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十九年(1540年2月8日─1541年1月26日)6月2日，平托乘坐的法里亞•索薩(António de Faria de Sousa)的船隊來到海南島的卡莫依海灣(Camoy Gulf)，這是一個為明宮廷採集珍珠的地方，他們冒充暹羅商人進港，當地人見他們是外國人，不懂當地的習俗與法律，立即勸他們離開。根據廣海都統的規定，這裡只允許採珠船進出，其餘船隻只要被發現，立即燒毀船隻，處死來人。費爾南•平托：《遠遊記》第44章，第126─127頁。

萬曆十七年（1589年2月15日─1590年2月4日）6月2日，福建巡撫周窠上奏，認為沿海居民，勾引倭夷，劫掠商船，建議定限船之法，對於各國的船隻限定數量，並且根據船的大小和貨物的多少徵收稅銀。後兵部採納了其建議，“東西兩洋，各限船四十四隻”。《明神宗實錄》卷210，萬曆十七年四月丙申。

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2月16日─1609年2月3日）6月2日，教宗保祿五世（Paulo V）再發敕令，允許托缽修會的修士們任意選擇路線到達遠東，開始打破葡萄牙遠東保教權。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耶穌會傳教士》，第218頁。

崇禎九年（1636年2月7日─1637年1月25日）5月，葡將高丁紐．卡滑嘉（Don Francisco Coutinho Cavaca）率領裝備精良的大船20艘、小船5艘自果阿航抵馬六甲，欲保護新加坡海峽通道。荷人聞訊，立即派遣副司令鐵包德（Orlando Thibault）率戰艦3艘駛抵馬六甲附近，監視葡艦之活動。6月2日，兩軍相遇，雙方激戰，均遭重創。然葡方損失遠比荷方嚴重，葡將高丁紐．卡滑嘉中炮身亡，葡軍與黑人之死傷者不可數計，最終的結果是荷勝而葡敗。自此，葡方大船駛往馬六甲者，已極困難。稍後荷將洗蒙士（Cornelis Symonz van der Veer）又截獲一艘自澳門駛往馬六甲的葡船，得船上貨物計34000盾，悉歸荷公司沒收。又有自那伽缽亶那（Nagapattana）駛往馬六甲的5艘葡船為荷船攔截，其中4艘逃逸，1艘為荷人所捕。船上所獲布88箱，米50噸，全為荷公司沒收。7月，荷葡雙方又展開兩場海戰，葡方損失戰船10餘艘，被俘者達數百人。8月15日，荷人又截獲葡船1艘，馬六甲出使望加錫的葡使亦被俘。葡人完全無力控制馬六甲海峽。張禮千：《馬六甲史》第2章，第203—204頁。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1月21日－1652年2月8日)6月2日，澳門華人神父杜亞爾特•費雷拉( Duarte Ferreira )在澳門逝世。杜亞爾特•費雷拉，1593年生於澳門，1625年在澳門入初修院，其他事跡不詳。 榮振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補編》，第221頁。

康熙四十年（1701年2月8日－1702年1月27日）6月2日，從果阿出發的“白雪聖母（Nossa Senhora das Neves）”號船抵達澳門。船上載有首任帝汶及索洛總督科埃略•格雷依羅及隨行的50名軍人，另外還有50桶火藥、20箱滑膛槍子彈以及200箱四到六磅的炮彈。帝汶總督格雷依羅到達澳門後，又招募了32名士兵，購買了200擔稻米，租賃了“聖佩德羅（S. Pedro）”號和“聖安東尼奧”號兩艘船前往帝汶。隨行的還有澳門上尉索薩•加奧（António de Sousa Gaio）。1702年1月20日帝汶總督的船隻離開澳門前往帝汶。Humberto Leitão, Vinte e Oito Anos de História de Timor, 1698—1725, p. 14.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1月30日－1711年2月16日）6月2日，下午，澳門所有教會領袖教長和一些元老彙集到總督戴冰玉的住宅，試圖說服他放棄迫使學院交出躲進聖保祿學院並被他免職的議事會人員，因為這一事件造成的巨大混亂和不安威脅本市安全。耶穌會神父馬爾科（Marco）和總教長以強有力的理由說服總督下令撤出了包圍聖保祿學院的士兵。儘管戴冰玉下令撤走了包同聖保祿學院的哨兵，衝突卻沒有結束，城市因而分成兩派，有兩個議事會運作：一個是在議事亭掌權的議事會，另一個則是被總督解散現在在聖保祿學院和耶穌會神父們在一起的議事會。本月6日，總督召集全體市民選舉空缺的法官，先後選出若奧．蘇亞雷斯（João Soares）、老俾利喇（Manuel Pereira）和安東尼奧．比涅羅（António Pinheiro），但他們當選後均陸續躲進了聖保祿學院，於是法官的職位繼續空缺。施白蒂：《澳門編年史：16—18世紀》，第80頁。

清嘉慶七年（1802年2月3日─1803年1月22日）5月29日，英國“乾哪打（Canada）”號貨船遇風漂回潭仔，6月2日入媽祖閣前灣泊。該船船主威林‧堅臣(William Jackson)向澳門議事會求備房屋，起貨修整。葡萄牙當局非常樂意幫助，並准許將倉貨卸下，將船拖拽上岸修理。《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下冊《香山知縣許乃來為飭查明遭風入澳之英國船乾哪打貨船事下理事官諭》，第760頁；馬士：《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2卷，第700—701頁。

清嘉慶九年（1804年2月11日─1805年1月30日）6月2日，協助出洋抓捕海盜的澳門西洋船，在九澳洋面抓獲盜匪10名。《清代澳門中文檔案彙編》上冊《香山知縣金毓奇為提解番船所獲海盜事下理事官諭》，第485頁。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日，兩廣總督百齡等奏報控制澳門方略：澳門為番夷錯處交易之地，控馭防護，最關緊要，而虎門、蕉門等處海口，為省城中路內外洋扼要處所，守禦更不可稍形疏漏。臣韓崶於署總督任內前赴各該處查看形勢，百齡上任後，亦即親赴澳門、虎門一帶詳悉覆勘，茲複率同藩司衡齡、臬司陳若霖、督糧道章銓，及府縣將備各員，相度機宜，悉心核議。澳門距廣州府屬之香山縣城一百四十五里，東西南三面枕海，惟北面陸路可通縣城，向來西洋夷人在澳門設有炮台六座，系該夷自行居守。由縣至澳，山路曲折，至前山寨地勢開展，建有土城，居民稠密，其寨外左右河路，均與環澳之海面相通。迤南有沙脊一道，名曰蓮花莖，向有關閘一座，障以石垣，設門以通行旅。其關閘外三里許，即系入澳之三巴門。規其水陸險要，形制天成，以前山寨而控澳門，實有附脊扼吭之勢。舊設同知一員，管轄海防營把總二員，水師防兵九十名，又由香山協派都司、千總各一員，兵丁七十九名，駐紮協守，嗣因香山協副將頻年出海緝捕，歷任都司調赴縣城經理營務，遂致前山衙署全行傾圮，即關閘亦僅派兵二十八名在彼巡查，地要兵單，殊非慎重邊防之道，必須設立專營，內護香山，外控夷澳，始足以壯聲威而昭體制。請改設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水師千總一員、把總二員、外委二員、額外外委二員，招募眷兵馬步戰守四百名，分左右二哨，作為前山營。其遊擊、守備，駐紮寨城鎮守，均改為陸路題缺；派撥把總一員，帶兵六十名，專防關閘汛地；外委一員，帶兵二十名，協防關閘外里許之望廈村。並將同知舊管之兵丁九十名，再添新兵十名，交水師千總督率；外委一員管帶，駕坐槳船在澳門之東西南三處海面往來巡查，統歸遊擊管轄，就近隸左翼鎮兼轄。庶幾規模整肅，鈐束分明，於邊防益昭嚴密。其原派香山協之都司、千總兵丁全行撤回，仍歸原營差操，亦可免顧此失彼之慮。所有新設前山營遊擊、守備各一員，查有潮州平鎮營之遊擊、守備堪以移駐，其千總一員，請於撫標右營移撥把總二員，請將原設之海防營把總撥歸外委二員，請於督標中營移撥額外外委二員，俟招募新兵操演純熟，即於本營撥補。至平鎮營原設遊擊，擬以三水營都司改駐，其三水營都司原缺，擬以潮州城守營守備改駐，該二營事務較簡，量為改撥，均足以資彈壓。如此一轉移間，俸餉各仍其舊，而於營制亦不致窒閡矣。《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百齡等奏覆籌議控制澳門添設營汛並酌建炮台各事宜折》，第739—742頁。

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2月14日─1810年2月3日）6月2日，為進一步加強對廣州與澳門對外貿易的管理，兩廣總督百齡制定與頒佈《華夷交易章程》：一、外夷兵船應停泊外洋，以肅邊防也。查，外夷來廣貿易，先將貨船停泊伶仃等處外洋，報明引進黃埔河面，以便查驗開艙，從不許護貨之兵船駛入內港。近年以來，漸不恪守舊章，應請嗣後各國貨船到時，無論所帶護貨兵船大小，概不許擅入十字門及虎門各海口，如敢違例擅進，經守口員弁報明，即行驅逐，一面停止貿易。庶邊防嚴肅，該夷人等不敢萌輕視之心。二、各國夷商止准暫留司事之人，經理貨賑，餘飭依期歸國，不許在澳逗遛也。查，外夷商船向系每年五六月收泊，九十月歸國，該夷商或因貨物未銷，或有行商掛欠未清，向准在粵海關請照下澳暫寓住冬，仍候行賑算明，即於次年催令回國。邇來該夷等競有在澳久居遷延不去者，名數較多，且種類不一，誠恐別滋事端。嗣後各夷商如銷貨歸本後，令其依期隨同原船歸國，不得在澳逗遛。即有行欠未清，止准酌留司事者一二名在澳住冬清理，責令西洋夷目及洋行商人，將留澳夷人姓名造冊申報總督及粵海關衙門存案，俟次年即令歸國，亦申報查考，如敢任意久住或人數增多，查出立即驅逐。三、澳內華夷宜分別稽查也。查，澳內西洋人房屋，自乾隆十四年議定章程，止許修葺，不許添造，嗣因西洋夷人生齒日繁，以致屋宇逐漸增添。至澳門華人，原議不准攜帶妻室，以杜販賣子女之弊。嗣因西洋夷目呈稱華夷貿易，惟賴殷實華人方足取信，若室家遷移，則萍蹤靡定，虛實難稽，是以住澳華人仍准攜帶妻室，安土重遷，亦難概令挈眷遠徙。惟澳內為地無多，華夷雜處，若不定以限制，恐日致蔓延，應將西洋人現有房屋若干、戶口若干，逐一查明，造冊申報，已添房屋，姑免拆毀，不許再行添造寸椽。華人挈眷在澳居住者，亦令查明戶口造冊存案，止准遷移出澳，不許再有增添。庶於體恤之中，仍寓防閑之意。四、夷船引水人等，宜責令澳門同知給發牌照也。查各國夷船行抵虎門外洋，向系報明澳門同知，令引水人帶引進口，近年競有匪徒冒充引水，致滋弊竇。嗣後夷船到口，即令引水先報澳門同知給予印照，注明引水船戶姓名，由守口營弁驗照放行，仍將印照移回同知衙門繳銷。如無印照，不准進口，庶免弊混。五、夷商買辦人等，宜責成地方官填選承充，隨時嚴察也。查夷商所需食用等物，因言語不通，不能自行採買，向設有買辦之人，由澳門同知給發印照。近年改由粵海關監督給照，因該監督遠駐省城，耳目難周，該買辦等唯利是圖，恐不免勾通外來商販私買夷貨，並代夷人偷售違禁貨物，並恐有無照奸民從中影射滋弊。嗣後夷商買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結，始准承充，給與腰牌印照。在澳門者，由該同知稽查；如在黃埔，即交番禺縣就近稽查。如敢於買辦食物之外代買違禁貨物，及勾通走私舞弊，並代雇華人服役，查出照例重治其罪，地方官徇縱，一併查參。六、夷船起貨時，責令洋行按股交易，不准奸夷私自分撥也。查，夷貨到粵，向系行商公同酌議貨物之貴賤，均勻承辦，不致彼此多寡懸殊。今年夷商司事者，競隨意分發售賣，內地行商因其操分發之權，曲意逢迎，希圖多分貨物，專售獲利。而奸夷隨意為肥瘠，有殷商而少分者，有疲商而多發者，以致年賑不清，拖欠控還者不一而足。嗣後夷貨到時，由監督親督洋行總商，於公司館內秉公按股簽掣，均勻分發，不得任令乏商影射，多買虧欠夷賬，庶足以照平允而杜爭端。《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1冊《兩廣總督百齡等奏酌籌華夷交易章程折》，第742頁。

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2月4日─1811年1月24日）6月2日，葡萄牙王室又頒佈王室敕令對澳門與巴西的自由貿易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即規定：只有在葡萄牙亞洲各領地船廠製造的船隻才可以享受自由貿易的特權。王室旨意在支持葡屬印度的造船事業，尤其是當時的達曼造船廠。但是，當時澳門市民擁有的船隻大部分都不符合這些條件。澳門當時已經選擇好航行巴西的“尤利西斯”號船也不符合這一條件，這艘船是買來的，去達曼訂造船只又來不及。澳門議事會只好向葡萄牙政府請求以特批的名義恩准一次“尤利西斯”號船航行巴西，最後獲得了批准。對澳門來說1810年的王室敕令產生了多方面的積極效果：一是為葡萄牙商人找到了一條利用中國商品的外銷優勢而獲利的出路，為處於徘徊中的澳門經濟帶來一些活力；二是使澳門商人擺脫了果阿的束縛，長期以來，澳門商業利益一直從屬於果阿，葡印政府強令去葡國或印度的澳門商船入泊果阿並繳納關稅；三是將澳門─果阿─里斯本的傳統航線變為澳門─巴西─里斯本的航線。Arquivos de Macau , 3a série, No.11, p.281, pp.36─38. 雷戈（António da Silva Rego）：《澳門與巴西的直接關係：一個不可實現的夢想？》，載《文化雜誌》第22期，1995年。張廷茂：《明清時期澳門海上貿易》第5章，第310頁。

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1月25日─1812年2月12日）2月4日，葡萄牙攝政王頒布特許狀：“朕自決定，凡是來自中國的貨物進入巴西海關，只要是再出口到本國其他各個港口，而凡是屬於葡萄牙臣民的貨物並在本國船隻上運輸者，一律免稅，不再受制於果阿。但是每年必須向那里派遣一艘定期船隻，以運送同宗主國之間的信件。”6月2日又有一封詔書解釋免稅的問題：“這一規定只適用於居住在那個殖民地（澳門）臣民的貨物，而且船隻必須是朕在亞洲的領地船塢建造的。”葡萄牙通過規定企圖進一步發展在遠東尤其是在達曼的造船事業。1808年，澳門的商船都是完全在孟加拉製造的。通過1811年2月4日的特許狀，新的葡萄牙殖民政策得以擴大，同時確定對中國（澳門）開放：“朕決定，通過廣泛的特許來允許朕之臣民從事同在葡屬印度沿海、中國各港口、好望角的我國及外國的海灣、河流、島嶼、港口及葡萄牙、巴西、亞速爾、馬德拉、佛得角、西非沿海港口及其周圍屬於本王室的島嶼自由貿易航行。取消一年多來阻礙貿易繁榮的限制。”Arquivos de Macau, 3a série, No.11, pp.268—280.

清道光九年（1829年2月4日─1830年1月24日）6月2日，有小呂宋船頂補澳門第十四號額船“馬諾·哥斯達（Manuel Costa）”號返澳，帶回在小呂宋地遇海難的日本難夷長重郎、重五郎等13人。後委員送赴浙江，搭船回國。《明清時期澳門問題檔案文獻彙編》第2冊《兩廣總督李鴻賓等奏報委員將日本遭風難夷送赴浙江附搭便船回國折》，第203—204頁。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日，澳門擬創設華人墳園，管理事宜歸鏡湖醫院董事辦理。該墳園章程經澳門政府第50號札諭批准，規定第一等永遠墳，每穴價銀30元；第二等暫寄葬墳，每穴價銀2元，以五年為期。埋葬7齡小童，每穴價銀1元。倘買永遠墳為一家之墳，其價銀100大元。《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6月18日第25號。

光緒七年（1881年1月30日─1882年2月17日）6月2日，葡萄牙國王授予澳門華商陳六、何桂耶穌降生寶星勳章。《澳門政府憲報》1881年6月18日第25號。

光緒十年（1884年1月28日─1885年2月14日）6月2日，《澳門土生人報》發表一篇題為《葡萄牙與中國》的文章，作者意圖借助報紙提請澳門及葡萄牙政府的注意，不要失去澳門，同時促使葡萄牙儘快設法同中國簽訂條約，徹底解決兩國關係中長期存在的問題。作者在談到葡萄牙是否擁有澳門主權時指出：300年來，澳門一直為葡萄牙人佔有，但至今還沒有一項條約，一份能夠證明這種佔有權的文獻。葡萄牙是如何佔有這塊殖民地的呢？是通過割讓嗎？那麼是誰割讓的？是中國的哪一位皇帝把香山島南端的澳門半島賜給葡萄牙王室的？宣佈這種領土割讓的文獻又在哪裡？澳門是征服來的嗎？誰征服的？征服誰？葡萄牙曾否宣戰？宣戰的理由又是什麼？要確切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是拿不出任何證據的。然而，眾所周知且無可否認的事實卻是，中國只是容忍、准許葡萄牙人在澳門居住或貿易，而這種准許並非毫無代價，葡萄牙人不但要交納賦稅，還要履行其他苛刻的義務，這種情況直至前不久才告結束。Anexo do Oficio do Cônsul de Portugal em Xangai ao Ministro dos Negócios Estrangeiros（9 de Julho de 1884）, in A. V. de Saldanha, ed. , Colecção de 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as relações entre Portugal e a China, Vol. 4, p. 293.

光緒十一年（1885年2月15日─1886年2月3日）6月2日，兩廣總督張之洞上疏清廷，暫弛廣東闈姓之禁，以捐巨餉。疏稱：闈姓一事自光緒元年（1875）前撫臣張兆棟奏請申禁以後，奸民於澳門設局，輸資葡人，澳酋作護，官力遂窮。葡借此鉅資購船置炮，近且接濟法虜，窺伺省垣。為叢驅雀，有名無實。現經紳商具呈，如蒙弛禁，情願認捐巨餉，以六年為限，共捐洋銀四百四十萬元，五個月內先繳一百五十萬元。當經邀集省城大紳及各書院山長前赴明倫堂、團捐局面議。再三諮訪，僉謂可行。並據水、陸師提督呈稱，絕澳之援，增我之餉，無逾於此。繼言闈姓禁而不絕，有資敵、養寇、自耗、妨政、擾民等五害。有此五害，即無捐餉助軍之舉，亦宜解此虛懸之文綱，以塞切膚之漏卮。所有闈姓暫行弛禁一節，現已飭司局恪遵（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電旨妥為辦理苑書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l冊《奏議》1l，《籌議闈姓利害暫請弛禁折》，第296頁。

光緒二十年（1894年2月6日─1895年1月25日）5月15日，因省城、香港兩處有疔皰疫症流行，曾經傷斃多命，澳門政府頒佈告示防疫，所有由省城或港來澳之船及火輪渡船、人員均須查驗。由於香港疔瘡疫癘流傳愈發嚴重，6月2日，澳門政府再行頒佈《辟疫章程》，防範更加嚴密。要求所有船舶於指定地點泊岸；由關閘路徑來澳者，無論何人，均須經官醫驗視，方准入澳；並委養生醫局官醫六名分赴氹仔、關閘、船政廳，以便看驗來澳及登岸各客。西政務廳暨華政務廳所管理之坊約，須將本澳街道並住戶統行督治潔淨。6月8日，為能順利將華民居戶整飭潔淨，澳門政府以為本澳華紳襄理一切，最屬合宜，特飭設一公會，以資襄理。札委佩帶頭等寶星紳士何連旺為會長，周炳垣、黃普堂、關蕙田、羅逸雲、覃福田、梁連、朱鳴崗、高藹山、鄭侶彭、梁耀鰓、葉侶珊、岑俊臣等為副會長。《申報》1894年6月1日《澳門防疫》；《申報》1894年6月10日《澳門防疫》。《澳門政府憲報》1894年6月9日第23號。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2月8日─1903年1月28日）6月2日，法蘭西斯古‧蘇沙（Francisco Xavier de Sousa）辭去郵政署長之職，委任歐華里士‧阿爾瓦雷斯（Álvaro António Álvares）署理澳門郵政署署長。Luís Virgílio de Brito Frazão, História e Desenvolvimento dos Correios e das Telecomunicações de Macau, Vol.2, p.342.

民國四年(1915年1月1日─1915年12月31日)6月2日，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後，各地紛紛集會，號召“抵制日貨，勿忘國恥”，澳門僑民亦於本日在下環街育賢學舍召開國恥大會，抗議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到會者800餘人，由主席鄧珍國演說，略云：此次承認日本要求各件，實為彌天大辱，嗣後願我國民均存愛國觀念，認定貿易自由主義。同時，梁彥明、李君達、盧鹿湖、曾次崔等亦在澳門組織“抵制日貨救國會”，每星期日前往中山各鄉宣傳救國抗日。《申報》1915年6月3日；《梁彥明烈士紀念集》之郭輝堂：《梁彥明烈士年譜》，第14頁；劉羨冰：《世紀留痕：二十世紀澳門教育大事志》，第70頁。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廣州各界人士數萬人在東園召開全體國民大會。與會人士慷慨陳詞，痛斥澳葡罪行，主張收回澳門。會議還推舉代表在會後前往廣東政府請願。《(廣州)民國日報》1922年6月2日。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及5日，《華字日報》報導：澳門“五二九”事件後“商旅停業，頓成蕭條之狀。令華民皆逃往灣仔，蓋葵蓬而居。故灣仔現大有人滿之患。所有食品、蔬果，則由前山、石岐運往接濟”，“華僑多由關閘往香山，故來往關閘香山之人力車，平時只收費二毫。近已貴至數倍，且須預早先定，始有車輛。遷徙之多，可想見矣”。8日，《民國日報》稱“澳門全市蕭條，水道電燈俱絕，離去者七萬餘，留者不及十分之一”。《華字日報》1922年6月2日《澳兵槍殺華僑之省中要聞》及6月5日《澳門事變後之雜訊》；《民國日報》6月8日《八月澳門全市蕭》。

民國十一年(1922年1月1日─1922年12月31日)6月2日，孫中山大總統及廣東省省長伍廷芳在廣州接見澳門工會代表陳恨生、梁工俠，表示將盡力與葡人交涉，保護澳門僑民，並支持他們反抗葡兵槍殺華工的鬥爭。《(廣州)民國日報》1922年6月2日。

民國十五年(1926年1月1日─1926年12月31日)6月2日，國民黨澳門支部委員陳邦鎧向上級彙報的信稱：他發現“現有柯天泰、馮自由、陳廉伯、陳恭綬、陳廉仲、蔡鄉林、謝聖三、吳榮國、李國光等，系由孫傳芳、徐紹楨、鄧家彥等委任”，在澳門組織反共大同盟。陳邦鎧並建議“在本澳用本黨辦法，阻止澳門反共大同盟”。信件還稱：“柯天泰、馮自由等聯合土匪及失意軍人，更勾引灣仔商團戴麗達、楊於廷、戴鏡波、李熾南等，意圖不逞。連晚在南園酒店會議，其辦事地點則在南灣十一號柯安之寓中，馮自由亦在此間居住。查其對於工人方面，則有蔡鄉林宣傳一切。”陳邦鎧：《函報柯天泰、馮自由等現在澳門進行反共大同盟各情形》，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1926年5─6月，全宗號23，案卷號161。柯六住宅為南灣街三十一號，此處稱柯安宅在南灣十一號，疑為三十一號之誤。如不誤，則柯安當即柯天泰之名，故賭商柯六之子。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六月二日第三次值理常會會議錄，報告廣東第三區游擊獨立第十五中隊隊長吳飛俠函送隊員馬華到院留醫。抗日戰爭初期，中山縣各地都成立自衛隊、游擊隊等抗日組織。其傷員由各部門公函介紹轉送本協助治療。

民國二十九年 (1940年1月1日-1940年12月31日)6月2日，市政廳維修工程竣工並隆重舉行開幕典禮，修繕工程由瓦倫特‧德‧卡爾瓦略 (Valente de Carvalho)主持。新修後的大樓外貌並無明顯改變，其中主要變化是沒有了金字頂而採用天台代替，樓下和二樓的門窗都經過改裝。安放大樓正面的三角楣以澳門市徽取代了過去的王朝徽號。為確保大樓裝設的尊貴，樓內傢俬全是向香港著名的連卡佛公司 (Lane Crawford Co. )訂購的若奧四世 (João Ⅳ)時代的物品。其小教堂供奉錫耶納聖加大肋納 (Santa Catarina de Sena)，亦在祝福後重新開放。施白蒂：《澳門編年史：20世紀 (1900-1949)》，第282頁；古傑龍 (Beltrão Coelho)：《澳門市政廳大樓紀略》，第57頁。

1974年6月2日～4日，由江沙維（Maia Gonçalves）和李安道（Garcia Leandro）少校組成的葡萄牙武裝部隊運動代表團訪澳，以便評估政治局勢並親自解釋有關新秩序問題。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中學老師梁小姐：“其實‘停課不停學＇，變相就好像24小時工作的模式，因為第一，同事之間要協調溝通，IT（資訊）同事要線上支援我們去處理教學、功課的事項，第二就是學生也變到會24小時問老師有關功課安排，如：明天的功課是否要交、什麼時候要交、用什麼模式交，其實老師也要在網上與學生交代如何交功課等，所以（措施）實施了兩個星期，大家都在摸索用什麼模式，也在調整步伐，因為我也見到局方都勸籲（教學）內容要較溫故知新，要用活潑、輕鬆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在摸索‘停課不停學＇的概念究竟該如何操作。”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有關學習進度方面，教育暨青年局強調停課期間學校可因應實際情況，適當提供學習內容，彈性處理不同教育階段學生的學習所需；而停課期間的學習內容，不進行測驗及考試，亦不計分。復課後，因應疫情的停課日數，不主張於一段時間內補回或壓縮教學，局方代表表示整個教育階段時間充裕，本澳優勢是“一條龍”教學，學校可規劃教學進度，在下一學段補回關鍵內容。如學校自行評估認為有需要補課，可以考慮延長學年時間；倘學校安排學生進行補課，宜以輔助保底方式處理，最終以學校自主為原則。此外，就疫情的發展，局方對復課安排有不同的預案，如果疫情使該學年無法復課或個別階段無法復課，局方傾向於給予學生升班，有關相關意向，收到學校的意見都表示認同。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有關校園的防疫措施，各校均嚴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復課指引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園、加強校園衛生和進行復課演習，學校教職員及跨境學生均通過核酸檢測；此外，學生要配戴口罩，並在進入校園前消毒雙手、準備健康聲明和體溫檢測等，整體運作順暢。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有關校園的防疫措施，各校均嚴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復課指引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園、加強校園衛生和進行復課演習，學校教職員及跨境學生均通過核酸檢測；此外，學生要配戴口罩，並在進入校園前消毒雙手、準備健康聲明和體溫檢測等，部分學校更設置隔離觀察區處理有身體不適的師生。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有關校園的防疫措施，各校均嚴格及有序地按照教育暨青年局的復課指引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包括消毒校園、加強校園衛生和進行復課演習，學校教職員及跨境學生均通過核酸檢測；此外，學生要配戴口罩，並在進入校園前消毒雙手、準備健康聲明和體溫檢測等，整體運作順暢。

澳門新冠肺炎疫情開始時，各中小幼學校正值農曆新年假期，鑑於疫情形勢嚴峻，為防止疫情進一步蔓延，政府宣佈無限期停課，並實施停校不停學措施。經過多番波折，超過13,000名高中生最終於5月4日復課；約14,000名初中生於5月11日復課；約16,000名高小學生於5月25日復課；18,000名初小學生則分別於6月1日和6月2日復課。