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1638年2月14日─1639年2月2日）8月2日，葡日貿易又獲一年延期，唐•若奧•佩雷拉（D. Joāo Pereira）帶領2艘槳帆船前往日本，同行的有90名純種葡萄牙人、190名混種葡萄牙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船上運載有2100箱絲織品和大量東京絲，而帶回160萬兩白銀，其中40萬兩為向日本商人的借款，同時也帶回了一系列嚴厲警告，他們把這些警告轉達給了日益驚恐不安的澳門議事會。但船長唐•若奧•佩雷拉卻被當作人質扣留。C. R. Boxer, 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 p. 144.蘇拉馬尼亞姆：《葡萄牙帝國在亞洲：1500─1700政治和經濟史》第6章，第181頁。

崇禎十三年（1640年1月23日─1641年2月9日）6月22日，劉易斯•帕切科（Luís Paes Pacheco）、桑切斯•帕德雷斯（Rodrigo Sanches de Paredes）、貢薩洛•卡瓦略（Gonçalo Monteiro de Carvalho）及西蒙•擺華（Simão Vaz de Paiva）等4名有日本貿易經驗且在澳門頗有聲望的市民帶著靠典當物件向市民借貸的6000兩白銀的活動經費及40萬兩歸還日本商人的欠款，乘一艘商船離澳赴日。船上共載員74人，其中葡萄牙人61人，黑人13人。7月6日抵達長崎，到埠後即被扣留，船上的大炮也被拆卸。4位使者通過長崎奉行三郎左衛門向幕府將軍遞交了外交備忘錄及相關文書，其文稱：“聞之陛下禁止葡萄牙人入國，我處居民陷於難以筆墨形容之慘境。彼等困窮不能救其妻子，因饑餓而死亡，是為悲慘經驗所明示，在我等出發之前，亦有陷入極度悲哀者，以編成卡斯特羅•布蘭科（D. Francisco de Castelo Branco）船隊，將皇帝禁令與我等苦狀報告西班牙、葡萄牙及印度。同時澳門市主要人物及教會與實業界鉅子召開會議，以為澳門市賴陛下之恩惠，如同赤子受養，是故遵從陛下之命令，自屬當然之事。又西班牙國王陛下違背日本皇帝之意，不予禁止傳教士及其宗教進入日本，乃屬事實。我們又對馬尼拉通知我等之決議。已於（1639年）11月15日由澳門派2人至馬尼拉，馬尼拉方面已下令任何人切勿派神父及其他宗教相關者至日本，違者處以罰金4000兩，不繳納者處以死刑。”而在幕府答覆前，他們即被關進監獄。8月2日，由日本皇帝自江戶派遣之特使2人，即加加爪忠澄（かがつあただすみ）和野野山新兵衛（ののゃましんべぇ）抵達長崎，即時召見葡萄牙人全員及黑奴13人，葡人大喜，以為會受到厚待，誰知日本政府不僅拒不接受葡萄牙人的請求，還將4名澳門使者及57名隨行人員全部處以“有情之死刑”，燒毀葡萄牙商船，僅讓l3名醫師水手僕役乘坐一艘小船返回澳門，轉達日本政府的諭令： 寬永十七年（1640）誅耶穌邪徒諭阿媽港。……阿媽港之蠢蠻，平素尊天主教，欲弘其邪法於本朝。比年所來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載耶穌之徒號伴天連者至於此。蓋是以此教唆我里民，竊有覬覦本朝之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連及其徒，悉斬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去歲使節至長崎，諭汝國人，向來必無向於本朝，若有再來，悉戮其舯人，以無孑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乞和平者，重到於此地。官事無監，制令何變。某等謹奉鈞命，不知其它，不敢赦之。即壞其舟，執其徒若干人，梟首長狥於市，其餘者無少長皆誅之。但船子及醫師者，准彼則其罪輕，且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別造小船放還之。使此狀告於本國也。凡阿媽港近鄰首長聞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嚴也。文德泉：《伊納西奧•薩爾明托》（載《文化雜誌》第9期，1992年）一文稱：6000兩白銀從滿清官員手中借貸。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第266—267頁。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2冊，第269—270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章，第142—143頁。在這些殉難人員中有2名來自帝汶和索洛的奴隸，他們都是澳門葡萄牙商人的財產。（C. R. Boxer, Francisco Vieira de Figueiredo e os portugueses em Macassar e Timor na época da Restauração 1640—1668，轉自蘇一揚：《澳門與帝汶：殖民管理，貿易與傳教》，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604頁。）林復斎：《通航一覧》卷182《南蠻》。

崇禎十四年（1641年2月10日─1642年1月29日）8月2日，葡印總督致函葡萄牙國王菲利浦三世稱：考慮到澳門因荷蘭人禁止它與日本貿易而受到的損害，要求給予澳門居民從事中國絲綢貿易的機會，因為當時中國絲綢供應量很大。禁止他們與馬尼拉貿易的命令，其結果將會趕走澳門全部居民。澳門的海關本來就有很高的收入，因此，對於國王來說，最好是派遣兵力保護這一地區。Boletim da Filmoteca Ultramarina Portuguesa, No. 20, 1962, pp. 159-160.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1658年2月2日－1659年1月22日)8月2日，耶穌會士曾德昭神父在廣州病逝，其遺體於8月19日被當時日本省會長利瑪弟運回澳門，並於同日葬於聖保祿教堂。曾德昭，字繼元，先名謝務祿，葡萄牙人。1613年入華傳教，1616年因南京教案被捕入獄，後謫居澳門。1620年又重入內地，遂改謝務祿為曾德昭。先後在江西、江南、浙江及陝西傳教。1636年作為中國副省代理人被派往羅馬。1638年在果阿完成著名的《大中國志》。1645年回國後兩次出任副省會長，並在廣州主持教務。由於曾德昭與明朝上層社會官員交往密切，在他主持會務期間，耶穌會前期援明抗清政策的制定與其相關。據稱，曾德昭神父是第一位向歐洲介紹茶的製造和用途的人。 文德泉：《耶穌會士於澳門開教四百周年》，第37－38頁；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610頁逝世時間作7月18日。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第418頁及第151頁。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2月10日－1710年1月29日）8月2日，果阿皇家海軍步兵上尉古爾露騎馬追擊一名黑奴，馬匹向聖方濟各修道院奔去，此時有人向他開槍，第一槍沒有擊中，緊接著又射出一槍，擊中了他的右臂。開槍者為其情敵葡萄牙軍官恩里克•羅郎也（D. Henrique de Noronha）中尉。澳門的外科醫生安東尼奧•薩（António de Sá）和果阿船上的外科醫生看了古爾露的傷勢之後，都說無藥可救。恰巧一位英國商船上的英格蘭人經過澳門，他叫他的外科醫生給古爾露治療。由於古爾露的手臂已經腐爛，如要保住性命，必須做截肢手術。做完手術後，病情明顯好轉，很快得以痊癒。總督戴冰玉下令將恩里克•羅郎也中尉逮捕。恩里克•羅郎也之所以暗殺古爾露，是因為兩個男人都愛上了美麗富有的少女瑪麗亞•莫烏拉。瑪麗亞•莫烏拉是澳門富商莫烏拉•巴斯托（Francisco Vicente de Moura e Basto）的女兒，一直由祖母照顧養大。當時，有人將古爾露截肢的消息告訴瑪麗亞•莫烏拉，問瑪麗亞•莫烏拉古爾露已經少了一隻胳膊，她是否還願意嫁給他。瑪麗亞•莫烏拉回答說，即使他沒有雙臂、雙腿，她也願意嫁給他。因為他是為了她才斷了手臂，因此決不會放棄他。但當時有人認為，古爾露與瑪麗亞•莫烏拉結婚與其說是出於愛，不如說是因為她有豐厚的嫁妝。馬克思·佩雷拉（Marqués Pereira）：《澳門城發生的各種事件集錄》，轉自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p.459—460.

乾隆十四年（1749年2月17日－1750年2月6日）8月2日，葡印總督任命海軍上校美露（João Manuel de Melo）為澳門總督。先是，澳督文東尼的肆意妄為很快激起了澳門葡萄牙官員及市民的公憤。當地最富裕、最有影響的市民萬威．味先地．羅咱與議事會成員一直策動驅逐文東尼的行動。萬威．味先地．羅咱勸說中國官員給葡印總督寫信，聲討文東尼的罪行。為了打動葡印總督，萬威．味先地．羅咱還給葡印總督送去一個用純金製成的桔子作為禮物。經過他在果阿的努力，葡印總督決定罷免若些，委任美露為新總督，並命令果阿高等法院法官庇利那（António Pereira da Silva）迅速前往澳門，去審核澳門民眾對文東尼罪行的指控。美露，中文檔案譯作夾萬威地貓奴．庇利那，中文檔案譯作安多尼．喇利那．地．私離嘩，參見C.R.Boxer, Fidadgos in the Far East（1550—1770）, p.274;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39、216頁。徐薩斯：《歷史上的澳門》，第113—115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2月14日─1840年2月2日）8月2日，欽差大臣林則徐關於林維喜被謀殺的告示，被張貼在澳門南灣。Chinese Repository, Vol.8, No.4, pp.212—215.

光緒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1896年8月2日）集院紀錄，鏡湖醫院對有關包公廟糾紛之處理。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2月13日─1908年2月1日）8月2日，澳門葡兵突然闖入灣仔，強迫漁船灣泊澳門。灣仔與澳門對峙，中隔一海，以海匯為界，魚拖各船向泊於此。至是澳門政府越界張貼告示，限魚拖各船15日內回澳，逾期充公，並在海面改設水泡。厲式金：《香山縣誌續編》卷16《紀事》。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2日，為慶祝葡萄牙宣佈成立民主政體一周年，澳門政府特設立總辦盛典大公會以組織及督理民間慶樂之事。總會員包括：正會長參將馬奎斯（Eduardo Augusto Marques），副會長蕭登（瀛洲），會員顧哩耶‧緬尼士、美仙地‧雷森德（Vicente Inacio de Rezende）、若瑟‧佐治（José Vicente Jorge）、羅德禮（Fernando José Rodrigues）、曼努埃爾‧黎登（Manuel Francisco Leitão）、賈華臚‧李固（José Erneste de Carvalho Rêgo）、貢紮嘉‧梅洛（António Alexandrino Gonzaga de Melo）、締喇飛盧‧利卑度羅嗹嗉、馬刁士‧李瑪（Matheus António Lima）、趙立夫、李鏡荃、蔡康、盧廉若、陳七、徐俊庭、蔡文軒、區惠波、梁乾生及胡馥畬。另派分會五班，由總會指定分任辦事：第一分會，辦理華人公眾禮節，會長蕭登（瀛洲），會員於本澳各行生意每行各舉一人；第二分會，辦理西洋公眾禮節，會長西政廳黎登，會員李瑪、利卑路、李巴士（Mario Pires Monteiro Bandeira Lima）、沙梨士‧施利華（José Francisco de Sales da Silva）、芝梨；第三分會，辦理陳賽場所事務，會長工程司美仙地，會員趙立夫、小伯多祿‧施利華（Pedro Nolasco da Silva Jr.）、莫非利阿（Mofirra）、里貝羅‧亞美打（Armando Ribeiro de Almeida）、王滿、何壽田、餘亨中；第四分會，辦理佈告事件，會長律政司顧哩耶‧緬尼士，會員盧廉若、貢紮嘉‧梅洛、佐治、施之古（Francisco Xavier Anacleto da Silva）；第五分會，辦理財政事務（第一分會所屬財政不入內），會長羅德禮將軍，會員羅嗹嗉、李鏡荃、蔡康。據香港《華字日報》報導，經華人值理等力勸華商捐簽，至9月間，已得有7000余金，而葡人捐者約2000余金，共約得萬金。梁乾生，瑞記輪船公司股東，1910年10月，將其在該公司13500元股份頂與三合堂。《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11月5日第45號。沙梨士‧施利華，時任輔政司第二書記。《澳門政府憲報》1911年8月5日第31號；《華字日報》1911年9月12日及21日。

清宣統三年（1911年1月31日─1912年1月18日）8月2日，因國內社會政治形勢混亂，1萬多名百姓為逃避即將爆發的戰亂，攜帶財物逃亡澳門。若昂‧哥德斯：《孫逸仙與澳門和革命》，載《文化雜誌》第17期，1993年。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1962年，禮記雪糕向星光電器行購買新奇士菓汁機。圖為禮記雪糕的購貨單據，立於1962年8月2日，編號S06448。該店位於澳門新馬路61號，即現時的永光廣場。當時的電話號碼還是四個位。

徐柳仙，女，原名徐振坤，乳名牛奶，廣東南海（今屬佛山市南海區）人。粵劇名伶、“柳仙腔”開創者。 柳仙出身於貧苦家庭，12歲開始從師學藝賣唱，在珠江河畔、香江碼頭，她受盡多少屈辱和鞭子，她的歌聲伴隨著不知多少個月圓月缺的夜晚。她18歲時，灌唱第一張唱片《情淚種情花》，嶄露頭角。華僑喜歡聽她的歌曲，引起製片商們對這位新秀的關注，成為他們互相爭奪的歌手。接著，她又灌唱了《夢覺紅樓》、《再折長亭柳》兩張唱片，特別是《再折長亭柳》，在美洲華僑的歌廳、酒店，顧客都愛點唱它，成為她演唱的首本名曲。 柳仙以演唱平喉著稱，音量寬巨集婉轉，名噪一時。時人把她與小明星、張月兒、張惠芳並稱為粵劇“四大平喉”，這是對她較籠統的評價。而從她的具體唱腔特點來說，她的歌聲柔中帶剛，以清潤爽獷，富於韻味見長，這些藝術特色集中體現在《再折長亭柳》一曲中，因此得“柳仙腔”之稱。 抗戰勝利後，柳仙定居香港。四五十年代成為她一生的黃金時期。她和丈夫文樂之同時客串幾個劇團，她從曲藝演員搖身一變，成為粵劇紅星，擔任正印花旦，頗能深入角色。 60年代初期，香港經濟蕭條，粵劇不景氣。柳仙又重返歌壇，經過十多年的坎坷。1974年，家庭又遭變故，丈夫文樂之去世，生活陷入困境。同年，她又遭車禍，傷及左臂和左腿骨，雖經治癒，須扶杖行走，重返劇壇永沒希望了，即使在歌壇上，再也不能如前活躍了。 但柳仙矢志不渝地對曲藝進行研究和探索，有時為生活所逼，她不得不扶杖登台演唱幾支曲子，賴以糊口。之後，她與一些曲藝愛好者組成“一廬音樂研究社”，精心培養後起之秀，香港演藝學院中文系系主任唐健垣博士就是她得意的高足。 1983年12月，柳仙不顧年高身殘，應廣東有關部門的邀請，毅然率領“香港曲藝演出團”回廣州演出。期間，她償還了多年夙願，獲得了一位“柳仙腔”的接班人——李惠東，在穗港藝人大力撮合下，在泮溪酒家舉行正式收徒拜師之禮，成為粵劇界一段佳話。 1984年，柳仙在香港重逢愛徒李惠東（當時李惠東隨廣州粵劇團赴香港、新加坡演出），師徒盡情暢敘之餘，她不遺餘力教導李惠東，並將珍藏的首本曲及錄音卡帶贈送給他。她非常關心保存祖國傳統藝術文化，大家稱她為愛國藝人。 雖然，柳仙的藝名紅遍海外，桃李滿門，但她的生活極其清苦，她安貧樂素，決不輕易求助於人。自她傷殘至逝世的十多年，她一直和兒子文斗亞同住在葵涌老人廉租屋裡，而且要靠一點傷殘救濟金過日子。兒子有份工作，但收入甚微。在她最困難的時候，香港最高法院為她當年遭車禍之事作出了賠償裁決，得到撫恤金六萬元，經濟有所好轉。 1984年2月，香港荃灣大會堂舉行“粵曲欣賞會”，當時，柳仙已年近古稀，但她仍然興致勃勃，扶杖參加這個演唱會，而且登台重歌《再折長亭柳》一曲，聲情不減當年，足見她功力的深厚。她身殘志不殘，恪守“曲不離口，拳不離手”的原則，在“一廬音樂研究社”裡，她以身作則，經常示範演唱，她常常勉勵徒弟唐健垣，要將繼承粵曲藝術為己任，無愧為一位忠實於民族文化藝術的人。 1984年下半年起，柳仙一直被病魔纏繞，雖多次接廣東省有關部門電邀來穗演出，無奈力不從心，不得不一直困於病榻中。1985年3月初，她病情日見惡化，同時出現胸膜炎、肺積水等併發症，先後六次施手術割治無效。 柳仙在晚年潦倒、貧病交迫之際，也沒向親友啟齒借錢，寧願變賣首飾及私夥（戲服），自籌藥費，勉強維持。她那種倔強和骨氣，表現無遺。 1985年8月2日，柳仙在伊利沙伯醫院病逝，終年68歲。 8月18日，舉殯時，唐健垣講述老師徐柳仙生平，扼腕表示要按照她所教把粵劇藝術發揚光大。[1] 鄧芬約於1926年作下粵曲《夢覺紅樓》。當時，鄧芬在粵東財政廳任秘書一職，但同仁對他長期和“戲子”交往，頗有微言，羞與之為伍。由於讕言相逼，鄧芬辭去所有職務，從此不再踏足官場。他經常流連於紅船碧岸之間，絲竹管弦，樂在其中。 1930年，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出版的《新月曲集》中，收入鄧芬與該曲集的主編錢廣仁等四人合照。而這本曲集現藏於澳門崔氏居明軒中，收錄鄧芬用墨水筆寫的兩行小字，當中說他1928年在上海唱《夢覺紅樓》。 鄧芬所唱的《夢覺紅樓》由上海新月留聲機唱片公司出版，以第六期新唱片推出。這首粵曲的來由，據說產生於一個盂蘭節晚上，鄧芬撰此曲時，在座有一個上海唱妓叫“夢覺”，於是以此命。鄧芬在上海唱《夢覺紅樓》時，除其文藝界的朋友陳融（1876-1955）、簡琴齋（1888-1950）等人為其題詞外，他自己畫了一幅《夢覺紅樓圖卷》，這幅畫現藏於香港藝術館，曾公開展出。 在鄧芬創作《夢覺紅樓》曲時，他寫了幾首詩，使人盪氣迴腸，他不單以畫名於世，而且以詩詞稱譽於文壇。其詩云：“今夢方知昨夢非，夢醒還似夢迷時，平生不識相思味，欲解閒愁合費詞。曾唱驪歌入教坊，當時情味最難忘，去年又制飄零曲，花事闌珊長樂鄉。” 鄧芬偶爾到紅船探訪戲人，一解對粵曲的戲癮。當時，徐柳仙初露頭角，她的乳名牛奶，因居於香港九如坊二奶巷。有一名癮君子名叫跛棠的人教她唱曲。1935年，徐柳仙在澳門登台，鄧芬在不經意之間聽到她的歌音，認作奇才，即以《夢覺紅樓》相贈。 廣東省文史館莫仲予先生說，鄧芬是在澳門煙塌上向徐柳仙傳授此曲的。名畫家李守真不嗜“阿芙蓉”，卻與鄧芬交情很深，當時也在場看其傳授用腔技巧。鄧芬一晚以兩句為限，經常操樂器為其拍和。 徐柳仙聰慧過人，鄧芬在此不久前曾以此曲灌錄唱片，而她卻自信自己能有同曲異功之妙。因感自己與《夢覺紅樓》所說的身世相似，於是請求歌林唱片公司為其灌錄，從此一曲成名，銷路高達50萬張，使該曲轟動歌壇。歌林唱片公司後為徐柳仙灌錄《再折長亭柳》，這兩首曲成為她一生中名曲。 1949年6月，鄧芬在“藕絲孔居”接待過來探訪的徐柳仙，晤談竟夜，為她畫《對鏡簪花圖》；繪《秋院停琴》送給徐柳仙的湖南籍丈夫文樂之。[2] [1]黃昏：《嶺南才女》，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第228-231頁。 [2]《鄧芬、夢覺紅樓、徐柳仙（資料）》，載“新浪博客＂，2013年8月8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76b9f0100r0ga.html。

從珠海灣仔加林山觀看澳門半島、氹仔島、路環島、橫琴。

2022年8月2日，澳門進入穩定期，標誌着澳門這波長達五週的疫情完結。穩定期內解除多項防疫措施，娛樂場所重開、餐廳恢復堂食、公務員復工、公共部門服務正常運作、銀行全面營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