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二年（1629年1月24日─1630年2月11日）12月20日，在葡印總督利尼亞雷斯伯爵（Conde de Linhares）米格爾•諾羅尼亞（Miguel de Noronha）本日的信中提及梅爾古良•博吉斯（Luís Mergulhão Borges）為澳門王室大法官。Manuel Teixeira, Os Ouvidores em Macau, p. 31.

崇禎五年（1632年2月20日─1633年2月7日）12月20日，菲利浦三世葡印總督與菲律賓總督聯手將荷蘭人逐出台灣，但仍堅持禁止中國與馬尼拉之間的交通和貿易。王室多次命令與決定的出爾反爾，也就決定了這些禁令往往收不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加爾西亞：《澳門與菲律賓之歷史關係》，載《澳門史新編》第2冊，第549頁。

崇禎六年（1633年2月8日─1634年1月28日）12月20日，澳門總督卡瑪拉•羅郎也本日寫給葡印總督的信稱，他曾試圖實行西班牙國王發出的禁止澳門與馬尼拉貿易的禁令。但他同時認為這一禁令缺乏可操作性，因為沒有辦法管理那滾滾財源。澳門人也明確表示寧肯死在敵人手下，也不願意服從新禁令。卡瑪拉•羅郎也還認為，如果葡萄牙商人和馬尼拉之間進行這一貿易，廣東商人將聯合福建商人把賣給澳門商人的絲綢直接運往馬尼拉，這將促使澳門商人通過中國商人進行地下貿易。羅郎也1623年12月20日信，見《季風集》XIXD，第1034頁，轉自羅里多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澳門和馬尼拉看中國》，載《文化雜誌》第53期，2004年。

崇禎十年（1637年1月26日─1638年2月13日）12月20日，在葡萄牙的阻擾和延擱下，英商們儘快地將澳門事務結束。英商船“凱瑟琳（Catherine）”號裝載從廣州和澳門購得的糖、薑、絲綢、瓷器及黃金等約值60000八單位雷阿爾的中國貨物先行返回英國。27日，由於英國商船準備將一批來澳門避難的日本基督徒和他們的財產運往印度，廣東政府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下令澳門政府將英人驅逐出境。29日，若翰•威德爾上校率領剩下的船隻離開澳門回國。若翰•威德爾這次澳門之行前後歷時6個月，但做的生意並不大，他們帶來的錢還餘下80000盧比，沒有用途。很明顯，這次航行的效果，是遠遠不及他在8月間所希望獲得的。但不管怎樣，他仍然看出將來和中國貿易的遠景。據他的觀察，他提議佔領海南島，作為不列顛的屬地。Peter Mundy, 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in Europe and Asia: 1608—1667, Ⅷ, Part l, p. 292.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7—28頁。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7月23日，法國耶穌會士羅歷山神父到達澳門。他於7月9日在安南被捕，並被判了死刑，後改判為驅逐出境。12月20日，他在鄭瑪諾（Manuel de Sequeira Tcheng）的陪同下從澳門出發前往羅馬。1649年6月27日到達羅馬，他向教宗和樞機院上書，最先提出創設“宗座代牧制（Vicars Apostolic）”以擺脫西班牙、葡萄牙保教權控制的主張。他認為，應由傳信部以“宗座代牧”的名義派遣代牧主教，直接受命於傳信部和教宗，並由這些代牧主教在傳教區培植本地神職人員。羅歷山的建議後為教廷採納。他後曾被任命為交州和交趾支那（Cochimchina）的宗座監牧，但他拒絕就任。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535—536頁；顧衛民：《17世紀羅馬教廷與葡萄牙在中國傳教事業上的合作與矛盾》，載《文化雜誌》第46期，2003年。

順治二年（1645年1月28日─1646年2月15日）12月20日，前澳督施羅保（D. Sebastião Lobo da Silveira）乘菲亞略•費雷拉（António Fialho Ferreira）的船離開澳門前往印度。他是個驕傲自大而又心地狠毒的人，殘酷地殺害了王室金庫代表瓦斯•彿萊雷（Diogo Vaz Freire），國王若奧四世下令將他押回葡萄牙並扣留其全部財產。施羅保後因“阿達拉雅聖母（Nossa Senhora da Atalaya）”號旗艦從果阿赴葡萄牙途中沉沒而患重病死於黑人地區（Cafraria）荒無人煙的海岸。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 p. 82.

康熙六年（1667年1月24日－1668年2月11日）12月20日，清廷派出大員審理澳門勒索葡人擅自開海貿易案，將兩廣總督盧興祖、廣東巡撫王來任、香山縣令姚啟聖、香山照磨詹其禎、守備丘如嵩等一律革職，其他下澳商人一律免罪。兩廣總督盧興祖及廣東巡撫王來任在被革職的同時被打入大獄，聽候處置。 《清聖祖康熙實錄》卷24，康熙六年十一月戊午；《明清史料》己編下冊第6本《刑部殘題本》。

康熙十二年（1673年2月17日－1674年2月5日）12月20日，方濟各會文度辣神父在信中寫到，艾腦爵修士夜以繼日地進行醫療工作，他經常帶著方濟各會修士和聖家辣修女到窮人中去治病。但他們的藥品很少，文度辣神父請求馬尼拉資助澳門聖方濟各會藥房一些藥品，但是得不到援助。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 p. 119.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2月3日－1708年1月22日）10月27日，鑒於鐸羅在中國頒佈反對中國禮儀的敕令而造成混亂，負責中國北方河南、陝西、山西三省傳教事務之艾若瑟（Antonio Francesco Giuseppe Provana）被中國副省選為使者，亦作為康熙皇帝的欽差，攜帶康熙皇帝的委任書出使羅馬。隨行者有艾若瑟神父的家僕樊守義，與中日教區巡視員陸若瑟（José Ramón Arxó）。他們於本日離開北京。12月20日抵達廣州，24日抵達澳門，他們在澳門居停20天。在此期間葡萄牙人不准艾若瑟與鐸羅見面會談。艾若瑟給鐸羅寫了一封信，措辭謙恭以請求諒解未曾去拜見他，因為他是被禁止會見的。薩安東：《葡萄牙及耶穌會參與中國禮儀之爭及康熙皇帝與教廷關係研究文獻集》之Doc.61《艾若瑟神父及樊守義神父生平備忘錄及其里斯本及羅馬出使情況》，第309—315頁。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2月7日－1713年1月25日）12月20日，澳門議事會決定送給香山知縣200兩白銀，請求他允許受封鎖的澳門船隻出海。這筆款項將由船主分攤，每位船主交納12兩白銀。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5頁。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1720年2月7日）12月6日，澳門議事會向葡印總督稟報關於澳門與巴達維亞的航行問題；總督曾下令每年只能派四艘船去巴達維亞，議事會在大會上已經就此作出決定；兩位重要商人沒有參加該會——當時被關押的安東尼奧．多烏特爾和正在生病的克依羅斯．佩雷拉（Manuel de Queirós Pereira）神父。這兩個人於1719年10月30日向議事會和總督提出反對意見，議事會和總督同意了他們的意見。他們的理由是：巴達維亞是當時唯一能獲得巨大租船費的港口；由此獲得的利潤可以供養澳門的很多軍官和海員；這些利潤可以維持他們“因為船隻和財產遭受巨大損失”而大受影響的家庭；克依羅斯和烏特爾的家庭“用二千兩白銀也難以支撐”。因此，這一禁令造成的損失太大，他們不能接受。因為，如果這些船隻不去巴達維亞，就會“在河中擱淺和腐朽”，因為誰也不肯拿船隻到其他港口冒險；況且議事會也要遭受損失，因為在上一年議事會對“與巴達維亞的海上貿易的徵稅達三萬兩白銀”。中國人出海貿易的禁令取決於中國皇帝，皇帝可能開放海上航行，那麼澳門貿易就徹底被毀。澳門和它的市民靠的是船主們。1719年12月20日，議事會作出對船主們有利的決定。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Vol.2, p.301; Manuel Teixeira, Macau no Séc. XVIII, p.210.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8月7日，方濟各會會士、南京主教熱蘇斯．若澤（Manuel de Jesus Maria José）乘“聖安娜”號船抵達澳門。他首先進行的工作之一是讓他的總會長曼努埃爾．沙伽斯（Manuel das Chagas）修士訪問教區；然而，由於同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逝世，新皇帝下令禁教，此事未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05頁。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2月16日－1723年2月4日）12月20日，雍正帝即位後，又開始了全國性的禁教，一部分流放到廣州的多明我會士來到澳門。廣州的清朝官員將他們的房產變賣後，將錢寄送到澳門。按照慣例將錢分發給寄住在聖多明我修道院的教士們。當時名單是：白多祿（Pedro Sánz）、若奧．克魯茲（João da Cruz）、德黃正國（又譯德方濟各，Franciscus Serrano）、歐塞比奧．奧斯科特（Eusebio Oscot）、曼努埃爾．特諾里奧（Manuel Tenorio）。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3, p.629.

雍正十年（1732年1月27日－1733年2月13日）12月20日，廣東官吏驅逐傳教士之後，下令把原屬傳教士的3500兩白銀交給澳門議事會理事官月旺•疏夏。議事會鑒於無錢支付日常開支，決定動用這些被驅逐的傳教士的錢，但議事會最終還是把該款歸還傳教士。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119頁。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1月24日─1793年2月10日）12月20日，下環街端盛號雜貨店工伴湯亞珍晚上往蟾蜍石海旁出恭， 回到左便沙邊巷內時，夷人噧威•哩啞嘶（Manuel Dias）飲酒沉醉，在此經過。因街口路窄，兩人相碰，噧威•哩啞嘶氣憤，手批湯亞珍左腮膚，湯亞珍不依，將噧威•哩啞嘶扭住舉拳欲毆，噧威•哩啞嘶情急，即拔身帶短刀嚇戮，致傷湯亞珍肚腹左邊，湯倒地，有華人吳亞迪經過，見到此情形報官。澳門理事官遂命黑奴將其抬至醫人廟（貧民醫院）醫治，由於傷重，湯亞珍次日晚因傷殞命。香山知縣許敦元親來澳門驗屍，並下令澳門理事官，查出肇事凶夷。而澳門理事官“包庇推延”，遲遲不交，最後在香山政府的多次催逼下，才在20天后交出兇犯。次年2月4日，澳門同知韋協中會同香山知縣許敦元、署香山協副將林起鳳來到澳門，提出凶夷噧威•哩啞嘶，遵例絞決。[1] [1]《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署香山縣丞朱鳴和為鋪民湯亞珍被蕃人戮傷身死案下理事官諭》，《香山知縣許敦元為臨澳驗湯亞珍屍事下理事官諭》，第332—333頁；《香山知縣許敦元為會同澳門同知臨澳覆訊凶蕃噧威哩啞嘶事下理事官諭》，第337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廣東巡撫郭世勳奏報噧威哩啞嘶戮斃民命遵例審辦緣由折》，第512頁。

清嘉慶六年（1801年2月13日─1802年2月2日）12月20日，駐印度貝納爾（Benares）英軍根據孟買政府的命令，致信果阿葡萄牙總督，聲稱有跡象表明法國人要攻打葡占印度達曼（Damâo）和第烏（Diu）及澳門，英國將以女王陛下的名義向葡萄牙提供軍隊保護。他們將向澳門派出阿爾米蘭特‧瑞麥爾(Almirante Reimier)船長率領的艦隊配合多林文(James Drummond)領導的士兵，他們以後將會和葡萄牙總督接觸。英國人還請果阿總督提示澳門總督注意面臨的危險，促使他意識到為了防衛，必須要和英軍合作。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12月20日，方濟各會士賈廷諾（D Manuel de S. Caldim）神父被任命為澳門主教，並獲救宗確認，1803年抵達澳門履任。同年，馬塞利諾‧施利華辭去澳門主教之職，並於翌年返回葡國。主教任命米蘭達‧索薩（António de Miranda e Sousa)神父，擔任澳門教區署理主教。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307頁；趙慶源：《中國天主教教區劃分及首長接替年表》，第29頁。

清嘉慶十年（1805年1月31日─1806年2月17日）12月20日，在澳門聖若瑟修院教堂，賈廷諾主教為若阿金•薩賴瓦修士舉行了賜福儀式。後者將去北京教區任職，當時薩賴瓦年僅39歲。然而由於清政府業已開始全國大禁教，薩賴瓦未能成行。他一直在聖若瑟修院任職教授哲學與數學課程。平托•戈麥斯（João Pinto Gomes）神父認為，薩賴瓦主教未能進入北京之事有更深刻的原因，嘉慶帝時，南方各富裕省份及西藏、蒙古均出現了嚴重的政治問題，在與臨近貢國關係上也出現緊張形勢，而海上各經濟強國，在與臨近法國、美國和俄國尋求利益，他們都在設法控制荷蘭、英國海上貿易，壟斷茶葉、珍珠及鴉片走私。在這種總體形式下，清朝的官僚及宦官很容易掀起仇恨外國人的排外主義運動，而駐北京的傳教團即被清政府視為對這一形勢施加政治影響的機構，故取消在北京的傳教團是清政府必行之策。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7頁；亞凱西奧（Acácio Fernando Sousa）：《18—19世紀葡萄牙傳教士在中國》，載《文化雜誌》第18期，1994年。

盧觀恆，字熙茂，外國商人稱為茂官（Mowqual），廣東新會（今屬江門市新會區）棠下鎮石頭村蓬萊里人。廣利行富商。 盧觀恆出身於貧苦家庭，幼時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他40歲時，尚未娶妻成家。為了生計，他從新會來到廣州謀生，為商人看管歇業的店鋪。18世紀80至90年代，常有外國商人運商品到廣州貿易，因受到廣州行商的壟斷壓價，外商不願壓價出售貨物的情況。於是不少外商租盧觀恆看管的空鋪暫存貨物，並自定價格，委託他代售。 盧觀恆借此機會，加上他經營有方，往往能將外商暫存貨物出售清光，從中獲取利潤和佣金，並得到外商的信任。外商不斷運來洋貨到廣州，委託盧觀恆代售。就這樣，他成為商人，積累一定的資本，並且生意越做越大，成為外商眼中的重要商人。 盧觀恆未正式承充行商之前，就與英國東印度公司做生意。1787年12月28日，“他不是一名行商，申請轉移與茶葉合約有關的款項共計130000兩”。在1786-1787年和1787-1788年兩個貿易年度，他向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港腳商人）購買大量棉花，成為與英國進行棉花貿易的最大商人。這無疑為他後來得以承充行商及發達打下良好的基礎。 1792年9月，“粵海關監督另發給六位商人的行商執照”，在“新行商中，盧觀恆多年來與委員會訂立相當巨額的合約，他是文官（蔡世文）的親信，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作為承充行商，盧觀恆商行名為廣利行，地址在源昌街（今廣州市十三行路南），後又遷至今廣州市普安街處。 在盧觀恆的精心經營下，廣利行業務蓬勃發展，日益興旺。特別是他和次子盧文錦承商時期，商務繁榮昌盛，在廣利行與英國東印度公司貿易上，無論是毛織品還是茶葉，都是不斷上升，並且排在眾行商的前面。[1]1809年4月，盧觀恆聽說總督百齡籌議在澳門派設專營，以控制和懾服澳葡，當即表示捐餉支持“今情願捐銀十萬兩發商生息，以備每年兵食之需”。盧觀恆支持澳門防務的舉動，博得嘉慶皇帝的的讚賞。 盧觀恆捐款十萬兩，利於澳門防務，並持續30多年“前山營有一項從洋商捐出生息，嘉慶十四年奏作添設前山兵營餉之用，按年複實支銷，歷三十餘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底，部存銀五萬三千八百兩。” 盧觀恆的行為一舉兩得，既以捐輸換得職銜，又求得澳葡當局懾服；番舶安集，商賈蒙麻，確保行商在澳門的貿易。 1812年9月，盧觀恆擬保辦澳葡第十號額船的所有進出口貨物。為了防止澳葡及各類客商私相買賣，礙其生理，他特向粵海關監督德慶察報“竊查澳門各船進口貨物，向係各客自行赴澳買運，在澳門口報輸，給單來者。其下澳出口各貨，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報驗輸，請給大牌下澳。如係小販零星，不能候給大牌者，始准隨時自行報輸，請給便單運往，此向來辦理澳船貨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隻較大，貨到怕重，例歸外洋行保辦，所以重國課而專責成，歷年辦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與別項夷船不同，所有進出口貨物，自應歸保商辦理，以昭慎重。茲商現在保辦第十號大西洋夷船，所有進口貨物，應照例由商行一手經理，其出口貨物，亦應由商請給大牌運下，該客販等自不得私自攜越，致紊章程。若聽其照別項夷船之例，自赴澳門買運，及便單報下，不特貨物零星，易啟影射偷漏，有虧稅怕，且亦非從前原定歸行保辦之本意，理合案明，伏乞俯賜出示曉諭，實為恩便。” 當時澳門的對外貿易，特別是澳葡額船進出口貨物，按例向由廣利行及其他十三行保辦經理，而且已實行多年。十三行商人“下澳”貿易不但是成例，而且帶有不可“私相攜越”的壟斷性。可能是這種壟斷性受到挑戰，盧觀恆懇切地敘述保辦澳葡船貨的“成例”，懇請粵海關對此“成例”予以保護。對於他的察報，德慶的回覆是非常明確的“查大西洋夷船進出口貨物，向由保商承辦，自應仍循舊章，不得稍有紊亂，致滋影射偷漏之弊。”[2] 1802年，英國為侵佔澳門，集結在廣東海面的英國兵船多達六艘，兵千員，滿載兵械炮具，隨時準備登陸澳門。盧觀恆、潘有度等行商多次代粵海關監督傳諭英國大班。經盧觀恆等人反覆交涉，同年7月4日，英國兵船全部離開中國海域，英軍第一次圖謀攻佔澳門被化解。 1807年2月，停泊在廣州的英國商船海王星號一班喝醉了酒的水手在岸上與當地群眾鬥毆，一名中國人被打死，一位海關關員受傷。南海知縣下令要保商和英國在華代表交出肇事者。盧觀恆是保商，願意懸賞兩萬銀元緝拿兇手；又交涉英國大班剌佛。數日後，涉案的52名英國水手在南海縣衙受審，庭審結果認定藏匿於澳門的希思為兇手。後來，盧觀恆與另兩位行商趕赴澳門，將希思押回廣州。 1808年，盧觀恆、伍敦元、潘有度合捐數千金於洋行會館，又由英公司大班剌佛自小呂宋載十小兒傳牛痘種至廣州，聘邱熹、譚國兩人免費為市民接種，開創中國群眾性接種牛痘之先河。同年，西關紳士何太清、鍾啟韶等發起修浚西關各濠渠，向盧觀恆、潘有度等行商集資。盧觀恆等各捐出大筆款項，成立“清濠公所”，主持西濠涌等河渠的疏浚、整修工程，後又用餘款興建有名的文瀾書院。 1812年12月20日，盧觀恆在廣州病逝，終年66歲。 盧觀恆去世後，其子盧文錦承充行商，掌管行務，商名為盧隸榮，外國人稱為茂官第二，以別茂官。 當時盧文錦約20歲，首席行商的位置只好讓給怡和行伍秉鑒。盧文錦小農思想嚴重，將大量財產凍結在地產上，投入商業貿易的資金大量減少，廣利行生意從此日下。盧文錦英年早逝後，由其四弟盧文翰執掌廣利行行務，商名為盧繼光，西人稱茂官第三。盧繼光承商時期，廣利行商務進一步衰落，到鴉片戰爭結束後，廣利行已欠債354692元；之後他回老家居住。 盧觀恆的長子盧文舉之子盧薛昌，因廣利行過早衰敗，沒有參與到家族生意中。商行生意結束後，盧薛昌沒像大部分家人一樣回老家，而是選擇留在廣州經營午時茶店小生意。 盧文錦繼承行商時，實際權力掌握在盧文舉手中，為了炫耀自己，硬把父親入祀鄉賢祠。盧文錦以父親辦義學義田，有功桑梓為由，要求將父親入祀鄉賢祠，並重金賄賂廣東各級地方官吏。新會知縣和一些鄉紳牽頭，要求將盧觀恆入祀鄉賢祠。 1815年5月10日，奉旨入祀，盧文錦在明倫堂大宴賓客，設飲唱戲，極為豪奢。此事引起另一些士紳的強烈不滿：盧觀恆未曾讀書，曾與堂兄爭田產、拔兄髮辮等。香山學者黃培芳、東莞鄧湻和番禺陳曇認為只要向上告發，從容力辯。最終朝廷降下聖旨：將盧觀恆濫祀鄉賢祠的“木主”撤出，摘去盧文錦頂戴，結保之巡撫、藩司等各級官員、士紳分別降級罰俸。[3] [1]黃啟臣、龐新平：《明清廣東商人》，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1，第287-288頁。 [2]林廣志：《晚清時期澳門華商與華人社會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博士論文，2006，第36-37頁。 [3]《“盧觀恆家族”來如夏花絢爛去如秋葉靜美》，載《南方都市報》，2007年5月21日。

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2月5日─1849年1月23日）12月20日，亞馬留總督命令在澳門的中國人進行戶籍登記，以規範地域管理，阻止那些遊手好閒之人利用澳門的疏鬆管理湧進澳門。據稱，這些人進來後，流落於澳門中國居民區之間，結果導致竊案頻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97頁。

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12月20日，亞馬留總督命令在澳門的中國人進行戶籍登記。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12月20日，葡萄牙女王瑪麗亞二世批准海外委員會官員澳門問題文件，全文6項條款全部涉及廢除1845年11月20日取消葡萄牙海關的法令及一系列海關運作所必須的行政措施。其主要內容為，同時恢復澳門的葡萄牙海關及中國海關。里斯本政府批准澳門繼續同廣東政府談判，“促使中國海關及行商返回澳門”。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12頁。

咸豐六年（1856年2月6日─1857年1月25日）12月20日，澳門主教熱羅尼莫．馬塔下令，在聖若瑟修院建立一所教區神學院，並任命澳門副主教聖若瑟神學院教師勞倫索．古維亞（Manuel Lourenço de Gouveia）神父為神學院院長及修會財產管理人。並由貝爾南迪諾．巴羅佐（António Bernardino Barroso）神父輔助其教學工作。當時神學院人員解散，學院極度衰落。澳門因無良好的教育機構，市民們只得將自己的子女送到英屬殖民地新加坡、孟買和加爾各答受教育。面對這一困境，古維亞神父上書里斯本政府，請求援助中國傳教團和澳門神學院。但他的請求一時並沒有得到答覆，古維亞神父厭煩而苦惱，上書政府將其撤換。Manuel Teixeira, Macau e a Sua Diocese, Vol. 3, pp. 389-390.

同治元年（1862年1月30日─1863年2月17日）12月20日，下午3時，大炮台發出商業區失火的信號。火勢蔓延得非常快，不久就從木船巷（Rua da Barca da Lenha）燒到福隆新街（Rua da Felicidade），此處非常狹窄，且堆滿柴草、煤塊和木料。因此大火旋即就蔓延到Pun-Pin-Vai，長長的火舌時刻威脅著附近街巷的民房。萬幸的是，恰恰此時風向變了，由北風轉為東北風間東風。火勢逐漸減弱，人們漸漸平靜下來，並利用運來的存水將那些跳躍的火苗一一澆滅。至晚上9點，大火全部被撲滅。後查明大火是一家褥墊店鋪由於疏忽造成的。大火燒掉了57家房屋，為滅火還拆了4間房屋。一名10歲小姑娘和一剛出生嬰兒在大火中喪生。這是繼1856年商業區大火後，城裡發生的最大一次火災。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49—150頁。

光緒五年（1879年1月22日─1880年2月9日）12月20日，夜10點30分，灣仔大火，燒毀葵寮約有1000間、鋪屋40餘間。《澳門政府憲報》1879年12月27日第52號。

光緒十八年（1892年1月30日─1893年2月16日）12月14─21日，華人舉行康公廟建醮大會，澳門華政廳為此出示嚴禁各東洋車通行康公廟前地巴嗉咑爾古街、沙梨頭海邊街、通商街、美基街、伯多祿街，並不准各人在該時間內在以上所禁之街，施放爆竹。澳門西洋政務廳亦出示，在此期間，所有外國人等，如有到該處遊玩者，務須善視華人，不可爭鬧。《澳門政府憲報》1892年12月7日第49號，1892年12月15日第50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1月13日，澳門理商局批斷何連旺家族產業——“時和銀店”倒盤。並批盧光裕作為總理該倒盤店事務人，蔡康及潘禮臣作為管理該店倒盤數目人。至本年的11月18日，澳門按察司衙門將時和倒盤店東主何連旺、何連鈞、何連漢、何連輝、何連宗各屋查封，並於該日拍賣，取銀抵填時和銀店各債。12月20日，又拍賣何家兄弟的另外一批屋業。何連旺家族的破產應與其不斷支持維新派人士在澳門活動有關。據康有為1903年2月26日《致葉恩、徐為經等書》稱：“何穗田□□□始終任其至難，始終一心，忠義無雙，□吾保皇會困數萬金，計今同志中實無其比。今因吾會所累牽，倒其銀號，實吾會同志所共愧也。然亦不過去其數萬，而仇家敵党疾其為保皇會事，妄造謠言。”又稱“穗田家原有47萬，今與兄弟分，不過20余萬，然至今尚是殷實富家也”。可見，何家時和銀店雖已倒盤，但何廷光家道並未因此而中落。《澳門政府憲報》1902年1月18日第3號。《澳門政府憲報》1902年10月25日第43號。《澳門政府憲報》1902年11月22日第47號。方志欽編：《康梁與保皇會——譚良在美國所藏資料匯編》，《函牘》，第52頁。

宣統二年（1910年2月10日─1911年1月29日）12月20日，澳門署督據澳門公會會議，批准將《莫非亞及鴉片製造藥料出入口生意章程》（共46款）施行。其中規定欲在澳發賣者須領牌，每年應繳牌費銀25元。另入口時，莫非亞（為嗎啡之葡語譯音）每兩納規銀6元，鴉片煙製造藥料每兩納規銀3元。只准合格有憑之醫生、藥師及華人醫院，可以賣莫非亞及鴉片煙製造之藥料，以為醫治病症之用。《澳門政府憲報》1910年12月24日第52號。

民國二年(1913年1月1日─1913年12月31日)12月20日， 因一夥革命黨人逃至澳門， 廣東都督龍濟光致函署理總督美珊枝， 要求澳門政府引渡這些到處播撒動亂種子、密謀反對中華民國的逃亡者。美珊枝復函稱：關於您所提到的這些華人， 我敢保證， 在澳門， 他們沒有密謀反對中華民國， 也沒有發動鼓吹任何反對中華民國理想的宣傳。美珊枝還申明， 他會把任何反對中國的革命者從澳門趕走。傑弗里．C. 岡恩：《澳門史：1557—1999》第5章， 第146─147頁。

民國八年 (1919年1月1日─1919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門重新施行《澳門省組織章程》。澳督巴波沙根據章程第11章之規定，決定取消氹仔及路環市政廳。從次年1月開始，市政廳職能及相關人員併入離島統領部。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136頁及第324頁。

民國十四年(1925年1月1日─1925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門助學會(即澳門土生葡人教育促進會)大樓落成，其設計師為工務局幫辦加斯堂．伯爾熱(Gastão Borges)。 該樓為當時歐洲剛流行的“裝飾性藝術風格”建築造型設計，樓高兩層，橫軸寬度恰與塔石球場平齊，四坡頂紅磚牆，鋼筋混凝土內柱和基座，在當時是很新穎別致的一幢洋樓。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1900─1949)》，第191頁；金豐居士：《堪輿師指不宜住人，助學會大樓風水笑面虎》，載《新報》2006年11月16日。

天主教鮑思高慈幼會在1906年創立澳門無原罪工藝學校。原著錄：《母校鐸聲》（1931年始）民國時期澳門無原罪學校（慈幼中學）之校刊，初為季刊，後轉為月刊。為該校之同學會會刊。

1941年（民國三十年）3月7日，樓高九層的國際酒店落成。12月20日，澳葡當局為居民分發“購取糧食憑券”。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澳葡當局宣佈中立。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出版其編撰的《粵葡辭典》及《葡粵辭典》。

民國三十六年 (1947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12月20日，信達貨倉輪船公司成立。該公司由葡國人集資創設，現有輪船3艘。一為“新利文”號，載重800噸；二為“新利吉”號，載重800噸；三為“新利發”號，載重208噸。此外，公司還在內港建有一座面積達900平方米的貨倉。本年新組設的澳門公司還有：蘇沙有限公司 (9月5日)、華山船務有限公司 (10月21日)、東利航業有限公司 (12月6日)、澳門航空有限公司 (12月16日)、羅德禮繼承有限公司 (12月26日)。《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67頁。《最近三年澳門屬地完成及改善各項工程概況 (1947年9月至1950年9月)》，第68頁。

民國三十七年 (1948年1月1日─1948年12月31日)12月20日，澳門郵政局發行第一套以本地為題的郵票--“澳門風貌”，這套郵票充分利用不同的刷色，展現出澳門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景色和建築物，色調古樸，風格典雅。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ōs de Macau, Vol. Ⅱ, p. 779.

1948年澳門報紙刊登《何賢先生訪問記》，內述鏡湖的發展計劃和柯麟院長婉辭薪津。

拍攝時間：1984年12月20日 左起：陳柏棠主任、梁秀珍秘書長、劉祖貽主任、柯麟名譽主席、饒不辱副院長、梁志輝副院長。

1996年12月20日，“東星號”械劫案疑犯陳桂清自台北解返澳受審。

1996年12月20日，新華社澳門分社社長王啟人發表專題文章，紀念澳門回歸倒計時3周年。

1997年12月20日，八佰伴重新開業，改名“ 新八佰伴”。

1998年12月20日，澳門各界同胞舉行多種活動，慶祝澳門回歸倒計時一周年。

蓮花紀念公園是一座以回歸為主題的新建公園，座落在新口岸綜藝館附近，原是一個空置地盤，約長一百二十米，寬九十米，總面積逾萬平方米，由前市政廳耗資八十一萬元興建，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廿一日動工，十二月二十日揭幕。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公園，仿如寬闊廣場，闢設花圃草地，種植樹木，豎立典雅燈飾，簡潔明快，視野開闊。園中央地台高築，形如花瓣，鋪砌麻石地板，平整光滑，中央棗紅圓柱基座上擺設中央政府贈送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大型金色雕塑回歸紀念品——“盛世蓮花”，形象突出，在陽光映照下，璀璨奪目；晚上配襯燈光，熠熠生輝。巨型雕塑“蓮花”，主體由花莖、花瓣、花蕊組成，青銅鑄造，表面貼金，重六噸半，連基座總高六米，亭亭玉立，冉冉綻開，花體最大直徑三點六米，造型美觀。圓形基座是由多塊棗紅色花崗岩石相叠而成，下設三級，形似蓮葉，代表澳門三島，象徵澳門“蓮花地”、“蓮花寶地”、“蓮花福地”。蓮花是澳門特區區旗區徽的圖案，而《香山縣誌》說澳門地貌似蓮花：“澳門唯一徑以達前山，南北一沙堤亘其間，徑十里，廣五、六丈，盡處有山拔起，附萼蓮蜷，曰蓮花山。”蓮花象徵澳門。蓮花公園之金蓮花盛放，生氣勃發，形態美麗，光彩璀璨，象徵澳門繁榮安定，經濟發展。蓮花紀念公園是一個新景點，金蓮花盛放，永不凋謝！

澳門回歸的時間是根據鄧小平先生的指示，本世紀末我們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其中記得有一輪中葡談判，葡萄牙提出澳門是否可以在2000年之後再回歸，因為是跨入一個新的世紀，中方說不行，因為本世紀末是在2000年以前，所以最後葡萄牙就提出了一個方案——我記得很有趣——提出能不能定於1999年12月31日最後一天，在12月31日舉行政權交接儀式，葡方第二天回去的時候就是新的世紀了，中國就可以宣傳是在本世紀末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葡方也可如願在新的世紀開始之後回去。後來中方談判說恐怕這也不是太合適，因為過新年了，大家都忙著，就沒有人注意到澳門回歸的事情了。他們提出將回歸日期定於1999年12月31日，中方不同意，總之最後就要在12月份完成，所以周南副部長就建議在12月20號把這件事情完成，葡方可以回去過聖誕節，因為聖誕節對外國人很重要，我們也可以在年底籌辦一些慶祝活動，最後雙方就達成了一致意見，所以1999年12月20日是商量的結果，不是基於歷史上的原因。你可以定在18日，也可以定在25日都可以，因為這是一個雙方協商的結果，同時這也正符合鄧小平先生說，本世紀末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指示。

1999年12月19日深夜，中葡兩國政府舉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20日零時整，澳門回歸祖國。

1999年12月19日午夜，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國務院副總理錢其琛、外交部部長唐家璇、行政長官何厚鏵等出席澳門政權交接儀式。

1999年12月19日午夜，國家主席江澤民與葡萄牙總統桑帕約出席澳門政權交接儀式。

澳門政權交接場館是一座臨時性質建築物，美輪美奐，造型獨特，外牆採用透光材料興建，晚上燈光璀璨，外觀仿如一個中式大燈籠，宏大莊嚴。澳門政權交接場地原定設在新口岸新填海新建的澳門文化中心，據說因地方不敷應用，前澳葡政府改在文化中心側的公園地段，耗資逾六千萬元臨時建設新場館，一九九九年五月間展開工程，十二月完竣，建築宏偉，佔地六千平方米，高二十米，可容二千五百人，除大禮堂外，還設有輔助室、接待室及傳媒專用區。這座建築物雖然採用堅固耐用建材，但原設計卻是非永久性應用的，待交接儀式完成後便拆卸，恢復公園部份。其後，居民認為場館象徵本澳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掀開歷史新一頁，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紀念價值，應該保留下來，如果將它拆卸，未免可惜及浪費公帑。於是，特區政府有關方面決定暫時闢作“瑰寶展”場館，對外開放，展出內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香港特區送贈澳門特區政府的珍貴禮物，為期三個月，讓居民和遊客在觀賞展品同時，也可參觀這座歷史性建築物，見證澳門回歸重要歷史事件。場館除了陳列精美禮品部分外，原來佈局基本不變。在館內徜徉，可以重温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零時零分中葡兩國政府在此舉行澳門政權交接儀式大典的歷史時刻，令人心潮澎湃。這座建築經香港及內地專業人士進行學術性研究後，認為場館不宜作永久保留，特區政府決定將之拆卸，改建公園。

1999年12月2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喬曉陽、李成俊分任正副主任委員。

拍攝時間：1999年12月20日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許下莊嚴承諾。

1999年12月20日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澳門政權交接儀式會場莊嚴升起——四百多年的遊子，終於回到母親的懷抱。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特區首屆立法會主席曹其真率全體立法議員宣誓。

1999年12月20日，澳門民間也舉行一系列大型活動，熱烈慶祝澳門特區成立。

1999年12月20日，中午，解放軍駐澳門部隊500官兵和71輛軍車經拱北口岸進駐澳門，沿途數萬群眾夾道歡迎。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

1999年12月20日凌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何厚鏵就任行政長官。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於1999年12月20日上午十時於綜藝館擧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慶祝大會”。壓軸節目是展示國家主席江澤民為慶祝特區成立而作的“開創澳門新紀元”題詞卷軸。

1999年12月20日十二時，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進駐澳門特別行政區，三萬多名市民夾道歡迎。進駐部隊的官兵約五百人，分乘十輛輪式裝甲車和六十輛各型汽車，歷史性地經過關閘進入澳門，在澳門特區警隊交通指揮車帶引下沿著馬場大馬路、東北大馬路，勞動節大馬路、友誼大馬路，於中午十二時卅分抵新口岸營地——龍成大厦，完成了駐澳部隊進駐澳門的歷程，並掀開了履行澳門特區防務職責的歷史一頁。圖中可見，車輛上並掛着“祝願澳門明天更加美好”的標語。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首屆政府主要官員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職，由行政法務司陳麗敏領誓，行政長官何厚鏵監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首屆立法會23名議員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職，由曹其真領誓，行政長官何厚鏵監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何厚鏵在朱鎔基總理的監誓下，宣誓就任澳門特區首任行政長官。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

為澳門回歸做準備中的其中三個關鍵性的問題，又叫“三大問題”、“三大難題”。那麼，首先就是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首先是人才，另外根據《澳門基本法》第63條規定，在澳門通常居住連續滿15年的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才能夠擔任澳門特區的主要官員。澳門過去普遍受教育的程度比較低，受過高等教育或者受過更多教育的人相對來說比較少。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用各種各樣的辦法，培養了一些人，這就是為澳門回歸的人才本地化做準備。第二是法律本地化。剛才講到高度自治就需要很多落實法律或一些執法的人，葡萄牙人走了以後，我們澳門人誰能夠來做這些事情，這是個大問題。儘管如此，在籌備的過程當中，這都是必須要解決的。到了回歸那一天，澳門的人就得要有、就得要就位，這就是在過渡期必須要解決的三大難題之一的第二個。第三就是語言問題。相對來說好一點，但也不容易，因為過去所謂的公文都是葡文，現在《基本法》規定葡文和中文都是正式語文，但是你真正到了澳門辦事的時候，有多少人能懂葡文？有多少人可以用葡文辦公？說實話，由於歷史的原因，澳門受過比較多教育的人是比較少的，基礎就是這樣的，所以在過渡期內儘管如此也要解決問題，又要有人才將來能當上公務員，又要在語言上實行雙語，這樣一進入到99年12月20日以後，中國人能夠開張，特區政府能夠開張、能夠辦公，事實證明中國人能幹，三大難題都逐一解決了。

1999年12月20日凌晨，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在澳門綜藝館隆重舉行，首屆行政會10名委員走上主席台宣誓就職，由唐志堅領誓，行政長官何厚鏵監誓。

1999年12月20日，凌晨零時，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在政權交接場館高高升起。江澤民主席發表重要講話。凌晨2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儀式在綜藝館舉行。凌晨3時行政會舉行首次會議，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會議。凌晨3時許，立法會舉行首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回歸法》等11部法律；早上8時，特區政府總部門前升起第一面國旗和區旗。中午12時，解放軍駐澳門部隊經關閘進駐澳門，數萬澳門居民夾道歡迎。各界慶回歸委員會舉行迎回歸大巡遊。

2001年12月20日，《特區政府公報》刊載首次授勳名單，馬萬祺、唐星樵等36人獲殊榮。2000年2月1日，特區政府首次舉行“勳章、獎章及獎狀頒授典禮”。

2000年12月20日，特區政府舉行隆重慶祝大會，慶祝澳門特區成立一周年，江澤民主席出席並發表講話。

2003年12月20日，特區政府舉行盛大酒會，慶祝特區成立四週年。

2004年12月20日，胡錦濤主席在慶祝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5周年暨第二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評價澳門特區成功實踐“一國兩制”並提出“四點希望”。

2004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年暨澳門特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圖為第二屆行政會成員宣誓，由行政長官何厚鏵主持監誓。

2004年12月20日，澳門特區政府在澳門文化中心舉行“慶祝澳門回歸祖國五週年暨澳門特區第二屆政府就職典禮”。圖為第二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行政法務司陳麗敏領誓，國家主席胡錦濤主持監誓。

俯瞰關閘邊檢大樓和關閘廣場

祈福法會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

祈福法會在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

2009年12月20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宣誓就職，由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

2009年12月20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圖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主要官員和檢察長在行政長官崔世安帶領下宣誓就職，由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

2009年12月20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圖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行政會委員宣誓就職，由行政長官崔世安監誓。

2009年12月20日，慶祝澳門回歸祖國十周年大會暨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禮在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宣誓就職，由國家主席胡錦濤監誓。

澳門最早的地區性坊會是1950年代成立的望廈、青洲、台山街坊會。至1982年，澳門先後成立了24個區域性坊會。進入1980年代，澳門面臨即將回歸祖國的歷史機遇，為了加強聯繫與團結，各區坊會加緊籌備成立街坊總會。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中國，成立特區，實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這一偉大的歷史轉變，吸引了海內外華人的注目，將澳門文學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由“回歸熱”帶動的 “文學熱”在1999年底到達頂峰，隨之迅速冷卻。具體表現為某些重要的文學社團（如五月詩社）走向沉寂、部分作家逐漸淡出文壇（如陶里於1999年移居加拿大之後便鮮少出現在澳門文壇了）以及文學研討活動的急劇減少，澳門文學進入發展的成熟冷靜期。當然，“冷靜”並非“冷寂”。回歸之後，在官方力量和民間力量的共同推動下，文學出版顯著上升， 呈現出穩健發展的興旺局面。

最早在澳門文學名家之林出現的是湯顯祖。湯或在1591年十月中旬曾到澳門，有《香墺逢賈胡》等詩。此外，湯也於《牡丹亭還魂記》劇中第六齣和第二十一齣中多番提到澳門三巴寺。明末又有擅畫馬的詩人張穆，有《登望洋台（己亥）》一篇，作品有遺民寄意的味道。明末清初，澳門頗多忠於明室的遺民詩，寄託了孤貞不屈之志，乃此時期遺民澳門詩的風格和特色。

在澳門這座擁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城市中，街名作為城市文化的重要載體，不僅反映了城市的地理特徵和歷史變遷，更承載著居民的生活記憶和情感紐帶。每一條街道的名字，都像是城市歷史長河中一枚枚印記，記錄澳門的發展軌跡和人文故事。由於歷史、文化、地理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澳門存在不少容易混淆的街名，這不僅給市民日常生活增添了些許困擾，也讓遊客在遊覽澳門時容易產生困惑，影響了他們的旅遊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