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1月24日─1545年1月12日)4月29日，第二批耶穌會傳教遠征隊從羅馬出發前往果阿，但被迫返回並改組。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9頁。

萬曆五年（1577年1月19日─1578年2月6日）4月29日，菲利浦二世致菲督弗蘭西斯科•桑德博士的信論述了其對華戰略構思：你所議征服中國之事，容當日後考慮。當前不可貿然行事，而應當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尤戒與中國為敵之海寇為伍，不給中國人以任何仇視我們的口實。張鎧：《中國與西班牙關係史》第3章，第76頁。

天啟元年（1621年1月22日─1622年2月9日）5月13日，去年脫難的“聖巴爾托羅梅烏”號帆船的船員們履行諾言，向澳門奧斯定會的龍嵩堂捐贈了一些錢，由他們代建和管理隱修院。當時約定，若不建造，捐贈取消。捐贈者終生為隱修院的管理人。l4日，澳門主教平托•比埃達德（D. João Pinto da Piedade）批准起造隱修院。由於捐贈錢數不夠，奧斯定會又斥資300帕塔卡用於建設。1622年4月29日正式建成啟用，定名為“法國之岩聖母（Nossa Senhora de Penha da Franca）教堂”。法國之岩聖母信仰在1587年葡萄牙國王塞巴斯蒂昂征北時傳入葡萄牙，16世紀末，里斯本市內東部即出現了“法國之岩聖母堂”。至此，法國之岩聖母信仰亦傳入澳門，由於奧斯定會從教宗處獲得“法國之岩聖母”信仰的壟斷權，故所建堂交澳門奧斯定會管理。該堂建於西望洋山山頂，初冠名為“卑拿教堂（Penha Church）”。“卑拿”葡文意為“山岩高崗”。“卑拿教堂”後經修葺，並在大堂屋頂處豎有大理石雕刻的聖母像，故澳人又稱其為“西望洋聖母堂。”這是當時澳門唯一的一座不是由天主教區或天主教教會教士所主持興建的教堂。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9, p.271; Manuel Teixeira, Toponímia de Macau, Vol.1, p.89; 金國平、吳志良：《西望洋外文名稱的由來》，載《東西望洋》，第287—288頁；金豐居士：《西望洋聖母堂，位處天璇麗珠永不衰》，載《新報》2009年5月14日。

天啟二年（1622年2月10日─1623年1月30日）4月29日，在一份來日的檔案中記錄，卡爾丁•弗羅依斯（Francisco Cartim Fróis）被解除王室大法官之職。但似乎不久又被重新任命為澳門王室大法官，直至1624年11月15日還是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30.

天啟六年（1626年1月28日─1627年2月15日）4月29日，葡印總督弗蘭西斯科•伽瑪通過敕令確認果阿高等法院大法官貢薩洛•霍門（Goriçalo Mendes Homem）在擔任司法調查者時作出的兩項決定，即所有未完全付清應交納之款項者均不得擔任或被選舉為官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37頁。

崇禎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4月，澳督卡瑪拉•羅郎也卸任，前往果阿任葡印總督書記官。29日，新任澳督多明戈斯•羅郎也（Domingos da Câmara de Noronha）從果阿啟程來澳。並於8月抵達。多明戈斯•羅郎也出任澳督兩年多時間，澳門政局一度穩定。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43頁；費成康：《澳門四百年》，第121頁。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4月29日，弘光帝命意大利耶穌會士畢方濟(François Sambiasi)為欽差大臣出使澳門，宣佈開放海禁，允許葡商自由貿易之詔令。其文如下：爾畢生為貴國盡職服務，忠誠謹慎，且精通科學，而今朕命爾為欽差大臣，赴廣東向澳門城的商人開放海禁詔令，安撫眾人，商船可往返，中華賴有供應，人民得以便利，朕發現爾等系……之人，可自由往返貿易，任何人不得阻攔。此事雙方共贏；爾等長居鎮境，並經常在遷貿他國，此已非一朝之事。茲朕廢除海禁，依照律例，所有往來船隻，所裝商品接受檢查，你們追求應得利益，朕亦得便。從今以後，不得受奸人指使，違反律例，不得矇騙稅口，夾帶貨物，收贓，否則將遭懲處。朕之官員應為朕著想，善待番商，中外一體，勿滋事，戒突亂。此詔書下達之時尚未繳納之關稅，特赦免繳。爾等忠誠，中華受益，朕當另行開恩，爾等定不會失望。欽差大臣須謹慎行事，使其知曉朕之旨意。為朕事業之效勞，當得重報。臨行前，弘光帝為畢方濟題詞：“誠於事天，端於修身，信義素孚。弘光歲次乙酉春王吉旦立。” 阿儒達宫圖書館：《耶穌會會士在亞洲》，JA49-V-13fo 381v─386。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上冊《畢方濟》，第200頁。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4月26日，謠傳香山縣令集結兵力開進澳門，澳門全城即刻發佈緊急命令，所有的人，包括學生，都拿起武器準備迎戰，消息傳到香山。4月下旬，香山縣令姚啟聖與澳門議事會正式達成協議後，關閘再次開啟。但於29日大量的食品出售之後，關閘又關閉。 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p. 99.

康熙五十年（1711年2月17日－1712年2月6日）4月29日，葡印總督告知，法官奥古斯丁略·蒙特羅（Agostinho de Azevedo Monteiro）將來澳門調查總督與議事會之間的衝突。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107.

乾隆十八年（1753年2月3日－1754年1月22日）4月29日，澳門仁慈堂主席里貝羅．吉馬良斯（João Ribeiro Guimarães）在董事會會議上建議：由於缺少藥品和醫生，醫院中的病人長期遭受痛苦而病情無法好轉，有些因此而死去。所以我建議運用本市方濟各修道院安伯老修士所擁有的藥房來戰勝這些困難，利用那裡的藥品來為醫院患者治療。這位仁慈的修士，他從不計報酬，我已多次請他來醫院給患者治病。José Caetano Soares, Macau e a Assistência, p.169.

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2月8日─1778年1月27日)4月29日，又有三名亞美尼亞商人從廣州抵達澳門。施其樂、范岱克：《追尋澳門亞美尼亞商人的足跡》，載《文化雜誌》第55期，2005年。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2月9日─1786年1月29日）4月29日，第一批遣使會士到達北京，接替耶穌會士；5月8日，北京主教湯士選頒佈法令，宣佈遣使會取代耶穌會。遣使會士羅廣祥等人與在京的耶穌會士舉行交接儀式，出席簽字儀式的有北京教區主教湯士選。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ⅩⅧ, p. 654; 托馬：《北京傳教史》第2卷，第17頁， 轉自衛青心：《法國對華傳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傳教自由（1842—1856）》上卷，第14頁。

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2月11日─1794年1月30日）4月29日，葡印總督庫尼亞•梅內澤斯致澳門議事會信，批准澳門居民向華人出租房屋。[1] [1]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72頁。

清嘉慶元年（1796年2月9日─1797年1月27日）5月13日，葡印總督維嘉•卡布拉爾（Francisco António da Veiga Cabral）關於在澳門居留外國人致澳門議事會函：重申里斯本王室發給本首府關於禁止外國人在澳門居留的命令。此事在貴市議事會於去年12月19日致我的信中亦曾提及，而我的前任亦在1793年4月29日回復貴市議事會時稱，1792年12月29日函時所發佈的命令應全部得以落實執行。如果讓這些外國人在澳門居住，他們帶給澳門居民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為了避免這些危害繼續下去，我特此致函澳門總督，命其盡可能付諸實行我的前任於1793年4月29日寫給議事會信函中最末一段的規定。據此及前述重申的命令，除了現時在澳門的公司商務代表以外，不管何種身份的外國人都不得與土生人士通婚及居留此地。Luís Virgi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 1, p. 32.

1829年（清道光九年）4月14日，約70～80個海盜進犯澳門。檢察官向香山縣丞通報求援和追擊海盜。4月29日，第一艘蒸汽船到達澳門。11月20日，澳門同知訪問澳門，議事會在高樓街口派兵站崗迎接，三巴門炮台鳴炮。澳門同知發佈告示，重申賭博屬被禁之列。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4月29日，澳門第一份不定期中文期刊《雜聞篇》（Tsu-Wan-Pien，“A Miscellaneous Paper”）出版，由馬禮遜編輯，在馬家英式印刷所印刷。該刊共出版了3期，第1期是1833年4月29日，第2期是1833年8月29日，第3期則在1833年10月17日，每期印刷達2萬份。《雜聞篇》比1833年8月1日在廣州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還要早3個月，是中國最早的近代化中文期刊，也是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創辦的第一份中文期刊。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第51—53頁；林玉鳳：《鴉片戰爭前的澳門新聞出版事業：1557—1840》，第92頁。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2月20日─1834年2月8日）4月29日，郭實獵牧師在英商威廉·渣甸的率領下，乘坐飛剪船“氣精（Sylph）”號在中國沿海進行了第三次航行後返回澳門。威廉·渣甸，蘇格蘭人，1784年生。原是一名外科醫生，1802年從英國到印度，棄醫從商。1819年他作為一位名叫科瓦斯治（Framjee Cowasjee）的亞美尼亞商人的代理人來到澳門和廣東，與馬格尼亞克公司（Magniac & Co）合作經營鴉片生意。他沒有遵循“港腳商人”生意模式，與有權有勢的華商合作，主要與伍浩官合作，尋求新的貿易和方式。在他的倫敦生意夥伴的幫助下，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並給當時的對華貿易帶來很大的變化。參閱J.M.Braga, A Seller of“sing-song”, Journal of Oriential Studies, Vol.6, 1961—1964, HKU Press, 1967. Chinese Repository, Vol.2, No.1, p.20; Journals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 1832 & 1833, p.254.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4月29日，澳門以極大的熱情慶祝由布拉干薩（Bragança）唐．佩得羅（D. Pedro）公爵簽署的葡萄牙君主立憲法頒佈一周年。除卻總督府前舉行的有號兵和軍鼓手助陣的儀式外，還有大炮台鳴放禮炮，各炮台、軍艦懸掛彩旗彩燈等等。慶祝活動中，還有成群結隊的藝人在城市的主要街道和一些大戶宅院前的空地上表演舞蹈。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08頁。

《知新報》第一百一十七期刊登《譯日本竹越君中國人種侵畧世界篇》、《頤和園駐兵》、《漢口市情四則》、《義和團近事彙紀》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光緒三十年（1904年2月16日─1905年2月3日）4月26日，拱北海關稅務司穆好士卸任，29日任命丹麥人歐森（J.P.Oiesen）接任；到10月17日，歐森又調離拱北關，遂由英國人布廉恩（E.V.Brenan）代理。拱北海關編：《拱北海關志》之《大事記（1887—1990）》，第268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4月29日，157名帝汶新兵抵澳，補充土著步兵連。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57頁。

民國二十一年 (1932年1月1日-1932年12月31日)4月29日，澳門政府訓令，所有澳門出版的文件使用漢字拼音。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59頁。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4月29日，政府決定將為所有澳門出版的文件使用漢字拼音。7月15日，華文報紙《大眾報》在澳門創刊。這是迄今仍在出版的最悠久華文報刊。1942～1948年間曾一度停刊。12月16日，法國駐遠東海軍司令貝特洛（Berthelot）海軍上將訪問澳門。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29日，委任奧古斯托．米南達 (António Augusto de Miranda)為澳門地區大法官，而米南達至次年3月28日方才正式抵澳任職。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183.

民國二十四年 (1935年1月1日-1935年12月31日)4月29日，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 (Colégio de Santa Rosa de Lima)獲廣東省教育廳第170號指令立案。8月，澳門聖羅撒中學增設初級中學。先是，1932年，高若瑟主教將聖羅撒女子中學託付給瑪麗亞方濟各修女管理，1934年3月24日完成該校的擴建。1936年3月25日，又建成聖羅撒教堂並對外開放。《聖羅撒女子中學金禧特刊》之《本校史略》，第22頁；潘日明：《殊途同歸：澳門的文化交融》，第183頁。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二十九日值理第三十九次會議錄，報告東路路警管理處督察張君勵函送警士陳炳到院留醫療治。抗日戰爭初期，中山縣各地都成立自衛隊、游擊隊等抗日組織。其傷員由各部門公函介紹轉送鏡湖醫院協助治療。

民國三十四年 (1945年1月1日-1945年12月31日)4月29日，為日本天長節 (即天皇誕生日)，日本駐澳門領事岩井英一在澳門舉行慶祝招待宴會，不僅邀請澳門政府主要官員、駐澳各國有關外交官和澳門日僑，還邀請了二三十名華人名流、富商出席宴會。岩井這次邀華人富商，主要希望他們贊助他手下以孫嘉華為首的50名華人衛士。酒宴上華人富商捐款達5萬澳門元，合300萬日元。這是一筆大數目，孫嘉華等即用這筆錢成立了一個株式會社，經營商業，以解決駐澳日本領事館經費貧乏問題。房建昌：《有關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外交與特工人員在澳門活動的幾點補正》，載《民國檔案》第4期，1999年。

1956年4月29日，何賢主席昆仲為紀念先父而建之“澄溪紀念堂”落成啟用（即鏡湖護士助產學校校舍）。

拍攝時間︰1956年4月29日 是屆就職典禮同為鏡湖護士助產學校第二十五屆學生“戴帽”典禮及何澄溪紀念堂開幕典禮。何澄溪紀念堂由何賢出資興建，作爲護士學校新校舍。 前排左起：郭信堅、張晴暉、吳鳴、崔德祺、馬萬祺、馬師曾、何賢、李際唐、傅德蔭、周介眉、徐佩之、韋頌、梁錫光； 第二排左起：朱給、謝再生、劉渭鴻、周蘭陔、佘漢偉、劉衡仲、梁秩智、陸昌、梁心堯、冼熾昌、朱朝欽、高濤、勞君礎； 第三排左起：何華添、李寬、源晉初、黃平、陳國傑、陳立民（右二）、鄧芬（右一）； 後排右起：彭彼得、黃仲良、崔樂其、陳直生。

1956年5月8日第六屆董事會第一次常務會議紀錄，郭秘書長報告何主席以鏡湖醫院年來發展迅速，原有建築物不敷應用，特別鏡湖護士助產學校，護士及學生人數日多，分佔課室宿舍地方，管理不便，應有一所建築物將護理人員全部集中便利管理，調整各部門辦公地方，適應業務發展，於何澄溪老先生逝世週年，秉承遺訓，撥出鉅款建築大廈一座及內部必須設備，為護士助產學校校舍，包括課室及護士護生宿舍之用。本屆董事會仝人以何主席之義舉深為感謝，並將建築物定名澄溪紀念堂，於本年4月29日開幕。

1990年4月29日，基本法諮委會於新麗華廣場舉辦“基本法論壇”，論題為：“基本法應如何保障澳門居民的基本權利？”，由基本法諮委會崔世昌擔任主持，並邀請到鄧玉華、梁炳鈞、黃國勝、汪長南、楊道炘，以及馮覺生擔任主講嘉賓。參考資料：《華僑報》1990年4月29日報道。

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舉辦多個活動宣傳基本法，包括基本法的第二輪公開諮詢、基本法知識有獎問答，以及三個基本法論壇等。

1998年4月29日，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名單公佈，成員100人，澳門委員60名，錢其琛任主任委員。

大三巴街，於賭權開放前後變化很大。從前的大三巴街，人流不多且存在不少傳統店鋪。後來賭權開放後，人流逐漸變多，傳統老店也開始被手信店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