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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元年(1736年2月12日-1737年1月30日)9月17日,停泊於黃埔的法蘭西船大班地里亞氏貳(M.Devulaire)帶著該船船主及船員在黃埔看艙。18日中午,幾位法國人上岸至侖頭村一帶打獵。其中務美獵槍走火,打傷鄉民莫倫志,後醫治不愈而死。同時受傷的還有法國人秀花也氏和照伊本,後秀花也氏也因傷重而死。廣州地方官聞訊趕來,堅持要求交出兇犯,並將其關進監獄。12月21日,番禺縣知縣審訊此案,法國大班地里亞氏貳亦被傳至庭,並命令其下跪。翌年1月4日,進行了第二次審訊,並將大班地里亞氏貳及務美也監禁起來。1月6日,其二人得釋放。據說,這是通過賄賂兩廣總督鄂彌達而實現的。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1卷,第251頁;《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鄂彌達奏複莫倫志案查系誤傷不便因此不准洋船灣泊黃埔摺》,第183—184頁。
清嘉慶二十年(1815年2月9日─1816年1月28日)9月18日,香山知縣馬德滋下諭理事官:澳門地方,華夷雜處,西洋夷人每年輸納租銀515兩建屋居住。遇有倒塌,照例報明勘驗,方准修復。不得於舊有鋪屋之外添建一椽一石。查得近日澳門沿海一帶地方,竟有居民私自占築,或借向夷人輸納租銀數錢,即串同修砌,若不查究辦,將來愈築愈多,不獨官地已為民占,更恐滋生事端。諭令到澳門地保余有功、史文機、劉德高,立即協同澳門紳士趙允菁、葉恒澍等,速即查明沿海一帶各居民鋪屋情況,限五日繪圖列折,稟覆本縣,以憑親臨查勘押拆。《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馬德滋為催飭查明澳門沿海一帶民人私築鋪屋以憑押拆事下諭理事官諭》,第51頁。
咸豐元年(1851年2月1日─1852年2月19日)9月18日,卡布拉爾主義體制倒台後,澳督賈多素已官場失意,被“委以重任”為藉口免去澳督職務。賈多素從履任到卸任前後僅8個月。任內他力除時弊,撥亂反正,竭盡全力改善澳門的狀況,為公共開支尋找財源,在重重阻礙中,儘量保證公共開支。但不幸的是,他的努力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澳門的大部分公務員懶散與麻木不仁,而官員們又不支持他的工作。政府開支龐大,講究排場,積重難返。他遺憾地表示:有礙體面的“白鴿票”,“罪惡賭博”的番攤,對應自由買賣的生活必需品實行專賣,這一切竟是國家工作人員賴以維持的“罪惡根源”。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0頁;卡爾德拉:《札記》第256頁及澳門總督於1851年8月20日致海事及海外部D號機密文件,葡萄牙海外歷史檔案館,二部,澳門,1851年函盒,轉引自薩安東:《葡萄牙在華外交政策:1841—1854》,第207頁。
咸豐二年(1852年2月20日─1853年2月7日)9月18日,澳門議事公局向總督吉馬良士請求,准許發行一次彩票,籌集維持議事公局小學的辦學經費。20日,澳門議事公局獲批准每年可發行一次彩票,以籌集維持所辦小學的經費。據《華友西報》1853年2月14日刊登澳門彩票廣告可知,澳門彩票設計的目的是將贏利的15%扣除交政府司庫作為公共工程的費用。每張彩票為2西班牙元,1元可以購得半份。彩票的批准發行,由澳門地區大法官塞克拉‧品篤、指揮宮佩得羅‧布伊(António Pedro Buys)和管理華人事務宮勞倫索‧馬葵士簽署。Manuel Teixeira, A Educação em Macau, p. 41; 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114頁;The Friend of China, February 23rd, 1853; Vol. 12, No. 16, p. 62.
光緒三年(1877年2月13日─1878年2月1日)7月15日,海軍上校若奧.斯卡尼西亞被澳門團體選為葡萄牙國會議員。1878年10月13日,斯卡尼西亞再次被澳門團體選為葡萄牙國會議員。1880年1月11日,斯卡尼西亞第三次被澳門團體選為葡萄牙國會議員,先是,上年12月28日澳門居民在議事公局集眾選舉葡萄牙國會議員,根據1859年11月23日法令之33款,選舉議員,必須獲投票人數的51﹪,方能當選,是次投票未合此數,故於本日再選。1881年9月18日,斯卡尼西亞第四次被澳門團體選為議員。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08、211頁。施白蒂:《澳門編年史:l9世紀》,第218頁;《澳門政府憲報》1880年1月3日第l號。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9世紀》,第223頁。
民國二十年 (1931年1月1日-1931年12月31日)9月18日,日軍侵佔瀋陽,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爆發。消息傳至澳門,反應極為強烈。次日,所有報章頭版頭條予以報導。澳門粵華、崇實、尚志等中學,漢文、宏漢、鏡湖、孔教、蔡高等小學紛紛舉行周會、時事會,向學生宣講事變真相。宏漢校長鄭谷詒作《致義勇軍書》,義憤填膺,鏗鏘有力,全體學生背誦,勿忘國難當頭。由中華總商會、同善堂、鏡湖醫院、中華教育會等四大社團發起成立“賑濟兵災委員會”,以多種形式籌款,各界同胞立即響應。鏡湖醫院醫生護士、岐關車路公司職員紛紛一次性捐出全月工資,有的甚至聲言捐輸直到抗日勝利為止。但澳門政府為體現中立原則,限制社團以“抗敵”、“抗日”為名,且所有籌募活動必須事先申報,獲准後方能進行。1940年春季之後,澳門政府甚至不允許進行一切戶外籌集和宣傳活動,只准戶內非公開籌集,致使澳門境內除得到政府支持或經濟實力雄厚的上層人士組成的社團外,許多救亡賑難團體於1940年春之後陸續停止活動。陳大白:《天明齋文集》,第144—147頁;劉羨冰編著:《澳門教育史》,第64頁。按:關於澳門“中立”時期民間救亡賑難團體概況,詳請參見婁勝華依據1937年11月至1945年9月《華僑報》資料統計形成的相關表格。 (婁勝華:《轉型時期澳門社團研究:多元社會中法團主義體制解析》,第70—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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