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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6月29日,在清廷50名士兵的護送下,鐸羅主教一行於深夜抵達澳門。被逐出境之巴黎外方傳教會赫宣和鐸羅使團之施體仁先期抵澳,代鐸羅尋覓寓所,不能得。往詢方濟各會長,請寓於方濟各修道院內。方濟各會會長怕澳門官員報復,不敢應允。後澳門當局同意鐸羅主教寓居方濟各會院,多明我會和奧斯定會會長均候在方濟各會院前迎接。澳門總督當晚派兵20名看守特使寓所。鐸羅要求撤去衛兵,總督不允。特使自己花300元租一幢房子居住,總督兵卒亦隨往新寓所。30日,耶穌會中日教區區長何大經(Francisco Pinto)來見特使,鐸羅央請設法挽救中國教會的危局。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第123—124頁;李天綱:《跨文化的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第259頁引用羅光書資料時將“六月二十九日”視為農曆,故稱鐸羅7月28日才到達澳門。羅光這一節所使用的時間全部是西曆,斷不會在此突然使用農曆,應為西曆6月29日到澳門。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9日,澳門議事會在議事亭舉行會議,會議由主教賈修利主持,參加者除原議事會成員外,還有高級教士及市民。他們聚集一起,商議阻止進一步的騷亂和衝突的辦法。戴冰玉聞訊,遂帶領土兵前往市政廳。集會者見戴冰玉率領全副武裝的士兵前來,也立刻武裝起來,由市議員皮那.法爾康率領阻攔戴冰玉的隊伍。雙方交火,一名少尉在交火中身亡。總督決定撤回大炮台,並下令向議事會樓房發射兩發炮彈,其中一發擊中大門,門衛當場死亡。這一暴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全市警鐘響起。如果不是主教讓人抬出聖像進行調停,一定會血染澳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0—81頁;龍思泰:《早期澳門史》,第64頁。
澳葡總督越權取締議事會的事件。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葡萄牙國王頒佈法令,規定澳門行政權與財政權歸議事會,總督不得干涉,也不得召集市議員開會。1710年,澳門總督戴冰玉(Diogo de Pinho Teixeira)無視國王法令,干涉議事會的選舉。市議員抗議他的非法行為,而戴冰玉卻派兵逮捕議員,迫使議員逃進耶穌會的神學院避難;戴冰玉又召集市民非法選出新的議事會,使澳門出現了兩個議事會。新選出的議員和一些市民也紛紛避入神學院。戴冰玉派兵包圍神學院,並動用戰船火炮轟擊神學院大門。澳門主教出面調停,事態才稍有和緩。6月29日,議事會召開大會,戴冰玉又率兵鎮壓,遭到市民的回擊。他即命令大炮台向議事亭開炮,炸死1人,炸傷多人。澳門主教急忙派神父帶着“聖體”趕到大炮台,迫使戴冰玉下跪祈禱,制止了一場大規模的流血衝突。不久,葡印總督召回戴冰玉,已被迫簽署投降書的市議員才走出神學院,重新行使職權。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2月18日─1845年2月6日)6月21日,耆英複函葡欽差大臣席爾維拉·邊度,解釋了因滿身濕疹,無法更衣,故未能接見他。同時指出其要求上京與新定的條款有違,根據批複第九款,“會談應由總督和澳門理事官進行。不應再出新招,簽訂新的協定,這有悖於皇上的仁慈”。“現在,尊貴的參事又提出新的請求,總督不敢再向皇上呈報,以使皇上為難”。耆英不願同欽差大臣邊度进行任何接觸,在於他認為關於澳門的談判業已完成,“澳門九款事宜,業經本大臣於上年會晤貴侍郎(指邊度)議定准駁,較舊制大為變通裨於澳商,實非淺鮮。貴侍郎已可謂有功於國。此事應由總兵官(指彼亞度)督同委黎多遵照新定章程辦理,未便重複另議。此外,尤不便別生枝節,有負天朝柔遠之仁。”6月29日,欽差大臣邊度致耆英函:“關於澳門事務應繼續由澳門總督和理事官出面談判的問題,在現在的情況下不適用。因為我有葡國政府的特命全權證書,不僅負責澳門事務,而且負責有關葡萄牙的所有事務。”並請耆英就此給一明確答覆。耆英重申:“葡國與中國之間的公共事務,從很久以來一直由澳門總督和理事官通過談判處理,除他們之外,其他人與此無關。”於是,邊度決定停止與耆英的信函往來。邊度致函外交大臣,向其彙報與欽差大臣耆英談判失敗的原因。他認為他的談判失敗,完全是議事會的陰謀,“議事會試圖淩駕於一切之上,因此,他們認為,如果不在總督領導之下同中國人談判有關葡萄牙的事務,其權利就受到損害。據我了解,為此,他們曾舉行過三次會議。”在與總督彼亞度和議事會的矛盾日益惡化以後,一無所獲的邊度結束使命,於12月返回了里斯本。澳門《愛國者報》(O Patriota)評論說:中國代表與葡欽差衝突的原因是“葡代表的粗魯、高傲和不理解”,“如果葡政府能夠任命一名更加謹慎的人任葡國全權代表,其結果一定會好於現在的結果。”顯然這並非問題的實質,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如葡萄牙學者阿爾弗雷多·迪亞斯(Alfredo Dias)所言:這段插曲有其深刻政治含義。天朝的策略是所有有關澳門的事務都一如既往地在地方層面上討論。這樣,天朝便可更容易在澳門地區施加政治影響力,避免與里斯本政府形成一個類似《南京條約》的協議。《耆英複欽差大臣士利威拉邊哆函對其上京之請的看法》,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6頁。《士利威拉邊哆致耆英函對其上京之請的看法》,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7頁。《耆英致士利威拉邊哆函重申一切公事必須通過澳門總督和理事官辦理》,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7頁。《士利威拉邊哆致必加多總督函告知他已終止與耆英之函件往來》,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8頁。《士利威拉邊哆致外交大臣函向其彙報與欽差大臣耆英談判失敗之原因》,載《中葡關係史資料集》上卷第3編,第1019頁。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73頁。《(1844年12月23號)載文:耆英與邊度之衝突》,載《葡中關係史資料匯編》第1卷第72號文件,第257頁。Alfredo Dias, As Negociações de 1833—1844(1843—1844年的談判),載澳門政府新聞司1995年2月Macau雜志,第42頁。
同治十年(1871年2月19日─1872年2月8日)6月29日,抵達澳門港的滿載食糖和葡萄酒準備駛往橫濱為曼努埃爾.庫尼亞(Francisco Manuel da Cunha)所有的葡國多桅船“貢薩桑.瑪麗亞(Conceição de Maria)”號,於9月2日在開淇澳(Kaikiao)處遇難,全體船員獲救脫險。格雷戈里奧.里貝羅(Gregório José Ribeiro)海軍中校指揮的“帕米拉公爵(Duque de Palmela)”號巡洋艦、“瑪麗亞.皮亞(D. Maria Pia)”號大船和“賈梅士”號炮艇由於相繼撞上了中國船,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壞,相撞中,共有150餘人受傷。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83-184頁。
《知新報》第五十七期刊登《海南近狀》、《英人論拒俄於東方》、《西班牙內亂紛乘》、《墨西哥物產漸興》等文章。《知新報》於1897年2月22日(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創刊,由康有為籌劃出版、梁啟超兼理筆政、何廷光(字穗田)出資、康廣仁則負責具體運作創辦,該報於維新運動時期所創辦,為維新派在華南地區的重要刊物。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知新報》仍繼續出版。1899年7月20日,康有為在加拿大創立保救大清皇帝會後,更將《知新報》與《清議報》定為會報。《知新報》原按上海《時務報》模式創辦,初擬為《廣時務報》。及後經梁啟超斟酌後,才定名《知新報》,報頭使用篆書。其辦報宗旨,正如其創刊文章的「知新報緣起」指出:「不慧於目,不聰於耳,不敏於口,曰盲、聾、啞,是謂三病」而「報者,天下之樞鈴,萬民之喉舌也,得之則通,通之則明,明之則勇,勇之則強,強則政舉而國立,敬修而民智。」《知新報》是澳門第二份中文報紙,翻譯不少西文報刊,錄英、俄、德、法、美、日等各國大事,同時遠銷海外舊金山、悉尼、安南、新加坡等地。設社址於澳門南灣大井頭四號,其後在1900年11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初一)出版的第129期有遷館告白:從大井頭四號移寓至門牌十九號。初為5日刊,自1897年5月31日(清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初一)的出版的第20冊起,改為旬刊 (十日刊),篇幅較前增加一倍;又至1900年2月1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12冊開始,再改為半月刊,每期約60餘頁,冊裝。目前所收集的最後一期是1901年2月3日(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第134冊,是否仍有後續出版的刊冊,有待進一步研究。本會感謝中山大學圖書館的支持,合作將該館珍藏的共134冊《知新報》原件進行電子化,得以在此平台與公眾分享。此外,本會為每期之目錄加設鏈結功能,以便各方讀者閱讀。《知新報》主要撰述和譯者如下:撰述:何樹齡、韓文舉、梁啟超、徐勤、劉楨麟、王覺任、陳繼儼、歐榘甲、康廣仁、黎祖健、麥孟華、林旭、孔昭炎、康有為 英譯:周靈生、盧其昌、陳焯如、甘若雲葡譯:宋次生德譯:沙士日譯:唐振超、山本正義、康同薇
“望洋臨絕頂,千樹燭續紛,照海光搖電,烘天焰結雲。鵲橋疑入曉,銀漢逼斜曛,萬里歸帆近,燈花艷紫氛。”清朝乾隆時,海防軍民同知印光任,詠東望洋山燈火詩也。蓋東望洋山頂,自昔已有燈塔一座,日則靈光歸然,夜則探燈四射,成為澳門唯一之標誌。攷東望洋山,為澳中最高之山。海拔九十三公尺,面積約二英里,綿亘於澳門東岸,可遠望九洲洋,故名東望洋山。據《勤勉堂詩鈔》左秉隆詩云:“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鄉?高築石台知有意。要看旭日出扶桑。”或亦有所本也。東望洋山,古稱琴山,因其橫卧若瑤琴然。而遍山繁植松樹,故今多稱之為松山,或稱萬松嶺。所以汪傭叟之《澳門雜詩》有云:“岧曉燈塔下,亦日萬松嶺。危疆咽寒濤,響撼瘮蛟影。蟠曲若無路,深翠闢奇境。幽人汛瑤琴,衆籟動淒警。風帆時去來,縹緲吵盪千頃。”東望洋山,縱貫澳門南北,惟被東望洋斜巷隔斷,可分為兩段:北段之頂峰,有燈塔、教堂、炮台,東望洋山馬路環繞著半山,其間有松山亭、半山亭、水塘、及松山花園等;其南段有天文台、山頂醫院等,東望洋新街盤其麓,昔日還有古城牆,沿山高下而築,以為澳門之海濱防禦工事焉。東望洋山,既分南北兩段,明末時期,澳葡築城自固,遂將東望洋山之南段,劃作澳門城基;更擇山之高處,築一碉堡,初名之為聖伯多祿堡(St. Pedro),後易名為聖耶安連摩堡(St. Jerónimo)。迨至拆城後,堡亦被拆毀。一八七二年,澳葡將沿山之城基,改建為仁伯爵醫院(Hospital Conde de S. Januário),即山頂醫院。又於一八八零年,更將城堡廢址,建成天文台。現在天文台山下,近雀仔園斜坡處,尚遺有當年古城之斷垣殘堞一小段,足資歷史攷證者。東望洋山之北段,以東望洋燈塔處為最高,登該處,可以俯瞰全澳,遠望大洋。未建燈塔前,該處已被稱為望洋台。當年明末義士張穆,嘗至該台,有《登望洋台》五言古詩一首,見《鐵橋山人詩稿》,其詩云:“生處在海國,中歲逢喪亂。豪懷數十年,破浪已汗漫。故人建高纛,樓船若鵝鸛。因之慰奇觀,地力盡海岸。西夷近咸池,重譯慕大漢。寶玉與夜珠,結市異光燦。若夢遊仙瀛,金宮赤霞爛。危樓切高雲,連亮展屏翰。水上多神山,青削屢續斷。澄波或如鏡,一葉亦足玩。及爾長風迴,氣色忽已換。狂瀾渺何窮,萬里生浩嘆!”蓋當時香港尚未開埠,澳葡獨握市舶之貿易霸權,而澳門處此黃金時期,故樓船云集,貨寶常川,其繁盛情況,在東望洋山下,誠有如是者。望洋台上,澳葡於一六二六年,首先在此建立起一座小教堂,是為東望洋山上之最古建築物。該教堂僻處山巔,遠隔市廛,環境至為幽靜。因此在一六三七年時,聞有四位西籍之天主教聖家辣會修女,初到澳門,就隱居其內,堅持苦修,謝絕世面,如是者,嘗歷數十年云。該教堂所祀之神,為聖母雪地殿(Cidade do Santo Nome de Dues),葡人奉為護衛航海之神。猶閩粵漁人之祀奉天后然。聞其嘗著靈異,昔日澳葡相傳,有一神話,謂當年曾有數艘葡國貨船,揚帆來澳,在半途中,黑夜遇風,迷失方向,正陷疾風駭浪間,危險非常。忽睹空際,發現一盞明燈,閃耀前行,為之引導,卒安抵澳境,明燈遂隱沒山上。各船既得脫險,翌晨細察,乃知此為東望洋山,衆便認為聖母顯靈云。後來澳葡因本其旨,於教堂之側,建立一座燈塔,俾得夜間,照耀海上行旅,意至善也。現該教堂內,還有數個古墓,嵌葬壁間。蓋此乃舊日羅馬教古例:凡神甫死後,便將屍體連棺,埋藏於教堂之厚牆內,以示尊敬。故澳中教堂,亦有多間理有棺槨者,如大廟頂及三巴仔等之教堂內,亦如是也。自從澳葡在望洋台上,建設炮台,而該教堂,亦被視作軍事禁區,不許閒人登覽。惟於每年之八月五日,乃該教堂之聖母雪地殿紀念日,例行開放一天,任人登山遊覽。自從一六二二年。經過荷艦襲澳後,澳葡或亦感覺澳門海岸防禦工事之重要,於是驅使戰勝時擄獲之荷蘭俘虜,開始修築望洋台上之堡壘。後來該隊俘虜之荷酋臨終時,嘗請求澳葡,准其刻一石像,竪立在望洋台上之教堂門外,俾作紀念。該像後來曾在一個時期,移置於議事亭內之樓下大堂,作為古物陳列,是亦澳門歷史之遺物也。據《澳門三百年(Macau Na Epoca da Restauração))對東望洋炮台曾註云:東望洋炮台,至一六三七年嘗擴大增修,翌年一六三八年才完成。有一碑誌刻著:當時司令為諾朗也云。聞該炮台,佔地七百公尺,迺由華人承建者,建築費竟達白銀七千兩整。澳葡擴建此炮台,隱藏在東望洋山中,堅巧異常,其用心亦工矣。據清朝康熙時,澳門關前街有中國關部行台,當時首任粵海關監督成克大嘗蒞此,曾登望洋台,並有五言古詩一首,見《畿輔詩傳》十三。其詩云:“峻嶺有高台,突兀南溟岸。長風萬里來,天際帆影亂;極目荒徼外,一氣疑未判。蛟室邈難知,蜃樓聚復散;天吳時出沒,驪龍珠光燦。四海無揚波,重澤來浩瀚;百貨走如鶩,有無相易換。澳賈圖市利,此地立壟斷。攘奪釁竇開,掩襲肆狡悍。橫山起軍壘,張威護里開;外禦異己者,會使諸夷憚。我來一登臨,狙橘信難捍。嗟彼番鬼謀,貿易操勝算;但恐恣驕縱,與世成冰炭。濫觴不在多,積微因有漸。勿令登台人,徒作望洋嘆。”東望洋燈塔,在東望洋炮台上,聖母雪地殿教堂之左方,屼立澳門之最高峰,為遠東歷史上最古之第一座燈塔。澳葡於一八六四年興工,至一八六五年五月始告完成。塔身高十三公尺,在該年九月二十四日晚上,開始放出第一次光芒,向澳門四週,循環掃射,終宵不停,其光線射程,可遠達二十五海浬。燈塔內部之構造,因當時機器尚處落後,故只用木輪繩錘等物,並利用擺力使其旋轉,循環不息。雖屬木製粗笨,但頗見思巧。聞由一位澳門土生之葡人,名賈勞士域臣地洛查(Carlos Vicente da Rocha)所設計造成者。該座燈塔,在一八七四年九月,即清朝同治甲戌十三年八月時,遭遇到澳門一場空前兇暴之大風災,慘被毁壞,因此停止發光。後來經過一段長時間,加意重修,改換新式機器,配用法國反射鏡,才於一九一零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再放光明。後來澳葡更於燈塔頂端,裝設一架新式之精密望遠鏡,雖數百里外之人物,遠如前山地方,亦能悉收覽於鏡中,纖毫畢現,清楚非常。燈塔前面,有旗杆一枝,高逾二十公尺,為懸掛徽誌,及標示風訊之用者。東望洋山上之旗杆、燈塔、教堂與炮台等,聯結一起,互相輝映,成為澳門之唯一特別標記。而遠來之船舶及飛機等,一望便可認識此迺澳門焉。東望洋燈塔下,半山間,有一環山大道,迺公開任人遊覽者,不比東望洋燈塔之炮台區域,視作禁地然。環山路上,古松夾道,蓊鬱蒼勁,有若虬龍,故今人到此半山遊覽,都稱之為松山。松山西面,有一“半山亭”,該亭正中,懸一匾額,題曰:“半山”,迺翁桂清所書者。但當時澳門商會之理事長劉柏盈,名之為“商人節紀念亭”,有“商人節紀念亭碑記”云:“近世自勞動節日始,迺至婦女,兒童亦有節日,於是吾國商人,亦定每年之十一月一日為紀念節日。節者序也,取其社會階層,無不有序,有序有循,循序以進,日進無極之義云。我僑同人,因思其義,擬紀其事,爰集資金,建小亭於松山之麓,用使遊人得以憩息焉。籌建人澳門總商會理事長劉柏盈,暨全體理監事同立石,民國卅八年五月廿八日。”此正全國解放前,故同胞被稱為僑胞焉。亭之兩傍,有聯一比曰:“一亭庇抵萬千廈,喬木種徑三百年。”又有序云:“澳門互市以還,歷今三百八十餘載,戊子歲冬,中華總商會同人,發起於松山置亭,為遊人憩息之地,以誌商人慶節。語云:樂與人同,斯亭有焉。爰為紀言,以留鴻爪,以名其勝。已丑小春,梁溪八十老漁,錢寶和二南撰書。”竊思松山上之良辰佳節,最熱鬧莫若重陽,遊山登高,毋過於此。自來不少文人墨客,嘗於是日,在此吟哦寄意,於所謂某節何有哉!蓋松山高冠澳中各處,所以每年九月九日重陽佳節,澳中人士,靡論男女老少,輒多聯袂偕來,作登高之舉。惜東望洋燈塔區域,已被列為軍事禁地,否則一臨東望洋燈塔頂層,實為澳中最理想之登高處也。惟是環山道上,仍屬熱鬧非常,或攜壺備饌,作半日之流連;或拍照提機,留一時之紀念;或繞山漫步;或據石評棋;或練氣弄拳,觀摩較技;或觸情興感,唱和聯吟。猶憶繆君侶之“百尺樓詩稿”,有“重九松山登高”五言一律云:“吟嘯非無地,登臨卻有山。萬松融滴翠,三徑滿含斑;謝屐行猶健,柴門掩未關。秋原多景色;白髮映朱顏。”又讀《兩行堂詩鈔》,有“重九登東望洋山,應友人茗酒之會,用東坡庚午九日韻,呈同座諸子”,七言一律云:“勞生誰復羡長閒,露頂人前鬢亦斑。習俗未忘重九節,舉頭已見萬松山;且隨紫菊茱萸會,不落疏風冷雨間。多謝主人能愛客,邀將明月送君還。”重陽佳節之東望洋山上,影相攤檔,隨處營生;食物販子,沿山叫賣,一改閒日山林幽靜之情況。每年是日,還有一個臨時小集團,名為松山舊侶,邀集一羣多年常到松山散步,或習拳之仕女,在此聯歡聚餐。移爐灶於山間,飛羽觴於松下;筵開多席,盛極一時;擬桓景之登高,效孟嘉之共醉;老少咸集,履烏交錯,亦韻事也。松山東面,在環山道傍,又有一“松山亭”,此亭之式樣,儼如“半山亭”然。亭前柱上,亦有聯一對,分嵌“松”“山”二字於兩比之首,曰:“松風徐送,正盪胸懷,更看鏡海波光,蓮峰嵐影;山雨欲來,且留脚步,遙聽青洲漁唱,媽閣鐘聲。”並附有序云:“中華民國卅八年春月,澳門華商總會,倡建松山亭。落成,屬題紀念。錢城李供林敬撰並書。時年六十有八。”該聯工整貼切,詞句如珠,誠佳作也。且其序說明為松山亭焉。但當時澳門商會之理事長劉柏盈,名斯亭為“柯維納總督紀念亭”,且泐有“柯維納總督紀念亭碑記”,姑照錄之:“澳門自展拓商埠以來,僑業日趨興盛,迨太平洋戰起,雖有東亞防空壕之目,惟是交通影響,物質不無窒息。幸世界和平後,柯維納總督蒞止,施政不逾年,而繁榮重𡲶。同人等深慶得人,爰集資金,建亭紀念,亦甘棠之頌也。籌建人澳門中華總商會理事長劉柏盈,暨全體理監事同立石,民國卅八年五月廿八日。”亭之正中,亦懸一匾額,題曰“松山”,更有跋謂:“比來吾僑能休養生息,重睹繁榮,實拜柯維納總督之賜,用建斯亭以誌不忘。戊子長至日傅德蔭題,翁桂清書。”惟松山亭之左右,竟生薇草,澳中高士,嘗有采而食之者。憶張學華之《闇齋詩稿》,有“食薇歸而有作”,其詩云:“日夕望松山,不識山中薇,想像嶔崎人,抱節耐長饑,小草亦何幸,千載有光輝。瞿然念身世,芳躅誰能追。南方狀草木,眼底紛陸離;空谷閟孤秀,寒歲留幽姿。合寫高士圖,未許流俗知。在山何必深,素質自芳菲;海濱述風土,記載亦偶遺。當筵佐盤餐,莫笑口腹私;庚郎足鮭菜,吳客憶蒓絲。風味略相似,肉食彼何為。淟涊尚偷生,野老只自悲。岧岧首陽巔,世晚吾安歸。”讀是詩,倍覺詩人之清高,與世之阿諛奉承者,當不能並論也。松山之陰,既有二龍喉花園依其麓,本築有石級可以登山者。但自從二龍喉花園改建作動物公園後,遂將石級拆毁,封鎖通道,致與半山隔斷。而曩日半山間,尚有一個松山花園,環繞著山上水塘,綠蔭深處,別有天地,花間鳥語,松壑風濤,都盡堪流連者。憶昔劉草衣有《春曉登松山聽鵑》七言絕句一首云:“薄袖禁寒坐曉煙,萬松陰裡聽啼鵑,飄零有客如張儉,為汝臨風一惘然。”又江仲春有《松壑聽濤》五言絕句一首云:“萬馬共奔騰,蒼虬日夜鳴,羊腸徑屈曲,明月照人行。”園中奇花異草亦夥,據《雨屋深鐙詞稿》有《三姝媚》詞一闋。序云:“丙寅偕今嬰登萬松山,有紫花數叢,不知其名,詢諸花傭,言來自海西,以棠梨接之,花色益艷,因名以海紫杜鵑花。”其詞云:“瓊蕤籠繡葆。訝東風吹晴,落霞多少姹影撩人,漫誤猜寒信,雁來秋老。西域移根,才做就盈盈輕小。幾度銷凝,鸚眼微舒,鳳毛低裊。倦客扁舟歸早。憶野色林邊,暗餘殘照。露泣煙唬,便夢飛天末,怎生拋了? 一捻鵑痕,還惹起傷春幽抱,望盡芳菲,誰寄丹青寫好。”園內花坪草地,往日不少遊客在此憩息,或玩拳聊天,地方雖小,惟面臨一池春水,亦一好境界也。惜今該園,又被澳葡封鎖,列為軍事禁區,只有水塘一角,在環山道上,尚可聞蛙聲咯咯耳。松山水塘,在東望洋山間,三面峭壁拱護,已廢之松山花園環其上,餘空一面,築石壩禦水,環山馬路經其前,下有濾池,水經喉管而流達各處。該塘原為松山之巖壑,泉水之淵源也,澳葡於三十年前,在此築石貯水,更導山中雨澤,灌聚於斯,遂淤積成塘,滿以為可作自來水供用。蓋當年澳門人口無多,不過五、六萬人丁耳。但因塘小,深不過數丈,面積亦不過幾百尺,蓄水有限,且來源無多,故成夢想。後來將之作為洗街水喉,及備作遇有火警時,作救火之需。後來澳門自來水公司成立,迺在東望洋山脚,另設水塘,所以《澳門市街名冊》竟謂:東望洋山區有水塘兩個焉。茲附錄《澳門市街名冊》註釋東望洋山區云:“東望洋山,該山係本市最高之岡陵,位於馬交石與若憲山之間,四週約以下列地方為界:與海邊馬路平行之外港填池,海邊馬路一部份;士多紐拜斯大馬路一部份;何東花園;得勝馬路;與火藥局斜巷等。此山大部份為樹林,其中有水塘兩個,憩息亭二座,燈塔一座,聖堂一間,舊式炮台一座,兵營一所,及花園數處。另有下列之街道:地厘古工程師馬路、海邊馬路、水邊斜坡、東望洋斜坡、劏狗環斜坡、火藥局巷、東望洋眺望台、海之聖母眺望台等。”以上就是澳葡當局所稱之東望洋山區,其葡文名稱為“基亞”(GUIA),蓋即當年荷蘭俘虜酋長石像之名也。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6月29日,澳門政府發佈訓令,通過《亞爾古 (英雄)體育會章程》,正式創建亞爾古 (英雄)體育會 (O Argonauta),會址在荷蘭園大馬路27號一層。1933年時會員120餘人,後發展到300人。創辦人為阿尼西奧.路易斯 (Anísio Rómulo Luís)。該會是當時一家在殖民地內唯一被法律認可的全面發展體育運動的體育組織,也是1931-1933年三年間較大推動和發展澳門地區體育運動的唯一組織。該會擁有一支實力極強的足球隊,在1930年代,亞爾古英雄隊與另一支葡人球隊黑豹隊 (O Tenebroso)成為澳門足壇的中流砥柱,挽回了澳門體育運動俱樂部衰落後葡人足球的頹勢,在當時的南中國地區享有相當的聲譽。澳門歷史檔案館館藏民政廳檔案:AH/A2/P-1434miz. A1207澳門市政廳第410號1933年6月23日文件;澳門歷史檔案館藏:澳門的足球、澳門體育組織名單 (1950年編);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46頁。《澳門政府憲報》1931年第29號,第719頁。
步出新口岸新填海區,在宋玉生公園對開巴黎街見到一座別致的平房式建築,線條結構,簡單利索,具有現代風格,令人矚目,四周庭園,環境恬靜,與兩側高樓大廈相映成趣,高低有致;又與宋玉生公園格調一致,似乎屬於宋玉生公園範圍。這座建築物屬澳門教科文中心,一九九八年六月廿九日揭幕。其實,該建築原作為前敎青司轄下的一個新青年中心,造價七百萬元,以推廣青年文化活動,並準備一九九八年三月啟用;後來更改計劃,轉為澳門敎科文中心。澳門敎科文中心是本澳一個新機構,其宗旨為推動澳門與國際敎科文組織及有關機構的聯繫,也促進澳門文化、教育等事業發展。中心內分上、下兩層,設有小型圖書館、展覽廳及可容納一百二十多人的會場。其中會場用途具多功能,可以舉辦講座、放映電影及小型藝術演出等。圖書館面積一千二百平方英尺,收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澳門的出版物,目前藏書逾三千冊,期刊百多種,並利用網絡與澳門圖書館聯絡,是本澳第一家與互聯網咖啡廊相結合的圖書館。展覽廳活動頻頻,經常舉辦各種展覽,吸引不少居民參觀。在一樓,設立互聯網咖啡座,面積約四百平方英尺,環境舒適,專人輔導,設備齊全,用者眾多,也開辦短期培訓課程。澳門敎科文中心建築物面積雖然細小,但卻起着提高澳門科教、文化、藝術水平的作用,盼能真正成為“澳門教科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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