，西望洋山從未有華人建屋居住。 1911年，澳葡修築西望洋山腳東南側馬路，將南灣西灣與媽閣前地連通。因馬路修好之際，恰逢葡萄牙國內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澳葡遂將此新路命名為“民國大馬路”。50-60年代，梁昌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燒灰爐”附近，英國公使官邸旁邊興建西式大宅並入住，成為200年來第一位在此置業居住的華人。之後，梁昌事業蒸蒸日上，生意越做越大。這時港澳華商官員蜂擁而至在西望洋山置業居住，從此西望洋山一帶便成為“澳門地王”。據說，梁昌是經粵港澳著名風水師霍鑒清的點化，勸他不必顧慮甚麼。霍鑒清說，一是辛亥革命開創民國，國運地大有變化。二是澳葡闢設民國大馬路，改其風水作“龍首披掛”，“龍首雞”之啄克已被化解。三是氹仔島上的雞頸山“雞首石”已自然崩塌了，形壞則克然亦壞。因此，梁昌敢率先在西望洋山東麓置宅。[4] 其子梁仲豪繼承家業。梁仲豪為前上海大酒店副主席，擔任新世界發展董事。他擁有港澳水翼船公司股權；1987年出售30%大酒店股權，套現16億；在泰國擁有Thai Hong Kong Real Estate，投資超過40億港元。他又與泰商Wise Power及何添合作發展曼谷SV City 121萬平方米樓面和8.3萬平方米商鋪寫字樓和高級商住區，投資額達35億港元，建立梁仲豪財團。[5] 1992年，何杏莊捐款港幣55萬元，作為東華三院“梁昌紀念安老院”建設費用，以彰梁昌的功德。為貫徹政府安老政策和響應社會需要，該院獲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06年2月1日起，逐步轉型為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院。[6] 梁昌家族於2007年及2010年分段吸納地盤前身的四棟舊樓，購入價共3.86億元，一度有意重建成酒店，及後有見零售業大旺，改變主意重建成銀座式商廈作樓上鋪之用，總樓面46379方呎。興建霎東街15-21號銀座式商廈樓花OLIV，因應同區銅鑼灣地帶拆售，即時推出發售，套現逾13.58億元，賺近十億元。[7] 2011年，巨龍船務董事總經理梁仲豪擔任董事的兩間投資公司，向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借錢後，未能如期還款。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日前入稟高等法院，向出任擔保人的梁仲豪追討合共1.6億元及利息。原告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指，2008年3月與萊祺投資有限公司及晴域投資有限公司，分別簽訂兩份貸款協議，批貸款額合共3.2億元。 巨龍船務股份有限公司、吳福（譯音）及被告梁仲豪作為獨立擔保人，而被告的保證金額共1.6億元。兩公司未有按原告要求清還貸款，截至2011年9月，萊祺投資仍欠原告逾8000萬元，晴域投資有限公司拖欠逾9400萬元。巨龍船務提供來往港澳的廉價客運航線，經營14個月後至2011年9月，突然宣佈清盤。[8] 梁仲豪因其個人決定放下活躍的業務工作，2013年7月22日起辭任公司非執行董事。他服務於新世界33年，1979年11月獲委任為公司董事，1986年出任執行董事，2012年3月改任為非執行董事。[9] [1]《港澳大百科全書》編委會：《港澳大百科全書》，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第805頁。 [2]《細說澳門故事——澳門巨富梁昌致富之路》，載“文匯資訊＂網，2011年8月3日，http://info.wenweipo.com/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22930。 [3]福哥：《澳門舊話——充滿傳奇色彩的巨富梁昌》，載“aomenMACAU.com＂網，2011年8月3日，http://bbs.aomenmacau.com/viewthread.php?tid=520。 [4]金豐居士：《西望洋山曾無華人敢居》，載《新報》，2013年8月18日，http://www.hkdailynews.com.hk/macau.php?id=188019。 [5]王文祥：《香港澳門百科大典》，青島：青島出版社，1999，第567頁。 [6]《梁昌紀念安老院》，載“東華三院＂網，2011年8月3日，http://twghscsd.apaci.com.hk/tc/our-services/elderly-services/extended-home-for-the-elderly。 [7]《梁昌家族拆售商廈　速套13億》，載《蘋果日報》，2013年2月22日。 [8]《中國銀行上訴法院向巨龍船梁仲豪追討1.6億》，載“中國資本證券網＂，2012年12月20日，http://www.ccstock.cn/HKstock/guoqinews/2011-11-09/A616361.html。 [9]《梁仲豪辭任新世界（00017.HK）非執行董事》，載“網易財經＂網，2013年8月18日，http://money.163.com/13/0722/18/94DJ85TO002529IR.html。

1980年6月4日，應伊芝迪（Melo Egídio）總督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率龐大的省政府代表團訪問澳門3日，以增加貿易交往和加強兩地合作聯繫。

2002年6月4日，社會文化司司長崔世安率團赴北京出席“內地、香港、澳門三地衛生高層聯席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